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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紐約白色派”五人之一的彼得•埃森曼在西班牙加里西亞文化城設計創作上，略去文脈和傳統致力于研究系統本身，運用獨特的純符號創作方法，研究并不與外界事物相關聯，力圖省去所有在交流層面上的因素，使作品本身成為獨一無二的信息源。我們面對這樣的作品本身除了認為是一棟建筑外就不能再說出些什么，對我們而言就像是一個天外來客。普利茲克建筑獎得主扎哈•哈迪德設計的德國VITRA消防站也同樣采用純符號的創作方法，對于功能與形式進行了新的思考，省略了文脈忽視了交流。中國中央電視臺新大樓的設計者雷姆•庫哈斯直面記者時說道：“無論你站在哪里，從任何一個角度觀看，它都不一樣，設計中逃脫簡約的束縛。他表示，在具體的建筑作品設計上，有復雜性也有多種可能性，試圖設計的正是具有深度的，帶有不確定身份特征的建筑。”這種將句法學的觀點錯位使用在現實建筑創作意念中獲得非凡的成功。當然，這種創作方法可能導致作品排除文化屬性、容易忽視功能與實用目的，從而使作品走入文化的沙漠，這一觀點違背了符號是人類生命體驗形式的具體化原則，也背叛根本的人性倫理思想。（圖1、圖2、圖3）

1語義的呈現方式———走出古典、現代與傳統的中和

根據符號學的觀點，語義學研究的是指示物與所指物之間的關系，以及能指究竟是否能指示所指。由于建筑設計師的創作過程基本上是人類生命體驗形式符號化過程，即以其內在的主觀思想（經驗的和體驗的）去看待設計創作，創作就始終與外界問題關聯，因此，設計創作總是沿著語義學的路線來進行。即使在設計元素的不同組合上，通常也是按照慣例來發生關系，常規慣例主要是關聯到外界問題的解決。這種創作方法通俗地來說是借助現代學派的一般性認識，利用對立物的關系來解決建立在符號學意義上的構成問題。關注建筑作品與歷史文化、繪畫藝術、大自然的聯系，使得作品與環境文脈產生必然關系，這是語義學把作品本身當作意指系統來對待的觀點。這種創作方法在建筑設計上體現的集大成者為美國后現代主義建筑師邁克爾•格雷夫斯。

格雷夫斯作品的深層結構基本沿用了語義學的思路，“使用種種特殊形式諸如隱喻，乃是將一個能指的形式從一個恰當的所指轉換到另一個能指上去，因此將含義賦予后者；也運用換喻即將一個所指的特定屬性去代替常用的所指”。在格雷夫斯的作品中，成對的概念以其共同性及互異性相聯系著。一方面是浪漫的和感性的，另一方面是抽象的和概念的。他就雙項對立物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一個原則，即任何事物只有在對于其他事物時才取得了所屬含義，這種辯證的觀念我們很容易接受，既然含義在兩個元次上做表達，那么意指同樣也只能在這兩個元次中展開。他在美國波特蘭大廈的設計創作中，無論豎向還是橫向的立面三分所形成的色彩體塊分離，都是格雷夫斯按照兩個一對的理論基礎系統來實現的，體現了建造空間復雜的創造活動與簡單的識別活動的差異性。而許多建筑設計師認為這只是古典建筑的異化，實際上是人們無意顛倒了順序的關系。著名建筑大師羅伯特•文丘里在栗樹山母親住宅的設計中也運用了相似的隱喻式語義創作手法。

在微不足道的小房子上設計了古典山墻的對稱構圖，在有效保證實用功能和建筑形式的基礎上，讓使用者心理感受到一種相互對立和相互矛盾的私人居住空間，似乎使“母親住宅”的建筑設計方法和文化語義屬性被認定為含混的、模糊的以及任意的。當代建筑設計批評家在闡釋“母親住宅”時，它往往被界定為“丑陋和平淡”的美國傳統餅干盒式設計結構與復雜自由形態內部裝飾的完美結合，也隱喻表達了它對家族觀念的認同和傳統文化的繼承，從而體現了后現代主義設計理念的意趣性。而在建筑理論界和設計界研究栗樹山“母親住宅”案例時，對建筑內部空間設計的深入探析不多，更多地討論了建筑外部的設計風格，這也恰巧驗證了符號學理論在建筑設計創作中的有效運用。（圖4、圖5）

2語用的實踐理念———穿越時空、強調歷史但絕不復古

一般而言，設計師所提到的符號學是就語用學意義而展開的。語用學是查爾斯•莫里斯的又一概念，它是指“涉及符號出現在表現于其作用過程中的起源、（由實際創造他們的那些人）使用和（對解釋他們的那些人）影響”，它是研究整個符號體系發生過程及實用效果，是語義學與句法學的總體概念。引用到建筑創作方法上，句法學關注的只是創作構成法，語義學強調作品的美學要基于人類文化基礎上。這就牽涉到現在設計師們所面臨一個具有爭議的問題，即如何在地域遺留氣氛中創作建筑作品，如何讓創作的建筑作品放在現有人文景觀中無可挑剔？語用的建筑創作方法給出了答案：一是被設計的作品應該作為原文化的延伸而不是反對。如果不是原文化的延伸亦或者是反對了原文化，那么就失去了作品存在的文化土壤，割裂了歷史與現實的意義，一個割裂了歷史的作品往往得不到時間檢驗。二是通過對形式與功能的刻意布置讓解讀者向創作者設計方向去感受。從作品閱讀者的直接感受入手，去引導解讀者按照設計師的暗示去感受，而不是胡亂堆砌作品讓解讀者去胡思亂想。三是強調歷史但絕不是復古主義。在這點上相對比較復雜，因為強調歷史與復古主義的度往往是難以把握的。強調歷史元素的痕跡過重往往就會被理解成復古主義，復古主義與強調歷史就其本身而言沒有明顯的界限。所以很多設計師都會考慮到這一點，在進行創作的時候盡量結合現代材料、古典構圖或部分歷史圖案。

在語用的建筑設計創作方面，當代大師貝聿銘在進行蘇州博物館新館的創作過程中，首先確定了“中而新，蘇而新”的設計理念，大膽而巧妙地讓傳統思想與創新理念融合。蘇州博物館的建筑設計考慮其地理位置與地域文化，融合了中國古典蘇州園林中的通透感受，這種內外合一把建筑的實體與空間自然融合的方式，可以豐富空間的層次和對景物的感受，使其與蘇州的文化氛圍和城市印象相協調。通過將蘇州傳統元素的重新表達，設計在體量、色彩、形態等方面保持了文化神韻，整體外觀設計強調對傳統視覺感受的融合，但絕不是簡單的復古或模仿。在新館建筑整體構造上，主要運用了石材、玻璃和開放式鋼材取代了蘇州傳統建筑的木質材料，屋面結構運用了幾何構成形態的斜坡屋頂，使其傳承了蘇州城內古建筑縱橫交錯的斜坡屋頂，又突破了中國傳統建筑“大屋頂”在采光方面的制約，充分體現了“讓光線來做設計”的理念。蘇州博物館新館的建筑群用深灰色墻邊、屋頂與白色墻體相互裝飾，讓具有現代幾何造型建筑形態融入了江南傳統園林獨有的審美意境。運用語用學的建筑創作方法是結合現代技術手段基礎上對傳統的尊重和延續，通過設計作品本身散發出傳統與現代時空穿越的融合交匯。

3結語

符號學理論與實踐興起于上世紀70年代，盡管它的發展過程才數十年，但其內容豐富而復雜，由于認識上的原因，我們只能對它的起源、發展及其作用進行淺顯的研究。用符號學的視角進行建筑創作是不是解決建筑設計問題的終極關懷，是否可以作為建筑設計方法論全面推廣，其作品是否真正為公眾接受并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所有這些方面都有待于實踐證明。然而，符號學畢竟是在新時代建立起來的體系嚴密、內涵豐富的全新理論，從符號學的視角進行跨學科創作方法研究有比較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吳道義單位：合肥師范學院藝術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