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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假設

本文將主要從行政文化所包含的協作文化、效率文化、法治文化的角度研究其對電子政務績效的影響。

1.協作文化對電子政務績效的影響。協作文化主要是指政府機關中部門與部門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協調與配合意愿和主動性。在分析了新公共管理運動中所產生的碎片化治理以及協調、整合問題后，希克斯認為只有跨越組織邊界的協調運作，才能真正解決職能交叉的問題以及提供綜合性公共服務。［8］對外，協作是政府進行社會管理的需求。在經濟和信息化都高速發展的今天，社會管理問題日益呈現出多元性，政府部門面對的問題比以往更加復雜，僅僅靠某一個職能部門很難獨立解決，需要多部門的協作、信息共享和聯合辦公。對內，協作是政府自身改革的需求。隨著大部制改革逐漸走向深化，重組后的政府部門流程需要進行重新的梳理和重組，有更多的信息需要進行整合與共享，這就意味著需要建立跨部門的電子政務協作。政府部門的協作主要表現在跨部門成員協作、信息協作、流程協作。如果政府部門間各自為政，缺乏協調合作的意向，不僅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也嚴重損害了全局利益與社會公共的利益。［9］資源共享、協作工作不僅能更好的發揮政府的宏觀管理、綜合協調與服務的職能，更是基于網絡協作模式的電子政務最高水平。［10］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假設H1：協作文化對于電子政務績效有影響

2.效率文化對電子政務績效的影響。效率文化是指在日常辦公中，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或工作作風是否體現了效率的原則。對政府職能部門的領導而言，高效率就意味著做決策要及時與果斷；對普通公務員而言，高效意味著工作主動與快速敏捷。新公共行政學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認為：“實用的或傳統的公共行政學試圖找出下列兩個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的答案：一，如何才能夠利用可用資源來提供更多的或更好的服務（效率）？二，如何才能夠以更少的資金來保證我們的服務水平（經濟）？”［11］效率文化是行政文化的核心內容，因為效率反映了一個政府部門對資源的利用狀況、管理水平和質量，高效率是實現服務型政府的基礎。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提出“企業化政府”的概念，認為政府行政在于通過對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較少的投入獲取較多的政府產品。可以考慮在政府部門中強調服務意識和效率觀念。并引入競爭機制來獲得高質量的公共服務。［12］電子政務的實施帶來的數據化、電子化以及政府文檔的標準化和規范化能夠減少傳統繁瑣、重復的手工操作；同時電子政務所包含的流程重組在組織結構上刪除了冗余流程、將傳統的串聯流程優化成并聯流程、用電子化取代手工流程，使得政府部門處理業務更加快捷合理。這是電子政務帶來的政府高效運作的技術基礎，但如果政府機關中決策時優柔寡斷、處理事務時扯皮推諉，行政文化中缺少效率文化，將會對電子政務帶來效率的提升造成阻礙。低效率文化不但會直接產生政府運作的低效現象，同時還會增加政府部門的財政支出，給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沉重包袱。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假設H2：效率文化對于電子政務績效有影響

3.法治文化對電子政務績效的影響。法治文化主要是指政府公務人員是否具有科學的法律思維方式和文明的法治生活方式。［13］法治文化是政府實現和諧管理的核心文化，［14］政府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充當著調節社會矛盾和維護社會秩序的角色，必然要求公平與正義。只有嚴格執法，根據制度行事的行政過程才能充分體現公平正義，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正義與公平。電子政務帶來的另一個變化就是信息的公開與透明，隨著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于2008年的實施，政府信息公開的力度越來越大。如何公開？哪些可以公開？哪些必須公開？這些都要求政府工作人員必須遵循國家的法律法規。法治文化以價值觀、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為表現形式對政府公務員執法觀念、行為等產生影響，而公務員作為電子政務實施的主體，主體的觀念、行為必然會影響到電子政務績效的高低。通過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假設H3：法治文化對于電子政務績效有影響綜上所述，本文形成以下研究模型：

二、行政文化對電子政務績效影響的數據分析

（一）樣本選取及問卷結構1.問卷結構。本次問卷設計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被調查者基本情況。包括：性別、年齡、學歷、在職時間、職務、工作性質及單位名稱；第二部分：行政文化對電子政務績效的影響。包括：協作文化、效率文化、法治文化和電子政務績效的測量。2.樣本基本情況分析。本研究根據便利抽樣的原則，共回收調查問卷357份，其中有效調查問卷299份。調查對象分別來自長株潭地區各級政府部門，樣本基本情況分析如下所示（表2）。

（二）問卷信度分析本論文采用的分析檢驗方法主要是PLS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使用的軟件是SPSS19.0以及結構方程軟件SmartPLS2.0。一般說來，信度檢驗用Cronbach''''sAlpha和組成信度來檢驗。Alpha值一般要大于0.7，組成信度一般為0.7。本論文的Alpha最小值為0.6573，組成信度的值都大于0.84以上（表3），說明問卷有足夠高的信度。

（三）問卷效度檢驗收斂效度檢驗，當測量題目對于它們所測量的概念之因子載荷大于0.5時，顯示各題目與各潛在變量之間的關聯是明顯而穩定的，具有較好的收斂效度。本文的潛變量的因子載荷見表4。可以看出，各個概念題目之間的因子載荷都大于0.7的標準，說明測量項目對于潛在變量之間的有很強的相關性。區別效度檢驗，當兩個概念之間的相關系數都小于該概念的平均變異抽取量（AVE）的平方根時，顯示測量模型中各個概念之間的問題的確彼此相異，具有較好的區別效度。表5是各個潛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對角線為相應的潛變量的AVE的平方根。從表中可以看出問卷都具有較高的區分效度。

（四）結構模型的檢驗對于PLS結構方程，一般我們考察的指標是AVE、R2、路徑系數以及T值。其中路徑系數是以Bootstrap法（1000Resample）來檢驗其顯著性。原始模型的評價首先，AVE這個指標表示用潛變量的方差解釋相應的顯變量方差的百分比，一般認為AVE指標應至少大于0.5。本文中全部大于0.5（表6）。表明各個潛變量對于顯變量的解釋程度是至少達到了50%以上。其次，通過R2值可驗證結構模型與實證數據的契合度，表明內部關系的預測能力。R2大于0.66是比較好的結果，0.35左右算是一般。本研究R2分別是電子政務績效（0.2848）接近一般水平的0.35。說明了本論文的模型結構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不是很強。原始模型參數檢驗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協作文化（0.279），法治文化（0.232）說明模型整體解釋能力還比較好。但“效率文化”對于“電子政務績效”影響不顯著，因為T值小于1.96。說明構建的理論模型中這兩個潛變量之間的關系不存在。因此，本文的原假設中H1、H3得到驗證，H2假設并不成立。模型的路徑系數及T值見表7所示。綜合上述模型分析，在協作文化、效率文化、法治文化與電子政務績效三者之間，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協作文化對于電子政務績效有顯著影響法治文化于電子政務績效有顯著影響效率文化對于電子政務績效影響不顯著

三、結論解釋及建議

（一）結論解釋1.協作文化和法治文化對電子政務績效有顯著影響。首先，協作意識的提升有助于增強電子政務的績效。隨著電子政務的普及和進一步深化，其業務范圍已經遠遠的超越了一個人或一個部門的管轄范圍，越來越需要跨部門之間的合作。部門間的協作使得政府工作實現立體溝通，打破了以往縱向層級和橫向職能制的矩陣結構。部門間的并行協同工作，在本質上提升了電子政務協同效率。目前，在全國各地都在建設的“政務辦事大廳”實際上就是典型的跨部門網上協同辦公的案例，充分體現了協作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在發展電子政務的同時，不僅要在技術上實現變革，更要在管理制度、文化等軟性層面融入分享和協作的理念，才能在政府的日常運作中提升在決策和執行的效率。其次，法治觀念的提升有助于增強電子政務績效。電子政務的實施能夠從技術層面的保障電子文件的存檔、信息的傳輸與共享、辦事流程的優化、電子簽名與認證等問題，但還需要從法律層面的支持。隨著與電子政務相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等法律法規的頒布，使得政府信息化的網上許可、身份認定、信息公開等領域都有了明確的法律層面的說明和界定，從而保障了電子政務的正常運行。此外基層政府部門吸收了大量的高素質人才進入公務員隊伍。他們在具體的行政管理過程中能夠嚴格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也大大促進了電子政務從實施到應用的順利展開。法治文化要求法治觀念與行為能夠成為人們的一種習慣，既包括良好法律規范、文明法律機構、高尚職業律師等構成的法治物質文化；又包括法治心理、法治思維、法治精神等構成的法治精神文化。法治的真正核心就是要將這種精神深入人們心中，形成人們的內在的信仰，以影響人們的外在行為。這種由他律到自律的關鍵性轉變對于提高政府部門日常行政效率，建設高效實用的電子政務也是具有深刻意義的。2.效率文化對電子政務績效無影響。從數據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效率文化與電子政務績效無關系。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行政文化中的效率更多的表現為與業務無關的事情上，缺少與信息化有關的效率文化導致的。首先，缺少效率意識。信息化時代的辦公經常被扭曲為瀏覽無關網頁、網絡聊天、打游戲等與工作無關的事務中。網絡信息不但沒有提高人們的辦公效率，反而消磨了大部分的辦公時間，無法真正發揮電子政務的作用。其次，決策效率低。一言堂、拍腦子決策或者集體協商決策的傳統行政文化阻礙了決策的科學化，很難發揮電子政務應有的信息系統、咨詢系統、監督系統的作用。再次，執行效率低。政府辦事流程繁瑣，職能部門職責不清，導致了職能部門之間推諉扯皮等不良現象，也使得電子政務很難發揮其作用。因為電子政務彰顯的是一種優化、精簡后的流程。國內很多電子政務項目在實施之前，并沒有進行政府業務流程的診斷和優化，僅僅是將原有的流程進行數據化、信息化，這就使得政府在日常管理中繼續沿用舊的不合理流程，很難發揮電子政務的效率優勢。

（二）建議隨著電子政務的資金投入不斷的增加以及應用的不斷深化，需要人們對于電子政務的績效予以更多的關注，以充分發揮電子政務在政府工作中的作用。建設一個與信息時代相適應的行政軟環境，不僅有助于提高電子政務績效，而且對我國的行政管理改革也有積極作用。在推崇開放、民主、高效、簡約、靈活的行政文化下，政府公務人員對政府網上信息共享與服務利用持積極態度，能夠主動接受并利用新技術；而在封閉、集權、復雜的行政文化下里，人們往往對風險不確定因素采取回避的態度，并對政府網絡技術應用持保守抵制態度，加之官僚主義者之間內部利益的博弈，會導致政府體系內、部門間協調的削弱，進而阻止電子政務服務模式的整合以及向為公眾利益的無縫隙流程的轉變。［15］首先，繼續完善協作文化和法治文化。繼續深化政府各業務部門之間的合作，大部制的改革逐漸進入了深化階段，改革不僅僅是簡單的部門的合并，還需要部門的優化和協作。這就需要各個相關部門通力合作，從政府職能部門提供的關鍵服務或關鍵決策入手，使得協作文化逐漸深入人心。此外，繼續完善法治文化更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內容，因為它是包括電子政務在內的所有政府管理行為的一個基本準則。其次，大力培養效率意識、營造效率氛圍。成功的電子政務的一個顯著改變就是能夠提高效率，這就需要有與之相匹配的效率文化和制度作為基礎。而行政文化中缺少效率文化，乃至政府的改革沒有體現效率原則，也就無法真正發揮電子政務的作用。因此，要在政府的日常運轉中，有意識的培養效率意識、營造效率氛圍。比如一些技術評比或設置激勵導向的制度等。同時，效率文化的培養還需要政府組織結構、決策機制和服務流程的調整予以配合。最后，行政文化職能的落實。科學的行政文化的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也不是某一個部門的事情，但的確需要一個具體的部門牽頭來履行樹立科學行政文化的職責，所有職能部門共同參與，從而推行政府行政文化的建設。總之，行政文化廣泛地融合在各種政府活動當中，像一只無形的手對行政組織和行政人員產生深刻的影響。政府組織的行政文化科學與否，價值取向是否正確，將直接影響到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行政管理的成敗。［16］科學的行政文化將促進行政管理的發展，反之則會阻礙行政管理的發展。

作者：孟川瑾許習羽單位：中南大學湖南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