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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激進會計法(AggressiveAccounting)是指不當?shù)鼐幹茡p益表以取悅投資者及提高股價。這種激進會計行為在實務中表現(xiàn)為：財務舞弊和財務報表重述。我國《企業(yè)會計準則第2號——會計調整、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中將上市公司“財務重述”稱為“重大會計差錯更正”，激進會計行為在我國表現(xiàn)為財務舞弊和重大會計差錯更正。近年來，重大會計差錯更正和財務舞弊的發(fā)生率越來越高，并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和監(jiān)管部門的注意。

一、國外激進會計行為的經驗研究

(一)激進會計行為的動機研究國外研究表明，管理者進行財務重述和舞弊的動機是以權益為基礎的補償計劃(股票期權)為了維持正收益和外部籌資需要。Byrne(2002)認為，管理者進行財務重述和舞弊的目的是為了股票價格上漲；Beneish(1999)和Kedia(2003)的研究表明：在財務重述和違背美國通用會計原則(GAAP)行為披露之前，會有大量的內部交易和股票期權交割行為發(fā)生；Erickson，HanlonandMayhew(2003)和Richardson，TunaandWu(2003)的研究也表明，與非財務重述公司相比，財務重述公司股票補償中CEO補償占了更大的份額；Murphy(1999)對1990年公司研究后認為，股票期權補償?shù)氖褂迷趧×以黾?，表明錯報收益的動機也會增加(Swansonetal.，2004)。除了管理者自身的動機以外，如為了維持正收益和外部籌資需要，這種資本市場動機也是很大的，Richardson,TunaandWu(2003)通過對1997～2001年期間年度報表中出現(xiàn)收益重述的上市公司研究后認為：為了吸引低成本的外部籌資以及維持持續(xù)正的收益增長而進行收益操縱，這也是收益重述的動機之一；Dechow,SloanandSweeney(1996)對違背GAAP而被SEC處罰的公司研究后，也發(fā)現(xiàn)了外部籌資的動機。

(二)市場對激進會計行為的反應國外資本市場對激進性會計行為施加了壓力，JarrellandPeltzman(1985)研究認為，財務重述宣布時造成公司市場價值大幅度下降，表明市場對公司施加了嚴重的聲譽懲罰；Feroz，ParkandPastena(1991)對58家受SEC處罰的樣本公司進行了研究，在SEC處罰兩天內，其市場超常累計回報率平均值為-13％；Palmrose,RichardsonandScholz(2004)對1995～1999年期間403家重述公司研究表明，在重述報告兩天內，其超常累計回報率平均值為-9.2％，類似的研究諸如AndersonandYohn(2002)，Richardsonetal.(2003)，Wu(2002)和HribarandJenkins(2004)，這些研究表明重述報告會造成股票價格的下降。

(三)激進會計行為對盈余信息含量的影響財務重述后公司盈余信息含量是否會改變，表現(xiàn)在對盈余信息含量的長期和短期影響，首先對該問題提供研究證據的是AndersonandYohn(2002)andWu(2002)，AndersonandYohn(2002)對財務重述宣布后第一季度盈余進行檢驗后發(fā)現(xiàn)，市場對第一季度盈余的反應為負；Wu(2002)的研究得到同一結論，市場對財務重述后前兩季度的盈余反應為負，這些是對盈余信息含量在財務重述后短期變化的研究。對財務重述后盈余信息含量長期變化進行研究的是Wilson(2005)，他研究了1997～2002年期間207家重述財務信息的公司，在對公司財務重述前后5個季度的盈余宣布檢驗后認為，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在財務重述時期是下降的，但是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的減少是暫時的，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在財務重述前后五個季度內呈現(xiàn)U形，即從財務重述后第二季度開始，信息含量的減少在恢復，到財務重述后第四個季度，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已基本上恢復到初始水平。

(四)激進會計行為和高管變更之間的關系既然重述報告會造成股票價格的下降，那么進行激進會計行為的公司應該有較高的高管變更率，但是早期的研究并沒發(fā)現(xiàn)激進會計行為和高管變更之間有有顯著性關系，Beneish(1999)和Agrawaletal.(1999)研究的研究表明，違背GAAP公司的高管變更證據很弱，而GeretyandLehn(1997)的研究是個例外，他們對1981～1987年期間受SEC處罰的62家公司進行研究，與控制公司相比，違背會計準則的公司，其董事受到了嚴重的聲譽懲罰，外部董事的數(shù)量明顯下降。隨著美國內部控制機制在20世紀90年代有了較大改善，后期研究發(fā)現(xiàn)了財務重述和高管變更之間顯著性關系，如Srinivasan(2004)選取了1997～2000年收益重述公司樣本，發(fā)現(xiàn)了對審計委員會成員和外部董事的聲譽懲罰，重述公司的董事變更增加；Desai，HoganandWilkins(2006)對1997～1998年116家收益重述公司進行研究后發(fā)現(xiàn)，60％的重述公司在兩年內至少經歷了一個高管變更，而只有35％的配對公司在兩年內至少經歷了一個高管變更。這些研究說明，對于激進會計行為除了資本市場之外，公司內部控制機制也對高管實行了嚴厲的聲譽懲罰。

(五)激進會計行為和公司治理激進會計行為和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發(fā)生激進會計行為的公司治理具有什么樣的特征；二是公司發(fā)生激進會計行為后，其公司治理如何變化。關于第一方面的研究，Dechow，SloanandSweeney(1996)對違背GAAP而被SEC處罰的公司研究后認為：違背GAAP而被SEC處罰的公司，其董事會更加可能被管理者所主導，董事會主席和總裁二職合一的發(fā)生率要高，很少設置審計委員會和外部董事。關于公司治理如何變化的研究，F(xiàn)arber(2004)對1984～2000年期間上市公司違背SEC披露規(guī)則后的公司治理改變狀況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公司治理在SEC處罰披露后有了很大的改變：外部董事的比例增加，主席和總裁二職合一的頻率減少，審計委員會成員增加等。Desai，HoganandWilkins(2006)用公司治理變量(超過5％的股東持股比例、外部董事比例、總裁和主席雙職合一的比例、內部持股比例)來衡量公司收益重述后公司治理的改變，檢驗后認為：外部董事比例有了更大增加。

(六)激進會計行為和審計激進會計行為和獨立審計之間的研究包括兩個方面：激進會計行為對審計獨立性的影響，激進會計行為和獨立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DeFondandJiambalvo(1991)采用前“八大”所審計作為高報盈余的錯誤發(fā)生的控制變量，但是沒有發(fā)現(xiàn)前“八大”事務所審計對錯誤的發(fā)生具有解釋力；Rapoport(2003)在2002年64家被SEC處罰的上市公司中并沒有發(fā)現(xiàn)高非審計費用的證據；Read，andWhisenant(2003)和AgrawalandChadha(2003)沒有發(fā)現(xiàn)非審計服務費和重述之間的關系；而Kinney，PalmroseandScholz(2004)檢驗了1995～2000年期間收益重述公司和非重述公司的審計服務費，沒有發(fā)現(xiàn)內部審計費用和重述之間的關系，但是發(fā)現(xiàn)非審計服務費和重述之間的關系，稅務服務費和重述之間呈現(xiàn)負的相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