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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動因分析

（一）迎合制度的需求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當前，我國相關制度已對社會責任提出要求。早在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案中就明確提出公司要“承擔社會責任”，同樣在2006年，國家電網公司了我國首份中央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證券機構等也在積極引導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比如《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在一定程度上規范了企業的行為。近年來，可持續發展戰略和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選擇，這些制度和理念的提出無疑對生存發展于這樣的背景下的食品企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企業的信息披露方面，促使企業環境報告、安全衛生報告、社會績效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等非財務績效報告的不斷發展，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程度日益提升。萬里霜（2012）在合法性理論的基礎上，研究得出我國企業開始越來越多的重視其自身在經濟社會中地位，認識到合法經營的重要性，在其所處行業發生重大危機的情況下，將信息披露作為與社會交流的重要的工具，以期改變公司的形象，保障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張志華（2013）研究表明在建設和諧社會和可持續發展觀念的指導下，在重視消費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的背景下，食品企業推行社會責任會計勢在必行。食品安全問題事關國計民生，是維持國家長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因素。這一現實使得制度層面不得不做出規定。在三鹿奶粉事件后，國家對于食品行業不再設立免檢品牌。通過制度的改變，防止企業打“擦邊球”，充分體現出政府對于食品安全問題的重視，基于此筆者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食品企業愿意迎合制度的需求和可持續發展這一時代的大背景要求，以求得生存和發展。

（二）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隨著社會進步，人類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緊迫性認識的增強和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等方面原因，使得食品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的意識覺醒，開始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以滿足他們對組織績效表現方面信息的需要。食品企業通過披露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為企業自身與利益相關者就食品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提供了交流的平臺，尤其是在食品安全問題上，食品企業的消費者需要企業提供產品方面的信息，如產品的成分信息，使用添加劑的情況，當產品出現問題時企業的應急措施、產品的召回制度等，以此推斷企業是否把食品安全放在重中之重。張志華（2013）認為財務信息和非財務信息能夠幫助利益相關者做出相關決策，當前的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背景下改革以往食品企業會計信息披露制度非常必要，以更好的為信息使用者所用。

（三）食品企業戰略規劃的影響戰略規劃是企業基于長遠發展制定的一系列計劃目標，對于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JeremyGalbreath（2010）在實證研究中提出企業正式的戰略規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存在著積極意義的假設，并且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假設。研究還驗證了企業文化的作用，人文文化對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所以食品企業為其自身發展制定長期戰略規劃，追求的是企業的長遠發展，也就不能把目光定位在短期的投入產出情況，不能聚焦在短期的財務績效上，其關注的是履行社會責任這一行動帶來的長遠的利益，員工的忠誠度，安全高質量的產品，顧客滿意度和忠誠度，這從長遠來看，這些社會責任的履行給食品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規劃落里增添了動力。

二、食品行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現狀

（一）食品行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盡管存在著以上幾方面的動因促進食品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越來越多的食品企業加入社會責任報告的隊伍中來，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方面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整體水平不高。張志華（2013）提出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機制還不規范，信息公布方式和渠道比較狹窄，且包括《食品安全法》在內的相關法律法規尚未對食品安全主體企業在信息公布和披露上所承擔的權力義務做出規范，而法律規范和會計信息披露的實踐中，強制對外披露會計信息只是針對上市公司而言，中小企業主動對外報送和公開披露信息的也很少，但現實情況是我國的食品企業絕大多數都屬于中小企業，食品行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總體披露水平不高，而且食品行業，上市公司食品質量、安全和風險控制等信息沒有充分披露。另一方面盡管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社會責任報告，但是在食品行業中的比例還是不高，周虹（2013）研究表明這一比例在30%左右，而且的報告未形成固定的制度，一些食品企業的報告存在著中斷的現象，信息缺乏連續性。的社會責任報告缺乏統一認可的編制依據，處于自愿性的披露階段，從而結構和形式都比較散亂。披露的信息參差不齊，披露水平有待提高，尤其是消費者類信息，在食品行業被視為關鍵性的指標，其披露的比例都不足65%，也就不能滿足社會公眾的需要。在披露的內容方面，對信息的描述也比較粗略，會計基礎型的信息較少，更多的是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進行文字性的描述，且存在著避重就輕，對于企業的負面信息不愿過多提及，甚至只字不提，而且的社會責任報告未經獨立的第三方審計，大大降低了信息的可信度。這些社會責任報告的食品企業，雖然走在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前列，尚且存在著諸多問題，行業的整體水平令人堪憂。

（二）成因分析當前存在的這些問題與制度的缺失以及食品企業自身現實條件的限制等息息相關。張志華（2013）研究表明目前我國食品企業絕大多數為中小企業，對社會責任會計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因而整體上缺乏實施社會責任會計的積極主動的意識，且提供社會責任會計的信息成本較傳統的會計信息較高，也正因為如此，社會責任會計推行不夠，政府監管不到位，食品行業中出現一些企業以犧牲消費者和社會公眾的利益為代價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現象。企業在編制社會責任報告的過程中沒有統一的具體編制指南，針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和形式等做出完整規定。當前有關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研究不完善，尤其是計量問題未得到解決，不能為實務提供指引，使得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遇到阻礙。筆者認為食品行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還處在初步階段，在食品企業意識有所覺醒的階段，亟待完善理論的研究，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規，來提供指引，以提升其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水平，提高信息的有效性，真正為信息需求者所用，從而實現信息公開和透明化，方便公眾的監督。

三、完善食品行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對策

（一）加大宣傳力度，提升社會整體的責任意識通過分析，不難發現當前食品行業的企業在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中還存在著諸多問題，但其社會責任意識已經開始覺醒，越來越多的食品企業參與到社會責任報告的中來，積極的進行著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應充分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在食品安全問題還未得到有效解決的現階段加大宣傳力度，提升企業和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使消費者充分認識到食品安全問題帶來的危害，積極抵制劣質食品，用手中的購買力投出有力的一票；通過宣傳使食品企業將社會責任由意識逐漸上升到信念的高度，將社會責任融入到企業文化的建設中去，在產品的生產銷售中從嚴選擇質量標準，做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公民，使食品企業明確社會責任不單單是慈善捐贈活動，而是全方位的關注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真正實現共贏。張志華（2013）就曾提出我國食品企業在風險控制方面還有待加強，急需要建立起有關食品安全的風險控制系統。在信息不對稱的現狀下，食品企業要充分、真實可靠的披露食品商品相關信息，并將這些信息納入到會計信息體系當中，作為企業非財務信息的重要內容，與財務會計信息一起定期上報給政府的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并同時向社會公眾披露，以此緩解信息不對稱的現狀，讓公眾來監督食品企業，以減少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

（二）完善法律法規建設，制定統一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規范當前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多是自愿性的，沒有統一的標準做出規范，因而導致質量參差不齊，格式不統一，的社會責任報告也是未經審計的，大大降低了食品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可信度，這就迫切要求政府部門建立并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來保證實施，制定統一的標準和規范來引導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如明確提出食品企業要披露相關的食品安全問題，在信息披露過程中不能避重就輕，趨利避害，針對添加劑的使用建立明確的標準。張志華（2013）建議要對食品企業實行強制信息報告和披露制度，定期向政府衛生和食品安全監管部門上報食品安全與質量方面的信息，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擴大信息披露的范圍，要讓食品企業認識到披露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不僅僅是對企業功績的羅列，還要據實披露其所收到的處罰，所涉及的一些違規情況，出現的產品質量問題和食品安全事故等負面消息。報告食品企業有關產品成本方面的信息，是否存在著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以次充好以降低產品成本的行為。基于我國食品企業多是中小企業，緩解食品企業披露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壓力，筆者認為可以通過食品行業內龍頭企業的示范試點，來循序漸進的推進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進程，像伊利集團的“開放工廠”活動，通過邀請社會公眾和消費者來參觀工廠，真切的感受企業的生產過程，實行生產公開透明化，可逐漸擴散到更多的企業中去。針對那些確實存在困難的食品企業可通過報告企業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質量信息和生產許可、產品質量認證和安全認證以及在保障食品安全和質量方面的投入、產出該和效果等信息來逐步過渡。

（三）加大理論研究力度，以理論指導實務加快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研究的步伐，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內容，計量，披露模式等提供指引。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中要突出企業的質量管理體系和產品的技術創新方面的信息，相關客戶滿意度的調查方面的信息，主要產品合格率、安全性的闡述和產品回收機制、召回制度、解決顧客投訴的方法和渠道等信息，前五名供應商的信息，對消費者進行產品本身的屬性和消費者權益的教育方面的信息。計量方法方面，有貨幣與非貨幣計量甚至是描述性的方法。披露的模式上，張志華（2013）認為可按照企業的規模來實行不同的披露模式，在賬戶的設置上要適應食品企業的特殊性，如設置“社會責任成本———食品安全成本”科目來確認食品企業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投入，分類披露食品企業的會計基礎型信息和非會計基礎型信息。而對社會責任后果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經濟范疇，應考察其社會和政治作用，尤其是涉及到國計民生問題的食品問題的時候更要如此，社會責任會計的重點是企業活動對社會的影響，所以總體上應采用更為綜合性的評價指標，將其經濟、社會和政治作用都考慮進去，另一方面，自愿性披露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甚至是獨立的社會責任報告，缺乏統一編制指南和標準的規范，且信息未經審計，大大降低了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從而也影響了實證研究的科學性。在理論研究的初級階段，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理論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如內容分析法和專家評分法,隨著我國社會責任實踐的發展,融入我國的行業實際，真正建立起適應我國食品行業特征的社會責任評價指標和方法，為實證研究提供有效數據，推動社會責任會計理論的發展。筆者認為只有攻克理論上的這一系列問題，才能更好的為實務提供指導，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真正為信息使用者服務，從而加快社會責任會計理論與實務前進的步伐。本文在有關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總結了食品行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動因，但相關學者的研究不是針對食品行業的專門的系統的研究，動因間的相互作用及單個動因在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中的作用都不可知，要真正發揮動因的作用，最大限度的促進食品行業的信息披露，就要解決這些不確定性。未來，筆者將會搜集食品行業上市企業的年報和社會責任報告的數據，建立相關指標，對其進行指標分析，以發現單個動因作用力的大小，結合相關措施，以期加快食品行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緩解食品安全問題。

作者：夏春蓮孫杰張金貴單位：江蘇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