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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2008-2011年在A股上市的IPO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IPO公司在上市期間從事真實盈余管理和應計盈余管理，前10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對基于可操控性費用和應計項目的盈余操縱有約束作用，導致IPO公司尋求更高水平的銷售操縱。結果顯示，基于銷售和應計項目的盈余管理都可預測IPO公司上市后收益表現不佳?；阡N售的盈余操縱對未來收益的消極影響更為嚴重，由前10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IPO公司在上市年度因大量運用銷售操縱從事盈余管理，導致其上市后的收益大幅度下降。

關鍵詞：

盈余管理；應計項目操縱；真實活動操縱；審計質量；ipo績效

一、引言

現有文獻發現，IPO公司圍繞上市運用應計盈余管理操縱收益上升導致上市后股票收益下降，高質量審計可緩和IPO年度的應計盈余操縱。但高質量審計可能使IPO公司轉而采取更高水平的銷售操縱以規避對可操控性費用和應計盈余操縱的監督，但這反過來可能導致IPO公司上市后的績效更差?，F有研究顯示，盡管高質量審計與真實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的證據較為充分，但是否可延伸到IPO背景下并無定論；另一方面，目前國內對真實盈余管理的研究并不多，對真實盈余管理與審計質量之間關系的研究更是少見。本文以2008-2011年在A股上市的IPO公司為對象，檢驗審計質量與IPO公司盈余管理、盈余管理與IPO后收益之間的關系。得到的主要結果有：（1）IPO公司在上市年度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水平都較高；（2）與現有發現一致，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轉向采取較高水平的銷售操縱以規避可操控性費用和應計盈余操縱的監督，并發現了高質量審計可約束操控性費用操縱的新證據；（3）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應計盈余管理并發現它可預測IPO后股票收益不佳，本文發現IPO后收益不佳與IPO年度的真實盈余管理和應計盈余管理兩者都有關，且基于銷售操縱的盈余管理對IPO后的股票收益有更嚴重的消極影響；（4）提高審計質量可影響真實盈余管理和應計盈余管理水平及IPO后的收益表現，即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因在IPO年度大量運用銷售操縱從而導致上市后收益嚴重下降。

二、相關文獻與研究假設

（一）盈余管理與審計質量近年來的研究揭示，為了抬高報告收益，管理層傾向于從事真實活動而不是應計盈余操縱。原因是：首先，真實盈余管理較少受監管部門審查的影響，而較高水平的應計操縱很可能受到約束并被審計師和監管機構發現［1］（P3-73）；其次，應計盈余管理發生在會計年度或季度末，而真實盈余管理發生于整個會計年度或季度之中。因此，如果管理層決定只運用應計盈余管理操縱，且操縱金額未達到所需門檻，可能沒有足夠時間在年度剩余時間內運用真實盈余管理［2］（P335-370）；最后，資產負債表中累積了之前所有會計方法變更的結果［3］（P1-27），以前年度應計盈余管理水平較高的公司，如果有連續操縱盈余的動機，很可能在本年度轉向真實活動操縱［4］（P855-888）。真實盈余管理研究領域的近期發展引發了人們對IPO和股權再融資的SEO公司圍繞發行年度是否從事這類活動的興趣。如DarroughandRangan研究顯示，IPO公司在上市年度削減R＆D支出以增加報告收益。他們發現，削減R＆D支出是受管理層出售股份的驅動，因為他們相信投資者更看重當前收益［5］（P1-33）。Wongsunwai發現IPO公司在上市年度操縱真實活動和應計項目以增加報告收益，聲譽良好的風險資本家支持的IPO公司較少從事真實活動操縱［6］。與此同時，CohenandZarowin［7］（P2-19）andKotharietal.［8］（P63-197）也發現SEO公司在增發年度從事真實盈余管理的證據。劉啟亮等認為，我國新會計準則實施后，公司在增加使用應計盈余管理的同時，運用真實盈余管理調低了利潤［9］（P57-122）。周曉蘇、周琦發現，預期稅率上升使公司更傾向于真實盈余管理，反之，則傾向應計盈余管理［10］（P20-26）。這些發現表明，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兩者都可能被有強烈虛抬報告收益激勵的公司所運用。研究發現大審計公司實施的高質量審計（以審計行業專長、較高的審計收費和更長的審計任期等為變量）在緩和應計盈余管理中有顯著作用。Beckeretal.發現，大審計公司的客戶報告的應計盈余管理水平較低［11］（P1-24）。ElderandZhou［12］andChenetal.［13］（P86-104）發現，在IPO年度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公司應計盈余管理水平較低。Balsametal.［14］（P71-97）,Krishnan［15］（P1-16），andReicheltandWang［16］（P647-686）發現，高質量審計可緩和應計盈余操縱。盡管有大量證據表明應計盈余管理與審計質量有關，但提高審計質量是否影響真實盈余管理活動的研究尚不多見。真實盈余管理表現為公司管理層決策處于審計目標之外從而較少受制于審計師審查，因而具有較強的隱蔽性(Grahametal.,2005)。與此看法一致的是近期研究所顯示的，高質量審計在緩和真實盈余管理中的作用不大，但會導致其客戶采取較高水平真實盈余管理以規避應計盈余操縱的監督。CohenandZarowin顯示，當由大審計公司審計時，SEO公司在發行年度從事真實盈余管理的概率上升。Chietal.驗證了審計質量與有操縱盈余上升激勵的公司（如為了符合或剛好達到收益門檻）的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水平有關，高質量審計可約束應計盈余操縱，從而使其客戶轉向較高水平的真實盈余管理，較高的真實盈余管理水平與高質量審計之間正相關［17］（P315-335）。在國內，李越冬、倪婕認為，能否揭示盈余管理行為是判斷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的標準之一［18］（P80-89）。夏立軍、楊海斌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監管政策的關系，結論是注冊會計師并沒有充分揭示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19］（P28-34）。李江濤、何苦發現，由國際“四大”所審計的公司，真實盈余管理強度顯著大于“非四大”所審計的公司［20］（P58-67）。顧鳴潤以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考察了金融危機前后公司具體的盈余管理行為。發現外部經營環境的惡化并不會促使上市公司進行更多的真實盈余管理，但被高品質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上市公司傾向于更多運用真實盈余管理［21］（P154-157）。與Chietal.證據類似，楊超、劉倩發現，審計質量的提高有利于抑制IPO過程中的生產成本操縱和應計盈余管理，導致IPO公司更大程度地依賴銷售手段操縱盈余［22］(P80-86)。劉霞發現，由于高質量審計師會限制客戶進行應計盈余管理，企業可能會轉而進行代價更高的真實盈余管理［23］(P54-62)。綜上所述，高質量審計與真實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的證據是很充分的，但是否可延伸到IPO背景下并無定論。本文預期，IPO公司由于有強烈操縱盈余的激勵，在上市年度將從事較高水平的真實盈余管理，以抬高報告收益。而且，與近期研究一致，預期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將表現出較高水平的真實盈余管理，以規避審計師對應計盈余管理的監督。據此提出以下假設：H1：在上市年度，IPO公司將從事真實盈余管理和應計盈余管理兩類操縱活動。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將表現出較低水平的應計盈余管理和較高水平的真實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與IPO收益現有研究呈現了在IPO期間運用應計操縱提升收益的IPO公司在上市后股票收益下降的證據。Teohetal.發現，發行年度應計盈余管理水平較高的IPO公司的股票收益在上市后的3年里一直是下降的［24］（P1935-1974）。Teohetal.［25］（P175-208），GramlichandSorensen［26］（P235-259），MorsfieldandTan［27］（P1119-1150）發現，發行年度有較高應計盈余管理水平的IPO公司和SEO公司，在上市和增發后的績效更差。此外，通過比較不同水平應計盈余管理的上市后股票收益，CohenandZarowin(2010)發現，對于那些在IPO期間積極操縱盈余的公司，股票收益大幅下降；SEO公司在增發年度操縱真實活動并在增發后經營業績因此嚴重下降，且增發后因真實盈余管理而導致的經營業績的下降較應計盈余管理的幅度更大。在SEO背景下，通過與應計項目操縱比較，Kotharietal.發現了類似證據，即應計盈余管理水平可預測股票增發后的收益和經營業績?；谡鎸嵒顒拥挠嗖倏v對SEO公司增發后的收益和經營業績有更嚴重消極后果，因為真實盈余管理是以扭曲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為代價，它會改變公司的經營現金流，進而損害公司的長期價值。根據CohenandZarowin，Kotharietal.的證據，高質量審計對應計盈余管理的影響預期與IPO公司上市后的股票收益有關。高質量審計是管理層運用真實還是應計盈余管理的顯著決定因素，CohenandZarowin發現，大審計公司對應計盈余操縱的監督導致管理層采用較高水平的真實盈余操縱活動，這反過來導致IPO后的股票收益表現更糟。曹金臣以2011年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為樣本，發現非標準審計意見與資產總額、每股收益等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審計師是否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與凈資產收益率處于配股標準范圍內無顯著關系［28］（P24-27）。李彬等發現上市公司利用費用操縱利潤是以犧牲公司未來的經營能力為代價的，市場對真實盈余管理會比對應計盈余管理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29］（P160-168）。綜上所述，本文預期IPO年度采取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的IPO公司，其長期收益表現不佳，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因發行年度增加使用真實活動操縱而經歷IPO之后股票收益的嚴重下降。由此提出以下假設：H2：在發行年度報告較高水平真實或應計盈余管理的IPO公司，上市后的股票收益將下降。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因在IPO期間大量使用真實盈余管理，IPO后的股票收益下降幅度更大。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與數據與現有研究一樣，將有盈余操縱強烈激勵并聘請高質量審計師的IPO公司作為本研究的重點。選擇2008-2011年滬深A股IPO公司為研究對象，同時剔除金融保險公司以及財務數據不完整的上市公司。共選取579家IPO公司，共得到2889個有效研究樣本。承銷商信譽排名(取前十)來自中國證券業協會網站，會計師事務所排名(取前十)來自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IPO公司及其匹配公司（非IPO上市公司）的其他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為避免異常值的影響，對所有相關變量均按l％進行上下縮尾(winsorize)處理。本文選擇2008年為起點，以消除2007年的會計準則變更對企業盈余管理方式選擇的影響。以IPO年初定義IPO年度。

（二）估計方法1.應計盈余管理估計運用修正的Jones30］（P193-228）模型估計可操控性應計項目，并采用Armstrongetal.［31］的方法，以平均總資產（Avassets）度量所有變量。對全部非IPO公司每年的橫截面數據進行回歸，估計非IPO公司每年的行業橫截面數值，作為IPO公司應計項目的行業正常值，然后將行業正常值帶入模型，估計IPO公司本期可操控性應計項目。為了控制極端經營業績對本期可操控性應計項目估計的偏差，還在模型中加入總資產收益控制變量。式中CAi,t為以非現金流動資產變化與流動負債變化之間的差額定義的本期應計項目，即：CA=△應收款項+存貨+其他流動資產-△應付款項+應交稅費+其他流動欠債|；AvAssets為IPO年初總資產與年末總資產之和除以2；SALEs為以平均總資產度量的年內銷售變動額；ROA為總資產收益率，以非經常性項目之前的收益除以平均總資產計算。用以估計（1）式系數的所有行業中IPO公司正常流動性應計項目的方程。2.真實盈余管理估計主要驗證兩類真實盈余管理活動：可操控性費用（反常操控性支出）和銷售操縱?？刹倏匦再M用表現為R＆D支出、銷售費用、管理費用之和。降低本期操控性費用將提高本期報告收益。此外，對于現今支出的可操控性費用，任何這類支出的減少將增加本期的現金流。基于銷售的操縱將導致較低水平的經營凈現金流，并可通過提供更多價格折扣或更寬松的信用條款操縱（Roychowdhury,2006）。根據Dechowatal.(1998)［32］（P133-168）的真實盈余操縱模型估計真實盈余管理變量，與應計盈余管理估計類似，也以平均總資產度量所有變量。首先用以下橫截面回歸模型對每個行業各年度所有非IPO公司的正常經營凈現金流水平進行估計。 式中CFOi,t為i公司t年度的經營凈現金流。IPO公司反常的CFO以實際CFO減去正常CFO水平計算，后者用（4）式回歸系數估計。正常水平的可操控性費用可表示為同期銷售額的一個線性函數。3.審計質量與盈余管理相關性估計為檢驗高質量審計是否影響IPO年度的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水平，估計下列模型：式中EMi,t為盈余管理變量，在現有文獻基礎上，加入一組與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有關的控制變量。如果IPO公司是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Big-N）取值1，否則為0。以上市第一天股票發行價格乘以發行股數計算的市值自然對數Ln（MK）控制規模效應；以股票市值除以股票賬面價值計算的市值賬面比率MB控制增長機會效應；以IPO公司年齡的自然對數Ln(Age）控制公司年齡因素影響，公司年齡按公司成立日期與IPO日期計算；資本性支出增長控制變量CapexGrowt1，以IPO年度資本性支出減去以IPO上年總資產度量的上年度資本性支出計算。進一步地，如DeFondandJiambalvo［33］（P145-179）顯示的，債務水平較高的公司從事盈余操縱的激勵更為強烈。因此，加入變量Leverage控制以t年度負債除以其上年度總資產度量的杠桿效應；以ROA控制獲利能力效應。Roychowdhury顯示，為避免報告損失，公司將從事較高水平的真實盈余管理。因此，加入一個虛擬變量Loss。以虛擬變量AIM控制監管和市場特征效應，加入承銷商（Underwriter）虛擬變量控制金融中介對盈余管理活動的監督效應。最后，以Industry和Year虛擬變量分別控制行業和時間效應。4.盈余管理、審計質量與IPO績效相關性估計為檢驗盈余管理是否可預測IPO后股票收益表現，大審計公司對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的審計是否對IPO后的收益表現有影響，以購買并持有反常收益（BHAR）和累計反常收益（CAR）對比檢驗IPO后股票收益表現。通過計算IPO公司BHAR和CAR兩者之間差異并與匹配的非IPO公司在上市4個月之后的3年里進行對比，從全部非IPO公司中建立匹配樣本，然后以最接近IPO公司市值賬面比率以及相同年份、行業的公司與IPO公司匹配。根據審計質量與盈余管理相關性證據，作橫截面數據回歸分析。因變量為3年內反常收益（AR），以BHAR和CAR度量，并以規模和市值賬面比率調整選擇匹配樣本，時間為上市4個月之后的3年（共40個月）。式中除包括的公司規模、市值賬面比率等控制變量以及控制行業和時間效應的虛擬變量（含義同前）外，還包括IPO抑價（Underpricing）控制變量，按發行價格與交易第1天收盤價差額百分比計算。當盈余管理變量EM是絕對可操控性應計項目時，加入經營凈現金流絕對值Abs(CFO)、全部流動性應計項目絕對值Abs(TCACC)控制變量。經營凈現金流與應計盈余管理負相關，同時把Abs(TCC)加到模型中，以控制流動性應計項目水平，用Abs(CFO)、Abs(TCC)控制變量的絕對值作為可操控性流動應計項目絕對值的變量。

四、描述性統計與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表1報告了上述回歸模型中全部樣本所有變量及審計質量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Q1、Q3分別代表第一四分位數和第三四分位數水平。對于真實活動和應計盈余操縱，顯著且為正的系數表明收益增長的盈余管理。表1顯示的主要證據是IPO公司在上市年度表現出較高水平的銷售操縱。平均反常經營凈現金流（ACFO）為正5.78%且在5%水平上有統計顯著性，說明IPO公司通過銷售操縱提高收益近6%。還發現可操控性流動應計項目（ADCA）的平均絕對值為27.6%%，且在1%水平上有統計顯著性。這些初始結果與IPO公司上市年度顯示的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的證據的假設是一致的。此外，表1顯示IPO樣本中有54%是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與非大審計公司審計的樣本大致相等。表1還顯示，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表現出比非大審計公司較高水平的銷售操縱和較低水平的可操控性費用及應計盈余操縱。具體地，由大（非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平均反常經營凈現金流、反?？刹倏匦再M用（ADEXP）和絕對可操控性流動應計項目，分別為13.6（0.0）%，-10.3（12.7）%、16.75（37.61）%,且在1%水平上有統計顯著性。因此，銷售和應計項目操縱的證據證實了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比非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表現出較高水平的銷售操縱，較低水平的可操控性費用和應計盈余操縱的假設。

（二）審計質量與盈余管理的OLS實證結果分析從表1中可得到的一個直觀觀察是，它們也可能由不同行業及公司規模等其他因素而不是審計質量解釋。因此，在現有文獻基礎上，加入Ln(MK)1MBLn(Age)、CapexGrwt1、leverage、ROA、Loss等控制變量以及AIM、Underwriter、Industry和Year等虛擬變量后，以（7）式作OLS回歸分析。表2報告了提高審計質量是否影響上市年度IPO公司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活動的結果。發現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反常經營凈現金流的回歸系數為-0.111（-0.134）（p<0.01）；反?？刹倏匦再M用和絕對可操控性流動應計項目回歸系數分別為-0.149（-0.189）（p<0.01）、-0.093（-0.096）p<0.05）。這與表1報告的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表現出較高水平的銷售操縱和較低水平的應計項目操縱的結果一致。另外，表2報告的結果還說明，高質量審計可監督和約束基于可操控性費用和應計項目的操縱，并導致其IPO客戶轉而采取更高水平的銷售操縱?？傮w上看，上述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表現出較低水平的應計操縱和較高水平的銷售操縱的證據支持了前述假設，也提供了高質量審計可約束可操控性費用操縱的新證據。

（三）盈余管理與IPO公司上市后收益表現的實證結果分析1.股票收益表現表3報告了按四分位數分組的IPO公司在上市年度從事盈余管理的3年BHAR的均值和中值。第一四分位數（Q1）代表最保守的組（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水平最低的IPO公司），最大四分位數（Q4）代表最積極的組（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水平最高的IPO公司）。表3結果顯示，位于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水平最高四分位數的IPO公司長期績效不佳，如反常經營凈現金流四分位數的平均3年BHAR從保守四分位數的6.5%到積極四分位數的29.3%，兩組之間的差異在1%水平上有統計顯著性。可操控性費用的四分位數，平均3年BHAR的幅度從保守四分位數的-13.64%到積極四分位數的-7.5%，但兩組間差異沒有統計顯著性。Q2和Q3下的反常可操控性費用的長期收益表現最差，其平均3年的BHAR分別為22.6%和-16.93%?？刹倏匦粤鲃討嬳椖拷^對值的四分位數，其平均3年的BHAR從保守四分位數的-9.36%到積極四分位數的-18.97%，但兩組之間差異沒有統計顯著性。這些結果說明，上市年度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水平較高的IPO公司，上市后的股票收益經歷了較大幅度的下降。表3還報告了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的結果，顯示長期績效最不理想發生在反常經營凈現金流積極的四分位數。以反常經營凈現金流四分位數的BHAR度量的不良績效，從保守四分位數的10.1%到積極四分位數的32%，且在1%水平上有統計顯著性。對于反?？刹倏匦再M用四分位數，長期績效最不理想的是位于Q3的公司，其平均3年BHAR為-23.7%，且在10%水平上有統計顯著性。另外，表3還顯示，績效欠佳的可操控性流動應計項目絕對值四分位數從保守四分位數的6%到積極四分位數的-26.1%，但兩組間差異沒有統計顯著性。表4報告了由非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的結果。顯示基于真實活動和應計項目操縱的盈余管理可預測IPO后的績效不佳，如對于反常經營凈現金流四分位數平均3年BHAR從保守四分位數的-7.2%到積極四分位數的-27.2%，且差異在10%水平上有統計顯著性。對于反?？刹倏匦再M用四分位數，收益表現最差的IPO公司位于Q2，其3年平均BHAR為--28.6%，且在1%水平上有統計顯著性。最后，可操控性流動應計項目絕對值四分位數的績效欠佳，從保守四分位數的-29.7%到積極四分位數的-18.5%，但兩組之間差異沒有統計顯著性。表5還報告了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積極四分位數與非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積極四分位數的均值和中值之間的差異，顯示兩組之間差異沒有統計顯著性?？傊?，表4提供了IPO年度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可預測IPO后收益表現不佳以及反常經營現金流（基于銷售操縱）對上市后股票收益有最嚴重消極影響的主要證據。顯然，表4報告的結果并不能放在審計質量差異背景下解釋，除非能控制其他與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有關的協變量，有必要就此作進一步的OLS回歸分析。2.股票績效回歸結果分析表5報告了由大審計公司和非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全部樣本的BHAR橫截面回歸結果，提供了全部樣本基于銷售和應計盈余操縱可預測上市后績效不佳的證據，發現反常經營凈現金流（基于銷售操縱）在BHAR回歸中的相關系數為-0.433（p<0.01），絕對可操控性流動應計項目在BHAR回歸中的相關系數為-0.183（p<0.01）。證實了兩種盈余管理對IPO公司上市后的收益有消極影響的假設，也與表4報告的結果一致。對于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表5顯示基于銷售的操縱對上市后收益有嚴重消極影響。反常經營凈現金流在BHAR回歸中相關系數為-0.649（p<0.01）。此外，反常可操控性費用在BHAR回歸中相關系數為正，而絕對可操控性應計項目在BHAR回歸中相關系數為負，與預期一致。這些結果表明，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因在上市年度大量運用銷售操縱，導致IPO后收益嚴重不良，這也與表4報告的證據相符。對于由非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表5顯示基于銷售和應計項目兩者的操縱都預測了IPO后的收益不佳。具體地，反常經營凈現金流在BHAR回歸中的系數為-0.177（p<0.1），絕對可操控性流動性應計項目在BHAR回歸中的相關系數為-0.192（p<0.1）。因此，這些IPO公司運用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操縱收益上升，證實了IPO公司因上市年度大量使用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而導致長期績效不佳。

總之，表5結果證實了發行年度從事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可預測IPO后收益欠佳，基于銷售的操縱對IPO后的股票收益有嚴重不良后果的假設，也證實了由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預期在IPO后的收益因大量運用真實盈余管理而下降的假設。由非大審計公司審計的IPO公司，表5也證實了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可預測IPO后股票收益不佳的假設。

五、結論

本文通過檢驗IPO公司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活動，提供了以下證據：一是IPO公司在上市年度從事真實和應計兩種盈余管理活動并在兩者之間進行權衡；二是高質量審計可緩和約束IPO公司通過可操控性費用操縱盈余行為，高質量審計導致IPO公司采取較高水平的銷售操縱以規避審計師對可操控性費用和應計盈余操縱的約束；三是IPO年度從事較高水平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的公司在上市后收益嚴重下降。最后，提高審計質量對IPO公司的真實和應計盈余管理以及上市后的績效有重要影響。法規和準則制定者、監管機構、以及獨立審計師，除了應關注傳統的應計盈余管理，更應重視上市公司的真實盈余操縱行為。獨立審計是規范上市公司行為的重要環節，在健全審計獨立性法規和準則的同時，加強注冊會計師隊伍的專業勝任能力建設，不斷提升事務所的行業專長和審計質量，從而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進行有效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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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群華 單位：井岡山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