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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對傳播研究范式的思考；歷史語境與中國傳播研究范式；多元范式的并存與中國傳播學的發展；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楊文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三種傳播研究范式，即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但在討論中并沒有論證她所采用的范式概念、如果我們認為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文化研究并不是宏觀意義上的傳播研究范式，那么傳播研究范式究竟又是什么呢？事實上，這個問題一些學者也早有論述、在對傳播研究范式進行闡述后，回到楊文所探討的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筆者雖不能同意直接把它們定義為范式，但對作者別具慧眼地選擇了這三者卻要表示贊賞，因為這三者恰恰涉及到我們上面所談到的三種傳播研究范式、西方傳播研究范式的引進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而中國獨特的傳播實踐也會促使我們為傳播學的發展做出自身獨特的貢獻，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本文回應《從沖突到對話——評傳播研究典范：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一文，通過對范式概念的辨析，將目前學界公認的三種傳播研究范式——社會科學研究、詮釋研究以及批判研究——進行梳理；并結合中國的社會歷史語境，探討這三種研究范式在我國的發展狀況；最后針對傳播學多元范式并存的現狀，提出要正確理解范式之間的張力，避免其負面影響，以促進我國傳播學的發展。

[關鍵詞]傳播研究；范式；社會科學；詮釋；批判

《國際新聞界》2004年第6期發表了楊茵娟女士的《從沖突到對話——評傳播研究典范：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一文。楊文從傳播研究范式（該術語大陸與港臺譯法不同，大陸多稱范式，港臺習用典范）的角度分析、比較了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文化研究，視野開闊，邏輯嚴整，是一篇很扎實的學術論文。不過，筆者肯定楊文的同時，也想對楊文的一些觀點提出不同的看法，并想沿傳播研究范式這一思路對楊文沒有談到的一些問題進行探討，算是對楊文的一種回應。

1、對傳播研究范式的思考

楊文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三種傳播研究范式，即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但在討論中并沒有論證她所采用的范式概念。眾所周知，范式這一概念是由庫恩提出的，金兼斌先生在他的一篇討論傳播研究范式的論文中曾經指出，根據庫恩自己的說法，其范式概念主要有兩層意義：第一，它代表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第二，它涉及該整體中的一種元素，就是具體的問題解答，作為一種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規則作為常規科學其他疑題的解答基礎。[1]從以上兩種定義來看，楊文所采用的范式概念可能更接近第二種。然而，國內學者現今在討論研究范式時多采用第一種更為宏觀的、形而上的定義，比如金兼斌先生同樣援引西方學者的說法，認為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范式，是有關科學和社會基本性質的一組形上假定，無謂對和錯，而只是提供了觀察人們社會生活的不同方式和思路。[2]那么在這種目前在大陸學界占主流的范式概念下，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文化研究都還不能直接被定義為范式，更好的說法是它們是一些學派或流派，它們是某些范式的代表，但其概念要小于范式。

如果我們認為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文化研究并不是宏觀意義上的傳播研究范式，那么傳播研究范式究竟又是什么呢？事實上，這個問題一些學者也早有論述。潘忠黨先生早在1996年發表的一篇學術論文中，根據傳播媒介的功能極具創見地提出了探討媒介與文化之間關系的三種理論模式（雖然潘文沒有采用范式的概念，但所用的模式一詞已經具有了范式的意義），即表述模式（認為媒介是表述現實的工具）、傳送模式（認為媒介是傳遞信息的工具），以及把傳播視為社會交往儀式和文化的生存與再生的模式。[3]當然，從整個國際傳播學界來看，目前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主要存在著三種傳播研究范式，即社會科學研究范式、詮釋研究范式以及批判研究范式。[4]這三種傳播研究范式當然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都存在著差別。如果擇其要點而言之，筆者以為它們的差別首先來源于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區分。社會科學想仿效自然科學，因此主張價值中立，認為學者必須不帶個人偏見地去揭示純粹的客觀規律；而人文學者認為價值中立是無法真正做到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價值導向不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然的。這樣一來，如果說社會科學主要是想揭示社會究竟是什么樣的，那么人文科學的價值關懷已經讓研究工作還帶有了一點揭示社會應該是什么樣的性質。前者在傳播研究中直接產生了傳播的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強調客觀，強調實證，強調規律性；而后者在傳播研究中又可以分為兩支，在具有價值導向的前提下，一派強調理解，這帶來了傳播的詮釋研究范式；另一派強調批判，這帶來了傳播的批判研究范式。

在對傳播研究范式進行闡述后，回到楊文所探討的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筆者雖不能同意直接把它們定義為范式，但對作者別具慧眼地選擇了這三者卻要表示贊賞，因為這三者恰恰涉及到我們上面所談到的三種傳播研究范式。結構功能主義在西方社會科學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通過這種視角來研究傳播當然可以算作是傳播的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代表，事實上今天西方的主流傳播學大多走的是這一脈，我們所熟知的5W模式本身就是一種結構性視野。對此，麥奎爾曾說過，功能分析有許多流派和分支，而且，盡管功能分析的語言對于知識面的吸引力大為降低，不過，要將功能論從媒介與社會的討論中取出，也已經證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5]當政治經濟學被導入到傳播領域中后，直接產生了傳播政治經濟學，這一派學者大多師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作為批判理論的杰出代表，他所具有的批判精神自然會被傳播政治經濟學所繼承，傳播政治經濟學也因此成為了傳播的批判研究范式的代表之一。文化研究學派相對來說要復雜一些，早期的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其代表人物大多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因此他們同樣關注權力與意識形態，具有較強的批判色彩，這時其理論應歸屬于批判范式。但后來的莫利等人受到了符號學的強烈影響，同時也樂于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開始走向了強調理解的路子。文化研究傳入美國后，又受到了人類學的影響，因此當前龐雜的文化研究版圖中至少有一分支可以歸入傳播的詮釋研究范式，雖然我們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時隱時現的批判色彩。當然，需要強調的是，文化研究包羅甚廣，其中屬于批判研究范式的研究目前依然大量存在。筆者以為，通過上面這種辨析，楊文原有的分析理路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

2、歷史語境與中國傳播研究范式

相對于西方傳播學而言，中國的傳播學更多的是一些引進與借鑒的產物，真正原創性的東西較少。然而，如果說西方傳播學本身就存在著三種各具特色的傳播研究范式，那么我們引進什么、我們偏愛什么就不僅與中國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知識傳統有關，而且也與中國的社會歷史語境有關。

筆者以為，目前在中國傳播學研究中居主導地位依然是傳播的批判研究范式，這與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占主導地位形成了一種對比。正如我們前文所言，中國傳播學是改革開放后才引進的，因而老一輩的傳播學研究者大多是從其他學科轉行過來的，其中又以中文為多，其后新一代的傳播學者才是新聞院系自身培養的。但不管老一代學者還是新一代學者，在中國所接受的教育中，馬克思主義都會對他們產生深遠的影響，這樣一來，馬克思所代表的批判傳統對這些學者來說并不陌生，他們對傳播的批判研究范式具有一種天生的血緣上的親切感，這使得他們非常容易接受并發展這種研究范式。另一個同樣值得強調的原因是批判理論的杰出代表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說也較早地被介紹到國內來，他們同樣為批判研究范式的導入提供了豐富的資源。當然，今天在國內采用批判研究范式的學者其理論來源已經更為多樣化，以葛蘭西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傳播政治經濟學都常為各種學者所效仿。總之，中國的知識社會學傳統造成了傳播的批判研究范式目前在國內居于主導地位，至少在研究成果的數量上表現如此。

然而，隨著中國國門的進一步打開，與西方學術交流日益增多，西方居于主導地位的社會科學研究范式開始對中國傳播學的發展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許多學者開始提倡要進行實證研究，要進行量化分析。他們認為傳統的定性研究容易淪為一種概念游戲，容易讓學術研究轉變成為一種政治話語。應該說這些主張有其合理性。從最近一些年進展來看，國內學者在這方面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比如復旦大學張國良教授所進行的一系列實證研究致力于在中國語境中驗證西方傳播學的一些經典理論，取得了相當不俗的成果。不過，從總體而言，目前絕大多數學者采用的依然是批判研究范式。當然，我們有理由相信，采用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學者在以后會越來越多，至少這一范式在中國呈現的是一種上升趨勢。與以上兩種范式相比，傳播研究的詮釋范式在國內應該說表現得最弱。早些年很少見采用這種范式的研究成果，近年來隨著文化研究在中國的紅火，以及符號學逐步被引進，一些學者開始轉入這一范式的傳播研究，比如陳力丹先生一直呼吁從符號學角度研究傳播，而李彬先生與丁和根先生也都在這一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與前兩種范式相比，詮釋研究范式在中國可以說還處于萌芽狀態。

對國內采用三種范式進行傳播研究的狀況進行比較，我們不難看出，一種研究范式的被采用并不是一種偶然的結果，事實上它受制于該學科的知識傳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領導地位決定了批判范式在中國的流行，而如果沒有文化研究與符號學在國內的譯介，那么傳播研究的詮釋范式能否導入也尚存疑問。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范式的采納與發展與特定的歷史社會語境相關。此外，筆者還想強調的一點是，學者的研究工作雖然應該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但它同樣受制于經濟基礎。眾所周知，如果采用社會科學研究范式來進行實證研究，那就需要進行大量的調查統計，而這顯然需要經費。但在中國目前的研究環境中，能拿到科研經費的學者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那么對于大多數手上沒有任何科研經費的研究者來說，社會科學研究范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制約條件，僅僅怪罪國內學者不愿意與國外接軌，不愿意從事實證研究，那是不公允的。不過，讓筆者有點迷惑的是，詮釋研究范式與批判研究范式類似，并不建立在需要大量經費的實證基礎上，那么這一范式為什么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與發展？筆者以為，在研究經費問題短期之內在國內可能無法得到解決的今天，也許詮釋研究范式的導入與發展可以為中國的傳播學在現有的條件的推進提供一種新的動力。

3、多元范式的并存與中國傳播學的發展

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傳播研究的多種范式并存都是一個必然的結果。這種多元范式并存的現象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標志著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通過不同的手段來研究同一個對象，可以大大擴展我們對事物的認識。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不同研究范式之間是存在著矛盾的，它們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的不同使它們之間形成了一種張力，而這種張力如果不能得到較好的理解與應用，就會對我們研究工作造成危害。

拿傳播研究來說就面臨著這樣一個困境。對一些采用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學者來說，傳播是一種社會現象，可以作為一種社會事實來進行考察與分析，探討其因果規律，來改進傳播效果。而那些采用詮釋研究范式的學者顯然無法接受這種觀點。盡管在物理學領域，環境與對象的關系是顯而易見、可測量的，而研究人類行為，其中的關系卻絕非如此。人類行為常常非常復雜且有目標取向，是很難量化的。社會科學與人類行為的結合是值得質疑的。[6]在他們看來，傳播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意義的傳播，無論是編碼活動還是解碼活動，我們通過信息傳播的都是意義，信息無非是意義的載體，因此傳播是一種理解性的活動。而這種理解性活動會因人而異，并受到具體語境的強烈影響，因此傳播活動中特殊性要大于普遍性。舉個例子來說，拿量化的研究手段我們可以測出一部電視劇的收視率，讓我們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看這部電視劇，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在這些受眾中，每一個人的理解與感受都會有不同，而這是無法通過量化的手段來認識的。事實上，我們不難理解，以上兩種研究都有其合理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它們還能構成一種互補，讓我們對傳播事實獲得更多的了解。然而，如果我們無法接受傳播研究多元范式并存這一前提，那么就會黨同伐異，唯我獨尊。在學術發展史上，這種學派之間因為研究范式的不同而相互攻訐的例子很多，教訓值得我們牢記。多元范式并存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因為它會讓研究者注意到任何一種研究范式都有其不足之處，而其他范式對它的質疑可以讓它為了應對而進一步發展與完善自身。但是，如果這種攻訐超出了學術探討的限度，那就成了一種為了爭奪話語權的謾罵，對學術的發展就沒有什么好處了。在這層意義上，我們對不同研究范式之間的張力一定要慎重對待，以達到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從而為學術研究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具體到中國的傳播學研究，筆者以為，社會科學研究范式、詮釋研究范式以及批判研究范式的并存會讓中國傳播學迎來一個大發展時期，大大改變以往所有傳播學者都采用批判研究范式的局面。但是，我們也必須克服范式之間張力所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克服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以一種辯證的態度來看待多元范式的并存。具體而言，以下兩點尤其值得注意。首先，我們要克服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的二元對立。我們在前文中已經提過，傳播的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多主張量化研究，而詮釋研究范式及批判研究范式采用質化研究方法更多。這兩種方法各有利弊。雖然我們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可能有某一種方法更為適用，但也要承認其他方法的合理性。當然，從絕對的標準來看，任何分析的目的、分析過程終點、分析工具和分析客體，幾乎都不可能彼此相容。然而，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必須找出，在什么范圍、什么層面下，質化和量化這兩種研究模型可以彼此相容。[7]事實上，在一些復雜的研究工作中，兩種方法的并用已經是一種常見的現象，因而強調這兩種方法的互補性是我們傳播學發展中應有的態度。其次，我們要克服傳播研究中實然與應然的二元對立。傳播研究當然首先要搞清楚傳播活動的事實，但是我們不能認為這些傳播事實就是純客觀的，不含任何價值導向，傳播活動與意識形態結合之緊密是一個根本無法否認的現象，這樣，以事實作為理由從而抹殺價值的做法并不可取。當然，我們也不能為了某種導向就全然不顧事實甚至篡改事實。我們應該追求的在傳播研究中實然與應然的辯證統一，從而讓我們的傳播研究真正能夠為民眾帶來益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大眾媒介正在飛速發展，大眾傳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顯出來。我們相信，中國傳播學的發展正面臨著一個極好的機遇。西方傳播研究范式的引進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而中國獨特的傳播實踐也會促使我們為傳播學的發展做出自身獨特的貢獻。

注釋：

[1]金兼斌：《傳播研究典范及其對我國當前傳播研究的啟示》，《新聞與傳播研究》1999年第2期。

[2]同上。

[3]潘忠黨：《傳播媒介與文化：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研究的三個模式》，《現代傳播》1996年第4期與第5期。

[4]轉引自金兼斌：《傳播研究典范及其對我國當前傳播研究的啟示》，《新聞與傳播研究》1999年第2期。

[5]DennisMcQuail：《最新大眾傳播理論》，臺灣韋伯文化視野出版社，2001年，第64頁。

[6]StanleyJ.Baran,DennisK.Davis：MassCommunicationTheory:Foundations,Ferment,andFuture,Wadsworth,2000,P33.

[7]KlausBruhnJensen,NicholasW.Jankowski：《大眾傳播研究方法：質化取向》，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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