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基于傳播學解讀農村學生減少成因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近年來，高校農村學生比例不斷減少，這種狀況引發了社會多方面的熱議，本文以傳播學中的知溝理論為依據，對其進行探討。

一

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為滿足民眾要求教育機會平等的呼吁，推行教育補充計劃，企圖通過大眾傳播來縮小貧富兒童的知識差距。其中一項嘗試就是通過電視播放兒童啟蒙教育系列片《芝麻街》來改善貧困兒童的受教育條件。而最終結果顯示，盡管該節目對貧富兒童都產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富裕兒童對節目的接觸和學到的知識更多。因此，貧富兒童既有的知識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隨著時間的增加而擴大了。1970年，蒂契納等人在一篇題為《大眾媒介信息流通與知識增長差別》的論文中正式提出了知溝理論。該理論認為，“隨著大眾傳媒向社會傳播的信息日益增長，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將比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信息，因此，這兩類人之間的‘知溝’將呈擴大而非縮小之勢”[1]。該理論并不認為由于信息的不斷輸入，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完全得不到信息，而是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和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均能增長知識，但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比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更能增長知識。[2]

知溝理論的研究表明，知溝最初表現為學齡前教育程度的差異，進而表現為在校學習成績的差異和高等教育升學率上的差異，最終會表現為職業、收入和社會地位上的差異。近年來，我國地方非重點高校農村學生數量有所增加，但重點高校農村學生的比例在不斷下滑。楊東平教授主持的國家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研究”顯示，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國家重點大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招收的新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呈下降趨勢：清華大學2000年農村學生的比例為17.6%，比1990年減少4.1個百分點；北京大學1999年農村學生比例為16.3%，比1991年減少2.5個百分點；北京師范大學2002年農村學生的比例為22.3%，比1990年減少5.7個百分點。相反，2003年，唐山學院、華北煤炭醫學院、河北理工學院農村學生的比例為63.3%，比2001年高出7.9個百分點。這表明新增農村大學生主要分布在地方普通院校。據央視《新聞1+1》節目《重點大學，農村生源為何減少？》報道，2011年，清華大學3300名本科新生中，農村生源僅占1/7；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現在，農村生源從50%左右降到了不到20%，而北京大學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1995年，農村學生的比例在30%左右，最近一些年，這個數據則在10%到15%之間。《錢江晚報》記者對浙江大學的調查也表明，浙江大學2011級理科新生班30人中，農村學生只有6人。浙江大學往年的數據也顯示，浙大醫學院2007級臨床醫學系某班共28人，來自農村的只有9人；2009級理科實驗班行政班共26人，其中農村學生僅有7人。就是專門培養農業人才的中國農業大學也是如此，2011年，該校共招收3057名本科新生和2727名研究生，而農村學生的比例僅為28.26%。

高考擴招后，我國高校農村學生絕對數量在增加，但所占比例在不斷縮小。2009年1月4日，新華社發表的總理署名文章《百年大計教育為本》中提到，“有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來經濟社會發展了，農民收入逐步提高了，農村孩子上學的機會多了，但是他們上高職、上大學的比重卻下降了”。從全國范圍來看，2009年城鄉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82.3%和17.7%。而在20世紀80年代，高校農村學生還占30%以上。[3]

與此同時，新生代農民工人數卻在不斷增加。目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約1億人。2011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新生代農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為67．2％，比傳統農民工高18．2個百分點，但絕大多數仍停留在義務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階段，74．1％外出務工前“在學校讀書”。

可見，近年來，農村孩子上大學的絕對人數沒有減少，甚至還有某種程度的增加，但農村大學生的比例卻在下降，知溝現象越來越明顯。

二

知溝理論認為，“知溝”現象是由傳播技能、信息儲量、社會交往、選擇性態度以及信息的大眾媒介系統的性質決定的。高校農村學生比例下滑的原因，由此可以得到解釋。

一是城鄉學生傳播技能上的差異。傳播技能與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相關，也是教育的直接結果。在信息化時代，獲取、分析、衡量及傳達信息的傳播能力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生存的基本技能，但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決定了農村在教育投入、傳播設施等軟、硬件建設上遠遠落后于城市，導致很多農村學生失去了更好、更多的受教育機會，城鄉學生大眾傳播的接觸和影響有顯著差別。根據波法德里對知溝理論的研究結論，導致知溝的產生和發展有三個層次的因素和過程在共同起作用：在知溝產生之初，不同的人因為面臨交流障礙、沒有機會接觸媒體所傳播的信息而產生知溝；隨著時間的推移，媒體使用的方式方法會強烈影響知溝；最后，在接受媒體信息時，人們不同的動機、認知因素會影響知溝的發展。從這一方面來說，媒體尤其是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的普及，有可能會進一步拉大城鄉學生之間的知溝[4]。

二是信息儲量上的差異。城市學生與農村學生在現存的信息數量或先前獲得的背景知識等方面也存在差異，城市學生的信息儲量和知識結構一般都優于農村學生，一些農村學生即使憑借天分與后天的努力趕上城市學生的水平，但其綜合知識也遠落后于城市學生。高考是按照分數從高到低錄取的，在素質教育背景下，高考試題涉及面廣，許多內容，農村學生根本就沒接觸過。因此，農村學生在高考競爭上處于劣勢。根據《錢江晚報》的調查，2011年，浙江椒江海邊農村的洪家中學630名高三應屆畢業生中，上重點線的只有26人，占4%，而其中無一人考上211以上重點高校；而杭州學軍中學高三應屆生中，一本上線人數達到485人，重點率達92.03%。目前，農村能夠接受學前教育的尚不到40%，農村學生早在起跑線上就輸給了城市學生。

三是社交范圍的差異。農村學生無論是社會還是自己，都有一種“農民”的角色定位。而農民的交往行為具有“差序格局”特征，一般都是以“己”為中心，以血緣和地緣為半徑，逐層向外推延而形成一種非正式交往[5]。費孝通先生把“差序格局”形象地描述為：“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農民角色的固化觀念，妨礙了農村學生社會交往的開展，農村學生社交范圍狹窄，社會關系單純。較之城市學生，不少已上大學的農村學生也不善交往。相反，城市學生則有更多的相關社會聯系和生活關系網，他們日常行為圈子較大、人際交往更頻繁，對社會公共事務、現代科技、時事新聞有更多了解的機會。

四是信息的選擇性接觸、接受和記憶。知溝理論的研究證實，信息有時會擴大知溝，有時則可以縮小知溝，在這一過程中，最為關鍵的是興趣或動機。人們的動機和所認識到的效用會影響其對信息的尋求和學習，而這些因素大多來自社會。大眾媒介的研究也表明，人們往往以符合既有信仰與價值觀的方式解釋、記憶信息。農村家長對孩子期望值高，大學擴招后，不公平的就業環境、畢業即失業的就業現實讓許多農村家長感覺到讀大學再不是“跳龍門”，大學并不能改變農村孩子的命運。因此，農村學生面臨著巨大的“反哺”壓力。

五是大眾傳媒的性質。印刷媒介是一種較好的學習型媒介，利用這一媒介可以培養受眾良好的閱讀習慣、閱讀技能，從而更多地獲取信息和知識。然而，我國城鄉之間大眾傳媒資源分布不均衡，城鄉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傳播鴻溝，報紙、雜志影響力式微，電視影響力膨脹。有研究表明，作為青少年媒介素養物質基礎的媒介接觸條件在城鄉間存在較大差異，城市青少年的媒介接觸條件優于農村青少年，尤其是在接觸貴重媒介消費品如電腦以及一次性媒介消費品如報紙、雜志上的差異更大。這就使得農村青少年在接觸主要由網絡提供的即時更新的全球海量信息和主要由報紙、雜志提供的深度闡釋信息方面處于劣勢[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