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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以其投射在幕布上的光影和傳送出來的聲音在我們面前展現了一個活靈活現的、神奇而又壯觀的世界。這個世界是如此逼真，又是如此虛幻。人們已經習慣于把電影看成是一種“神話故事”。因為，電影的誕生和它飛速發展的歷史本身簡直就是一個神話故事。哪怕我們是從科學的眼光來看待“電影自身的故事”，它也比最不可思議的神話故事還要不可思議，比最神奇的神話故事還要神奇。電影從誕生之初就是科學技術的產物。電影的歷史就是一個長長的雖然坎坷但卻不可逆轉地走向技術完善和藝術完美的故事。在這一過程中，充滿了杰出人物的偉大技術發現和天才的藝術創造。我們必須說，電影創造了比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和中國的《女媧補天》不知要神奇多少倍的現代神話。但是，如果我們在此話鋒一轉，來討論電影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革命性意義，我們就必須說，盡管它尚未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對它做出某種預期，已經不像過去那么困難了，特別是，考慮到電影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這種前景甚至變得昭然若揭了。

電影數字技術是一個革命性的因而也是一種挑戰性的因素，最大的挑戰就是對于我們的電影觀念和電影概念的挑戰，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很多人都提到但卻并不準備實行的電影的重新定義問題。麥茨在1973年就提出，“我把電影和電視這兩樣東西看作一種語言;如果非要把它們當作兩種不同的語言來對待，那么，人們勢必把用機械方法獲取影像這一特點分為攝影影像和電子掃描影像”，他的“電影———電視”的定義是:用機械方法獲取的多元的活動影像。①不同的語言相互之間存在著超出常識所能想像的非常復雜的邏輯關系，它們之間往往不是邏輯學意義上的排他性關系，而常常是包容關系，在這個意義上，電影包含了電視②。美國學者莫納科也提出:“到了1980年，情況已經變得很清楚，我們所謂的電影，與我們所熟悉的錄像和電視，不再可能截然分開了。時至今日應當把它們看作是一個統一體的組成部分，我們確實需要一個能夠包括影片和錄像帶的新詞匯。”③

在這里，我們要鄭重提出電影的全新定義:電影是以鏡頭形式呈現的，可以配有聲音效果，并具有畫面性質和深度感(或立體感)的活動影像;是一種專門紀錄或制作表面現象(現實表象和意識表象)的異質綜合性媒介，即以紀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片段為起點和基礎，傳遞信息，制造效果的媒介。這是一種具有紀錄與合成雙重屬性的媒介。我們知道，電影和電視的拍攝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光－化學成像方式，一種是光－電子成像方式，在電子成像方式中又可分為兩種:光－模擬成像方式與光－數字成像方式。光－電子－數字成像方式已成涵蓋光－化學成像方式和光－電子－模擬成像方式之勢，并終將取而代之，這一點雖然已經沒有懷疑者了，但是畢竟還要有一個過程。總之，廣義的電影是一種雙頻媒介(videoandaudio)。按照羅蘭•巴特的說法是一種異質性綜合媒介系統。在我們看來，這個定義里面還包含了要求電影進行重新命名的問題。重新定義和重新命名的必然結果是，電影學研究必須大大地拓展自己的學術視野。

這就是我們已經說過的電影的新概念與新版圖。電影的新概念，必須是電影的本體論概念，正是電影的本體論概念才能產生電影的全新版圖、全新新疆域和全新視野。很顯然，這是一種廣義的電影觀，這種電影觀要求我們沖破現有的看起來相當堅固的不同的行政區隔(如廣電與郵電等不同的管理機構)、媒介區隔(電影、電視、網絡與手機)和空間(資源存放在不同的地域)區隔。這種區隔是遮蔽我們的觀察眼光、學術視野和研究思路的極其頑固的壁壘，但是，這種區隔將被打破的趨勢看來已毫無疑問。我們清楚地知道，這種廣義的電影觀，肯定會使很多人感到不快和不便，但是，我們相信，這只是暫時性的。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人類媒介的歷史，人類使用語言有幾萬年的歷史，使用文字有幾千年的歷史，使用電影才有100多年，使用數字技術只有幾十年。電影的發展有足夠多的發展時間。我們有理由相信，轟然崩塌的只是百余年來建立起來的一個輝煌帝國的華麗外殼，而我們隨后所擁有的卻會是有更長久生命歷程的、滲透進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與我們形影不離、血肉相連、兼容并包的一個龐大帝國。這個龐大帝國，將要開啟人類文明的新時代，書寫人類文明的新篇章。我們甚至愿意把它稱之為人類的第二文明。

從廣義的電影概念出發，我們可以說，電影技術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即電影、電視和計算機。影院電影(開始于1895年12月28日，巴黎)是影像與聲音技術的初級階段;電視(開始于1936年11月2日，倫敦)是影像與聲音技術的中級階段;計算機互聯網(開始于1991年，美國)則是影像與聲音技術的高級階段。很清楚，在這三種方式和渠道中傳輸的影像與聲音信息的質量是不同的，但是，影像和聲音的本體則是相同的。正是在這一發展中，顯示出了電影本體論的四個里程碑，即蒙太奇(Montage)、長鏡頭(LongTake)、意識流鏡頭(ConsciousStreamShot)和合成鏡頭(CompositeShot)。當下，正是電影合成鏡頭大行其道的階段，這一點只要我們稍加注意就不難發現，美國影片《阿凡達》(2010年)和《美國隊長》(2011年)等影片都是杰出的例證。接下來，我們還能看到，電影文化已經有和將要有的三大進程，即電影的藝術化進程、語言化進程和“全思化”進程。電影的藝術化進程已經完成。電影的語言化進程正在進行之中。我們看到，語言化進程包含了三個階段，即命名階段(1910年)、考察階段(1964年)和開始階段(1995年)。完成這一進程主要取決于三個條件:第一，形成電影的組織化的單元庫，即數字技術條件下的電影多層分節及反復使用。實現這一點有賴于相關軟件的進一步開發。我們可以期待的是，用不了多久，人們就能開發出一種軟件或一套軟件，能夠把一部已經拍好的影片的人物形象、動作軌跡、背景內容、景別樣式、運動模式、影調光線等分離出來，分門別類編入數據庫，以便在日后不斷地提取和使用。實際上，今天流行的視頻編輯軟件已經部分地提供了這樣的“數據模板”，例如蘋果公司開發的iMovie軟件，就已經把片頭、片花、特效等“樣式”做了預置，以供批量使用。第二，電影作品及電影單元的隨身攜帶、即時提取，這有賴于正在興起“云計算”及視頻信息的網絡搜索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第三，電影單元可用于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一對多，多對多的自由的交互傳遞的技術。這些條件在20世紀70、80年代的人們看來，無異于天方夜譚或癡人說夢。但是在今天，任何不拒絕感受鮮活時代的人，都能聽見它堅定不移地走進我們生活的清晰的足音。

在這種情況下，電影的形態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異彩紛呈、絢麗多姿的發展就一點兒也不令人感到奇怪了。現在，我們至少可以列舉出的就有七大形態，即，故事片(Feature)、資料片(Documentary)、節目片(Program)、廣告片(Advertisement)、論述片(Dis-course)、抒情片(Lyrical)和虛擬現實(VirtualReal-ity)④。總之，電影學和電影美學都需要進行新的拓展和表述，電影史也需要重新書寫和改寫，這應當被視為電影史及電影學術史的重大里程碑事件。這里我們可以用已經有或可能有的五本具有標志性的著作標明電影史及電影學術史的分期，它們是《電影是什么?》(1958年，巴贊)、《電影作為藝術》(1932年，愛因漢姆)、《電影作為語言》，(1968年，麥茨)、《電影作為電影》，(1993年，帕金斯)、《電影作為文化》(應有的)。“電影是什么”應當被視為巴贊這位偉大的電影批評家對于電影的“天問”，而接下來已有或應當有的著作則代表了時代的回答。正是在這一進程中，電影的概念才會不斷更新;它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電影將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革命性利器，書寫出人類文明的最新篇章。我們之所以把以電影為標志的文明稱之為第二文明(即麥克盧漢所說的電子文明)，是為了區別于以往的第一文明(印刷文明)。這一區分的重大意義在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在這一進程中有所作為才有可能實現。這一進程給中國文化產業(當然包括電影產業)留下了無限的商機，同時，還給中國的學者和學子們的學術創造性留下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性契機。1967年，德里達發表了他的《文字學》一書，這本震驚世界的著作既是一部戰書，又是一種預言，尖銳批判了西方哲學和文化傳統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即語音中心主義(其實就是語言中心主義)，高揚文字的偉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德里達的文字概念包含了電影。他將文字視為顛覆西方邏各斯傳統的利器，并且第一次把電影視為未來嶄新“文字”的重要形式。作為廣義文字的一個分支，電影這種特殊的意指媒介，將成為未來人類普遍意指實踐最理想的方式⑤。盡管如此，德里達仍然似乎有點膽怯地預言:“未來已經在望，但是無法預知。展望未來，危險重重。”可以肯定地說，2012年的今天，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

電影已經成為一種用現代化技術裝備起來的可以說是最先進的信息儲存載體。電影以其紀錄性的聲畫媒介大容量地、完整地紀錄信息。電影的紀錄性在誕生之日就受到空前的重視，如果說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納努克》(1922年)笨拙地封存了古老人類的生活經驗的話，互聯網時代的海量視頻則記錄著從世界圖景到個體生活的詳細境況。電影的紀錄和呈現功能使其成為語言文字之后并不排斥語言文字而是將其包含于其中的最先進、最高效、最完整的媒介手段。電影數字對于語言文字涵蓋而不拒絕，協同而不壓制。這是毫無疑問的。對于電影數字可能壓抑語言文字的擔憂，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如果說語言與文字使得可見的和可想的以抽象符號形式完成了信息的傳輸，那么，電影與數字則使得可見的和可想的，以見和想的形式交互傳輸。我們還要期待的則是，電影將要邁出的是跨過其電影倉頡造字時代的決定性一步。電影不同于語言和文字，其紀錄性(相對于文字的指示性)和模擬性(相對于文字的離散性)決定了它不是一種抽象的符號，它具有多向度、立體化和完整性的特點。這一特點的重大意義，幾乎還沒有顯示出來。但就在前不久，美國斯坦福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吳義仁與幾名創制出“光場攝影”技術，2011年10月20日Lytro公司把這一技術市場化，推出了具有革命意義的光場相機產品。與普通相機通過透鏡把三維空間的景象轉化并紀錄在二維平面上不同，光場技術追蹤不同光束在不同距離的物體上的落點(反射點)，從而形成一個包含海量立體空間信息的數據庫，數據庫文件可以順利地轉化為二維的圖片，也還可以用先進的虛擬程序構造和還原立體的形象空間。這種圖片攝影術在未來演變為活動攝影術，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類似技術在“求真”和“求全”的維度上進一步強化了影像的紀錄和呈現優勢，對于人類歷史的完整保存和人類經驗的重構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這種技術宛若一種空間、情境和事件的真正的現象學還原，這種現象學還原意義非凡。莊子說，目擊道存。這意味著，“道”不依賴于語言，而只能通過直觀的“觀照”而獲得，所以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嘴巴(語言)肯定是不夠用、也不可靠的，故“道”只能被“目擊”。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因為有了電影。眼睛看到的，就能被捕捉下來，即使當時不能捕捉，事后還可以通過電影數字技術呈現出來，并且方便地傳遞出去，相比古代，現在借助電影可以“目擊道傳”了。這個問題正在解決中，還沒有完全解決，但這只是時間的問題。電影在紀錄與傳播方面所具有的這種直觀性、完整性，是其區別于之前任何語言的特質，這一特質是偉大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電影的革命性意義還在于，電影開啟的是一種人類前所未有的完整思維方式，我們愿意稱之為電影的“全思化”進程，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進程還沒有正式開始。電影還可以采取意識流的方式，更深入地關注人的內心世界，與語言文字攜手，將所想所思完整地表現出來，這是一種既涵蓋又超越了與語言文字的全新表示方式，第一次用既深邃又直觀的方式實現了人類“思的完整性”。羅蘭•巴特曾為攝影術而著迷，在他看來，攝影是對抗對遺忘和還原經驗的有力工具，一張照片所凝結和召喚出的情感和思緒，勝過千言萬語⑥，電影就更是如此了。

當然，對電影媒介的強調絕不意味著忽視語言文字的重要性。人類的記憶采用語言和圖像兩種方式交互進行，語言在記憶中的重要性不必贅言，哪怕是寫一張便條或便簽，都離不開語言文字;在日常生活中，以圖像形式組織起來的記憶場景尤為關鍵，如果說場景承載了全息化的記憶內容，那么語言就是這些內容得以有效組織的目錄或程序，沒有語言，場景就是一堆毫無意義的圖像集合。精神分析的研究表明，兒童在3－4歲以前，對于如何獲得一種信息，以及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習得一種行為能力，普遍缺少記憶，原因就在于語言尚且沒有完全介入大腦功能，記憶中的相關場景畫面無法被組織被提取。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一書中預言:“我們正在迅速逼近人類延伸的最后一個階段———從技術上模擬意識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創造性的認識過程將會在群體中和在總體上得到延伸，并進入人類社會的一切領域，正像我們的感覺器官和神經系統憑借各種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樣。”根據麥克盧漢關于印刷時代和電子時代的論述，同時也根據潘拉姆對于麥克盧漢的思想的歸納總結，可以提出以下關于人類使用的媒介與人類文明的圖式:我們通常把今天的時代稱之為文明時代。但是，有人從倫理譴責和道德義憤的角度提出，今天的文明社會，實質上仍是一種“半文明社會”⑦，今天的文明時代，也仍是一種“半文明時代”。我們并不準備采取這種立場，但是我們卻非常喜歡這一表述。而電影定將成為未來完整意義上文明時代的開啟者和見證者。電影不可遏制地拓展了人類感知和表達的能力，這往往是樂觀派激動、震驚的緣由。而焦慮派則不斷地抨擊著與電影乃至視覺相關的種種異化、危險、墮落，甚至以各種方式強力呼吁對于書本與閱讀的回歸;實際上，電影作為視覺時代最典型的標志，已經預示了“半文明時代”中蒙昧因素的逐漸死亡。我們相信，人類的智慧一定能夠合理地處理四大媒介之間的比例與比重關系。所有焦慮和質疑之論在新的電影觀念的前面顯得那么的矯揉造作。

電影對人類文明的革命性意義還不止于此。當畫家能把人物畫得像照片一樣的時候，仿真度能夠達到百分百的可以亂真的電影數字人物形象就離我們不遠了。或許人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即電視播音員將很有可能成為歷史。與此相關的是，教育是另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也就是說，當電影成為教育不可或缺的手段的時候，估量電影對于人類文明推進的意義，甚至還為時過早。20世紀80年代以來，終身教育和個性教育已成為當代世界教育發展的主導性趨勢和走向。終身教育是20世紀60年代形成和發展的一種國際性教育思想，它動搖了傳統教育大廈賴以存在的基石，被譽為“可以與哥白尼日心說帶來的革命相媲美，是教育史上最驚人的事件之一”。另外，教育的發展有可能真正使個性教育變成現實，古代教育個別化的教學形式將重返學校，并將在新的技術條件下顯示其前所未有的效力，而傳統的班級授課制度將面臨嚴峻的挑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有一條了不起的學位課程規定:本科生可以自行設計學位課程，專業方向不限，只要滿足基礎科技學分要求。執掌著《紐約時報》與全美公共電臺字謎節目的威爾•肖茨在這里取得了我們這個星球上唯一的“謎語學”(Enigmatology)學位。

在未來，這樣的現象將成為理所當然。學生可以自由發展個性與才智而不必被套進同樣的標準。學生將可以按照教學要求自定學習進度計劃，學校的教學實踐也無需再被分成以班級為單位整齊劃一進行的課程表，以往過時的教學方法就再也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了。各種先進的教學手段，將徹底改變口耳相傳的傳統方式。仰賴電影數字技術，多維空間形象，諸如生命演化、基因排列、宇宙爆炸、原子裂變等物理、化學過程，都可以直接模擬演示和實驗。同時，教師將從單純的傳授知識的工作中擺脫出來，僅僅作為知識較多者，是答疑的責任者的角色，與學生共同面對著瞬息萬變的信息浪潮，共同分享著見仁見智的觀點意見，這將使他們能夠更好地致力于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所肩負的使命:以智慧培養智慧。各國的教育制度將朝著有利于交流溝通的方向發展，比如學歷、學位、學分的互認。總之，我們關于教育的概念，長期以來建立的與教育聯系的對象，如學校、教師、圖書館、課堂、教材、考試、作業升學制度等都可能變化成與現在大相徑庭的形式，甚至不復存在。人類教育模式的調整和轉變已經在進行之中。這些變化既是生產力發展、政治力量變化、科學技術進步的結果，也是人類的社會理想、教育理想更新的結果。終身教育、個性教育就是這一理想最典型的內容。從根本上說，這種理想要求教育能夠從“固定的人在固定時間、固定地點學習固定內容”向“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學習任何內容”徹底轉變。這一轉變，內在地要求作為教育手段的電影必需及時介入教育之中，電影是未來“理想教育”的必需品。

1923年蔡元培提出了“中國要有世界一流的電影教育的”的想法。愛因斯坦寫給紐約羅里奇博物館的信中說道:“電影，作為一種對人類精神幼年時期的教育方法，是無與倫比的。因為電影可以使思想劇情化，這就比用任何其他的方法更容易為兒童所接受和理解。”魯迅也說過:“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人類歷史上每一次技術上的革命都深深地影響著教育技術的發展。在人類文明史上，技術的發展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階段:即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技術體系階段、以機器技術為基礎的技術體系階段和當代方興未艾的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技術體系階段。教育技術也相應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目前正處于信息教育技術階段初興之時。教育信息技術階段以計算機、多媒體和通信網絡為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的普及和在教育中的大量應用為特征。教育技術的發展表現出一定的累積性，每一個教育技術新時代的來臨都有從某一特定技術的產生到它成為主導技術之前的一段萌芽期，但其基本趨勢是使得教育教學更加具有靈活性和創造性。人類有幾千年的歷史，計算機從產生到現在只不過50多年，而網絡的迅速發展也不過10多年的時間。但是，信息技術作為現代科技革命的基礎和核心，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當前，世界各國都把信息技術教育應用作為教育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為此紛紛出臺教育技術發展規劃、“教育革命運動”。而我們知道，視聽媒介是信息技術的重要內容和發展方向，目前，現代信息社會正全面完成信息的視聽化過程，教育技術也同樣將從整體上完成視聽化的變革。

現在，幾乎全世界所有的電影學院都會采取這樣一種授課手段:教師在講課的過程中除了使用自然語言、文字書寫、表格圖片之外，還要使用影視作品，即不時地在書寫中間插入某些事先準備好的影視片段(即多媒體教學)。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國內的電影教學還做不到這一點，現在，不這樣做，幾乎是不能允許的。電影作為教育手段，在歷史上始終沒有獲得應有的認識，一個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必須建立在“電影”和“教育”兩方面都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礎上的。從電影的發展來講，能夠作為教育手段，必須做到普及、便利、以凸顯其優越性，這需要技術的強大支撐。

如今，數字技術的發展，電影藝術業已成為人類文化的舉足輕重的組成部分，更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優越條件和巨大的發展可能。從教育的發展來看，電影作為教育手段，則特別體現在教育觀念和電影觀念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更新上:即，教育從以效率為重的階段轉變到以人性化為重的階段。而電影在新的技術條件下，能夠比較好地適應這一轉變的需要。無論從電影媒介水平所提供的發展可能性來看，還是從電影教育對于人類社會需求的適應性方面來看，這種發展趨勢是必然的，并且已經在進行之中。這一點或許在教育技術的發展方面能夠看得更加清楚。美國密西根大學校長詹姆斯•杜德斯達說，課堂教學模式正在遭受挑戰，隨著多媒體技術的廣泛應用和讀圖一代學生的成長，文化正經歷著由讀寫向視聽的轉變。多媒體將來可能取代教師的大部分工作，多媒體甚至是交互式的文件日后甚至可能成為課本教材，這些轉變預示著信息的處理和交互性構建方式的巨大轉變。這一轉變已經在電影專業的教學中成為事實。電影專業教育特有的、相對機動的教學方式有利于改變古老陳舊的授課方式。在電影專業的教學過程中，由于電影本身及其教學的雙重特殊要求，以往的影片(膠片)觀摩(分析)、錄像(磁帶、影碟)觀摩(分析)、現場拍攝觀摩(演示)等重要的教學方式，甚至面授方式，越來越多地結合了電影手段，課程內容發生了交叉和整合，消除了各種媒介系統間的界限。電影專業教育由于媒介的發展，在培養目標上、規模層次、學科設置、教學方式等方面也已經被迫做出了相應的調整，培養交叉型、復合型的媒介人才(而不是古典意義上的藝術家)，成為未來教育的最終目標。這一切不僅有利于更為有效合理地配置資源，更有利于提高教育模式的靈活度、選擇性和人性化程度。

上述電影專業的教育模式為一般教育教學模式提供著巨大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課堂教育的圖像化、視聽化，無疑更符合人類理想的教學方式;以電影觀摩取代部分課堂教學，在此基礎上將教師的角色轉變為答疑解惑、個性化指導和人格化培養，無疑可使教學交流更具針對性。在此基礎上，課程安排、專業設置等其它環節將向著更具選擇性、人性化的形式轉變，從而提升教育教學的發展水平。電影化的教育將成為一般教育的核心內容和普遍模式，在人類知識和智慧的積累與傳播方面產生革命性的影響。課堂教學的電影化趨勢看似平常，卻可能引發整個教育機制的系統性巨變。盡管我們目前還不能對未來這一巨變進行全面預測，但大致的趨勢則是可以預料的。

首先就是課堂教學的電影化、統一化、權威化。目前，從小學到高中的主要課程系統都配有教綱、教材、教參和教輔等必需環節。到了高等教育階段，情況發生了轉變:一方面，對于標準化較強的學科，例如英語、政治等，任課教師要么照本宣科地貫穿教學大綱，教授教材，這導致教師和學生的積極性很難得到解放;要么發揮個人知識專長或表演的魅力，把課堂變成個性演講的精彩舞臺，此時，教材除了用作閱讀參考，剩下用處只是充當考綱;而另一方面，在一些專業課的課堂教學中，普遍缺少高質量的、統一的教材，雖然教育職能部門力圖通過各種方式完善專業教材體系的建設，但這一步伐遠遠落后于知識本身的更新速度，落后于交叉型新興學科自身的發展需要，在這種局面下，教師往往自行組織課堂教學，教學質量的穩定性無法得到全面保障。

我們需要的是科學、高效、精彩的課堂，把這種成功的課堂紀錄保留且進行標準化的傳播、普及和推廣，既可以提高授課質量，又節省教育成本，這一優勢在一些基礎性的課程中體現得尤為清晰。在互聯網領域，有識之士已經進行了成功的嘗試。以最近火爆的公開課為例，耶魯大學的《現代詩歌》、《心理學導論》、《金融市場》、《博弈論》、《微生物研究》、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量子醫學》、《癌癥綜合研究》、牛津大學的《哲學概論》、《政治哲學導論》、《批判性推理入門》，麻省理工學院的《震動與波》、《顯性代數》、《經典力學》等一批優秀課堂已經在互聯網上取得了超過9位數的觀看量。國內一項針對網絡公開課的調查顯示，52．1%的人表示有聽網絡公開課的經歷，71．3%的人認為國內高校推出網絡公開課有利于提升我國文化影響力，而超過七成以上的職場人使用過網絡公開課⑧。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副院長孫萍教授指出:“一些老師覺得過去自己在課堂上講得很好，通過視頻一看，自己的儀表、內容設計、教案設計有差距。

另外，傳統教學是一塊黑板一支粉筆，即使有了后來的PPT，但也造就了不少懶散教師。”而學生也坦言:“看視頻公開課非常吸引人。而反觀教學課堂和教材，內容太少太淺，缺乏創造力和想象力。”在選修環節，“即使是我們喜歡的選修課也達不到學習的初衷，選了也不想聽;想聽名師的課但由于選課同學多而選不上，何談我們是學習的主體?”⑨其次，電影化的教育會促成教育信息與傳播產業的發展。公開課實際上就是課堂教學視頻，即我們上文提及的廣義電影的一種形式。《記錄，中國公開課建設目前的最好方法》一文敏銳地指出:“用記錄的方式來建設公開課，只能是緩兵之計，除了記錄而外，各方還應加大力度去提升自我和學習網絡公開課建設的技巧，讓國內公開課的建設順利從記錄轉型到制作上。”⑩制作意味著專業化、規模化和產業化。其中蘊含的教育信息與傳播產業的發展潛力不容小覷。蘋果公司通過iTunes終端軟件內置了iTunesU功能，使用共享的iTunes資源庫收集世界著名大學公開課和演講的視頻，可在任何安裝了這一終端的個人電腦、手機和平板電腦上使用，雖然目前這一模塊是暫時免費的，但iTunes終端整體的盈利模式已經為蘋果帶來了超過百億美元的收益;而未來，iTunesU功能還將被整合拓展到電視等其它媒體終端。我們還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傳統教育的知識傳播已經開始融入一般性的信息傳播范圍，教育信息將成為傳媒領域繼社會新聞和大眾娛樂之后的另一項核心內容，教育將因媒介而改變。

最后，電影化的教育將引發教師職能與身份的全面轉變。羅蘭•巴特曾說，寫作是勾引，講課是表演。在他看來，教師就像一個話劇演員一樣，講課的內容就像臺詞一樣，要事先準備好的。但我們必須意識到，教師的話劇演員身份并不具有永久性。為網絡課程拍攝的視聽錄像，作為網絡課程的主體內容，在目前的大多數情況下，仍由教師主講，但在錄像的現場常常沒有學生聽眾;話劇演出是在場性的，需要演員與觀眾的共謀和互動，而電影演員(身份)對觀看而言則是一種“缺席的在場”瑏瑡。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教師的身份將發生一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轉變———“話劇演員”到“電影演員”的身份轉變。

麥茨曾提到過，話劇產生于奴隸社會，電影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有了電影之后，特別是有了電視、計算機網絡和數字技術之后，教師身份的轉變真正具備了可能。我們知道，話劇已經衰亡了，電影電視正在方興未艾。情況似乎變得前所未有地明朗化了，學校似乎也將發生極大的變化，只要教師的身份完成從話劇演員到電影演員的身份轉變，就像麥茨曾經說過的那樣，電影演員失去了它的觀眾，也就是說，學校將失去他的學生，學校里將不再需要學生在空間上的長時間的穩定聚集，學校將很有可能變成類似電影制片廠一類的機構，二級學院以及系科等等就將變成若干類似攝制組的組織。最終的結果將是，教師身份(至少課堂演講者的身份)將徹底地轉型，原有授課職能更多地向個性化的督導、答疑、教育與學術的組織和管理等方向分流。教師身份由“話劇演員”向“電影演員”的華麗轉身必然會動搖中世紀以來逐步定型的大學模式。

向電影教育的理想邁進，需要時間。我們知道，從15世紀中期印刷技術出現到17世紀學校制度確立，大約用了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電影教育從確立藝術教育的地位到走出專業教育范圍，大約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電影教育從高等教育進入初中等教育只用了大約20年的時間，全新的電影教育模式的實現，將指日可待。更不要忘記，電影將成為相對于文字書籍而言承載整個“人類知識”(即人類保存、傳遞知識信息)的更高級、更先進的媒介;以電影為主要內容和方式的教育模式利用了電影媒介的信息保留和傳播優勢，這將對人類知識的傳承和文化的傳播產生重大廣泛的影響，這一影響將以勢不可擋之勢挺進，波及相關各個方面，并且決不會理會我們的某些可憐的懷舊情感和自私意愿。盡早地意識到這一點，并率先有所作為，不僅僅意味著在電影教育方面搶占先機，在電影和教育的歷史上書寫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且，由于以電影為重要手段的教育模式的出現和進一步發展，還將對于加快人類文明前進的步伐做出更加不可估量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