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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輿論引導與生活服務的個樣性和趨同性

輿論引導與生活服務作為媒體的兩項功能，處于不同的角度和層面，既有個樣性又有趨同性。新聞報道不是沒有立場，但它的立場表述是在于報道的選擇上，包括選擇什么樣的新聞、從什么角度去報道新聞；相比之下，新聞評論就顯得直白，它就是赤裸裸的立場表述，是觀點、輿論引導。既然是對輿論的引導，那就意味著引導方即媒體具有前瞻性、主導性，被引導方即公眾具有滯后性、被動性。而服務呢？接受服務方常常是前瞻的、主導的，提供服務方只能提供相應的服務，是滯后的、被動的。引導如果滯后，人家認為你見識不夠，會不屑于你的引導；而服務相對來說不太強調超前的意識，而更強調體貼、細微、周到。輿論引導與生活服務作為媒體的兩項功能，處在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必須分別進行，不能混在一起。如內蒙古電臺的《縱橫118》節目，其定位是新聞評論性節目，但欄頭語是“追蹤社會熱點，透視新聞背景，評說百姓話題，服務大眾生活”，這與新聞評論性節目的定位不相吻合。以2014年11月8日的節目為例，前兩個話題“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意義及將給我區的發展帶來怎樣的機遇”“我區首家新聞道德委員會在包頭市成立”，后一個話題才是“呼和浩特市將增加2500輛公共自行車”。然而，筆者以為，這最后一個才是“百姓話題”“大眾生活”。以百姓話題為主打的節目，百姓話題被邊緣化甚至被排擠到最后一個位置，百姓要想明白“公共自行車”服務的內容，就必須先到“海上絲綢之路”繞一圈，再旁聽“新聞道德委員會”。這樣的節目安排，表明節目的定位飄移不定。當然，在操作層面上，輿論引導與生活服務的關系又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趨同的、含蓄的、微妙的。生活服務節目也不能一味地投其所好，它同樣具有導向性，只不過它的媒體引導是潛移默化的把握而已。而新聞評論節目在張揚輿論引導的同時，同樣要切中聽眾的收聽心理和興趣所在，讓聽眾獲得類似接受服務的滿足感。否則，人家不愛聽甚至根本就不聽，你說得再好也發揮不了引導的作用。因此，輿論引導與生活服務又有趨同性，即在服務的過程中完成引導，實現形而上的哲學意義上的相容性。

二、評論員與嘉賓同一平臺身份各異

一些主持人總是把特約評論員當做嘉賓，進行訪談，這種現象有著相當的普遍性。其實，評論員與嘉賓雖處在同一平臺（被媒體聘用），但二者有著明顯的區別。特約評論員與嘉賓的差別，從規格上看，特約評論員是某臺的特約評論員，而不是節目組的特約評論員，嘉賓才是節目組邀請的，二者的規格有高低之別。從身份看，特約評論員的言論代表著臺的觀點，其身份應當是主座；而嘉賓的言論不代表臺的觀點，如股評，其身份如同接受采訪，應當是客座。特約評論員與主持人也有明顯的差別。從地位上講，特約評論員是臺“特別邀請”的，自然是上座；主持人是臺“聘用”的，當然是下座。從職責上講，特約評論員是直接代表臺發表言論的，而主持人是代表本節目。由此可見，特約評論員在節目中應當處于主導地位。主持人雖然也是主座，其言論只能代表節目，不能和特約評論員的言論等量齊觀。而嘉賓既然是節目邀請的客座身份，主持人當然處于主導的地位，要掌控節目的運行。操作上，主持人不宜對特約評論員過多插話。訪談節目，主持人處于主導的地位，是主座，嘉賓是客座，主持人可以插話，或者對嘉賓提一些要求。比如，打斷嘉賓的發言、要求嘉賓說話簡短一些等。在評論時間上，主持人在簡要回顧新聞后，可以直接請問特約評論員的觀點，不宜做分析性引導甚至在表述自己看法后再請特約評論員發表觀點。如果這樣做，就是主持人的越位。當然，如果特約評論員的觀點有悖于常識時，主持人要用巧妙的方式救場，以維護媒體的榮譽。如內蒙古電臺《新聞播報》2014年9月7日9：00~10：00這一時段，就傳統節日的傳承開展分析評論。評論員說，傳統節日的傳承不應拘泥于儀式和形式。筆者以為，這一觀點與人類學背道而馳。儀式是一種文化建構起來的象征交流的系統，它由一系列模式化和程序化的語言和行為組成，沒有儀式，所承接的文化將受到嚴重的影響。在這期評論中，評論員以全知的身份評說傳統節日，而主持人以無知的聽者給予附和，嚴重損害了電臺和節目的整體形象。在這種情形下，主持人應假借第三者的口吻向特約評論員提問。比如說，“有的人可能認為儀式對于傳承傳統文化非常重要，您怎么看這個問題？”把觀點引導上正確的軌道。通常的做法是，或以特約評論員的評論直接作為話題的結束語，或主持人概述、強調特約評論員的評論觀點后，征詢特約評論員的確認，以特約評論員的認可性語言作為話題的結束語。主持人如果認為有必要強調一些評論的內容，可以說“是不是可以說……”“是不是可以認為……”這樣征詢性的語句。歷史上，我黨領袖的文稿多次以新華社評論、《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可見特約評論員位隆名赫，言高語重，不可輕忽怠慢，可謂評論員與嘉賓處同一平臺而非同一性。

三、記者與主持人角色不同立場相同

記者與主持人都是媒體主要從業者，屬于前臺，而非后臺，他們的職業屬性決定了他們的立場、觀點和言語必須體現媒體的立場。但他們的角色極其不同，記者的身份是采訪報道，主持人的身份是引導評論。在媒體行為中，有時記者和主持人是分開的，而有時記者也是主持人、主持人也是記者，是同一人。后一種情況下在外采訪新聞事件時，就是記者身份；在直播間引導評論新聞事件時，就是主持人。這樣的情況，有時會發生角色混淆的問題。2013年12月2日，內蒙古電臺的《早間新聞聯播》和《縱橫118》節目分別播發了“呼和浩特市全力解決土默特左旗沙爾營煤炭物流交易中心違法占地案相關問題，妥善安置被征地人生產生活”的新聞。《早間新聞聯播》播發的內容僅僅是此一占地案的基本案情和對呼和浩特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的采訪（表達處理意見）。顯然，案件的處理工作尚處于前期，真正落實“處理意見”的工作，如“妥善安置被征地人生產生活”等并沒有完成。作為國土資源部掛牌督辦的案件，結果如何，自然備受各方面的關注。緊隨《早間新聞聯播》之后的《縱橫118》對這一新聞事件進行了深入剖析。在《縱橫118》這期節目中，有記者的分析，如征地價格與出讓價格之間的巨大差額，誘發地方政府征地、出讓的沖動，從中謀取財政收益，這是造成許多地方政府頻頻違規操作的體制性原因。這樣，新聞的價值與公眾的關注度與關注點相契合，與主流媒體引導輿論、傳遞正能量的職責相匹配。而在這期《縱橫118》節目中，本該由主持人承擔的評論卻由記者說出，盡管見地深刻，論述精辟，但出現了記者與主持人角色錯位的現象。記者的工作職責就是客觀報道，力求讓事實說話，包括提出問題、呈現不同觀點。記者的分析、觀點，都是記者的主觀認識，在報道中闡述，不符合記者的身份，同時也造成節目主持人無話可說。其結果是記者大唱主角，主持人形象矮化，節目出現結構性傾覆，不符合評論性節目運作的規律與規范。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應該是記者把準備好的分析、評論讓給主持人說。主持人說話，是節目的觀點、廣播媒體的立場，這能讓節目有力得多。總之，在信息繁雜的現代社會中，廣播媒體有責任有義務承擔起澄清事實、辨明是非的重任，還受眾一個清晰透明的新聞世界。為此，廣播媒體人也有必要辨識清這些新聞概念，并在新聞實踐中游刃有余地運用之，無限地接近真實，增強媒體傳播力。

作者：王學敏單位：內蒙古廣播電視科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