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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選擇2011-2017年滬深兩市主板民營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重點研究了財政補貼和公司治理對預算松弛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了公司治理在財政補貼與預算松弛關系中的作用，研究發現：財政補貼與預算松弛之間顯著負相關；公司治理水平越高，預算松弛程度越低；公司治理顯著增強了財政補貼與預算松弛之間的相關性。

關鍵詞：預算松弛；財政補貼；公司治理

一、引言

隨著規模的不斷擴大，企業之間的交集愈發凸顯，競爭程度不斷加劇，經營目標的實現也就更為艱難，全面預算管理有別于傳統的預算管理，將預算管理的職能從原先的預測和規劃轉變為兼具績效評價、管理、控制和激勵等多種職能于一體的管理方法，能有效保證企業經營目標的實現。但是兩權分離及委托等問題的存在，使得企業所有者與管理者、企業與外部相關利益者之間的利益與最終目標并無法完全一致，導致預算成為利益雙方互相博弈的過程，管理者為相對輕松的實現預算目標，傾向于制定具有一定松弛程度的預算，為自身留有一定的盈余管理空間。由于預算松弛的存在，企業的資源無法得到最高效率的配置，極易造成資源冗余，同時也為在經營與管理過程中為管理層或員工留有一定的容錯空間，且松弛程度越高，容錯空間就越大，資源配置效率就越低，經濟績效水平就越低，不利于企業健康與快速發展。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合理的預算松弛能緩解企業所有者與管理者、企業與外部相關利益者之間的委托問題，預留的預算松弛能有效防止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未知風險的沖擊，為管理者留有足夠的應對空間，進而使得企業可以獲得較好的發展。從企業長遠發展來看，預算松弛必定會增加企業成本支出，浪費關鍵資源，并會使管理者和員工產生不同程度的懈怠，不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如何有效抑制預算松弛找出影響預算松弛的關鍵因素就是本文的研究重點。財政補貼不僅能為企業帶來一定數量的直接補貼，更是能為企業帶來各種稅收優惠政策，使得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能留有更多的自由現金流用于凈現值為正的盈利項目中，同時財政補貼的獲得也能對管理者預算松弛動機進行有效的約束，進而利于全面預算管理的有效實施。另外，作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內部根基，公司治理水平也在極大程度上決定著企業的各項經營與管理決策的制定與執行，對預算管理更會產生關鍵影響。基于此，在分析財政補貼和公司治理對預算松弛影響基礎上，將公司治理引入至財政補貼與預算松弛關系的研究中，觀察兩者關系會發生何種變化，進而才能尋找到有效抑制預算松弛的有效舉措。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競爭程度日益激烈，傳統的預算管理方式已不再適應現代企業的發展需要，全面預算管理已成為企業預算管理的首選。但是在民營企業中，由于職業經理人的引入，導致企業所有權與管理權出現了較大程度的分離，且兩者之間存在著極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再加上兩者的最終目標并不一致，導致預算編制過程及其合理性就成為管理者與所有者之間利益博弈的結果。為降低預算目標的實現難度，預算松弛就成為管理者的首選，眾多學者的研究也證明了預算松弛對企業會造成諸多不利影響，如造成大幅度的資源浪費、不利于各部門之間的有效交流與溝通和導致預算考核形式的格式化和形式化等（笪亞娟，2017）。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企業轉型升級已成為不可阻擋的驅使，在創新方面走在前列的企業會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包括直接補貼和各項稅收優惠政策等，這對企業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助力。企業會根據上期的財政補貼數量進行本期的預算編制工作，為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企業傾向制定嚴苛且較高的預算目標，極大程度上降低了預算的松弛程度王志東（2016）；同時，財政補貼為企業留存了大量的自由現金流，使得管理層實現預算的困難程度大大降低，使得管理層不再依賴于制定松弛程度較高的預算，也就是說在財政補貼的帶動和促進下，預算松弛的動機削弱，使得企業預算松弛程度顯著降低。同時，有學者發現在享受到財政補貼的企業中一般擁有著較低程度的預算松弛（高心智，2015），但是在財政補貼和較強的盈利能力共同作用下，企業的預算可能出現松弛，其主要原因是民營企業最終目標是獲得較好的經濟效益，為此會對管理層的預算松弛給予一定的空間，以期利用一定程度的預算松弛對管理層起到激勵效果。通過分析可以看出財政補貼不僅能直接為企業帶來各種發展便利條件，更是能對企業預算管理的有效實施產生積極影響，因此提出以下假設：假設1：財政補貼與民營企業預算松弛之間顯著負相關，即企業獲得財政補貼后能顯著抑制預算松弛程度公司治理水平體現在企業經營與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如股權結構、資本結構、高管特征等等，并對可持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公司治理水平越高，股權結構和資本結構就越為合理，能顯著緩解企業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的委托問題（吳卓然，2017），進而使得企業在會計信息質量及披露水平上能有明顯提升，使得獲得的財政補貼能用到關鍵項目和專用項目中，極大提升了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使得管理層不用通過預算松弛只通過自身的努力就能較好的實現預算目標，進而使得管理層利用信息不對稱制定較高程度預算松弛的動機就降低，也就是說公司治理水平能顯著增強財政補貼對預算松弛的抑制作用。從另一方面將，高管的特征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公司治理水平。高管薪酬是現階段企業普遍采取的高管激勵措施，能有效提升管理層的工作積極性，其中股權薪酬激勵更是將企業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的利益進行捆綁，兩者利益有了較大的程度的趨同，只有更好的企業績效才能獲得更好的私有收益。當企業采取高管薪酬激勵機制后，管理層傾向于制定較好的內部控制機制和利用外部環境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企業獲得財政補貼，就會使管理層制定更高的預算目標以獲得較好的經濟效益，這樣預算松弛程度就會受到大大削弱（隋鑫，2016）。相對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更需要政府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也更渴望獲得財政補貼，主要原因是民營企業在某些行業中具有較為明顯的弱勢地位，同時也面臨著較為嚴重的融資約束，獲得財政補貼不僅有利于資金的獲得，更能在稅收方面獲得優惠，減輕了成本壓力。但是在財政補貼的獲得過程中，只有公司治理水平較高的企業才有機會，且公司治理水平較高的企業才能更為有效的利用財政補貼進行可持續發展，預算松弛現象也就能得到有效的抑制。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公司治理能在財政補貼與預算松弛的關系中起到有效的調節作用，故提出以下假設：假設2：公司治理顯著增強財政補貼與民營企業預算松弛之間的相關性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隨著資本市場多元化的不斷推進與發展，民營企業的規模在近幾年出現了長足的進步，并在國民經濟中貢獻了越來越多的力量，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柱。因此，在研究樣本的選擇上確定為民營上市企業，選擇范圍是滬深兩市的A股市場，時間窗口期為2011-2017年，同時為確保研究結論的可靠性，設置如下的條件對初始研究樣本進行篩選：首先，將在2011-2017年期間的ST及PT上市企業刪除；將金融類上市企業刪除；將財政補貼相關數據未完全披露的上市企業刪除；將未對財務關鍵指標進行披露的上市企業刪除。通過上述條件進行篩選后獲得1027個最終研究樣本，涉及數據共計80248個。本次研究所涉及到的數據均通過同花順數據庫和上市企業統計年鑒獲得，并利用Excel軟件對所有的連續型變量進行1%和99%分位數下的縮尾處理以將異常數值剔除，再利用State軟件進行實證分析。

（二）變量定義（1）因變量。預算松弛對于企業來說，程度越高就會導致資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盈余管理程度也會隨之提升，尤其是在全面預算管理應用后對于預算松弛程度更需要一定的限制。因此，將預算松弛作為因變量，用符號Slack進行標識。以往相關研究中對于預算松弛程度的衡量大部分是以李克特量表為基礎進行的，但是李克特量表的準確度對問卷調查的可靠程度有極強的依賴，因此借鑒邱倩等（2018）的研究成果，利用公開的數據對企業預算松弛程度進行計算，計算公式如下：利用公式1計算出的Slack值越大，表明企業的預算松弛程度越高。（2）自變量。財政補貼不僅能對企業產生較好的引導作用，更能讓企業獲得更多的發展動力，對企業預算產生較大影響，因此將財政補貼作為自變量，用符號Sub標識。借鑒劉靜淑（2018）的研究成果，用以下公式對企業的財政補貼進行計算：通過公式2計算出的Sub值越高，表明企業受到的財政補貼程度越高。（3）調節變量。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企業是否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對企業的各項機制均會產生影響，因此將公司治理作為調節變量，并用公司治理水平對其進行衡量，用符號GI標識。在以往相關研究中，一般是選取股權結構、內部控制和外部審計等因素中單個變量進行衡量，難免有失偏頗。因此，借鑒謝海娟等（2018）的研究成果，選擇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是否為集團公司、獨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交叉上市和企業性質等指標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企業治理水平進行衡量與計算。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出各因素的載荷系數，如表1所示。其次，選出載荷系數較大的前四位因子，即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獨立董事比例和企業性質，其載荷系數分別為0.5687、-0.4897、0.2436和-0.1388。最后，利用構建如下的GI計算公式：通過公式3計算出的GI數值越大表明企業的治理水平越高。（4）控制變量。借鑒以往相關研究成果，為對假設進行更好的分析，選擇企業規模、成長性、資產負債率、成本和兩職合一作為控制變量以控制這些因素對研究結論穩健性的影響，最后引入了年度和行業兩個虛擬變量對年度和行業的影響加以控制。變量定義見表2所示。

（三）模型構建為對假設進行驗證，構建如下的兩個模型對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多元現行回歸分析：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從中可以看出樣本企業在變量上整體特征與個體差異。預算松弛Slack的均值為1.212，表明樣本企業中預算松弛已成為一種常態，但極值分別為0.102和6.347，也就是說不同企業預算松弛程度存在極大差距；財政補貼Sub的均值為0.089，極值分別為0.009和0.448，表明不同行業的民營企業受到的財政補貼力度存在較大差距，這與現階段我國財政補貼主要集中在環保及機械制造業有關；公司治理GI的均值為3.847，極大值為8.998，說明現階段我國民營企業由于缺乏完善的內部控制及外部治理機制導致公司治理水平偏低，個別企業管理極為混亂，易于陷入財務風險。在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企業規模Size的中位數與均值是極為接近的，表明樣本企業在資產數量上實力接近，成長性Growth的均值為0.078，說明民營企業正處在蓬勃發展中，但極值之間過大的差距也表明民營企業彼此之間發展極不均衡，資產負債率Lev的均值僅為0.419，距離國際最優負債比率0.5的要求還有較大差距，表明在現階段我國資本市場對民營企業的融資仍有較為嚴重的歧視和約束，導致民營企業在資本結構上不合理，成本AC的均值為0.103，表明民營企業中天價年薪已是常態，需加以警惕，兩職合一Dual的均值為0.361，表明民營企業中普遍存在著權力過于集中的現象。

（二）相關性分析表4列示了所有變量的相關性檢測結果，財政補貼Sub與預算松弛Slack之間在1%水平下顯著負相關，即企業獲得財政補貼后能顯著抑制企業的預算松弛程度，這與假設1是相同的。同時還可以看出公司治理GI與預算松弛之間呈現出1%水平下的顯著負相關，與財政補貼Sub之間在1%水平下顯著正相關。同時還發現成長性Growth與預算松弛Slack之間存在著顯著正相關，這表明盈利能力越強，企業對預算編制過程中的松弛控制程度越弱，促使預算松弛程度的提升，這與企業追求最終經濟效益目標是相符合的。

（三）回歸分析模型1和模型2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在模型1的回歸分析中，財政補貼Sub與企業預算松弛Slack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528，且通過了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測，即說明財政補貼與預算松弛之間顯著負相關，對假設1進行了進一步的驗證與支持。預算松弛在一定程度上企業管理者與所有者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管理層為減輕自身的壓力，相對容易的實現預算，傾向于創造一定程度的預算松弛作為經營與管理過程中未知風險的有效抵御手段，而當企業獲得了財政補貼后，不僅僅能獲得大量的直接補貼即資金，還能獲得各種稅收優惠政策，這就在極大程度上幫助管理層更為容易的實現預算目標，另外財政補貼的外部監督職能也會對管理層的行為產生較好的約束與監督作用，進而有效抑制了預算松弛。在模型2的回歸分析中，財政補貼仍與企業預算松弛之間呈現出顯著負相關，進一步支持了假設1；引入公司治理后發現公司治理GI和財政補貼Sub的交乘項GI*Sub與企業預算松弛Slack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567，且通過了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測，即說明交乘項與預算松弛之間顯著負相關，且回歸系數小于模型1中財政補貼與預算松弛之間的回歸系數，表明引入公司治理后財政補貼對預算松弛的抑制作用更為顯著，也就是說公司治理正向調節了財政補貼與預算松弛之間的相關性，充分說明了假設2是正確的。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企業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的委托問題能得到顯著緩解，預算編制也就更為合理，同時也能獲得更多的財政補貼，且獲得財政補貼更能有效應用于專用項目中，使得預算松弛程度就大大降低。在控制變量的回歸分析中，可以看出成長性越好的企業越傾向于留有一定程度的預算松弛提升管理者的積極性，實現企業所有者與管理者的雙贏；資產負債率越高預算松弛程度越低，這主要是在相關債權人的壓力下企業的資金使用率大大提升，實現預算目標是在相關債權人監督下進行的；適當提升管理費用能有效抑制預算松弛程度；最后，在兩職合一的民營企業中由于企業權力集中在企業的創始人手中，為獲得經濟效益最大化，傾向于制定嚴苛的預算目標，預算松弛程度就較小。

（四）穩健性檢驗不同的衡量方法會導致核心變量衡量標準的變化，其影響因素和影響路徑也會有所變化，為保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進行如下的穩健性分析：首先，借鑒吳卓然（2017）的研究成果，利用公式對預算松弛進行計算，其中I*為主營業務收入的預算值，I為主營業務收入實際值；借鑒童錦治等（2018）的研究成果，采用財政補貼和期末總資產的比值對財政補貼強度進行衡量；其次，在控制變量中引入總資產收益率、審計質量和總資產周轉率；最后，將重新確定的變量帶入模型中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得出的結論與本次研究結論是一致的，即表明構建的模型是合理的，研究結論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五、結論及建議

以2011-2017年滬深兩市主板市場中的民營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利用其經驗數據對公司治理視角下的財政補貼與預算松弛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結論：首先，企業獲得財政補貼能顯著抑制預算松弛程度，兩者呈現顯著負相關。預算松弛實質是企業管理者為保證順利完成預算目標利用信息不對稱及與所有者博弈的方式降低了預算實現難度，而當企業獲得財政補貼后不僅能獲得直接補貼，更能獲得各種稅收優惠政策，使得實現預算目標的難度大大降低，管理者對于預算松弛的重視程度和動機就會相對削弱，進而使得預算松弛得到有效抑制。其次，公司治理顯著增強了財政補貼對預算松弛的抑制作用。公司治理水平涉及到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環境因素，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其內外部環境就越穩定，能有效緩解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間的委托問題，進而使得企業獲得的財政補貼能更好的發揮作用，同時治理水平越高的企業越傾向于履行社會責任，提升會計信息的披露質量，就越能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使得預算松弛程度不斷降低。相較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發展較晚，各項機制的構建尚未完全成熟，更熱衷于經濟效益的創造，而忽略全面預算管理職能的有效發揮。同時，民營企業中信息不對稱現象更為嚴重，導致預算松弛在民營企業中已成為管理常態，被認為是企業所有者對管理者的激勵措施，但過度的預算松弛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造成了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員工積極性受挫等不良現象，不利于民營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笪亞：《預算管理在全面預算中的影響及應對策略》，《管理縱橫》2017年第36期。

［2］高心智：《預算松弛的成因及對策研究》，《經濟研究導刊》2015年第16期。

［3］吳卓然：《股權激勵、高管特質與預算松弛》，《經營管理者》2017年第5期。

［4］隋鑫：《公司治理結構對盈利能力的影響》，《現代經濟信息》2016年第25期。

［5］劉靜淑：《財政補貼、資本結構與企業成長性》，《財會通訊》2018年第15期。

作者：劉常國 單位：河北民族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