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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富源泉；福利；市場機制；非市場機制；牛頓方法

在1950年以前，財政學科通常被命名為“財政學（PublicFinance）”；之后，學者們更喜歡用“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稱；也有學者采用“政府經濟學”（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的名稱。從學科發展的情況來看，“公共部門經濟學”的名稱更恰當些。財政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本質上是歷史的和發展變化的。因此，研究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和方法”，似乎是“學說史”的任務。要把“對象和方法”截然區分開來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分別敘述的方法卻是適當的。

本文討論這個問題，目的是想搞清財政學研究對象和方法演變的原因、現狀和趨勢。

一、財政學的研究對象

財政學的發展和經濟學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從經濟學的源流發展來看，把經濟學轉為“科學”的第一人是亞當?斯密，1776年發表了他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同樣被認為是財政學的開山之作。

在學說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學說稱為“古典經濟學”。從斯密的《國富論》來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是財富”和“怎樣國富”的問題。斯密在創立科學經濟學的時候，可以說是屬于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也即“工業化”的開始時期。這里的“工業化”是指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化。“工業”從它來到世間就是以“交換”為前提的，但從起源來看，最初的交換并不是“資本主義方式”的，什么方式最有利于“工業化”是思想家、經濟學家必須思考的問題。“工業化”還包括農業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化，但從農業經營方式的起源來看，最初卻不需要交換。如何把農業納入交換經濟，進而納入“工業化”的軌道，同樣是思想家、經濟學家必須思考的問題。上述的說明已經隱含了斯密的社會發展觀：資本主義方式最有利于“工業化”。因此，在這里，“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是可以作為等同的概念來使用的。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最突出的現象是大量的農業人口被拋到無產階級的行列。斯密時期，全球人口只有8億（1750），農業人口占整個人口的比例高達95%[1]（第180頁），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業人口的比例急劇下降，并引起人口爆炸。用今天的話來說，解決“溫飽”問題是社會的當務之急，物質產品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當時在“制度”安排上卻是不利于“工業化”的。在成文法上，不利于“貿易自由”的制度障礙很多；在不成文的社會意識形態中，貴金屬就是“財富”的重商主義觀點占統治地位，嚴重影響“貿易自由”。在這樣的背景下，斯密提出“財富”就是“價值”的著名論點；并指出“市場經濟”是“國富”的原因。這在當時來說，無疑是振聾發聵的。但斯密的“價值”只限于物質生產領域，并認為只有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是“生產性”的。他認為政府公共部門、教育、文藝等部門的勞動是不創造價值的，是“非生產性”的。因此，他的市場經濟只是指物質生產領域的生產方式。他倡導“廉價政府”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上述表明，斯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是比較狹窄的，他的財政學是作為他理解的“市場經濟”的外生變量來看待的。他把“國家”擬人化，即把國家行為看作自然人一樣地理性行為，重點分析稅收對“市場經濟”的影響，主張政府對“市場經濟”“不作為”。這可以稱之為斯密傳統。

西方的“工業化”時期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也是工場手工業全面轉入機器大工業時期（蒸汽機普及時期），也就是斯密“市場經濟”的全面確立時期。這一時期在歐洲大約起于1750年左右，止于1860年左右，但發展是不平衡的。在英國，大約在1830年就結束了，而歐洲大陸則要遲30年左右。因此，在這一時期的經濟研究中，英國和歐洲大陸呈現出明顯的不同。這與經濟學家的民族感情、社會環境、所關注的經濟問題的側重點不同有關。當時德國相對落后，意識到“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德國的經濟學家是反斯密傳統的，比如德國的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有李斯特（1789—1846）。但應該說，歷史學派在強調國家的經濟作用的時候也沒有把“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內生變量來看待。

“工業化”完成之后，用今天的話來說，資本主義社會已由“溫飽”轉入“小康”。社會關注的問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精神需求處于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從學說史的角度看，1890年馬歇爾發表代表作《經濟學原理》宣告古典經濟學的終結，同時，馬歇爾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但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風氣在1860年前后就形成了。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1883—1950）在他的《經濟分析史》中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1798）、馬克思的《資本論》（1867，第一卷）、杰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1871）、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原理》（1871）、社會政策協會的成立（1871），“是明顯標志著另一個時期到來的一些事件”。馬歇爾拓寬了斯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他認為滿足人們消費需求的“勞務”也是有價值的，也是“生產性”的。這樣，就把斯密的市場經濟擴大到非物質生產領域，但他同樣認為政府部門的勞動是“非生產性”的。同時，馬歇爾也注意到“工業組織”的制度變遷，社會分工更為發達，從生產到消費的環節越來越多，經濟研究不應該再從“供給”出發，而應該從“需求”出發。他認為，斯密只強調自由競爭是不夠的，競爭也有缺點，合作也有優點。不僅如此，“國富”光憑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已經遠遠不夠了，需要人們深入認識，自覺“駕馭”。他認為社會發展不像斯密所說的那樣“自然而然”，而有“人為”選擇的作用。因此，他認為斯密理論中關于“自然工資”、“自然利潤”、“自然地租”、“自然利息”的概念是不貼切的，應把“自然”改為“正常”。這個“正常”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比如“正常利潤”、“正常利率”等等，甚至在此后發展起來的宏觀理論中對經濟狀況的分析也采用“常態”和“非常態”的概念。他認為“純粹”的經濟學只研究可以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問題。不可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問題，盡管對經濟有重大影響，比如政治問題，不屬于“純粹”經濟學的范疇。這就是說，“政治問題”、“國家問題”對于“純粹經濟學”來說，只是外生變量。從此古典經濟學喜歡使用的“政治經濟學”的名稱被“經濟學”替代。這一切就是相對于古典經濟學的“新”，并形成“馬歇爾傳統”，但理論的“本體”仍然是“古典”的。直至今天，可以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研究被列入“主流”的地位，而且不如此就似乎不正宗。

在學說史的研究中，通常把“新古典”時期劃到1936年，即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那一年。我以為不妥，“新古典”時期的終結年代應該以1950年左右為界。凱恩斯在主流經濟學說史中的地位很高，名聲很大。我以為從經濟學說的角度看，凱恩斯的“名聲”大大超過了他的學術貢獻。從學術成就上看，他仍然應該被納入“新古典學派”，但標志著新古典學派的終結。他的名聲之所以那樣大，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創立的宏觀理論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根據。從1930年代以后，政府干預經濟的力度日益加強，導致20世紀40年展為“混合經濟”。二是二戰以后直至1970年，資本主義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由于1930年代的危機給西方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于是人們把“政府干預”以后的經濟增長“歸功”于凱恩斯。三是凱恩斯是英國財政部的高官，參與重大經濟政策，包括國際經濟組織的策劃。而他的老師馬歇爾卻是純粹的學者，凱恩斯可能是開經濟學家直接參與政治先河的代表人物。這是政治決策發生明顯變化的重要標志。凱恩斯以后，英國在經濟學方面“原創性”成果最多且領先的地位也結束了。

馬歇爾有兩個著名學生：一個是庇古（1877—1959），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一個是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他們不迷信老師劃定的經濟學研究范圍，一個把社會公平問題納入經濟學的大雅之堂；另一個把宏觀問題請進經濟學的殿堂。但在對市場經濟的“本體”認識上仍然是“斯密”的；在經濟分析方法的“本體”上仍然是“馬歇爾”的。因此，把他們列入“新古典學派”是適當的。

這就是說，新古典學派把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拓展到“效率、公平和穩定”三大領域。在“效率”方面，把斯密的“物質生產領域”的“市場經濟”拓展到“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盈利性部門。經濟學研究的三個領域成為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三條主線，沒有統一的理論模型，三者之間的關系很有一點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味道。凱恩斯學說確實名噪一時，主流派甚至一度認為微觀問題已經被研究得差不多了，社會的注意力幾乎主要被宏觀問題所吸引。事實當然并非如此。在主流研究中，“效率”是市場機制的事情，即“市場經濟”的事情：“公平”和“穩定”是政府的事情，即“非市場機制”的事情。而對于“市場經濟”來說，政府卻只是作為外生變量來處理，并沒有從微觀上研究“非市場”的“機制”問題。但社會關注的問題不是理論研究的全部，真正的理論家需要以他對社會進步的思考、以他獨特的知識積累、以他特有的熱情和敏銳、以他超群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來“捕捉”和“研究”有關問題。其中，有許多問題是當時社會所“不關心”的，但仍然有一批真正的理論家在“耐得住寂寞”狀態下進行研究。

美國經濟學家科斯在1937年發表“企業的性質”一文，僅比凱恩斯的《通論》遲了一年，可是在很長時期“默默無聞”，直到20世紀40年以后才名聲大噪，被譽為新制度學派的創始人。科斯的論文實際上把“企業組織”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回答了“企業組織”的“性質和原因”。在傳統的“效率”研究中，“企業組織”歷來是作為“價值”的外生變量來看待的，科斯卻把它內生化，并提出“交易費用”的著名觀點，從而確立了“企業組織”在經濟研究中的地位。科斯關于“交易費用”的發現，后來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是當之無愧的。我以為這與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在經濟分析中顯然缺乏相應的一套辦法，運用的廣泛程度遠遠不夠。這個問題涉及到對“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重新認識，需要另文專門討論。

與此同時，另一批美國經濟學家對“國家組織”進行微觀研究。1938年，馬斯格雷夫（MusgraveR.A.）發表“公共經濟的自愿交換理論”，提出稅收和政府公共商品供給之間的“自愿交換學說”；1943年鮑溫（BowenH.R.）提出公共商品的需求和投票理論；1949年布坎南（BuchananJ.M.）提出政府財政的純理論，開了公共選擇學派的先河。財政研究的風氣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以往，英美經濟學家研究財政問題時，把“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即把“國家”擬人化，當做自然人一樣進行行為分析，財政理論實際上只是稅收理論。因此，布坎南批評馬歇爾的理論只是價格理論而已。在1930—1950年代的研究，則把稅收和財政支出結合起來一塊考慮，并且在政治程序上探索“政府行為”的根源，打開了政府行為的“黑箱”。值得提起的是，對“國家組織”本身進行研究最先發端于北歐學派（瑞典學派）。魏克塞爾（WicksellK），熊彼特稱其為“北歐的馬歇爾”[2]，早在1880年就開始把財政經濟納入交換結構進行分析，把財政支出和稅收結合起來一并考慮，并且把公共部門決策作為政治和集體選擇的過程來看待，學術成就是原創性的。這實際上暗含了經濟學要研究“政治需求”的問題，即“動機問題”。而這類動機問題在馬歇爾看來應該是哲學家研究的問題而不是經濟學家應該研究的問題。此后，北歐學派林達爾（LindahlE）在20世紀20年代就提出了公共商品供需均衡的模型，即“林達爾均衡”。但英美經濟學家認為，北歐的理論差不多是在20世紀50年代被譯成英文流傳的，因而他們的發現是“獨立”完成的。學者是有民族感情的，是不是北歐的“環境”（包括文化）和美國的“環境”類似，因而可以相互“獨立”地發現“同樣”的“規律”，則是屬于另外應該專門研究的問題。這里只是套用主流派的觀點來闡述研究對象的變遷問題。研究風氣的轉變大大拓展了財政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支出問題和決策問題成為普遍關注的對象。20世紀50年代以后，這方面的研究獲得飛速發展，并且成為推動整個經濟學科發展的主要思想來源之一。也就是從那時開始，財政學家就更喜歡采用公共部門經濟學的名稱，這可以認為財政學的研究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1954年，薩繆爾森（SamuelsonP.A.）在鮑溫的投票理論、布拉克（BlackD.）的小組決策原理（1948）、阿羅（ArrowK.J.）的集體選擇的邏輯（1950）和社會福利函數的基礎上提出公共商品的需求理論，建立薩繆爾森模型。1962年，布坎南和吐魯克（TullockG.）把集體選擇、決策規則和投票程序結合成公共選擇理論，發表著名著作《同意的算術》（TheCalculusofConsent）。與此同時，道恩（DownsA.，1957）、吐魯克（1965）和尼斯卡能（NiskananW.A.，1974）展開對政黨、官僚的微觀行為分析。

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對財政學的研究也產生重大影響。科斯的發現是從“為什么要有企業”這樣的問題入手的。據此，同樣可以問：“為什么要有國家？”而且，既然企業制度存在交易費用，那么國家制度同樣存在交易費用。按照現代財政理論的角度來看，“制度安排”是由“公共選擇”決定的，目的是提高效率。但效率不僅取決于價值生產，而且取決于交易費用。這對于公共商品的供給理論是一個很大的改進：如果考慮到交易費用，那么市場失敗的商品未必一定要選擇公共供給。

從目前已有的財政理論來看，稱之為“公共部門經濟學”也是名不符實的。馬斯格雷夫是現代財政理論的集大成者，1959年發表《財政理論》一書，此后多次再版，成為權威教科書，和經濟界長期采用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作為經濟學入門的教科書一樣著名。“財政學”和“經濟學”一樣，只是把各種研究成果“綜合”在一起，并沒有形成統

一、嚴密的理論體系。而且也并沒有把“公共部門經濟”說清楚，這主要是在基礎理論方面缺乏有力的證明。

“價值”是經濟學說，包括財政學說的理論基石。斯密提出“價值理論”，并認為“土地”、“資本”和“勞動”是“價值”的三個來源。從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來看，整個學說都是建立在這“三個來源”的基礎之上的。這也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和西方主流經濟學說的主要分歧之點。不討論這一問題就難以理清經濟學說，包括財政學說的源流變化。這個問題將在下面有所討論。

二、財政學的研究方法

財政學科是經濟學科的一個分支，因此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似乎“應該”適合財政學。主流經濟學派的觀點認為，經濟學的方法有兩種：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前者回答“是”什么的問題；后者回答“應該”怎樣的問題。開創實證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馬歇爾，把經濟研究納入可“驗證”的軌道，也就是馬歇爾所說的“牛頓方法”。開創規范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庇古，把經濟研究納入“倫理”的軌道。但不論是實證還是規范，都與研究對象有關。

1687年，牛頓出版了代表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開創了劃時代的力學體系。牛頓采用可驗證的方法來回答“自然哲學”的問題，而且這種驗證可達到數學表達的精確程度。牛頓的“自然哲學”問題是：“運動的性質和原因”。牛頓的回答是：運動的性質是“力”；原因是“力的作用”。牛頓方法的影響是巨大和深遠的，很快傳遍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且延續至今。從這個意義上說，牛頓的發現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經濟學可能是最先引進牛頓方法的學科。斯密的《國富論》實際上也是牛頓方法，盡管斯密自己并沒有那樣說。斯密提出的經濟哲學問題是：“財富的性質和原因”。斯密的回答是：財富的性質是“價值”；原因是“價值創造”。題目何其相似！但斯密對牛頓方法的運用是不全面的，他并沒有把“價值”達到可用數學表達的程度。這在斯密看來可能認為不需要，因為他認為只要讓價值規律自發起作用，就可以像“自然規律”一樣實現“國富”的目標。因此在斯密的經濟學中，使用一套“自然”的概念，例如“自然利潤”、“自然利息”、“自然地租”等等。牛頓的研究前提是：事物都是運動的，至于事物為什么都是運動的，則不是牛頓理論體系本身要回答的問題。斯密的理論前提是“交換”，“交換”是“人”的本性，正如“運動”是事物的本性一樣。“運動”的本性能不能實證研究我不清楚，可能迄今為止尚沒有。但“人”是歷史的，“人”的本性如何來的問題顯然是可以而且應該研究的。但“交換”本性的實證研究成果，至今可以說還沒有！

在“交換”的總前提下，斯密進行了“經濟人”的假設。斯密“經濟人”的本性是追求物質利益極大化的，或者說是追求價值（財富）極大化的。但斯密“經濟人”所處的“環境”是解決“溫飽”問題，即解決“食、穿、住”的問題是社會主要矛盾。在斯密的著作中，對“窮困”問題給予了很大的關注。與此相適應，斯密的“財富”也只是指物質產品，即只有物質產品中的勞動才具有價值。斯密實際上是“物質生產論”派。斯密認為，只有把稀缺資源盡可能多地用于物質生產領域，只有讓“經濟人”自由選擇，才能達到“國富”的目的。斯密構想的“‘經濟人’自由選擇”的制度安排，實際上就是以價值為核心的“自由競爭”制度，“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比達爾文《物種起源》（1859）提出的“生存競爭”理論早了將近一個世紀。而且，斯密認為這一切像自然規律一樣地“自然”。斯密理論中的“人”是“經濟”的人，但斯密本人卻是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人。從斯密構想的理論看，那種制度是可以實現“充分就業的”，那種競爭的殘酷路徑是解決窮困問題的惟一選擇。因此，那些問題只是隱含在斯密的生產論中，并沒有表達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但從“工業化”的過程來看，社會的變革是巨大的，那些變化正在改變斯密“經濟人”的環境，并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受到普遍關注。這些變化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溫飽”問題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工業化”已經把社會從“溫飽”帶進“小康”，人們的消費需求除了“物質”之外，“精神”要求提高了。而且，“經濟人”除了“利己”之外，同樣有“利他”動機。因此，馬歇爾認為，斯密的“經濟人”內涵與事實不符。第二，“自由競爭”的缺點日益暴露，“協作”成為社會變化中的明顯趨勢。這表明光有“自由競爭”不足以“國富”，還必須有“協作”。第三，生產直接滿足需求的時代已經過去，以“需求”來組織“生產”的要求被提到議事日程。斯密時代的消費結構簡單，而且又伴隨著“人口爆炸”，因此，提高勞動生產力，增加物質產品供給是社會的當務之急。但時過境遷，“使用價值”的需求是有限度的，不是“有用”就能“生產”；不是“有用”就能增加財富。事實是：生產到消費的環節越來越多，消費的品種越來越多。因此，對“財富”生產量的“定量”要求被提出來了。正是順應這一歷史要求，馬歇爾擴大了斯密經濟學的范疇，并且“全方位”采用“牛頓方法”，成為“定量”研究的開創性代表人物。但由于馬歇爾只把可以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問題列為“純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其研究范圍顯然是極其有限的。

在經濟學說史的研究中，對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是十分困難的。在西方的研究中，許多學者索性不提馬克思。也有少數提到的，比如熊彼特，他認為應該給馬克思在學說史中有一席之地，但他的評價主要從“馬克思學說”整體出發的。在經濟學方面，他認為馬克思主要繼承李嘉圖的學說，并沒有什么原創性成果。熊彼特的評論并不符合學說史的發展規律。在我國，一些學說史專家把馬克思放在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立的地位，并且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薩伊（1830）以后的理論都是“庸俗”的。我以為那些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應該從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角度審視其學說史的地位，而不應該僅根據馬克思的個別論斷（盡管產生過很大的社會影響）作推論。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和斯密的是一致的，也只是指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但馬克思認為這是“價值”的惟一源泉。斯密在《國富論》中討論“價值”源泉的時候，認為除了“勞動”之外還有“資本”和“土地”。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認為這是斯密理論中的“矛盾”。一方面斯密沒有始終如一地堅持“勞動價值論”；另方面斯密把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混為一談了。但從斯密的闡述來看，似乎并沒有發生邏輯矛盾。斯密把“資本”和“土地”看做是不同于“勞動”的另外兩個“價值”的源泉，但確實沒有說清楚為什么是“源泉”的問題，因此故且稱之為“斯密猜想”。從斯密的整個理論來看，斯密的學說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和“斯密猜想”之上的。不僅如此，從主流經濟學的源流來看，都是建立在這個不甚了了的基礎之上的。正是這個原因，馬克思猛烈批判為“庸俗經濟學”。由于主流經濟學沒有證明“斯密猜想”，其理論從本質上說是不嚴密的。馬克思徹底否定了“斯密猜想”，把經濟學說建立在一元論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之上。由此推論，必然得出“剩余價值論”的結論來。由于“勞動”、“資本”和“土地”所有者的目的不同，因此馬克思認為不存在統一的“經濟人”假設，而認為“經濟人”是有階級性的，并且存在激烈的利益沖突（階級對抗）。這可以說從經濟分析的角度說明政治斗爭的必然性。

馬歇爾作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代表，在本體上是全面接受斯密理論的，他的“新”在于用貨幣把經濟問題定量化。馬歇爾對社會進步的看法受達爾文的影響很大，認為社會進步和物種進化一樣是“漸進”的，不存在“飛躍”和“革命”。這種“漸進”性可以用數學中的連續函數來表達。馬歇爾的“經濟人”是有區別的，但這種區別不是“階級”的區別，而是“連續”的區別（用數學術語說是“可微分”的）。這種區別表現在“需求”級次上。馬歇爾雖然認為“經濟人”不完全是“利己”動機的，但由于他對“純粹”經濟學認識的局限性，他的分析框架并沒有跳出這個局限性。“經濟人”是否“連續”的問題是值得懷疑的。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經濟人”的身分屬性是不同的，“消費需求”上如果大致可以看做“連續”的話，那么各種身份在“生產需求”上的動機是截然不同的，“不連續”的現象是非常明顯的。馬歇爾在分析中把兩者完全作等同的假設是有明顯的理論缺陷的。尤其是公共選擇學派在研究人的“動機”的時候，馬歇爾的“連續”方法更是無能為力。

對于新古典終結的兩個代表人物庇古和凱恩斯是必須提及的。庇古是規范分析的創始人。從方法論上看，規范分析實際上是“豐富”了“經濟人”的內涵，即把“人”的“倫理道德”納入“人”的本性考慮，但在精神需求方面，很難找到可“連續”的“經濟人”假設。然而，庇古在經濟分析上采取馬歇爾的定量方法，試圖把“個人福利”加總。這樣庇古，包括福利經濟學派就遇到了不可避免的“生產福利”和“消費福利”的矛盾。一方面，從“生產”上看，社會總福利和“財富”的總量有關，即要達到馬歇爾用貨幣可測量的財富最大值，本體上是斯密的古典理論；另方面，從“消費”上看，社會總福利和“財富”的分配（福利動機）有關，即社會福利的極大化必須改變“生產”財富時的“分配”格局。這樣必然產生“生產福利”和“消費福利”的不一致。應該說這種不一致是理論本身缺陷的必然反映。

凱恩斯被認為開創了“宏觀分析”方法，但從方法論的角度看，這不成其為一種獨立的方法。因為“經濟人”一經“宏觀”就成為社會上所有的“人”，但經濟學沒有“社會經濟人”為假設的理論，因此這種理論從一開始就是殘缺不全的。這不由得使我們想起馬克思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分析。馬克思認為，經濟學本質上是研究“人”的學問，因此研究對象是“人口”，但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直接從“人口”開始是不可能的，對此，馬克思從“勞動價值”開始。應該說人類社會本來就是一個有機整體，但牛頓方法問世以后，各個學科的發展興盛起來了，“部分”是越來越“清楚”了，但整體卻越來越“模糊”了。而且，光用貨幣數量表達的經濟分析是決不可能說清楚“社會”的。從目前已有的理論“工具箱”來看，要想說清楚宏觀問題的機理是不可能的。這還需要我們去探索、去發現。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經濟學》（1997）試圖解決“宏觀”和“微觀”之間的機理問題，但在我看來目的并未達到。

從主流經濟學的源流來看，“國家”一直是作為經濟分析的外生變量來看待的。或者準確地說，在研究者的看法上是“內生”的，但在分析上卻是外生的。斯密在創立其學說的時候，無疑把“社會”看作是一個“給定”的條件。因為“交換”的前提是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存在的，不是雜亂無章的“經濟人”“自發”形成的。新古典學派對經濟學研究對象和方法的界定，更是從“理論”上否定了對“國家”的經濟分析。庇古和凱恩斯提出的福利問題和宏觀問題雖然把“國家”納入了經濟學的范疇，但在方法論本體上卻仍然是把“國家”作為外生變量來看待的。此后發展起來的“新古典綜合”和“現代主流經濟學”并沒有開創什么新的方法論，而只是把各種學派的研究成果“綜合”起來罷了，不成其為一個嚴密的理論體系。

值得提起的是新制度學派，對國家組織本身進行經濟分析，并提出“交易費用”的核心概念。但新古典分析方法的影響太巨大了，人們總試圖把那些成果“新古典化”。比如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諾斯就有一個很有名的“諾斯悖論”，即“沒有國家辦不成事，有了國家又有很多麻煩”。這個矛盾實際上還是理論不統一的結果。國家制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西方國家是否真正是“公共選擇”的結果？這種制度是否是在“大蕭條”至二戰期間形成的？“交易費用論”和“勞動價值論”是什么關系？從方法論上看，“交易費用論”的“經濟人”內涵和“勞動價值論”“經濟人”內涵是否是一致的？顯然，新古典方法事實上是把它們看作一致的，公共選擇實際上是馬歇爾的“經濟人”假設，但事實上卻有明顯不一致的證據。這就是“理論”和“現實”之間脫節的地方。這些深層次的問題顯然被現代主流經濟學派“忽視”了。

其實，從理論基石的角度看，“勞動價值”確實是現實財富的惟一表達方式。但“勞動價值”并不是財富充分涌流的充分必要條件。例如在“農業社會”中的“勞動”，或在“行會式”的工場手工業中的“勞動”都不存在使財富不斷增進的激勵機制。“斯密猜想”中的價值來源產生于斯密看到的那種“交換結構”。正是這種“交換結構”使“勞動”更有“價值”，使“土地”、“資本”在更能創造“價值”的地方發揮作用。因此，在斯密看來，這種“交換結構”的“社會制度”是“價值”的源泉，“勞動—自然工資”、“資本—自然利潤”和“土地—自然地租”都是其“價值”源泉的表現方式。因為“交換結構”在經濟分析中是“自然”給定的條件，是“既與”的，因此在斯密看來這是“價值”的源泉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這可能是斯密的“思維習慣”的結果，因為在那種“交換結構”中的各種生產要素“必定”都是“價值”的源泉，“本來”就是如此的，十分“自然”的。但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本來”、“自然”并不是科學證明。

“交換結構”為什么是“價值”的源泉？一是激勵創造性勞動；二是節約“交易費用”。創造性勞動更能創造價值，因此“價值”不僅是人的“腦力”和“體力”消耗的凝結物，而且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凝結物。“交換”也不是簡單的物理運動，而是創造性勞動的實現方式。應該說“物化勞動”僅僅是這種創造性勞動的延伸。換句話說，創造性勞動的創造源是參與“交換結構”的所有人共同“創造”的。“交易費用”是制度成本，但不同的“制度”存在不同的“交易費用”，節約“交易費用”等于增加社會的新創價值。但節約“交易費用”產生的“價值”是沒有獨立表達形式的。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中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如果“交易費用”為零，那么“權利”界定（制度）是不重要的，資源配置總是有效率的。但“交易費用”不可能為零，因此科斯定理的推論是：在存在“交易費用”的情況下，權利界定對資源配置效率有決定性影響。斯密崇尚那種“交換結構”，因此斯密在論述“價值”的“三個源泉”時“猜測”到那是節約的“交易費用”。節約的“交易費用”是“制度”的產物，而“制度”也是由參與“交換結構”的所有人共同創造的。

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通過貨幣的表達方式來推論“本質”，但研究者在“分析”現象時卻存在對“本質”的理解。在一個社會中，民間存在盈利性組織和非盈利性組織（我國通常稱為事業單位），此外還有駕于兩者之上的“國家組織”。在民間的非盈利性組織中，還有家庭組織，但在“交換結構”中至今仍被看作是非生產性的消費單位。國家組織本質上也是非盈利性的，但它處于特殊的地位，是民間組織的制度供給者和管理者。“交換結構”的制度建立和變遷是所有組織中的“人”共同努力的結果。但在貨幣表達的社會中，“非盈利性組織”和“國家組織”的“收入”來源于盈利性組織，后者給人不創造價值的錯覺。在盈利性組織中，“收入”是由“交換結構”中貨幣表達的“產權”決定的，給人造成“產權”是價值源泉的錯覺。我們可以認為斯密并沒有根據“錯覺”作結論，他并不認為“資本”和“土地”本身會產生價值。但按照他的“思維習慣”，這是分工的條件和必然結果，或者說這種“交換結構”只能那樣來處理新創價值的“分配”問題。但這就產生了新的問題：在盈利性組織中可以用貨幣表達的“產權”獲得了價值源泉的“收入”，其它不能用貨幣表達的“產權”卻得不到；而且，這種“收入”和“交換結構”的制度貢獻是不成比例的。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政府的批判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這一矛盾在主流經濟學中表現為“生產福利”和“消費福利”的不一致；表現為“宏觀”和“微觀”的不一致。新制度學派雖然有“交易費用”的重大發現，但本質上并沒有把“國家”作為經濟分析的內生變量來處理，這就是“諾斯悖論”的根源。

斯密提倡的那種“交換結構”對歷史進步有作用，但那種“交換結構”對“價值源泉”的處理方式的確也有歷史的局限性。但從財政學研究對象和方法的演變來看，理論和實踐正在不斷探索人類自身解放的現實之路。

三、簡短的結論

我們審視了自斯密以來約250年的財政學科研究對象和方法的變遷，體會如下：

1財政學科的研究對象是“時代”賦予的，時代在變化，研究對象也在變化。由“時代”產生的理論只能解釋那個時代的情況，沒有不變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但社會變化確實有“連續”的一面，但也有不“連續”的一面，研究范圍的擴展是建立在原有基礎之上的，外延的擴大要求方法的創新。經濟學本質上是研究“人”的行為規律的學問，而人類社會本身是由“人”創造的，“人”的行為在拓展，研究范圍也在拓展。二戰以前，主流派把財政問題集中在“稅收”，主要研究“政府”的收入行為對“財富”的影響。庇古和凱恩斯把“政府”對“收入分配”和“經濟穩定”的影響加了進去。幾乎與此同時，一批美國經濟學家開始對“國家組織”本身進行研究，把財政研究對象擴展到“政府”“決策”和財政支出效率方面，而且把不可用貨幣量化的經濟問題納入研究的視野。這在二戰以后的主流派中占有重要地位，盡管早在19世紀末北歐學派已經開始研究那些問題并取得許多原創性成果，但20世紀50年代以前在主流派中的影響并不大。

財政學作為經濟學科的分支，自然也要研究“財富”問題。對“財富”研究范圍拓展的貢獻，之前主要是由新古典經濟學家作出的；之后則主要是由新制度學派的財政問題專家作出的。尤其是“交易費用”的發現，可能與“勞動價值論”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在理論上卻并沒有把兩者真正統一起來。

2財政學科的研究方法本質上是“牛頓方法”。從方法論上看，人文社會科學“借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比較多。但“方法”本質上是“哲學”的，斯密對于“自由競爭背后”（“看不見的手”，類似于物理學中“形而上”的哲學觀點）的揭示隱含了對“社會進步”的基本看法。這可能對達爾文的物種進化思想有啟發。在牛頓方法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各種學科，不論是人文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是一組特定的“偏微方程”，都只能在特定條件下解釋某些現象。新晨

財政學科和經濟學科一樣，是建立在“交換結構”的假設之上的。在具體分析上，采取“經濟人”假設的方法。但不同時期、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和財政學家對“經濟人”假設的內涵是不一樣的。這只能看作是在學科“大偏微方程組”中的“小偏微方程組”。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方法可以把各種成果統一起來的方法。這有點像物理學中沒有“統一場”理論一樣。

其實，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人”不僅要獲得自身的充分發展，但這種發展是必須和“自然”充分和諧的。

3財政學科的發展是靠“人”推動的，經濟學家和財政學家在學科發展中有重要地位。但經濟學家和財政學家是一個具體的人，在經濟分析中也只是一個“經濟人”，但這個“經濟人”的內涵要比所有經濟分析中的“經濟人”內涵豐富。真正的經濟學家和財政學家必須首先是愛國主義者，充滿對其自身民族的愛；然后必須是思想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但作為一個具體的人總是有局限性的，一方面他是環境的產物；另方面一個人對復雜問題的處理能力和趨勢性問題的敏感能力受其自身的習慣、道德情操、知識、經歷，以及年齡的限制。因此，從發展的觀點看，任何已有的成果總是不完善的。

人類社會步入“交換結構”以后，各種“財富”、各種文化、各種制度都被納進了交換體系，不可抗拒。但時代強音是：經濟一體化、文化多元化和政治多極化。保持民族的“文化”特色是非常重要的，當然這并不是說不容納各種先進文化。英國自1750年“工業化”以來，在世界上保持了約一個半世紀的領先地位，同時在經濟學和財政學方面的理論研究處于領先地位。但是沒有“不落的太陽”，后來這個地位被美國取代了。這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在我看來，英國的“文化”在當時可能是先進的，但是其中“保守”的糟粕可能也被作為“傳統”保存了下來，“落后”首先是“文化”的落后。經濟學和財政學中對“文化”的研究是個薄弱環節，應該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