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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政策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作用機理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高風險、高投入且收益不確定性較強的產業，具有正外部性以及一定程度的溢出效應，其產生的社會收益要大于自身收益，因此，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財政政策的支持與激勵。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財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基金扶持和政府采購等政策。財政政策要有效地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要明確并突破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瓶頸。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要素主要包括技術創新、市場培育、資源利用和發展階段四個方面，財政政策也需要從這四個方面入手，實現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目的。

第一，財政政策鼓勵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需要高額的資金投入，現有財政政策支持的主要手段為財政補貼，包括直接補貼、貸款擔保、財政貼息、研究與開發委托費和財政基金等形式。政府部門通過財政補貼引導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金融部門對其技術創新項目的投入。通過財政補貼來滿足金融部門盈利的需求，鼓勵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通過金融融資來滿足其技術創新項目的資金需求。除財政補貼外，稅收也是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手段，通過稅收優惠來降低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的技術創新研發成本，降低創新風險，促進技術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

第二，財政政策帶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市場培育。目前，戰略性新興產業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普遍存在成本較高而消費市場認同度低的問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市場培育也相應地成為其自身發展的瓶頸。通過財政政策中的政府采購拉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品需求，有利于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品市場。

第三，財政政策加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資源利用。資源的利用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內的現有資源能耗、設備利用等，同時還包括對于人力資源的利用。財政政策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等手段促進資源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流動，有利于發揮財政政策的資源配置功能。第四，財政政策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階段的成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階段是其發展過程中各組成要素在某一點上發展程度的集合，包括技術要素、創新路徑、主導設計、產業規模和市場環境五個方面。政府利用財政政策各種政策工具組合促進技術創新、產業發展投入和產業市場形成，從而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階段的進一步成熟。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技術創新、市場培育、資源利用和發展階段四個方面均有推動作用，而這四個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效果。反映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效果的四個要素需要多個指標描述，利用多指標討論財政政策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市場培育、資源利用和發展階段的影響，可通過結構方程模型來實現:財政政策ξ為本模型的外源潛變量，x表示外源指標組成的向量，Λx表示外源指標與外源變量之間的關系，δ表示內源指標x的誤差項。η表示內生潛變量，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效果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市場培育、資源利用和發展階段四個內生潛變量進行度量，y表示內生指標組成的向量，Λy表示內生指標與內生潛變量之間的關系，ε表示內生指標y的誤差項。B表示內生潛變量間的關系，Γ表示外源潛變量對內生潛變量的影響，ζ表示結構方程的殘差項，反映了η在方程中未能被解釋的部分。

二、模型效果測度與實證檢驗

1.模型觀測變量的設計、收集與效果測度就本文的研究主題而言，缺乏現成的二手數據，因此，本文的數據收集采用的是問卷調查的方式。通過文獻閱讀及專家多次討論的方式，針對潛變量最后確定了21個觀測指標。采用Likert的7點量表法通過直面企業、相關會議論壇和網絡形式發放問卷，調查對象主要針對企業層面管理人員、部分經濟科技部門的政府官員和高校科研機構的科技人員。根據收集的數據，利用AMOS6.0和SPSS16.0對每一組潛變量與相對應的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分別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分析結果如表1和表2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個別指標的信度評估中，觀測變量的標準化負荷絕大多數大于0.6，建構信度C.R.大于0.6。各潛變量的Alpha值大于0.7。因此，對潛變量的測量表現出了良好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對于建構效度，如表1所示，潛變量因子負荷均大于0.5的接受門檻值，顯示本研究量表潛變量聚合效度良好。而且，通過計算潛變量的AVE值，達到0.5的門檻值，這表明測量指標的解釋力超過其誤差方差，達到足夠的效度。表2對各個潛變量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從絕對擬合指標來看，χ2/df最大為3.247，小于5，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各個指標的GFI、AGFI、NFI、CFI和IFI絕大多數大于0.9，雖然個別小于0.9，但也在0.8以上，接近于0.9;RMSEA均小于0.08，達到要求。從整體上看，各個因子模型擬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可以接受。2.基于結構方程模型的經驗分析本部分將對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初步擬合與求解，并針對結構方程模型初步擬合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修正，最后對其假設檢驗結果進行分析。在初步得到因子分析的結果以后，我們將使用結構方程模型對因子進行驗證，并求出因子之間的因果關系，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問題。模型包含5個潛變量，其中21個觀測變量分別與5個潛變量之間存在關聯。財政政策是外源變量，技術創新、市場培育、資源利用和發展階段是內生變量，使用AMOS6.0軟件對結構方程進行初步擬合檢驗，結果如表3—表5所示。從表3可以看出，對財政政策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初步擬合后，變量的標準化因子載荷系數除發展階段中的y45略低于門檻值0.5以外，其他各項指標均大于門檻值，達到可接受程度。從表4可以看出，模型中存在統計不顯著即t值比較小的路徑，如財政政策→市場培育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049(t=0.235)。因此，模型需要進行進一步的修正，剔除統計不顯著的路徑。從表5可以看出，χ2/df=2.754，該值小于5，表示財政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理論模型擬合可以接受;GFI=0.936、AGFI=0.910和IFI=0.908均大于0.9，擬合參數較好;NFI=0.814和CFI=0.827均接近0.9;RMSEA=0.074略低于門檻值0.08，因此，該模型擬合參數還不是很理想。

總之，從財政政策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結構方程模型初步擬合情況來看，該模型初步擬合不是很理想，需要對模型進行進一步修正。初始模型不能非常精確地反映財政政策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機理，因此，本文對其進行逐步的改進，從M1到M3共進行了兩次修正，最終得到了一個較為理想的作用機制模型，具體改進如表6所示。在模型擬合過程中，根據修正系數MI(ModificationIndex)，發現最大修正因子存在誤差相關，因而轉向最大的修正因子，發現觀測指標y45對于潛變量市場培育和資源利用的修正因子分別為12.090和10.900，為了保持各描述指標的單因子屬性并保持模型的精簡，決定刪除這一指標以替代增加該標識路徑，模型被修正為M2。在M2中，NFI=0.903，CFI=0.914，RMSEA=0.063，不顯著，因此，支持刪除財政政策→市場培育路徑，模型被修正為M3。在M3中各自有估計參數均顯著，雖然還存在幾個誤差相關對應的MI較大，但是因為缺乏依據可以讓這些誤差相關自有估計，因此，M3為財政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效果的最終模型，各擬合優度指標也比較理想，如表7所示。從表7可以看出，財政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結構方程初始模型修正后，各變量的標準化因子載荷系數均達大于門檻值0.5，達到可接受程度。

三、結果與建議

本文通過資料搜集和問卷調查進行相關驗證性因子分析和結構方程建模分析，并通過逐步修正模型，模擬測度了財政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效果。從財政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最終模型可以看出:財政政策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創新具有促進作用，完全標準化的路徑系數為0.216;財政政策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資源利用具有促進作用，完全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204;財政政策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階段具有促進作用，完全標準化路徑為0.343;而財政政策對于市場的培育層面則沒有顯著作用效果。研究結果表明:運用財政政策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市場，營造產業發展氛圍，有利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品得到社會各個領域的認同與共識，以實現對產品推廣和市場培育的目標。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購買、相應的補貼措施和通過對商品稅收的優惠引導消費者等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均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市場對于產品的認同與共識也需要一個過程，且財政政策促進市場培育的政策設計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推進和完善的過程，使得財政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市場培育效果往往并不顯著。戰略性新興產業以技術創新為引領的，技術創新離不開政府財政的支持，政府的財政投入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市場培育、資源利用和產業成長等方面也至關重要，有利于降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風險，實現產業成長的目標。具體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構建財政政策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長效機制。通過財政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來培育和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財政政策需要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過程緊密結合，突出政策導向與重點，集中有限的政策資源并發揮作用。第二，創新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財政政策支持方式。財政政策支持方式要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律，根據產業特點給予合理配套的財政政策支持，以充分實現財政政策效益最大化。第三，選擇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同發展階段的最優政策手段。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初期，更多地采用直接補助或投資支持關鍵技術的研發方式;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成果轉化和產業化階段，則更多地采取引導方式，如風險投資引導和帶動社會資金投入;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應用階段，應采用事后獎勵和消費者補助等方式加強市場培育。

作者：王斌斌單位：東北財經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