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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密爾頓•弗里德曼認為，學生畢業后收入的差別很大，因此，以固定金額的貸款資助上大學的青年是有缺陷的。他提出了一項對高等教育進行“資本投資式的”資助計劃，主張對學生的資助就是對一個有風險的企業進行投資。將風險投資引入助學貸款，有助于降低銀行風險，健全風險防范與補償機制。目前，大學生畢業后失業率居高不下，工資有一種下降趨勢。特別是貧困大學生就業問題尤其突出，可能是由于生長環境造成的綜合素質（或人力資本）較低或社會關系簡單導致就業更難。因此我們在分析助學貸款時必須考慮這方面的情況。貧困大學生畢業后可能有就業和不能就業兩種情況。面對此，逐利的銀行(其他參與助學貸款的金融機構統稱銀行)追求投資回報，顯然要考慮投資風險，不得不在放貸時要區分這兩種情況，規避風險。在這里，我們假設社會是公平的，工作機會對每個具有相同人力資本的人是均等的。因而，只有能力較差的學生畢業后找不到工作而失業。也就是說，畢業生的未來收入是人力資本的一個函數。

關于人力資本（c）的評價，我們認為它是社交能力()、表達能力()、自信()、品德()、專業()和社會經驗()等的綜合體現，在此我們以一個函數來表示該關系：

根據假設，大學生的未來收入是人力資本的函數，在此我們用道格拉斯函數來表達收入函數。大學生畢業后的第年預期收入：

其中，為系數，是綜合素質，是工作經驗，。

根據我們的思想，銀行投資貧困生時，是以投資企業類似的方式，以贏利為目標的（否則，將失去投資的動機，事實也如此），因此投資風險是其重要的權衡方面。我們假定大學生是守信用的，即只要有能力還貸就會積極清償債務，風險來自于就業的不確定性。同時銀行還要考慮機會成本等因素。銀行將大學生個體當作企業，根據綜合素質評價其價值。大學生的預期收入和獲得其人力資本的成本成為銀行關心的主要因素，即大學生的人力資本所形成的經濟價值成為銀行貸款的依據。因此我們把人力資本看成是個人所擁有的資產，于是引入資產定價模型。以該模型來權衡形成人力資本需要的各種代價的成本，即該種投資所需要的回報率。一般而言，該回報率相對其他行業回報率要高。

因為大學生借款完成大學教育，它僅是形成人力資本的一種成本的小部分而已，并且就人力資本長期形成過程和其他方面的投資成本而言，大學生借款形成的人力資本的成本占整個成本的很小一部分，于是在此我們不考慮它對現值的影響，即折現率只受人力資本的成本的影響。銀行自首次給貧困生貸款后，逐年考察該生的綜合素質，以決定是否續貸。在這樣的機制下，大學生很可能會盡力提升自身素質為獲得貸款。因而，我們可假定貧困大學生能繼續獲取貸款。大學生在還貸期間的預期收入的現值：

是該人力資本的成本，是大學生自借款起到還貸期滿的年數，是貧困生自借款到大學畢業的年數，即。

其實畢業后，學生只有在滿足其自身基本生活費用的情況下才可能還貸，于是用于還款的年實際能力的上限是預期收入減去基本生活費用（），即：。因此還貸能力的現值，銀行每年放款的本金依次為：

；

由于此項貸款沒有中間擔保人和財產抵押，因而違約風險很大，故我們認為該利率可高于平均市場利率，以彌補高風險所帶來的損失。由于事前已對貧困大學生綜合能力作了充分的評估，放款后從大學生畢業后收回的貸款相對有保障；而且由國家支付利息部分，基本上不存在風險，其自身利益有了相對可靠的保障。這樣，銀行才會有很高的貸款動機。具體分析如下：

銀行方面年預期收入：

,（=m+1，m+2，…，；=1，2，…，m），是銀行貸款的利率。

同時，我們假定銀行的折現率為，則銀行方面貸款現值和回收款現值依次為：

（=0，1，…，）

（=，，…，）

當時，銀行將是有利可圖的，銀行將積極貸款，即就是說兩值相等時為銀行的零界點。同時，也考慮到學生畢業后面臨的生活壓力，國家給予貧困生特殊的政策照顧，國家承擔部分或全部利息，減輕了學生的負擔，此舉有利于鼓勵學生貸款。于是，學生自工作后還貸的現值：

其中，是國家替貧困生全部利息的份額，因而，（=m+1，m+2，…，；=1，2，…，m），是銀行貸款的利率。

顯然，也有可能小于。學生畢業就業后，有了收入將會有利可圖的，即從經濟角度，學生可獲得的經濟好處，這部分實際上是由國家間接的支付給貧困大學生。因而學生愿意努力爭取助學貸款。總之，風險投資體系提供了助學貸款的風險社會化承擔的機制，有助于增進助學貸款體系的穩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