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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7年我國就開始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試點工作。但時至今日，該保險的運行在我國仍然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為了更好地促進該保險順應我國社會現狀，我國應加強完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立法工作，在行政法規層面上確定相應的法律制度。在分析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立法現狀之后，結合其實施的可行性，設想了相關制度的構建，明確了其性質、保險法律關系的相關主體和索賠期限。

關鍵詞：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立法現狀；可行性；立法建議

在遵循可持續發展原則下，如何兼顧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成為了當今社會的一大難題。2007年底，由環保部與保監會聯合的《關于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將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帶入民眾的視野中，這似乎為解決上述難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但在之后幾年的試點實踐過程中，由于該保險行業缺乏起碼的法律體系的規范，該類保險市場的建立和完善無法有效進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不可避免地進入了瓶頸期[1]。之后，2014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修訂案（以下簡稱《環保法》）第五十二條標志著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立法新階段的開始。但不可否認的是，由于這一條款是一項鼓勵性質的投保條款，其并不具有實際可操作性，因此它也無法真正促使該保險擺脫困境。筆者在考察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立法現狀之后，認為該保險無法順利推進，最主要原因是在當今中國此保險缺乏相關法律法規的指導，相關行業無法可循，進而也無法構建、完善該保險的框架體系。

1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立法現狀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是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的簡稱，指以被保險人因污染環境而應向受害人承擔的環境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為標的之責任保險[2]。二戰之后，歐美發達國家選擇犧牲環境以尋求經濟快速發展，致使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以此為背景，在這些發達國家中應運而生。面對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也引入了該項制度。但是，隨著這些年的發展，此保險在立法層面上并沒有跟上社會發展的腳步，這也限制了該保險的進一步完善。總體上，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在我國相關立法中呈現出法律位階較低、原則性條款偏多、法律規定內容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強的情況[3]，絕大部分條款都只是出現在地方性法律法規中（參見表1）。繼《環境保護法》的出臺，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核安全法》引進了該保險。相反，與我國民眾生活更密切的，本更應該進行統括性立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均沒有提及。這種現狀使得這一保險行業失去了推動該項保險的法律上的動力，此保險很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即使有很多地方性法規制定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條款，但這些條款的立法內容并不具體，其立法只停留在宣告性鼓勵的初級水平，內容與可操作性完全對接不上[4]，沒有規定相應的投保人和法律責任更是常態。正是因為這些零零散散的原則性、鼓勵性的規定，才使相關行業無法可依。

2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實施的可行性

2008年9月28日發生的湖南省株洲市昊華公司氯化氫氣體泄漏事件是體現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先進性的一個成功案例。正是由于該企業事先投保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才能在之后憑著保險賠款快速、妥善地解決了這次污染事故，民眾也從中看到了此保險的優勢。此外，受環境污染影響的民眾支持該保險的主要原因也是該保險能夠為他們帶來相對的安全感，無論污染主體是否具有足夠的賠償能力，一旦發生保險事故，保險公司都能夠及時地先行賠付[4]。除了具備良好的民眾基礎外，此保險在我國具有可行性的另一個原因是擁有政府的支持。大多數環境污染具有影響面大、損失慘重的特點，這極其容易導致許多企業無力賠償的后果。在我國推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之前，相當多的環境侵權事故是由政府出面利用財政對受害者進行賠償解決的，因此，很多企業無需顧慮污染環境的不利后果，同時又非常依賴政府。然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是一種將環境污染賠償責任轉嫁保險公司的產物，這大大削弱了企業在環境治理方面對政府財政救濟的高依賴。從這一角度看，該保險是有利于減輕政府環保負擔的。

3完善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立法的建議

3.1明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立法層面的地位

鑒于立法成本等因素的考慮，我國專門制定一部《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法》是不切實際的。而由于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本身的特殊性，若將其以專章的形式寫入《環境保護法》或《保險法》，也同樣不具有可操作性。因為這一保險兼顧兩個法律部門，單純將其放入其中一個法律部門難以照顧另一法律部門。因此筆者認為在不否認該保險制度重要性的前提下，結合當今中國的國情，我國可以從行政法規層面上制定一部《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條例》，作為《環境保護法》與《保險法》的細化，相比上述兩種方案，其更具有可行性與可操作性，并且立法成本也相對較低，更符合當代我國法律體系的需求。當今發展該保險制度是屬于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行為[5]，在行政法規層面上具體規定該保險制度，不僅能夠為該行業提供法律依據，還可以適當借助政府的力量，從而更好地為其保駕護航。

3.2明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性質

對于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是屬于政策性保險還是商業性保險的性質設計，筆者認為應該進行區分。首先，對于因為強制性投保而建立起來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關系應該進行前后兩部分的設計：前一部分根據國家法律規定而將其設計為政策性保險，在該限度范圍對污染事故進行保險理賠。但是應當注意的是，該部分承擔的是最低限度的保障責任。如果預估的環境污染損害后果較為嚴重，超出了該部分政策性保險所能承受的范圍，那么超出限額部分的保險法律關系就是商業保險的范疇，由企業自愿向保險機構進行投保，保險公司按照承保的范圍予以理賠。而對于自愿投保而建立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完全屬于商業保險，由企業與保險機構自愿協商確定。

3.3明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投保主體

與一般保險法律關系主體中的投保人不同的是，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必須對投保人的主體類型進行特別限定，即對強制投保的企業進行具體規定，對自愿投保的主體不作規定或者作較少規定。關于強制投保主體，筆者認為可以參照《福建省人民政府關于推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的意見》中所規定的投保主體范圍。由于這些企業是對環境污染具有高度危險性的，因此需要通過強制他們進行投保而減少環境污染事故的發生及其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外，在地方層面，地方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該地需要強制投保企業的范圍，甚至可以通過“名單制”和“清單制”的方式來進行更為具體的規定[6]。

3.4明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承保主體

由于有些環境污染事故會造成巨大的損害結果，這對能夠承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機構的資質與能力提出了嚴格的要求。由于環境污染侵權事故通常涉及面比較廣，治理成本比較大，保險金額比較高，因此要求承保機構的資產能力應該比其他普通的保險機構更為雄厚。國外對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承保主體作出了不同的規定。第一種是聯保的模式，即由多個保險機構共同聯合承保，這是由環境污染事故的逐步復雜化、損失逐步擴大化、保險賠款的逐步巨額化的趨勢所決定的。第二種是由專門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公司進行保險承保[7]，這些專門保險公司通常是政策性保險機構，具有強大的承保能力，并且配備科學的檢測體制。第三種是現有保險機構進行自愿承保，即只是在現有保險公司的業務范圍下設立一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險種，根據保險公司的能力自愿進行該保險的承保[8]。筆者認為，我國發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初期可以充分借鑒國外第一種和第二種的模式，由政府出面建立一個專門政策性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機構，由其進行相關制度的構建，來為后續其他保險公司開展相應業務提供一個范本。在該保險制度發展較為成熟，相關市場體制建立較為充分之后，政府可以退出市場，由民間保險機構自主開展相應的保險業務。

3.5明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索賠時效

國外許多國家都采用了“日落條款”來限制保險人的責任[9]，借此來平衡保險人和被保險人的雙方利益，即保險合同雙方可以自愿約定被保險人向保險人進行保險索賠的最長期限的條款。美國規定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最長索賠期限為30年[10]。筆者認為我國也可以借鑒該制度。我國《環境保護法》規定了3年的環境污染侵權的訴訟時效期間，這對于突發性的環境污染事故是具有相當的適用性的，但是對于解決長期性的環境污染損害事故是遠遠不夠的。日落條款是雙方進行約定之后對保險索賠期限的自愿延長，這在體現公平原則的同時，又有助于長期性污染事故的解決。

4結語

從2007開始試點起，我國各地方就沒有停止過探索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腳步。這些舉措見證了此保險的發展和完善，同時也鼓勵著立法者加快立法建設的步伐。本研究在對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立法現狀進行梳理之上，對該項保險在我國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一些粗淺的探討，即從行政法規層面上確定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法律位階，作為相關行業進行保險制度設計的法律依據。同時，在該部行政法規中，應該明確此保險的性質、相關的主體范圍和索賠期限。希望借此來推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在我國穩步、健康的發展[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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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熊英，別濤，王彬.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的構想[J].現代法學，2007（1）：90-101.

[10]李嘯川.論我國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制度[J].保險職業學院學報，2008（4）：68-75.

[11]賈愛玲.環境責任保險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10：105-107.

作者：胡潔 單位：華東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