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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幾年來，我國共享經濟發展迅速并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共享經濟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分析應該是制定和出臺相關政策的基礎，當前對共享經濟帶來的社會福利影響的研究方法還有一定的局限性。為更好支撐政策制定，相關研究應遵循全面、清晰和客觀的原則，以得出更接近實際的結論。

關鍵詞:共享經濟；社會福利；研究方法

共享經濟是近幾年國內外各界關注和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尤其是在我國，以共享出行和共享住宿等為代表的共享經濟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在經濟社會中引起了高度關注。統計數據表明，同傳統的經濟業態相比，共享經濟的發展尤為迅速，并且在與傳統業態的競爭中取得了巨大的優勢。2015年到2018年，我國共享住宿收入年均增速約為45.7%，是傳統住宿業客房收入的12.7倍;在線外賣收入年均增速約為117.5%，是傳統餐飲業的12.1倍;網約車服務收入年均增速為35.3%，是巡游出租車服務的2.7倍。國內外學者從共享經濟形成的原因、概念、競爭戰略和社會福利等方面展開了研究并給出了結論。在對共享經濟給社會福利帶來影響的研究中，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共享經濟能夠促進社會福利的提升。但究其原因，總供給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和消費者福利提升等觀點都有一定數量的支持者。本文嘗試對共享經濟的社會福利影響研究做出方法上的闡述，探索更貼近實際情況的研究原則，為共享經濟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

一、共享經濟對社會福利影響的主要觀點

探討共享經濟對社會福利的影響，首先應該明確共享經濟的概念和范疇。針對這樣一個新出現并快速發展的經濟現象，國內外學者從多個角度出發對其概念和范疇進行了闡述。基于從現象到概念的原則，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觀點，本文認為，利用互聯網信息平臺通過分散資源的使用權轉移實現交易的業態都可以作為共享經濟。關于共享經濟給社會總福利帶來影響的原因，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是共享經濟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了社會總福利。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共享經濟通過互聯網平臺達成交易，信息檢索、信任機制和支付結算等方面的成本都得到有效降低，從而節約了交易雙方的成本，進而增加了全社會的效用或福利。張耀輝、齊云龍、劉東(2018)認為，共享經濟是平臺出現推動了交易成本降低所形成的一種經濟運行模式。盧現祥(2016)研究發現，共享經濟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將不可交易的資源納入到可交易的范圍。杜家欣(2018)認為，網約車類共享經濟是通過精確匹配司機和乘客信息減少了信息匹配成本。劉奕和夏杰長(2016)則認為，是互聯網平臺的存在降低了信息搜索、討價還價、合約達成及合同履行等一系列成本。王念、秦宇(2017)從消費者的角度印證了交易成本在共享經濟平臺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董成惠、杜家欣(2017)認為，共享經濟降低了交易雙方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商品或服務的供給匹配，促進了交換的帕累托改進，使正外部性內部化。第二種是共享經濟增加了社會總供給，進而帶來了社會總福利的提升。得出該結論的研究多數認為，共享經濟將原本閑置的資源納入到社會總供給中，增加了低價格服務，或滿足了更多社會需求，最終實現了社會總福利的增加。王維才、崔航(2017)認為，共享經濟提升了產品和服務的社會總供給，實現了資源的合理匹配，增加了低價格的服務。邵洪波等(2017)發現，共享經濟提升了價值創造的總量和各類企業自身的利潤水平，對全社會而言實現了帕累托改進。曹淼孫(2018)稱共享經濟在需求側和供給側同時帶來改革，使社會閑置資源得到有效供給，實現再次利用并提升整體社會福利。第三種是共享經濟帶來了消費者或供應商的福利上升，從而增加了社會總福利。采用這類研究方法的國外學者更多，他們通過將社會總福利分解為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并分別進行定量或定性分析求證社會福利的變化。JunyougChoi等(2017)通過對韓國汽車共享市場的分析提出，汽車共享提高了消費者出行中享受的福利。Chiara等(2018)根據Airbnb的案例認為，由于酒店的房間供給能力有限，Airbnb的房主們在新年前后的時間段和紐約市周圍區域獲得了較大收益，并通過其提供的房間促使酒店降低了價格。Benjaafar等(2015)通過對生產者的效用、消費者剩余和社會總福利的分析發現，共享經濟必然給消費者帶來福利增加。張婷(2018)認為，共享經濟為參與雙方分別提供了省錢和賺錢的方式，實現了對等互惠，高效地為雙方創造了經濟利益。

二、現有研究方式存在的幾點局限

共享經濟不僅是學術研究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同時也是政策的重要著力點。近年來，各部委頻繁出臺促進和規范共享經濟發展的政策文件。2017年，交通運輸部等10部門鼓勵和規范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發展的指導意見，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八部委共同出臺了《關于促進分享經濟發展的指導性意見》;2019年3月，總理代表國務院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堅持包容審慎監管，支持新業態新模式發展，促進平臺經濟、共享經濟健康成長”。對共享經濟的社會福利影響做出客觀準確全面的分析，是制定和出臺相關政策、確定政策方向的重要前提。國內外學者對共享經濟對社會總福利影響的研究，從不同的理論出發，采用統計或問卷數據，通過數理模型和計量方法，得出較為相似的結論。但是，作為政策出臺的參考和依據，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缺少對總供給的考量。第一，缺少對相關市場的分析。論證共享經濟提高社會總供給的相關研究，基本將供給限定在共享經濟自身涉及的市場中，沒有考慮共享經濟增加供給后給相關市場帶來的“擠出效應”。共享經濟的確調動了大量閑置資產，將原有的非營運資源變成了可營運的資源，從而創造了新的供給。但新供給的出現并不必然帶來總供給的增加。證實社會總供給的增加應考慮相關市場供給的情況。只有相關市場供給不變或者增加時，共享經濟帶來的新供給才必然帶來總供給增加。第二，缺少對總供給變化的長期分析。短期分析可以假定相關市場的供給不會發生變化，但長期分析需要考慮相關市場的供給變化。以住宿業為例，酒店和住宅共享都是該行業的組成部分，可以將酒店市場視為共享住宅的相關市場。短期來看，在酒店業供給不變的情況下，共享住宅作為增量給總供給帶來增長。長期來看，隨著共享住宅占據了一定的市場份額，酒店業在整個住宿業市場上的份額和需求都會下降，很可能因此調整產業規模和供給。在酒店業供給減少和共享住宅供給增加的情況下，長期總供給的變化并不能確定為增加。其次，未嚴格區分共享經濟和平臺經濟等類似概念。現有研究中很大一部分將交易成本的降低作為共享經濟帶來社會總福利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依托于互聯網的經濟業態幾乎都具有交易成本低的特征。基于互聯網提供的高速、低價數據傳輸服務，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信息搜索、信用建立和支付等環節的時間成本都大幅度地降低。顯然單獨以交易成本來評價共享經濟對社會福利的影響是不全面的。此外，部分研究應用平臺經濟理論對共享經濟的社會福利影響進行分析。鑒于共享經濟具有鮮明的平臺經濟屬性，以平臺經濟理論分析共享經濟是正確的。然而，平臺經濟特征帶來的社會福利影響只是共享經濟影響的一部分。具體而言，基于互聯網平臺、使用權轉移、閑置資源再利用等都是共享經濟的重要要素。僅以互聯網平臺帶來的社會福利影響分析共享經濟，無法反映使用權轉移和閑置資源再利用等帶來的明顯供給變化及其社會福利影響，同樣是不準確的。最后，對社會福利的衡量缺少客觀的數據支撐。由于缺少統計或調研數據支撐，用共享經濟平臺將社會福利分解為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進行分析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差異較大的結論。例如，有學者研究發現，共享經濟平臺企業的不同競爭策略會帶來消費者福利和生產者福利的不同變化。作為新興的業態，共享經濟在全球各國普遍還沒有系統的統計體系，相關統計數據也呈現零散等特征，不利于實證研究的展開。在缺少統計數據的情況下，單純靠數理模型和博弈分析，有可能導致研究結論與實際情況出現較大的偏差。

三、共享經濟的社會福利分析

應注意的幾個要點進入2019年以來，我國經濟面臨新的下行壓力，進一步激發共享經濟的活力，對于將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發展新動能快速成長有重要作用。對共享經濟社會福利進行研究有助于出臺更為合理的政策，精準施策，最大程度上發揮共享經濟給整個社會經濟帶來的正面影響。從獲得更為準確的參考依據并提供準確政策取向的角度出發，為保證共享經濟社會化福利研究的有效性，應該同時兼顧全面、清晰和客觀三個原則。全面性原則要求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研究從共享經濟涉及的全行業范圍和長周期時段統籌考慮。全行業是指共享經濟所處的細分領域與其相關市場。多個領域的共享經濟都與傳統業態提供差異度很小的服務，構成了彼此的相關市場。例如，共享住宅的出現其實是進入了酒店業的市場，共享出行則與傳統出租車行業面對相同的消費者。社會化福利研究的過程中應把相關市場的變化考慮進來，尤其是共享經濟的出現帶來新供給后給相關市場供給帶來的影響。長周期是指考慮行業內的企業進入退出情況，共享經濟的發展不僅帶來社會福利的變化，也會帶來產業組織的調整。例如，共享出行的出現和快速發展占據了出行市場的較大份額，導致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收入下降，已經在多個國家引起了出租車司機大規模罷工等事件，長期必然會影響傳統出租車企業的供給。在全行業、長周期的情況下對社會福利進行分析，能有效避免片面結論的產生。清晰性原則要求明確共享經濟的范疇，并做好與相關經濟業態的區分。共享經濟屬于平臺經濟，平臺經濟屬于互聯網經濟，但在相關研究中應明晰這三個概念。互聯網經濟和平臺經濟所具有的信息傳輸效率高、交易成本低等特征可以增加社會福利，這也是共享經濟影響社會福利的重要因素。但是，共享經濟在平臺經濟、互聯網經濟的這些特性外，還可以通過激活閑置社會資產來影響社會總供給、通過個性化供給來滿足長尾市場的需求等，這些特性共同構成了共享經濟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應將共享經濟區別于范疇更大概念的特點剝離出來，有針對性地作為社會福利分析的基礎，從而獲取更清晰的福利影響。例如，將共享經濟的海量分散資源、產權不發生轉移和個性化供給等進行充分的分析，既可以更全面地考量社會福利影響，也能有效地防止概念泛化。客觀性原則要求實證研究和政策研究將客觀數據作為分析的基礎。我國經濟研究有關照現實的傳統，對現實的關照必然要求基于現實的數據或案例。一方面，2016年以來，我國共享經濟的統計體系開始建立并逐步完善。雖然尚未納入官方的統計系統，但在很大程度上從我國共享經濟發展之初開始提供逐漸豐富的統計數據，可以為相關實證分析提供一定的數據支持。另一方面，關于社會福利的分析，問卷調查一直是相對有效和常用的方式。共享經濟與互聯網的緊密結合為問卷調查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性，部分學者也通過網絡問卷的方法開展相關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功。因此，可以將問卷調查作為加強研究客觀性的重要方式。

參考文獻:

［1］盧現祥.共享經濟.交易成本最小化、制度變革與制度供給［J］．社會科學戰線，2016(6):51～61.

［2］劉奕，夏杰長.共享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動態［J］．經濟學動態，2016(4):116～205.

［3］王念，秦宇.消費品使用習慣對共享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J］．現代經濟探討，2017(8):103～110.

［4］邵洪波，王詩桪.共享經濟與價值創造———共享經濟的經濟學分析［J］．中國流通經濟，2017(10):100～109.

［5］曹淼孫.共享經濟內涵、商業模式及價值實現路徑［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8(6):62～66.

作者：趙文景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