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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綠色信貸的開展是我國上市商業銀行日趨綠色金融業務的重要表現。銀監會對綠色信貸體系進行了規定，旨在通過金融杠桿作用的發揮實現對“兩高一剩”行業的遏制，進而實現對國家重點產業的扶持。但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綠色金融前景尚不明朗，綠色信貸對商業銀行的作用效果也不清晰。對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綠色信貸業務的總體開展情況進行了研究，依據其對商業銀行財務績效產生影響的性質與程度，總結了綠色信貸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業務的優化與調整對策。

關鍵詞：綠色信貸；上市商業銀行；財務績效；《赤道原則》

1我國上市商業銀行推行綠色信貸業務概況

綠色信貸是綠色金融體系的構成部分。綠色金融最早發端于美國華盛頓所簽署的《赤道原則》（EquatorPrinciples），數十家金融機構參與了此過程。目前，綠色金融已隨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生態環境保護項目的完善而逐漸走上了發展的正軌。綠色金融一般包括綠色保險、綠色債券和綠色信貸等，旨在實現金融工具和生態環境保護項目的定向關聯與收益核算。伴隨著總體綠色金融業務的急劇發展，綠色信貸正成為目前商業銀行提升收益的重要方面。具體到我國，2012年銀監會出臺了《綠色信貸指引》，其中針對綠色信貸進行了完善的規劃和全方位的界定。從政策演進上看，《節能減排授信工作指導意見》（2007）、《綠色信貸指引》（2012）、《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16）及銀監會《關于綠色信貸統計相關標準的要求》（2016）等政策性文件，推動了我國綠色信貸業務體系的全面成型。在發展現狀方面，我國綠色信貸目前發展迅猛，在節能環保項目和服務貸款領域、綠色交通運輸領域、可再生能源及清潔能源、生態修復與災害防控領域以及建筑節能與綠色建筑貸款方面均有顯著發展。同時，綠色信貸已經成為綠色金融的主體部分，貸款余額26542．7億元，占同期全部節能環保項目和服務貸款的47．6％。但是，綠色信貸在理論建設與事實發展方面均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且我國上市商業銀行對綠色信貸業績的考察目標與測定指標發展具有欠缺性，綠色信貸業務對上市商業銀行財務績效提高的效果有待考證。因此，有必要對綠色信貸與銀行財務績效水平相關性進行定量研究。

2相關研究成果

在銀監會《節能減排授信工作指導意見》頒行后，我國學者逐漸對綠色信貸業務提高了重視程度，在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劉婧宇等（2015）基于CGE模型建構了綠色信貸與商業銀行現金流的關系，研究了綠色信貸業務與銀行財務運行情況的關系，為本文定量研究中維度的篩選提供了思路［1］。古小東（2010）針對赤道銀行綠色信貸的開展與其盈利水平進行了相關性分析，其研究的路徑是通過建立綠色信貸與銀行社會責任之間的關聯，并通過研究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水平之間的相關性而明確綠色信貸的開展與銀行具體經營前景之間的關聯［2］。李程、白唯（2016）對以商業銀行的會計信息披露數據為研究對象，基于演化博弈理論，運用DID模型，分析了商業銀行推動綠色信貸后在財務績效上的波動情況，證明綠色信貸的推動對穩定商業銀行財務績效具有正向作用［3］。周永圣等（2015）以綠色金融的權為切入點，研究了銀行社會責任披露現狀，并探究了社會責任披露水平的提高對財務績效的影響關系，是對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披露的具體化，對本文的研究具有啟示作用［4］。國外學者也對綠色信貸進行了研究。AneilTripathy（2017）探究了環保產業與金融工具的運用對金融機構財務績效的影響，強調了其對機構現金流的穩定與對投資收益率的提升，說明綠色信貸有助于提高金融機構財務績效［5］。SimoneLazzaroni等（2015）將生態環境與金融工具建立了聯系，使得相關生態環境保護項目成為了金融扶持的重要方向和資金投向，并結合具體項目的收益情況證明了綠色金融的開展對提高投資主體財務績效水平具有直接作用［6］。JohanBidange等（2016）通過對財務績效中資產收益率、投資回報率等財務指標進行分析，進而研究了綠色金融推廣有效性的研究路徑，認為綠色信貸開展與金融機構財務績效的提高具有正相關［7］。通過對上述研究成果進行簡要闡述，本文以下擬通過命題假設的建立和實證研究的開展，嘗試對綠色信貸和上市商業銀行財務績效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研究，以定量研究推動整體研究的深入化發展。

3實證研究開展

3．1命題假設

我國商業銀行一般通過對凈資產收益率ROE（RateofReturnonCommonStockholders’Equity）和資產收益率（ReturnonAssets）進行標準化處理，將其作為衡量財務績效的指標加以統籌分析。本文選取商業銀行一系列財務指標，結合上市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的相關衡量指標進行模型的建構，通過建構綠色信貸相應因子和上市商業銀行資產收益率之間的聯系，詮釋綠色信貸推廣對商業銀行自身財務績效的影響。結合相應的理論闡述和目前的研究成果，進行如下假設。H1a：綠色信貸制度建構越完善，則對財務績效貢獻程度越高；H1b：綠色信貸組織機構建設程度越高，則對財務績效貢獻程度越高；H1c：綠色信貸考核制度越健全，則對財務績效貢獻程度越高；綠色信貸的相關組織建設程度越高，運行過程中的功能越健全，為其提高上市商業銀行財務績效奠定了良好基礎，也側面上說明其在商業銀行業務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故而，從綠色信貸的體系建構上看，其制度建構、組織機構完善度、績效考核程度均對商業銀行財務績效的提高有正向影響。H2a：綠色信貸產品創新程度越高，則對財務績效貢獻程度越高；H2b：綠色信貸對“兩高一剩”行業貸款取代程度越高，則對財務績效貢獻程度越高；H2c：綠色信貸余額管理程度越高，則對財務績效貢獻程度越高；綠色信貸產品的創新程度客觀上表現了商業銀行對綠色金融整體業務的重視力度。重視力度越大，則對財務績效的影響越明顯。同時，隨著商業銀行對綠色信貸的推行，其發展程度越高，則對“兩高一剩”行業的取代力度越大，為商業銀行整體貢獻的財務績效越高，也說明了綠色信貸的余額足以支撐上述業務變革。該維度側重強調了綠色信貸的推廣效果，其推廣效果越明顯，則財務績效貢獻程度越高。H3a：對項目的環境測評力度越大，則對財務績效貢獻程度越高；H3b：對《赤道原則》項目測評的踐行程度越高，則對財務績效貢獻程度越高；H3c：與環境組織外部關聯程度越高，則對財務績效貢獻程度越高。綠色信貸的進行規范性是其影響其發展效果的關鍵因素。以《赤道原則》為標準，對其遵循程度越高，對項目的生態環保測評規范程度越高，則對銀行財務績效貢獻力度越大。同時，對項目和企業所進行的生態環保測評離不開環境組織的外部支持，這是其關鍵性依托。故而，其測評度越大，對《赤道原則》遵循程度越高，且與外部環境組織關聯越密切，則綠色信貸對商業銀行財務績效貢獻程度越高。以上9個假設歸納為3個維度，即銀行綠色信貸管理機構建設與完善水平、綠色信貸推廣狀況和綠色信貸的踐行規范性。從這3個角度入手，對其與上市商業銀行財務績效的關系進行假設，是展開以下定量研究中相應維度劃分與因子選取的重要基礎。

3．2樣本選取與描述性統計本文收集的我國上市商業銀行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并結合商業銀行自身年報披露數據和企業社會責任披露的相關內容進行審定與核對，以確保數據在本文的整體研究中具有效用，可合理詮釋綠色信貸與商業銀行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在數據收集中，本文以我國國內開展綠色信貸業務的16家上市商業銀行為收集對象，對興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招商銀行、浦發銀行等商業銀行的綠色信貸數據進行了有效收集與整理，并進行了樣本統計。在時間節點的篩選上，由于我國商業銀行整體推行綠色信貸的時間尚短，故而，通過對在上證和深證的16家上市商業銀行在2009、2010、2011、2013、2016的數據也進行了收集，以確保在發展進程中對綠色信貸的發展狀況與發展趨勢進行詮釋。

3．3維度劃分與研究模型建立將以上因子歸納，可劃分為銀行綠色信貸管理機構建設與完善水平、綠色信貸推廣狀況和綠色信貸的踐行規范性3個方面。3．4相關性分析運用SPSS19．0，結合描述性統計內容與具體因子劃分，對各維度下的因子進行相關性分析。對通過對相關性進行分析可知，上市商業銀行綠色信貸各因子之間呈現相關性，變量間關系均為正相關，最大系數為0．897，最小為0．642，上述變量間關系均在不同程度上呈現出較高的顯著性。這說明銀行綠色信貸管理機構建設與完善水平、綠色信貸推廣狀況和綠色信貸的踐行規范性之間存在著縱深聯系，對上市商業銀行整體綠色信貸的踐行效果作用力度較大，協同構成影響其財務績效的因素。3．5數據擬合度分析結合回歸方程，對變量的擬合效果進行分析，結合具體的指標劃分，進行擬合指標研究，以進一步詮釋模型對解釋上市商業銀行綠色信貸與財務績效的相關性的力度。3．6研究結論與說明對本文內容及相關性研究的結果。通過以上研究可知，綠色信貸對上市商業銀行的財務績效具有影響，且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呈現顯著性。從當前來看，綠色信貸的組織機構建設問題與績效考核體系的建構對整體商業銀行財務績效的影響不顯著，應通過進一步對綠色信貸業務進行統籌管理，以發揮其對上市商業銀行整體財務績效的貢獻作用，并從社會責任入手，推動商業銀行經營水平的協同性提高。

4相關對策與建議

本文對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綠色信貸業務與財務績效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對其推動銀行財務績效提高的性質和程度進行了實證檢驗。由于我國綠色金融整體業務起步較晚，綠色信貸整體發展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可采取以下對策，推進綠色信貸業務發展規范程度的提高與整體管理水平的協同發展，進而推動其為上市商業銀行財務績效的提高發揮更大作用。第一，從制度建設角度看，應提高上市商業銀行綠色信貸體系的制度完善性，通過設置獨立部門、培養專業人員，并開展相應的余額管理、風險控制、產品研發和業務推廣等，提高其制度規范性；第二，應重視綠色信貸產品的推廣，合理調控綠色信貸余額，提高綠色信貸對“兩高一剩”行業的貸款替代率，并注重綠色信貸產品的研發與創新，從提高其產品發展程度入手，提高其對商業銀行財務績效的貢獻力度；第三，商業銀行對綠色信貸的一系列測評標準應進行規范化管理，提高對《赤道原則》的踐行力度，并加強同外部環境測評組織的聯系，提高環境組織對項目的把關，這是從外部保障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產品研發推廣效果的舉措。以上對策突出了從綠色信貸制度化發展、產品創新與推廣以及外部踐行規范性三個維度的實踐，這是在當前發展過程中提高綠色信貸業務完善程度、保障物質基礎并提高其規范性的必要舉措。

參考文獻：

［1］劉婧宇，夏炎，林師模，等．基于金融CGE模型的中國綠色信貸政策短中長期影響分析［J］．中國管理科學，2015（04）：46－52．

［2］陳立銘，郭麗華，張偉偉．我國綠色信貸政策的運行機制及實施路徑［J］．當代經濟研究，2016（01）：91－96．

［3］李程，白唯，王野，李玉善．綠色信貸政策如何被商業銀行有效執行？———基于演化博弈論和DID模型的研究［J］．南方金融，2016（01）：47－54．

［4］周永圣，劉巧榮，李健，等．基于綠色信貸的政府促進銀行實施監督權的博弈研究［J］．系統工程理論與踐，2015，07：1744－1751．

作者：田國雙；楊茗 單位：東北林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