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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在自己的發展歷程中，形成的傳統美德深深熔鑄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

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之中。今天，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當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中華傳統美德具有生生不息、歷久彌新的品質，是永不枯竭的道德教育資源。在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中國青少年身上，寄托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i]建設廉政，要有制度上的保證，同時也要有文化上保證，講廉政必須講廉政文化。中國優秀文化傳統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彌足珍貴的思想寶庫，可以為中國廉政文化提供充分的思想資源支持。本文要討論的是如何吸取中國傳統精華推動中國廉政文化的建設，并認為中國優秀傳統中有關“立志”、“畏”、“知恥”的論述，對當下廉政文化建設具有直接的關系。

一、志在“立志”

樹立廉政之風，應該提倡“立志”，志即“意志”。我們不主張唯意志論，也不主張精神決定主義，然而人的行動總被意志決定。意志不會憑空產生，意志一旦樹立，就會變成行動的方向與動力。意志有高遠、平庸之分。有高遠的意志，就有明確的生活目標，遠離腐敗與墮落的陷阱。意志，也是一種“關心”將什么放在心中，耿耿以懷，成為意志高潔低庸的分界。

說：“我回憶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里，這位青年談起要買肉的事，他在我面前把我的仆人叫來，同仆人討論了半天買肉的事，才叫他去買了一小片肉。我心里非常不安，以后就不再和這位青年見面了。我和我的朋友們，只高興談論大事情——中國人類的本性和人類社會、世界、宇宙。”[ii]在看來，關心“人類的本性和人類社會、世界、宇宙”，這樣的人，意志高遠，可與共大事，僅關心個人的物質生活，將其放在生活追求的第一位置，這樣的人連做朋友的資格都沒有。

不能說，沒有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他自小讀孔夫子的書，崇拜過曾國藩。他相信過一種理論，即“意志本源論”，意志與精神之間是對立同一的關系，一方面物質決定精神，一方面精神一旦決定，又反過來推動事物的發展變化，影響著生活、工作與行動，成為力量之泉。離開意志，人成為軟骨動物，失去方向與動力。

孔子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這是孔子對他學生曾參說的一番話。一個讀書人，應該將遵行發揚道義作為志向與目標，如果不是這樣，總以穿不上時髦光鮮的衣服，吃不到山珍海味而覺得羞恥，這個人就不值得與他討論問題，大概作朋友的資格也都沒有。將孔子的話與的回憶聯系思考，是不是可以說：在立志這個問題上確實受過孔子的影響呢？

《郭沫若傳記》有以下一段記載：一九四六年“皖南事變”中被非法逮捕的葉挺出獄，前后關押達五年零兩個月。當天晚上，沫若去紅巖村看望葉挺，兩人熱烈擁抱，淌著熱淚縱聲歡笑。葉挺第一句話就說：“沫若，記得，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這是葉挺最喜歡的兩句話，當他初任新四軍軍長的時候，郭沫若與他同住在漢口太和街，曾應他的索求，把這兩句話寫成一幅中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這句話正出自孔子的《論語》。

立志，需要“明志”。儒家之志乃“內圣外王”。中國自古以來沒有自己的主體宗教，然而儒家思想卻有類似宗教的意義。內圣，就是加強自我修養、樹立理想境界、磨礪堅強意志；外王，即是服務社會，管理國家、平治社會。[iii]中國傳統文化有“修齊治平”的說法，即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國家公務員，不是圣人，總當潔身自好，服務國家。“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志向立得高遠，受腐敗誘惑的力度才有可能加強。即便沒有“圣人”之志，起碼的君子之道還要遵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今天的情況是，不是等到“窮”了以后才獨善其身，而是在“達”的時候既不“兼善天下”，也不“獨善其身”。有道說：“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一生即便有諸多不是，晚年改錯，總歸可取；有人到了老年失去應有的操守，半世辛勞付之東流。[iv]傳統告訴我們，保護晚節，是基本的立志，節志晚全，是“底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