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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船》與《白鹿原》被人們當作歷史小說來看待、比較，而實際上，這兩部小說描寫的歷史距我們并不遙遠。尤其是《古船》，描寫的主要是改革開放后的事。不過，這兩部小說在某些方面確有不少相似處，如對于現實政治斗爭殘酷性的描繪；寫的瘋狂；背景都是文化落后的鄉村或小鎮等。評論家王曉明先生曾把這兩本書加上劉振云的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放在一起比較，稱為《古船》開辟的“一條新的道路”。因為它們不再“圖解某種權威的歷史結論，而是表達作者個人的歷史見解”。

自然，《古船》與《白鹿原》也有不同之處。從整體上看，這兩本書作者的視角不完全相同。同樣寫家族史，《古船》寫了鎮上三大家族，尤其立足于隋氏成員對家族輝煌過去的反省，寫他們透過刻骨銘心的罪惡感來確立本家族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小說更多的筆墨作用于社會經濟、政治現象，鄉鎮的權力紛爭、腥風血雨，尤其是粉絲廠的經營權易手，這些承襲了茅盾中、長篇小說的寫作視角特點。表面上看，小說中隋抱樸巨人般的反省、思索是建筑在現代社會科學、階級分析基礎上的，有著“現代”的痕跡；但隋抱樸在反省、道德的自我完善中最終站了起來，走出了古老的磨屋，這一描寫又不無矯情之處，透露出作者頭腦中有著道德中心主義的傳統精神。作為改革者，隋抱樸憑借的只是道德的力量，而缺乏體制變革的思考，他的成功因而也缺乏現實的基礎，只是作者烏托邦式的幻覺罷了。這么一來，這部具有政治、經濟視角的長篇小說，便有了一個懲惡揚善的道德化結局。而《白鹿原》寫朱先生為人慎獨正直，廉潔奉公，淡泊名利，在朱先生頭上涂抹了一層圣潔的光輝；謳歌族長白嘉軒的勤勞仁慈、恩威并重、德高望重，但最終掩飾不了道德中心主義精神破產的悲哀。這里，小說更關注于社會文化、倫理現象。陳忠實對傳統文化精神的贊頌與鞭笞都滲透了老舍式的思考。張煒讓他的人物苦思冥想，在算經濟賬中嘔心瀝血，在靈魂的拷問中痛苦不堪；陳忠實卻把思考留給了讀者，讓讀者在白鹿原的歷史變遷中感受惶惑，陷入思想的爭吵。《古船》中隋迎之、隋抱樸父子所思考的問題對于讀者來說并不成其為問題，因為《共產黨宣言》早已有現成的答案，而《白鹿原》提出的問題卻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古船》對于隋式父子的刻畫不甚自然，尤其是寫隋抱樸宗教修行般的自責、走出磨屋的道德自覺，構筑了一個光明的尾巴，這些還帶有80年代小說道德化的痕跡。《白鹿原》表面充斥著道德理想主義的色澤，實際卻寫了道德、倫理中心主義文化的破產，作品有著挽歌般的無奈情緒。從這些方面看，《白鹿原》較之《古船》進了一步，有了更深刻的東西。

無論《古船》中的洼貍鎮，還是《白鹿原》中的白鹿村，都有著濃郁的傳統文化氛圍。然而這兩部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卻大不相同。《古船》描寫了洼貍鎮有三大家族，其中李家歷受壓制，隋家迅速衰落，趙家成了統治家族。趙多多和四爺爺趙炳狼狽為奸，控制了鎮上的政治、經濟大權。趙多多為所欲為，壞事做盡，使得人人痛恨。四爺爺趙炳陰險毒辣，卻能以偽善博取人們的敬畏，在幕后將洼貍鎮玩弄于股掌之上，是鎮上的土皇帝。他的巨臀正是其淫威的象征。他深知傳統哲學的中庸之道，將事務處置在“不過”的折衷圓通之中，進退自如，穩握權柄。如他在災荒之年帶領族人劫持鄰村人運輸的蘿卜，只搶劫一半，另一半留給了鄰村人。這樣既搶奪了急需的食物，又避免了最嚴重的群斗后果，還贏得了仁慈的好名聲。四爺爺不同于趙多多，除了虛偽之外，他身上的傳統文化色彩使其籠罩了一層迷霧，使人難識廬山真面目。如他借助對隋家兄弟的迫害，趁亂霸占了美麗的隋含章，長期供其享用，名義上還認她作“干女兒”。隋式兄妹處于遭歧視、受壓迫的地位，不敢擁有愛情婚姻的自由。隋含章積憤長久，將小剪刀刺進了四爺爺的腹部。四爺爺對此早有預料，此時承認自己對隋家人做得“太過”。四爺爺的折衷精神也妨礙了他對隋含章進一步下毒手，而坐視隋含章的復仇。趙多多和四爺爺都是作為隨抱樸的對立面來刻畫的，他們的爭權奪利與隨抱樸道德的自我完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另一角度看，他們的傳統意識與隨抱樸的現代式思考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只是有趣的是，作者有意批判傳統，卻又在傳統意識引導下張揚了道德中心主義，從而走進了傳統的怪圈。

《古船》創作于80年代，不同于《白鹿原》在90年代濃郁的回歸傳統氣氛下的創作。陳忠實在《白鹿原》中重新發現了關中文化觀念有極其可貴之處。小說第三十一章寫道，隨著社會動蕩，傳統道德遭到破壞，社會風氣愈來愈惡化：

到天黑時，開始有本族本村的族人鄉黨來看望鹿子霖。他們多是一些年長的老者，零零散散地走來問一聲安，接著便悲戚地訴說起抓丁派捐的苦楚，大聲咒罵本保繼任的保長、本聯的聯保主任以至蔣委員長全是一桿子不通人性的畜牲；對比起來，鹿子霖當鄉約和后來當保長的那些年月真是太好了。

《白鹿原》中兩個最重要的角色，一是作為家族當權者的族長白嘉軒；一是作為白鹿原文化的代表，傳統知識分子朱先生。對這兩個人物，作者基本上是作為正面形象來表現的；透過這兩個人物，作者對道德、倫理中心主義為特征的白鹿原關中文化作了全面展示。

《白鹿原》既批判傳統，又留戀傳統，這就有了白嘉軒這樣難以進行道德價值評價的人物形象。白嘉軒早先也有搶占好地、種植鴉片的行為，但在朱先生的感召下加強了道德自律，成為白鹿原文化背景下理想的族長。他帶領鄉民抗擊自然災害，抗議不合理的印章稅，在祠堂抽打賭徒，懲治煙鬼，凈化了村風。白嘉軒的統治行為也不是無可指責的，如對田小娥的迫害。田小娥本是一弱女子，曾被迫嫁給郭舉人做妾。他與黑娃的結合，用現代人的眼光看，是爭取婚姻自由和做人資格的勇敢之舉，卻不容于白嘉軒、朱先生所維護的傳統價值觀念。著名學者陳思和先生曾提到理解巴金小說《家》中高老太爺行為的方法，這對理解白嘉軒、朱先生等人的性格是有借鑒意義的。他說巴金“并沒有直接寫到高老太爺的罪惡”，鳴鳳、梅、瑞玨“三個女人的死似乎曲曲折折地都與高老太爺有關，但又不是直接的主動的迫害關系。高老太爺在小說里所扮演的只是一個大家庭的創始人，一個恪守道德的舊式老人的角色，他與兒孫們之間不需要也不具備殘忍的性格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高老太爺，就不難理解他臨終發善的誠意。但問題也正是在這里，越是那些慘劇與高老太爺的個人品行無關，就越能揭露出封建制度自身的殘忍性。”白嘉軒同樣如此，他的行為總的來說并非源于品質的惡劣，相反，他的個人品行如同他原本的腰桿一樣“正直”。他對女兒白靈婚姻的橫加干涉，對田小娥的歧視鎮壓，都是封建宗法體制內的“正義”行為。陳忠實說“白嘉軒的文化精神里存在它的腐朽的一面”。白嘉軒越是富有“正義”感，其所作所為越是顯示出封建宗法體制的殘忍和吃人性。作者對這種體制下的道德、倫理本位文化所作的批判由此凸顯在讀者面前。《古船》中的李其生、李知常父子是沒有地位的科技知識分子形象；歪脖吳是奴才性十足的傳統知識分子形象。實際上，真正富有現代知識分子意識的是隋氏父子。隋氏父子有如列夫·托爾斯泰及其筆下的懺悔貴族，從家族輝煌的過去中體味到罪惡。作者干脆賦予他們歷史的自覺，讓他們的思想穿透未來。隋抱樸更是繼承了父親的思考，超越了個人與家族的利益，最終成為濟世的英才。他的歷史意識轉換為倫理的自覺，磨屋里木雕般的思想者站了起來，肩負著公眾的使命走了出去，走進了道德理想主義的光暈里。

對比著看，《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卻是一個沒有現代氣息的傳統知識分子，仿佛是一個生活在古代的學者，不能理解現代社會。朱先生也有著知識分子的使命感，社會責任感。但他不具備現代學者的批判意識，絲毫不會對宗法制度的合理性有所懷疑、否定，也不會對宗法制度下的倫理道德觀念有所懷疑、否定。他所作的只是道德方面的建設、努力和追求，這種追求跳不出傳統禮教觀念的窠臼。只要看看他對田小娥的切齒痛恨、看看他將田小娥當作妖魔來封殺，就會發現他的道德觀念上的印記。作者雖然肯定了朱先生的人品，但并不完全贊同他的追求。小說寫道：黑娃成為朱先生的關門弟子，將自己最后一幅題字贈與了他，這幅題字是“學為好人”四個字。“學為好人”典型地體現了道德中心主義的精神信條，它拒絕了對制度文化的反省，拒絕了對現實社會進行深刻批判的科學理性，在現實中只能走向失敗和碰壁。勢利鉆營的白孝文青云直上，“學為好人”的黑娃卻最終遭他誣陷成了冤魂，這作為結局的一筆是對黑娃回歸傳統的否定，也是對傳統的道德中心主義文化的消解。實際上，朱先生生前已意識到自己死后的命運，它不可能繼續作為新的時代的圣人。他的白鹿書院早就開辦不下去了，他出任縣立單級師范校長也不到半年就提出了辭呈，原因是自己“只能鑒古，于今人已毫無用處。”

《白鹿原》所描繪的性倫理遭遇的尷尬也很能說明道德中心主義的蒼白。在中國，性倫理是傳統宗法倫理的重要方面，它因直接關系到以家族血緣為基礎的宗法制度的穩固性，備受古學家的重視。傳統性倫理價值觀強調性作為傳宗接代工具的意義方面，而忽視直至踐踏人的尊嚴、情愛和自由意志。《白鹿原》許多情節用于揭示這一點。白嘉軒一生娶過七房女人，目的就是為了不斷香火。他的母親對此說得直截了當：“女人不過是糊窗子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死了五個我準備給你再娶五個。家產花光了值得,比沒兒沒女斷了香火給旁人占去心甘。”白嘉軒因三兒子孝義尚無后，曾打算教孝義休妻；后來得知起因是孝義患有不育癥，又巧計安排三媳婦勾引兔娃通奸，此時就顧不得三媳婦的貞操了。白嘉軒和他的母親趙氏作為封建家長，甚至對孝義的大哥孝文與孝文妻房事這樣純粹的個人隱私也要干預。盡管他們在這件事情上著眼于孝文的健康，但孝文的婚事在他16歲時就由白嘉軒一手包辦的，埋下了摧殘孝文健康的禍根。可見，在這種婚姻制度內，白嘉軒、白趙氏的干預是有合理性的；但這種婚姻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傳統性倫理不可救藥的缺陷是宗法制度帶來的，不能僅靠朱先生式的“慎獨”這種道德的自我完善方式來克服。

從深層次看，中國傳統文化不同于西方，它缺乏西方文化傳統中的科學精神，卻多一層人文色彩。西方中世紀在精神上的統治依靠宗教、教會來實現，中國封建社會則依靠倫理道德的約束來實現，這便是道德中心主義形成的歷史根源。早在19世紀末中國的文化精英就逐漸意識到，要進入現代社會，必須對文化進行全方位的變革，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諸方面的變革。五四先驅們引進西方的民主、科學觀念，用以取代傳統的以道德中心主義為取向的儒家價值觀，正是為了解決后者無法克服的矛盾。但20世紀80—90年代以來，新儒家思想在大陸回潮，他們重新發掘出傳統文化的金礦，卻忽略了儒家文化不見容于現代社會的本質成分。“文化熱”在學術界形成了對傳統文化的大討論，《古船》與《白鹿原》是在這一背景下創作出來的作品，尤其是《白鹿原》，對儒家文化的認識加深了一層。在對待文化的道德中心主義傳統方面，兩部小說大相徑庭，采取了張揚與消解的不同取向，這在兩部小說的結尾處表現得最為分明。

摘要：《古船》與《白鹿原》兩部長篇小說都有著對傳統文化觀念的批判，然而，《古船》在理想主義光暈里走向了對道德中心主義傳統的皈依，《白鹿原》卻在依戀傳統中實現了對道德中心主義的消解。

關鍵詞：《古船》；《白鹿原》；道德中心主義；文化傳統批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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