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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術界中以社會學視角開展的茶文化研究并不多,“茶社會學”的提法與用法也并未出現。但無可否認,中國茶文化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密切關系必然催生這一專有學術領域。筆者通過對該領域的嘗試研究,得出了些粗淺的認識,由于行文限制,在此只對該學科的學科基礎、研究對象與方法相關問題加以簡要討論。
一.以社會學研究茶文化的基礎
茶社會學的學科基礎在于如何把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與視域與茶產業、茶文化相結合,以社會學的學科視角來構建一個新的社會學分支學科,所以其中涉及到茶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性質、茶與茶文化的社會性以及學科產生的可行性與必然性。
(一)茶與茶文化是一種社會事實
自茶被認知和利用以來,中國的茶飲及其文化經歷了幾個主要階段:出現并初步傳播(秦統一之前)、向全國逐漸滲透與傳播(秦漢至南北朝)、全國茶飲的高峰出現(隋唐五代)、茶業與茶文化的高峰(宋元時期)、茶業與茶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明清時期)、曲折進程(清末至新中國成立前)等。可見,中國茶文化發展不是由哪個人來決定的,而是一種按其自身規律發展的社會現象。陳文華在《中國茶文化學》中把廣義的茶文化定義為整個茶葉發展歷程中所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認為茶文化結構可由如下部分構成:物質文化層(茶生產活動及其實體)、制度文化層(行為規范,如茶政、稅收、外貿等)、行為文化層(茶的生產、消費過程中約定俗成的模式、茶禮、茶俗等)、心態文化層(在茶飲過程中孕育出來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文藝作品、哲學觀念等)。可見茶文化是一種范圍非常廣的領域,它超越了個體的層次,并以社會現象的形式凌駕于個體之上,形成了其體系內的強迫性與集體性。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干把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社會事實(也稱社會現象),他認為,社會學應把社會看作一個“事物”,它獨立存在于個體之外,并對個體產生影響。社會事實具有外在性(客觀性)、集體性、強制性三個特點,根據這一特征,包括語言、宗教、道德、法律、文化、人口、農村、城市、動亂等等許多社會現象都是社會事實,因而都屬于社會學的研究范疇。因此,茶及其文化當屬社會事實,具備了以社會學學科進行研究的基礎。
(二)茶及茶文化具有的社會性
1.茶與茶文化體現了一種社會互動的關系
茶不僅是一種實體,也是一種關系,即通過茶或茶文化體現出的社會互動。首先,茶具有社會儀式的含義。早在南北朝時已有了用茶進行祭祀的文字記載。傳統社會中,以茶為祭的對象都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如天、地、神、佛,甚至亡魂。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把這種祭祀看得十分神圣。作為祭祀品的茶也就被賦予了儀式的內涵,它傳達的不僅僅是“實用”性的價值,而且是一種“精神”的寄托,即“以茶接靈”,把世俗事物上升到神圣事物,茶成為了“集體歡騰”(涂爾干語)的重要媒介。所以,它直指向了傳統社會的核心:集體整合。在傳統社會中,集體的維系是一種集體的道德范疇,族規、儀式、制裁針對的不單單是內部的個體,更重要的是對集體的意義,以保證集體的有效運行,即保證社會成員互動的有效性、規范性及對集體的遵從性。涂爾干在研究社會整合時提出了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概念。前者指傳統社會中社會成員依情感結合到一起,完成社會整合。后者指社會成員的緊密聯系依據的是勞動分工。涂氏認為,后者是現代社會的特征之一。但他同時意識到,僅僅依靠勞動分工的作用遠不能完成現代社會的整合。所以,涂爾干在后期提出了“新型宗教”的概念。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中對此作了詳細闡述。這種“宗教”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并汲取營養,以彌補科學的片斷性。所以,他認為社會整體層次的精神與道德對現代社會的整合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國社會中,茶文化自產生以來,貫穿了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不同時期。通過茶文化的傳播,特別是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后,以茶為媒介的社會互動大量增加。茶在交際、待客中的普及,特別是中國茶元素作為一種中國符號在世界各地的生根發芽,帶動了范圍更加廣泛的文化互動,并有效地參與到了社會精神層次的整合之中。沖突社會學家科林斯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互動儀式鏈理論。他認為互動的儀式連接起了微觀與宏觀,即有效的人際互動無限地延展下去就構成了社會。所以,行動者怎樣創生、延續、擴充互動就成為了具有微觀與宏觀雙重意義的命題。茶文化自誕生之日便與商業、宗教、文學、歌舞、書畫等有了密切聯系,茶文化也就隨之嵌入到了社會互動的諸多領域。以此而言,茶已不僅僅是實體文化,而成為了一種動態的社會媒介。如茶在傳統婚姻習俗中代表了“純潔、堅定、多子(籽)多福”的意涵。所以,民間有“好女不吃兩家茶”、“姻緣三茶”之說。在對茶文化的眾多研究中,絕大多數都把茶與茶文化視作一種社會關系與互動的紐帶,如把茶文化視作社區文化積極發展的紐帶(盧祺義,1994)、都市文明的積極推動元素(徐永成,1997)、社會精神文明的重要構成(朱云松、江平,2007)等等。
2.茶文化中的群體性與組織性
社會學把不同的人群聚合稱作群體,如家庭、社區、鄉村、城市、部落、民族等等。組織是有一定規章制度與紀律性的群體。茶的群體性指茶在社會中反映出的與群體的關聯性。主要包括了初級群體與偶遇群體。初級群體主要指家庭、鄰里和兒童游戲群體。對每個家庭而言,茶幾乎都是必備元素,鄰里之間的交往,如串門聊天,一般也少不了茶元素的參與。以茶為敬來招待客人和朋友自古以來幾乎是中國家庭中不成文的律條。茶對兒童們的作用主要在于兒童在社會化過程中(主要指在家庭或鄰里關系中)耳濡目染父母的生活習慣,使他們對茶有了一種熟悉,產生了一種社會化的印痕。偶遇群體指沒有固定成員的臨時組成的群體,或者說主要是以特定事件或工作為紐帶組成的臨時群體。此時,茶成為群體內對話的重要媒介。以茶待客、以茶會友之風隨著社會互動量的幾何態增長,也迅速傳播開來。而且,以茶待客比起酒席宴請具有不可取代的優勢,更顯莊重和高雅。所以,無論在商界還是日常交往中,茶被更多的人所推崇。組織具有正式性,所以組織內部與外部的交往也具有正式的交際色彩。在單位內部,茶是必備的招待用品。單位具有科層制特點,韋伯甚至認為它是現代人類的生存方式,形式上可以應用于一切任務,從純技術角度而言已經達到了最完美程度。(1)但韋伯也指出,科層制越徹底,越背離人的價值,或者說剝奪了人的工作幸福感與創造力,使人成為機器零件。現代管理學關注的中心之一就是如何調動職工的積極性,排解掉壓抑與不快,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科層制的負面效用。茶在科層中扮演了潤滑劑的作用。有學者這樣評價茶:“杯中人性”(KakuzoOkakura,2008“thecupofhumanity”),英國首相格萊斯東也曾這樣評價茶:“當你寒冷時,茶會溫暖你。當你燥熱時,茶會清涼你。當你失意時,茶會鼓舞你。當你得意時,茶會平靜你。”所以,任何科層制組織中,備有茶水(或招待用茶)已不僅僅是一種人道主義的關懷,更是一種以茶道團結員工,彌補科層缺陷的重要手段。
3.茶在現代社會中應具有的“和諧”之音
中國社會正處于劇烈的轉型時期,一方面腐朽的現象會趁機大量滋生,另一方面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好機遇;社會的變動性增加了其自身的可塑性。在此舉幾例說明茶與茶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可奏出的和諧之音。社會化是每個人都要經歷的過程,是社會對其成員的塑造過程,主要依靠文化與環境的影響來實現。低劣的文化或庸俗的社會風氣會使個體走上歪路,社會化失敗。而優秀高雅的文化與成長環境則會培育出優秀的社會人,從而推進社會發展與進步。毫無疑問,茶文化中傳達的正是一種高雅、清淡、對人生品味與珍惜的思想,這在唐宋時期的茶詩詞中已經有了深刻的體現(余悅、陳玲玲,2010)。因此,茶文化對個體社會化的成功大有裨益。中國社會的社會分層現象已十分明顯,也愈發復雜。學術界對當前中國社會的分化趨勢主要有四種觀點:斷裂化、中產化、結構化和碎片化。中科院于2001年發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把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大階層。階層間的流動呈現逐漸增多的態勢。按理論界的觀點,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均衡狀態,也是一種較理想狀態。上層與中間階層包括了除農業勞動者和城鄉無業、半失業人員外的所有社會成員。他們的生存狀況、經濟收入以及休閑空間都為茶文化的開展與傳播提供了有利空間;反之,茶文化對中國階層社會的良性和諧發展也必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因為在社會不斷發展的同時,社會對高雅文化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茶文化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優秀的傳統、豐富的內涵以及高雅的意境等等。這就注定21世紀必將是中國茶文化大放異彩的世紀。現代化是一種整體的社會狀態與進程。實現現代化,不僅包括物質文明現代化,也包括精神文明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等等。要提升人的素質與精神文明,就必須發揚優秀文化傳統,摒棄糟粕文化,抵制低俗文化。茶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不僅有益身心素質的提高,而且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有益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從而推動現代化進程。中國茶文化在世界各地備受推崇,這一點足以說明中國茶文化的魅力。就此而言,物質文明越發達,越應該重視茶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使其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學科必然性與產業必然性
鄭曉瑛對交叉學科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認為交叉學科是兩門以上不同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相互滲透,在遵循科學規律的基礎上,通過實踐過程的證明,形成了更為有效的學科群。在理論研究及實踐過程中有著強大的生命力。1985年4月,在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等學者的倡導下,中國科學技術培訓中心會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所屬的17個學會、研究會,在北京召開了全國首屆交叉科學學術討論會,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學的新時代”的口號。交叉學科的產生有其必然性。⑴科學發展本身自生的動力。研究一類問題的理論方法和體制發展成熟到一定階段,就會強迫性地逐漸形成相關的學科。⑵社會發展需要交叉學科的支持。⑶“界”間的交叉學科是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2)余悅認為,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茶文化研究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圍繞茶研究出現了三個主要的子學科:茶學(自然科學類)、茶業學(茶業經營學或茶業商品學)和茶文化學(人文社會科學)。他在《中國茶文化學論綱》中認為,中國茶文化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又是一門開放的學科,還是一門邊緣學科、一門當代之學。(3)建國后,茶文化研究得到了進一步傳承與發展。1984年茶產業內市場經濟的建立為中國茶文化研究開辟了全新的局面,相應分出了幾個主要學科,而且研究的深入程度也在不斷增加。這就為新的與茶相關的學科的出現提供了可能與機遇。由以上的論述不難發現,茶文化研究與其它學科產生的交叉學科是學科發展與茶文化研究不斷深入的必然。作為茶葉的發源地和最大生產國之一的中國,尚未產生一個在國際上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茶品牌。而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顯示,2008年時中國的出口茶葉在國際市場上平均每公斤僅售2美元左右,比印度低40%,比斯里蘭卡低60%多,甚至比肯尼亞的茶葉價格還要低20%。茶葉產品也僅僅占據了世界市場份額的6%。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產業優勢。楊江帆等認為,中國茶業具有七大競爭優勢:茶文化優勢、品種最為齊全、內外的市場優勢、區域資源優勢(產茶區域廣)、產業優勢(歷史的久遠與從業者的眾多)、產業政策方面的支持、技術人才優勢(人才培養的不斷強化)。(4)但這些競爭優勢并未在國際競爭中真正顯現,在整合利用方面仍顯不足。另外也要著重開發產業內策略,加快產品升級步伐,提高茶產品附加值,注重廣告策略與營銷策略的應用,切實在打造品牌上下功夫,把握時機研發新的茶產品,增強創新能力。除了這些茶產業內的舉措之外,還要積極開拓新的外在推動力,這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茶業界人士與茶學專家的認可。以交叉學科的視角來推動茶文化的影響與傳播是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一種必然趨勢,不可否認,把茶所附有的高雅性與學術性有機結合,再與市場與社會生活結合,這是對現代中國茶產業縱深發展、良性發展的一種巨大推動力量。
二.研究對象及方法
中國茶文化以茶業經濟活動為基礎,又與美學、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多個領域相結合,一般而言,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茶文化是指整個茶業產生發展歷程中有關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了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心態文化等多個方面;狹義茶文化僅指其精神財富部分,是以茶為載體展現出的特定文化模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健康理念,如茶藝、茶道、茶德、茶的醫藥與保健文化等等。在對茶文化研究時,多數學者更注重其狹義方面,而把茶樹栽培、茶葉制作、茶具生產、茶葉包裝、茶葉營銷、茶品牌打造等方面歸入茶學(自然科學類)和茶業學(茶業經營學或茶業商品學)之中(余悅)。王玲在《中國茶文化》一書中認為,研究茶文化,不是研究與茶相關的自然現象,更不能簡單地把其作為茶史或茶考古來研究,而是要研究茶在社會生活中所帶來的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這代表了茶文化研究的典型范式。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已在前文做了相關介紹。對社會現象的研究是其主要研究領域,也是主流社會學家們所致力開墾的領域。在社會學中,二者作為一種具有外在性、強迫性與集體性的社會事實而存在,凌駕于個體之上。所以,茶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研究也就在研究對象方面達成了統一。另外,本文所關注的是一種交叉學科的概貌,也必須首先從最直接的、宏觀的視角入手,達到淺顯入門、拋磚引玉的作用。具體而言,茶社會學概論所關注的研究對象是與茶相關的文化現象(以狹義茶文化為主)與社會現象,主要通過角色研究、影響研究、關系研究、功能研究、群體研究、互動研究、組織研究、分層研究、社區研究、文化研究等多個方面體現出來。根據茶社會學概論的研究對象確定相應的研究方法論與具體研究方法:整體主義方法論。以涂爾干為代表的研究方法論被稱作整體方法論,其基本原則為:⑴把社會現象看作社會事實;⑵以社會事實解釋社會事實,而不能以個體現象來解釋社會現象;⑶嚴格區分因果關系與功能關系。在社會學中,還存在著其它方法論,如以韋伯為代表的個人主義方法論,芝加哥學派的符號互動論,吉登斯創立的構造化方法論等等。是不是仍可以用這些不同的社會學研究范式來研究茶文化呢?本文認為這同樣是可行的。因為茶文化幾乎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對不同的文化現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讀視角與理念。比如,韋伯所倡導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強調重視對個體主觀能動性研究,以理解和解釋的方法來闡述社會現象,這完全可以用來研究茶農、茶商在社會快速轉型時期的各種際遇與選擇,進而達到對中國茶產業不同層次的微觀、中觀和宏觀的理解。不同的方法論與具體研究方法都有各自的獨到之處,關鍵看對社會現象進行解讀的能力。所以,茶社會學并不排斥以其它社會學研究方法論來進行茶文化研究。
三.結語
作為一種正在被廣大茶學研究者關注的研究視角,茶社會學的產生與發展有其理論與現實基礎,本文只是對該學科存在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學科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進行了簡要的探討,進一步的研究還有待于有志于此的學者們不斷開拓,以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視角推進中國茶文化的社會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