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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和文化因素在兒童文學翻譯中的重要性

著名的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Nida）在《翻譯的科學探索》一書中，說過這樣一句話：“事實上，譯者在翻譯時，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會引發(fā)比不同語言結構更復雜的狀況”（Nida，2004:161)。作為文學的一個分支，譯者在進行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時，也要把社會和文化因素考慮進去。而如何應對這些因素是每一位譯者都要直面的問題，因為從認知角度出發(fā)，兒童對于事物的認識能力有限，遠未達到成年人對于特定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的認識高度；從另一方面講，兒童的耐性有限，如果閱讀時總是遇到一些難以理解或陌生的詞語、句子，兒童就難以持續(xù)閱讀下去。而翻譯的服務對象是譯文讀者或譯文語言接受者，評判譯文質量的優(yōu)劣必須看讀者對譯文的反應，同時必須把這種反應和原文讀者對原文可能產生的反應進行對比，看兩者的反應是否一致。當前越來越多的學者和譯者都意識到，翻譯并非只是一個單純的信息傳播過程，從本質上來說它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活動，擁有在不同文化間進行文化交流的使命。英國翻譯理論家巴斯奈特(Bassnett)在談到翻譯與文化的關系時指出：“語言是文化體內的心臟。同樣，外科醫(yī)生在給心臟做手術的時候，不能無視其周圍的肌體，因此，譯者也不能將譯本孤立于文化之外，否則，必有不妥”(Bassnett,1991:14)。因此我們在進行兒童文學翻譯的時候，也應該聯(lián)系到更為廣闊的文化、社會背景研究之中，以此來擴展兒童的視野、陶冶他們的性情，并開發(fā)他們的智力。

2《夏洛的網》兩個中譯本比較分析

譯者通常具有雙重身份，既是讀者也是作品的創(chuàng)造者。康馨和任溶溶的兩個版本，在處理社會和文化因素時各有自己的策略。下面本文從如下五個方面著手進行簡單的比較分析。

2.1宗教詞語的翻譯1)“He’syours,”saidMr.Arable.“Savedfromanuntimelydeath.AndmaythegoodLordforgivemeforthisfoolishness.”（White,2008:5)譯文1：“它是你的了，”阿拉布爾先生說，“你讓它免于生下來就死。愿老天爺原諒我做了這傻事。”(任溶溶，2008：164)譯文2：“它算是你的了，”愛拉伯爾先生說。“你及時救了它的命。但愿上帝寬恕我的愚蠢。”(康馨，1979：4)“Lord”是一個常見的西方宗教詞語，在西方文化中指的是“上帝、耶穌基督、主”，是西方文學作品中普遍出現(xiàn)的一個詞語。例如：Sheprayednow.“Lord,helpmetofindcourage.”她馬上祈禱道“：上帝呀，請賜我勇氣吧。”對于中國兒童來說，由于文化差異，極大部分中國兒童并不熟悉“上帝”這一概念，如果譯者照字面意思直譯出來，就容易給小讀者帶來疑惑，影響他們的閱讀興趣。此處任溶溶的譯文用歸化法進行了處理，他把“Lord”譯成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個詞語“老天爺”，使譯文更加接近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符合我們的思維和表達方式，特別對于兒童來說，更加易于理解。而在此處康馨的譯文主要采取的是異化法，雖然保留了西方文化特色，但對于目標讀者—中國兒童來說，稍顯生僻，不能產生原文讀者對原文可能出現(xiàn)的一致反應。2)“Ipromise.Icrossmyheart.”(White,2008:144)譯文1“：我保證，我在心口畫十字。”(任溶溶，2008：289)譯文2“：當真。我發(fā)誓。”(康馨，1979：156)“畫十字”是基督教教徒常做的一種動作，其傳統(tǒng)方法是用右手從額頭劃到胸部，然后從一邊肩膀劃到另一邊肩膀。基督教教徒常用畫十字的方式來紀念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救世人而受難。美國人畫十字通常是為了表示一定會實現(xiàn)諾言或誓言。在原文中，小豬威爾伯(Wilbur)乞求老鼠坦普爾頓(Tem⁃pleton)爬上墻去取掛在天花板上的卵袋，可是自私、狡詐的坦普爾頓卻在這個節(jié)骨眼和威爾伯講起了條件。于是威爾伯向坦普爾頓鄭重起誓，如果坦普爾頓替它把夏洛的卵袋從天花板上取下，那以后每次有食料倒入食槽，坦普爾頓都可以先吃，而且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任它選。于是老鼠坦普爾頓就問道：“你說話當真嗎?”小豬威爾伯就做了“Ipromise.Icrossmyheart”的答復。“在心口畫十字”對于大多數受過教育的成年人來說，都能理解它所蘊含的意義，但對于大多數中國兒童來說，恐怕最多在影視片中看到過這一動作，卻不明白它的真正來源和含義。基于為目標讀者服務的目的，康馨的譯文更簡潔實在，更能被小讀者理解。“當真。我發(fā)誓。”短短五個字突出了當時情勢的緊急和小豬威爾伯為朋友甘愿犧牲自己利益的真性情。

2.2專有名詞的翻譯

2.2.1人名的翻譯“人名翻譯必須在保證專屬性的基礎上使譯名具備因果條件和認知條件，這是人名翻譯策略的根本理據”(駱傳偉，2014)。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動，每個國家的姓氏都蘊含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因此人名也要采取適當的翻譯策略以達到信息傳遞的效果，也就是說翻譯后的人名能夠使讀者“理解”。例如19世紀末英國偵探小說家阿瑟•柯南•道爾筆下的偵探怪杰——SherlockHolmes被漢譯成“夏洛克•福爾摩斯”，從此“福爾摩斯”這一外國人物角色幾乎在中國人人皆知，成為大偵探的代名詞。在《夏洛的網》這部作品中，任溶溶和康馨在漢譯英文人名時，用上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策略，下文就舉例說明。小豬威爾伯給夏洛的三個孩子取了好聽的名字“Joy,Ara⁃nea,Nellie”,任溶溶依次把這三個名字直譯為“快樂、阿拉妮、內莉”；康馨則把它們處理為較中國化的名字“高興、愛寶、小朋”。任溶溶比較忠實于原文的文化，按照英文名的發(fā)音規(guī)律對人名進行了“原汁原味”的異化翻譯；而康馨卻選擇歸化的略，把英文名字進行轉碼后處理成地地道道的中國式姓名，殊不知這樣卻淡化了兒童對于異域文化的期待。

2.2.2地名的翻譯譯文1：她正在想著她的小豬，這時老師問道：“弗恩，賓夕法尼亞州的首府叫什么名字?”“威爾伯，”弗恩像做夢似的說。同學們咯咯笑起來。費恩臉都紅了。(頁下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首府應該是哈里斯堡)(任溶溶，2008：165)譯文2：老師問她，“芬，賓州的首府是什么地方?”她當時仍在想著小豬。“威伯，”芬出神地回答。孩子們嗤嗤地笑了。芬的臉不由得紅了起來。(康馨，1979：7)懷特在原文中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幽默、尷尬的氛圍。弗恩在校車上就已經給她心愛的小豬取好了名字——威爾伯，她的心思一股腦地投在了小豬身上，以至于課堂上錯把賓夕法尼亞州的首府答成了威爾伯，逗得全班同學咯咯直笑。其實我們回憶童年的往事，這樣的“趣事”何曾沒有發(fā)生在我們自己身上或身邊過呢？估計有的小讀者還會會心一笑。對于國內讀者來說，估計大多數成年人都不甚清楚大洋彼岸美利堅合眾國賓夕法尼亞州的首府叫什么名字，更何況是兒童，要知道系統(tǒng)地接受地理學知識可是在中學時期。任溶溶和康馨兩個譯文都生動形象地傳達了當時的語境和氛圍，不過兒童對于新鮮事物都具有強烈的好奇心，他們或許急切地想要弄清楚到底哪座城市是賓夕法尼亞州的首府。任溶溶的譯文在做了頁下注之后，不僅準確地傳達了異域文化，擴大了小讀者的視野，更達到了信息傳遞的效果。譯文1：“你用不著太難過，威爾伯，”它說，“沒有多少動物會結網的。連人類也織不過蜘蛛，雖然他們自以為織得很好，想盡了辦法。你聽說過昆斯伯羅大橋嗎？”(頁下注：昆斯伯羅大橋，在紐約皇后區(qū)，是曼哈頓中城跨東河連接皇后區(qū)的干橋)(任溶溶，2008：205)譯文2:“沒有多少生物會織網。就是人類，也沒有蜘蛛織得好，雖然人們以為自己很了不起，還試驗了各種辦法。你有沒有聽說過紐約市的皇后區(qū)大橋?”(康馨，1979：56-58)兩個譯文相比較，筆者認為任溶溶的譯文在此處更勝一籌。昆斯伯羅大橋對于國內讀者來說是個陌生的地名，該中文譯名是照英文QueensboroughBridge直譯出來的，但任溶溶的譯文通過在頁面下標注釋的策略，比紐約皇后區(qū)大橋的翻譯更能引起兒童的求知欲，也滿足了國內小讀者們的好奇心。

2.3度量單位的翻譯譯文1：它們長得很快。沒多久，每一只都有BB獵槍彈那么大了。(頁下注：BB獵槍的直徑是0.18英寸。)(任溶溶，2008：297)譯文2：他們長得很快，不久都像綠豆那么大，在籽囊附近造了無數小網。(康馨，1979：164)6)Arablearriveswithhis.22,shootsthe...(White,2008:44)譯文1：那個阿拉布爾拿著他那支點二二口徑步槍到這里，一槍……(任溶溶，2008：197)譯文2：愛拉伯爾先生帶了.22英寸口徑的手槍來，一槍把……(康馨，1979：47)西方國家使用和中國不同的度量單位，諸如英語的度量單位“mile(英里),feet(英尺)，inch(英寸)”和漢語的“里，尺，寸”長度就不能等同。通常情況下，譯者在進行度量單位的英譯漢時直接用異化法進行直譯。在尊重原文作者的前提下，譯者可以對譯文的度量單位做上注釋，既保留原作中的形象，也使譯文易于理解。如例5中，任溶溶就對BB獵槍的具體直徑做了頁下注，非常直觀形象。康馨則選擇歸化的手法把BB獵槍的具體直徑漢譯為“綠豆那么大”，“綠豆”是小讀者非常熟悉的一種小顆粒食物，筆者認為此處任和康的譯文都處理得非常巧妙，雖然原語讀者與譯語讀者的認知環(huán)境存在明顯差異，但兩位譯者在做了一些恰當的策略性處理之后，譯文讀者也能產生和原文讀者同樣的反應，這樣的翻譯交際就是成功的，同時也激發(fā)了小讀者的想象力，幫助他們去探索這種獵槍的具體口徑大小，增長他們的見識。對于例6中手槍(步槍)口徑的具體翻譯，筆者對于任和康的譯文都不大認同。“.22”在現(xiàn)代漢語表達中，為何不能照用阿拉伯數字表達為“0.22英寸口徑”呢？兒童對于數字的認知普遍較早，“0.22”對于他們來說不是個復雜的概念。當然筆者也建議為了保留原文形象和異域文化，同時也使譯文易于目標小讀者理解，可以采用加上注釋的形式。如“1英寸等于2.54厘米”“，l英尺等于0.305米”等。

2.4擬聲詞、疊詞的翻譯譯文1：第一次醒來時，它聽到坦普爾頓在糧倉里啃洞。坦普爾頓的牙齒很響地啃著木頭，發(fā)出很大的嘰嘎聲。“那發(fā)瘋的老鼠！”威爾伯在心里說，“為什么它一定要整夜醒著，嘰嘎嘰嘎磨它的牙齒、破壞人的財產呢？為什么它不能像所有正正經經的動物那樣睡覺呢？”(任溶溶，2008：183)譯文2：第一次醒來時，他聽見談波頓在藏谷箱上咬洞。談波頓的牙，在木板上削刮，發(fā)出極大的騷擾聲。“神經病!”威伯想道。“為什么他非半夜三更出來磨牙，而且毀壞別人的財產？為什么他不像其他規(guī)矩動物，該睡時睡?”(康馨，1979：30)一般來說，年齡越小的兒童對形象化語言的依賴越強，年齡稍大的青少年則傾向于語言的趣味性(胡顯耀，李力，2009：334)。上面兩個譯文中，“madequitearacket”,“grindinghisclashers”“l(fā)ikeanydecentanimal”在康馨的筆下照字面意思直譯為“發(fā)出極大的騷擾聲”“磨牙”“其他規(guī)矩動物”，顯得按部就班，不緊不慢。但與任溶溶的譯文相比，由于任的譯文中使用了“發(fā)出很大的嘰嘎聲”“嘰嘎嘰嘎磨它的牙齒”“像所有正正經經的動物”等疊詞和擬聲詞，則顯得更到位。“疊詞是漢語中一種常見的語言形象，即將兩個音、形、義完全相同的詞重疊使用，增加語言的生動性與形象性”(陳宏薇，1998：107)。“而擬聲詞通過使聲音與意義聯(lián)動，給人以耳聞目睹、親臨其境的真實感”(靳秀瑩，2009)。任的譯文按照中國的文化習慣，把這些短語轉換成了中國兒童文學中常出現(xiàn)的簡簡單單、充滿童趣的字眼，更易受到兒童的歡迎。

2.5拉丁文的翻譯譯文1：“做來玩？當然不是。這是我的卵袋，我的mag⁃numopus。”“我不知道這話是什么意思。”威爾伯說。“那是拉丁語,”夏洛解釋說，“它的意思是‘偉大的作品’。這卵袋是我的杰作——是我做過的東西中最好的。”(任溶溶，2008：271)譯文2“:玩?當然不是。那是我的籽囊，我的杰作。”“我不懂什么叫杰作，”威伯說。夏洛解釋：“杰作就是偉大的工作。這籽囊是我最偉大的工作——我所做的最精致的東西。”(康馨，1979：135)作者在原文中故意保留了“magnumopus”這一拉丁詞匯，就是為了突出夏洛的聰慧——夏洛除了是小豬威爾伯的好朋友、一位寫作好手之外，還懂外語，是一位集智慧與善良于一體的可靠的朋友。從“magnumopus”這一拉丁文的翻譯策略上可以看出，和任溶溶的譯文相比，康馨的譯文在做了改譯后，信息缺失較嚴重，因為小讀者們根本就不知道段落中本來還有一個陌生的拉丁詞語。而任的譯文保留了原文的容貌，“原汁原味”的突出了“magnumopus”，并在下一句話中做了解釋。當然譯者具有一定的主體性，會根據原文的風格和體裁、自己的翻譯觀等，來決定采用何種具體的翻譯策略、表達方式。不過兒童文學應旨在提高兒童的文學素養(yǎng)，提高他們的知識儲藏，幫助他們探索新的語言世界。從這一點上來說，任的譯文達到了更好的交際效果。

3結束語

眾所周知，社會和文化對于翻譯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譯者的個人風格和思想反過來也會影響譯文的效果。和其他兒童文學作品一樣，這本童話小說的目標讀者是兒童，這就對該書的翻譯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任溶溶和康馨兩份譯文都通過走進兒童的世界來翻譯原作，但相比之下，任的譯文更多地保持了原作的風格，用兒童的眼睛去看世界，給兒童插上了想象的翅膀。筆者也能從譯文中明顯地窺見譯者在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制約下，在整個翻譯過程中所進行的探索與思考。作為成功的譯者，一定要努力尋找一個平衡點，使國內的小讀者們能夠身臨其境地領略異域文化，走進一個真實的世界。這樣才能把最佳的兒童文學譯作呈現(xiàn)在國內的小讀者眼前。

作者：余楊 單位：貴州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 成都信息工程學院 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