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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保護領域的法律文化構成要素

1、環境法律思想。環境法律思想是關于環境保護的法律理念、法律觀念和法律評價。在這種法律理念、法律觀念和法律評價中，人通過思維活動從抽象的環境保護理論以及環境保護現實的法律意識上來認識環境保護法律本身。2、環境法律規范。環境法律規范，從形式上是國家機關制定或認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一般環境保護行為規則，是反映了理想的環境保護行為方式的集合；從實質上講，是反映了環境保護方面的國家意志，具體規定了環境保護權利義務及法律后果的行為準則。3、環境法律機構。環境法律機構是創制法律、適用法律和執行法律的機關，這些機關在環境保護方面享有必要的立法權力、司法權力和行政權力。立法機關負責制定有關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司法機關依照法定方式把環境法律規范適用于具體環境保護案件中；行政機關專司執行環境法律規范。4、環境法律方法。環境法律方法多特指法律技術，比如立法技術、法官適用法律的技術、法律解釋方法等，也泛指一般的法律方法，如法律發現、法律推理、法律分析以及法律論證方法等。這些法律技術、方法在環境保護方面有效地表現出應對環境新問題、環境新糾紛的思維方式、解決技巧和方法。

二、環境法律文化構成要素對環境保護所發揮的作用

（一）環境法律思想為環境保護提供了指導思想。環境法律思想是系統化、理論化的環境保護法律觀念，作為環境保護法律觀念的可持續發展觀、法制觀、科學發展觀和生態文明觀依次出現，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著指導作用。1、以可持續發展觀指導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觀所蘊含的觀念就是把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放在一個相互聯系的系統中，強調發展經濟，同時要保護環境，實現人類及其子孫后代的永續發展。環境保護工作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黨的十七大用“必須”來強調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以可持續發展觀指導環境保護，能“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接下來的黨的十八大更加關注可持續發展觀對環境保護的深入指導，要求“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2、以法制觀指導環境保護。法制觀對于環境保護的指導在于所有的環境保護活動皆應依法而行。立法者制定環境保護法律，既關注人類本身的健康，關心后代人的發展，又促進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在有法可依的基礎上，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嚴格執法以保護好人類所賴以生存的環境；公正司法，維護環境利益。指出“：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3、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環境保護。科學發展觀與環境保護之間的聯系就在于環境與發展的協調關系。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環境保護，就是要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環境保護觀念，在保護環境中求發展。強調，“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更加自覺地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4、以生態文明觀指導環境保護。生態文明觀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共存、共處、共融的和諧狀態。以生態文明觀為指導的環境保護反映在政治制度、物質生產、精神領域等層面，具體從政治方略上規劃生態文明建設藍圖，從物質生產上改造傳統的物質生產模式，發展循環經濟、綠色產業、低碳經濟，在精神領域保障環境權益，增強生態環保意識，樹立環保理念。生態文明觀以新的環境保護理念，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即以“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

（二）環境法律規范為環境保護提供了行為依據和行動指引1、環境法律規范為環境保護提供了行為依據。“法”總是以法律的形式出現，人們把法律理解為國家機關頒布的法規范。這些法規范依立法程序而制定，按位階順序排列為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其中，憲法、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在全國范圍內發生法律效力；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地方政府規章在特定區域內生效，尤其是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只在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實施。除以上位階中的法規范外，還有一種也屬于“國家機關頒布的法規范”，那是非根據立法程序制定出來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仍然在立法之外對人的行為予以規范。環境法律規范是法規范在環境保護中的具體化，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以及規范性法律文件在內的系統化、專業化的環境法律。這些環境法律規范為環境保護提供著行為依據。2、環境法律規范為環境保護提供了行動指引。環境法律規范通過規定人們享有的環境權利、履行的環境義務和承擔的環境責任來指引人們的環境保護行為。當人們行使環境權利時，是在法律的鼓勵下，從事法律所允許的環境保護行為。比如《環境保護法》第六條規定了一切單位和個人“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這條法律規定賦予了環境保護主體“檢舉權”和“控告權”“，一切單位和個人”可以在法律的指引下，選擇為檢舉行為和控告行為。當人們履行環境義務時，是在法律的強制下，完成法律所要求的環境保護行為。比如《環境保護法》第六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保護環境是大家共同的“義務”，“一切單位和個人”應當在法律的指引下，必須為環境保護行為。假如環境保護主體沒有按照法律的指引正確行為時，將面對“承擔責任”的法律后果，比如《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了，環境污染主體因污染環境須承擔的“損壞賠償責任”。責任條款讓法律的指引具有強制的效力，包括對環境權利行使排除干擾的效力和對環境義務履行必須實踐的效力。顯然，法律的指引是十分必需的。

（三）環境法律機構為環境保護提供了執法主體。環境法律機構中的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是廣義上的執法主體。首先，法律是對權力的限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執法權限來自于法律的授權。“在法律國家中，政府的行政活動乃是在規則或標準的范圍內展開的”，司法活動是司法機關依據法定職權對法律的運用。行政機關的行政權和司法機關的司法權在環境保護領域的權限如何，取決于環境法律規范的授權。其次，環境法律規范的實踐需要執法機關的介入。經制定的環境法律規范的法律效力需要運行，其運行需要國家強制力的支持，而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正是國家強制力的行使主體。環境法律規范需要行政機關的執行權才能貫徹執行，方能把立法文本轉化為實際行動；環境法律規范需要司法機關的司法權才可以解決保護過程中的沖突和糾紛，最終把立法精神轉變為司法救濟。

（四）環境法律方法為環境保護提供了解決方法。環境法律方法可以在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等環節中存在，多表現為法律語言表達、論證、推理、解釋、適用法律幅度的選擇、宣傳法律的形式、司法過程中的創新等。假使穩定、滯后、一般性的環境法律規范無法靈活應對復雜、多變、影響廣泛的環境問題時，法律方法的運用尤顯至關重要。比如，為了從司法權限上加強環境保護力度，201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了《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這是一個“污染環境入罪條件降低、入罪門檻降低、認定犯罪標準具體、從嚴解釋、標準從嚴、處罰從重、罪名從重”的嚴格的司法解釋；再如，以陽光司法的方式把典型環境保護案件放在學校、鄉村公開審理，達到了宣傳、教育目的；又如公檢法司等環境保護責任機關以創新突破傳統，在環境公益訴訟方面展開了有益探索。此類法律方法，在應對環境保護中實際出現的問題和困難表現出極具實效性的適應能力和解決能力。“只有那些以某種具體的和妥協的方式將剛性與靈活性完美結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偉大的法律制度。在這些法律制度的原則、具體制度和技術中，它們把穩定連續性的優點同發展變化的利益聯系起來，從而獲得了一種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長期存在和避免災難的能力。”

作者：孫秀華單位：玉溪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