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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丁玲以其豐碩的創(chuàng)作成果，鮮明的藝術特色，漫長的寫作生涯，極其坎坷的人生經(jīng)歷早為世界矚目；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國外丁玲文學譯介和研究進入低潮；隨著丁玲文學的譯介，丁玲文學研究也在國外同步展開；外國學者對丁玲的研究范圍很廣，幾乎涉獵到丁玲文學的每一個領域，深入到作為“中國革命的女兒”、“共產(chǎn)黨文學圈內(nèi)”的“主要核心作家”丁玲思想的許多空間；美國著名年輕學者加里·約翰·布喬治在其1977年的博士論文《丁玲早期生活與文學創(chuàng)作（1927～1942）》中指出，丁玲的文學著作是獨特的，它們不是作家個人生活的描述，而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日本著名翻譯家、文藝家岡崎俊夫先生在論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等小說時指出：“這些小說，由于描述了冰心、廬隱等先一輩女作家們所未能觀察到的新時代女性的分裂、矛盾的心理，從而受到同時代人的狂熱的歡迎；蘇聯(lián)對丁玲文學的高度評價更是不言而喻的，1952年蘇聯(lián)授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斯大林文藝獎金二等獎（1951年）；丁玲作品也象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中國現(xiàn)代文學大師們的作品一樣，早就沖出國界，“溝通”了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感情，所以說，丁玲文學不只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對丁玲文學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丁玲文學以其豐碩的創(chuàng)作成果，鮮明的藝術特色早為世界矚目、辨析世界譯介和研究丁玲文學的規(guī)跡，從而得出結論：丁玲文學早就沖出國界，溝通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感情，具體材料請詳見：

【內(nèi)容提要】

丁玲文學以其豐碩的創(chuàng)作成果，鮮明的藝術特色早為世界矚目。丁玲作品最早被譯成外文的是《某夜》（美·伊羅生譯／1932）。至1982年日本出版《丁玲的回顧》（中島碧譯），世界譯介、研究丁玲文學已經(jīng)歷了半個多世紀。本文列舉大量資料，辨析世界譯介和研究丁玲文學的規(guī)跡，從而得出結論：丁玲文學早就沖出國界，溝通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感情。丁玲文學不只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

【關鍵詞】丁玲/文學/譯介/研究/世界的

丁玲以其豐碩的創(chuàng)作成果，鮮明的藝術特色，漫長的寫作生涯，極其坎坷的人生經(jīng)歷早為世界矚目。1928年，24歲的丁玲帶著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躋入中國文壇后，立刻激起了熱烈的哄動，同時也引起了世界文學界的注意。

從1932年7月美國記者伊羅生（H·Isaacs）在上海主編的《中國論壇》發(fā)表喬治·肯尼迪翻譯的《某夜》開始，到1982年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中島碧編譯的《丁玲的回顧》截止，在這經(jīng)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社會主義革命的異乎尋常的動蕩的50年間，丁玲文學的譯介和研究在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qū)都在進行。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丁玲作品先后被譯成英、俄、日、保、丹、羅、匈、波、朝、捷、德、巴（西）、法等二十幾種文字。她的主要作品，甚至文論、回憶錄等幾乎全部譯成了外文。丁玲作品最早被移植到國外的是《某夜》，1932年由喬治·肯尼迪譯成英文刊于《中國論壇》第1卷第21期。接著，1934年，莫斯科國際出版社出版了A·史沫特萊編的《中國短篇小說集》（英文版），其中也收錄了丁玲的小說《某夜》。此后，日本、美國、蘇聯(lián)、英國先后翻譯出版了丁玲作品《水》、《消息》、《松子》、《夜會》等，丁玲文學開始走向世界。

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國外丁玲文學譯介和研究進入低潮。只有1940年日本東成社出版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全集第九集·現(xiàn)代中國女流作家集》譯載了丁玲的《他走后》和《松子》，1945年印度普納庫塔伯出版社出版了英譯本《我在霞村的時候》（龔普生譯），另外再未見其他譯品出現(xiàn)。雨過天晴，日本投降后丁玲文學的譯介首先從日本開始復蘇：1946年7月，日本《世界文學》第3期發(fā)表了入矢義高譯的《自殺日記》，12月《別冊文藝春秋》第1期刊出了奧野信太郎譯的《一月二十三日》。1947年2月，日本《人間》雜志第2卷第2期刊載了岡崎俊夫譯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正值丁玲心情最佳狀態(tài)，社會活動和寫作均在旺盛時期，世界譯介丁玲文學也進入了高潮期。這一高潮期是從1949年開始的。一開始就來勢洶涌，這一年僅蘇聯(lián)就翻譯出版了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新中國的文學》、《指路星》等10種作品，其中《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就有分別用俄語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語言翻譯的三種譯本。這一年美國《生活與文學》第60卷第137期也發(fā)表了G·別格雷譯的《入伍》，保加利亞索菲亞工會出版社也翻譯出版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50年有5個國家出版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5種譯本：蘇聯(lián)的俄文版，另外還有匈亞利文版、波蘭文版、羅馬尼亞文版和丹麥文版。

1957年，丁玲遭到批判后，世界學界都以驚愕的目光觀望著中國文壇，丁玲文學的譯介和研究又進入第二次低潮。從1957年到1969年的13年間，除日本1958年出版了《我在霞村的時候》、《夜》和《三八節(jié)有感》，1962年出版了《水》、《多事之秋》、《我在霞村的時候》，1963年出版了《我在霞村的時候》、《水》和《松子》外，幾乎有10年的空白。但是，正直的學者是不甘沉默的。甚至還在批判丁玲的“”中期，日本學者便首當其沖地出版丁玲文學：1970年河出書房出版了高畠穰譯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71年河出書房出版了竹內(nèi)良雄譯的《三八節(jié)有感》，1972年《熊本商大論集》第36期發(fā)表了鶴田義郎譯的《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胡也頻傳略》。日本學者的努力，掀起了世界譯介、研究丁玲文學的第二次熱潮。1974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了哈·伊羅生編《草鞋腳：中國短篇小說集1918～1933》，其中收錄了《介紹》、《作者簡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某夜》；蘇聯(lián)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夢珂》（H·費德林編《雨：中國20～30年代作家小說集》）。1975年英國倫敦《新左翼評論》第92卷，刊載了格韋格·本騰譯的《三八節(jié)有感》。1976年，日本巖波書店出版了《三八節(jié)有感》（丸山升譯，載西順藏編《原典中國近代思想史》第5冊）；美國俠爾伯出版社出版了《一天》（載《中國革命的文學》）。1977年，日本《季節(jié)》第5期刊載吉窪敏行譯的《慶云里的一間小房里》；蘇聯(lián)《譯叢》第8期發(fā)表蘇曾·M·瓦卡譯的《在醫(yī)院中》。1978年，日本東京出版社出版了阿克亞馬·有高的專著《丁玲—被清洗的女權運動鼓吹者》，其附錄譯載了《三八節(jié)有感》。1979年，新加坡海涅曼教育書店出版了《莎菲女士的日記》（載S·R·芒羅譯編《革命的創(chuàng)始：中國現(xiàn)代短篇小說集》英文版）；美國《中國現(xiàn)代文學通訊》第5卷第1／2期，發(fā)表了黃炳偉、李歐梵合譯的《某夜》，《跡象》第1卷第2期譯載了《我在霞村的時候》（龔普生譯）。1980年更是一個豐收年，日本《朝日雜志》1092期發(fā)表了田畑左和子譯的《“牛棚”小品》，《海盜》306期發(fā)表了福家道信譯的《杜晚香》；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泰內(nèi)·E·巴羅譯，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法國弗拉馬里翁出版社出版了尚塔爾·格雷西埃、阿蘇譯的《大姐：丁玲選集》；德國出版社出版了《莎菲女士的日記》三種譯本（熱爾坎普出版社版本和法蘭克福蘇爾卡姆普出版社兩種譯本），出版了《夜》、《在醫(yī)院中》（以上三種均載蘇爾卡姆普出版社版《春天的希望》），另外在熱爾坎普出版社出版的《現(xiàn)代中國短篇小說集》中也選入了《莎菲女士的日記》。同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在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譯叢中也編選了《丁玲》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81年，日本《記錄》第14期發(fā)表了《講一點心里話》，《東亞》第172期發(fā)表了《悼念茅盾同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現(xiàn)代小說選

1919～1949》（現(xiàn)代亞洲文學研究叢書），編選了《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yī)院中》。同年同出版社在其《百花文學》第2卷中節(jié)譯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82年，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了丁玲文學翻譯家、研究家中島碧先生編譯的《丁玲的回顧》。該書收編了丁玲作品：《我怎樣飛向了自由的天地》、《我母親的生平》、《向警予同志留給我的影響》、《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胡也頻》、《悼雪峰》、《關于左聯(lián)的片斷回憶》、《我怎樣來陜北的》、《三八節(jié)有感》、《風雨中憶肖紅》、《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態(tài)度及反省》、《我們永遠在一起》、《〈陜北風光〉校后記所感》、《她更是一個文學工作者》、《解答三個問題》、《自傳》。以上資料清晰可見半個世紀來世界譯介丁玲文學的軌跡：1932年～1938年為第一期——開始期；1939年～1948年為第二期——第一低潮期；1949年～1956年為第三期——第一高峰期（最高峰是1953年，出版了15種譯品；次高峰是1951年，出版了14種譯品）；1957年～1975年為第四期——第二低潮期；1976年～1982年為第五期——第二高峰期（最高峰是1981年，共出版了13種譯品）。

隨著丁玲文學的譯介，丁玲文學研究也在國外同步展開。從1933年美國人在上海主辦的《中國論壇》第2卷第6期發(fā)表艾諾莫斯的《丁玲被綁架！》（英文）到1983年日本《中國研究》第145期發(fā)表前田加奈子的研究論文《從自由天地到變革自己的歷程—丁玲傳》，半個世紀以來的丁玲文學研究經(jīng)歷了開始——一般性介紹（1933～1937）、初步研究（1938～1947）、興隆繁盛（1948～1957）、猶疑靜觀（1958～1970）和復蘇——新繁盛（1971～1983）5個時期。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50年來世界上有二百多家（種）出版社和雜志社出版或刊載了丁玲文學的研究論文或?qū)Ｖ?45篇（部）。其中有三部專著，即1953年東京青木書店出版的尾坂德司著《丁玲入門》，1982年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的中島碧著《丁玲的軌跡》和同年美國哈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梅儀慈著《丁玲的小說：現(xiàn)代中國文學中的思想性和記敘體》。出現(xiàn)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丁玲文學研究家，如日本的高＠①穰、岡崎俊夫、竹內(nèi)好等，蘇聯(lián)的H·費德林、Л·艾德林等，美國的F·梅儀慈、加里·約翰·布喬治等，法國的馬蒂娜·瓦萊特—埃姆麗、阿蘭·佩羅貝等，英國的沃爾夫格·巴克等，意大利的維爾瑪·科斯坦蒂妮等；出現(xiàn)了一大批象《丁玲入門》、《丁玲的小說》、《丁玲札記》、《丁玲早期生活與文學創(chuàng)作（1927～1942）》、《丁玲論》等的優(yōu)秀專著和論文。在世界各國的研究中，起步早、成就最大的是日本：先后刊行專著、論文188篇（本），占世界刊行總量的54％；其次是美國，共刊行63篇（本）專著、論文，占世界刊行總量的18％；再次是蘇聯(lián)，共刊行54篇，占世界刊行總量的16％（此僅為80年代中期前的統(tǒng)計數(shù)字）。

外國學者對丁玲的研究范圍很廣，幾乎涉獵到丁玲文學的每一個領域，深入到作為“中國革命的女兒”、“共產(chǎn)黨文學圈內(nèi)”的“主要核心作家”丁玲思想的許多空間。不但研究她的小說、散文、文論，還研究她的信札、談話；不但研究她的思想、經(jīng)歷、命運，還研究她的氣質(zhì)、家庭、婚姻、人際關系；不但將其不同時期的作品加以比較，而且還將其作品與歐美作品進行比較。雖然面廣，但研究重點比較集中，各國學者集全力研究的還是其創(chuàng)作、思想、生平（命運）和時代。在創(chuàng)作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莎菲女士的日記》、《我在霞村的時候》、《水》、《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三八節(jié)有感》、《母親》等作品。論者的社會觀和文藝觀雖然不盡相同，審視作品和思想的視角也不盡一致，但對丁玲文學的思想、藝術、社會功能及作家其人還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美國著名年輕學者加里·約翰·布喬治在其1977年的博士論文《丁玲早期生活與文學創(chuàng)作（1927～1942）》中指出，丁玲的文學著作是獨特的，它們不是作家個人生活的描述，而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可作為一件件藝術珍品來欣賞。可以說，她的文學作品是本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中國文學發(fā)展和演變的范例。”美國權威的學術著述《二十世紀世界文學百科全書》在丁玲條目中也寫道：“丁玲作為一個二十世紀最有力量、最活躍的作家、在中國文學史上，仍占據(jù)著一個顯著的位置。”

日本著名翻譯家、文藝家岡崎俊夫先生在論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等小說時指出：“這些小說，由于描述了冰心、廬隱等先一輩女作家們所未能觀察到的新時代女性的分裂、矛盾的心理，從而受到同時代人的狂熱的歡迎。尤其是《莎菲女士的日記》，成為確立丁玲在地位的初期的代表作品。”日本著名翻譯家、文學評論家中島碧的《丁玲論》是一篇頗有獨特見地，非常有分量的專論。他認為丁玲的作品風格發(fā)生了幾次變化，由自我表白型小說變?yōu)殚L篇客觀型小說，前者代表作是《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后者代表作是《母親》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論述“自我表白型”小說時，中島碧先生指出：在對于青年男女的的描寫上，“丁玲比她先輩或同輩中的任何一位作家（不論男女）都出色。甚至可以說，敢于如此大膽地從女主人公的立場尋求愛與性的意義，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丁玲是第一人。”他進而指出：“從這個意義上說，丁玲是近代中國文學中最早而且尖銳地提出關于‘女人’的本質(zhì)、男女的愛和性的意義問題的作家。她不是從所謂在政治、社會中取得婦女解放、婦女權利的觀點提出這個問題，她本身也不一定充分意識到了她自己的這些問題，但具有和人的精神和感性最深奧的自由與解放的問題聯(lián)系起來的可能性。”

蘇聯(lián)對丁玲文學的高度評價更是不言而喻的，1952年蘇聯(lián)授予《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斯大林文藝獎金二等獎（1951年）。蘇聯(lián)著名學者H·費德林指出，這一長篇的史詩性內(nèi)容，固然與它題材的宏巨性有關，但

更為重要的是：“丁玲既不簡單化也不夸大地反映了包涵著全部復雜性和多樣化的生活真實。也許作家的才能在這里表現(xiàn)得最為充分和多方面。這位語言藝術家所描寫的暴風雨將臨的情景是令人難忘的。”另一位蘇聯(lián)學者《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俄譯本譯者Л·波滋德涅耶娃指出，“丁玲早期作品的特點是尋求，她還不能判斷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問題，還未能找到最典型的形象，階級偏見的負擔還重壓著她”。但丁玲批判地對待自己的作品，對未來充滿了信心，致使丁玲的“每一部新作都是她思想—藝術、藝術技巧發(fā)展道路上新的一步”。這就“使她創(chuàng)作出了最成熟的作品《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關于這部不朽的作品，這位女評論家結論道：“《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反映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卓越偉大而洶涌澎湃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的第一批作品之一，它標志著丁玲創(chuàng)作的新階段。”

從以上資料不難看出，丁玲作品也象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中國現(xiàn)代文學大師們的作品一樣，早就沖出國界，“溝通”了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感情，所以說，丁玲文學不只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