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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唐懷古、詠史詩歌的勃興,是作為歷史年輪的人的懷舊意識的自然表現,更有著他們的現實審美用意。他們在詠史、懷古詩中所表現出來的情調顯得傷感、哀婉,具有自己所獨到的審美特征和感受。它們仿佛是一支支挽歌,為走上覆滅之路的唐王朝送行。

關鍵詞:晚唐詠史詩六朝情結愛恨交織透辟犀利挽歌美

正像一個人到了垂暮之年便喜歡懷舊一樣,一個王朝到了垂暮之年便喜歡詠史。從這一意義上說,詠史詩在晚唐詩壇的大量涌現,并不是一個偶然現象。早在中唐時期的劉禹錫,就以其敏銳的政治嗅覺聞到了唐王朝的腐爛氣息,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詠史詩。像“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烏衣巷》)“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石頭城》)從詩境和題旨上為后人開辟了道路。晚唐以降,詠史詩蔚然成風,除最為著名的杜牧外,李商隱、許渾、劉滄、皮日休、韓偓等人也都悉心詠史,各有千秋。如同身逢文治武功盛況空前的初、盛唐文人幾乎無人不或多或少寫下幾首斑馬蕭蕭、旌旗獵獵的“邊塞詩”一樣,晚唐文人面對風雨飄搖、日之將西的危難時局,也無不或多或少地寫下幾首懷古詠史之作。

晚唐的詠史諸家,既是憂國憂民、宏圖欲展的志士,又是才能卓越、苦心為詩的詩人。當現實生活以其冰冷的鐵拳殘酷地敲碎了其政治理想后,他們就逃避到幻想的詩的王國尋求安慰,借助藝術的力量獲取生命的支撐。詩人既可以思接千載、凝古今于一瞬,又能夠視通萬里、撮萬物于筆端,最終將復雜的情思寄托于詩歌的審美意象之下。他們往往能借古喻今、發人深省,同時又避免簡單的影射、生硬的比附,使詩歌得以深文隱蘊、余味曲包,給人以豐富而又悠長的審美感受。

一、難以割舍的“六朝情結”

中唐以后,國勢日見衰微,矛盾、壓抑的審美心理使時代與社會更為欣賞那歷史繁華之后的野草閑花、頹壁殘垣之悲涼、荒蕪的美,高門大族歷史命運的變遷又啟發了審美主體從宏觀的角度去觀照統治集團的盛衰興亡。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頗有趣味的美學現象:一向以大漠雄風為榮、以勇武剽悍為美的唐人,到后來竟又對柔弱綺靡的江南六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由于東吳、東晉、宋、齊、梁、陳轉瞬即逝的朝代變更最能體現歷史的教訓,也最能體現人生的幻滅感,因而為晚唐五代的詠史詩人所矚目,以至于形成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六朝情結”。唐人回味著祖先當年吞并江南的歷史,設身處地地為南朝總結覆亡的教訓:“永壽兵來夜不扃,金蓮無復印中庭。梁臺歌管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李商隱《齊宮詞》)“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瑤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妝。”(同上《南朝》)這其間,思緒是紛繁復雜的。一方面,唐人不以六朝諸王的行為模式為然,以否定南朝的方式間接表達了對前代開基創業之主的肯定;另一方面,他們偏偏又在晚唐諸帝的身上看到了南朝亡國之君的影子,因而急切地希望統治者以前車為鑒。濃厚的“六朝情結”中無不籠罩著無限的愁緒與傷感。如杜牧的《潤州二首》(其一):“向吳亭東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在對六朝的追念中,那遺寺青苔所體現的荒蕪,那酒樓依舊所昭示的物是人非,那月明之中對桓伊的懷想,都體現出詩人的無限愁緒。《題宣州開元寺水閣》:“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云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里,人歌人哭水聲中。深（中國論文聯盟整理）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惘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在徜徉山光水色中,既對隱居之范蠡心向往之,又對“天淡云閑今古同”景物依舊而物是人非,六朝文物已成遺跡的現象充滿著無限傷感。再如韋莊那首著名的《臺城》:“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在煙雨霏霏、春草如茵的凄麗中,是六朝夢幻般的失落,空間相同,煙柳猶在,卻是一片荒涼的臺城遺址。“依舊”的自然環境之不變,竟然包含著一個最大的變——歷史的滄桑之變。

二、易于寄托的本朝史實

晚唐詠史詩的內容是廣泛的,詩人們不但擅于從六朝吸取素材,而且往往能從逝去不遠的本朝史實中擇題入詩,寄托復雜的人生感慨。杜牧的《過勤政樓》一詩就十分典型:“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詩中的“勤政樓”乃是當年唐玄宗處理朝政的地方,現在卻紫苔叢生,荒涼之極。這景象象征著唐王朝的沒落,也暗含了詩人悲凄、無奈、留戀等復雜的人生感慨。唐玄宗為政前期曾一度使王朝走向封建社會的頂峰,這一不可重現的歷史階段往往成為后世文人建功立業、濟世安邦的最高理想。對此,不少詩人都懷有向往與留戀的情緒。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向往和留戀并非無病呻吟。歷史是一面鏡子,如果人們不從這面鏡子中反省自身,必將有重蹈覆轍之苦:“故都遙想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塞雁已侵池籞宿,宮鴉猶戀女墻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強魂必噬臍。掩鼻計成終不覺,馮驩無路學鳴雞。”韓偓這里的《故都》已不再是六朝時代的金陵了。天祐元年,宣武節度使朱溫控制了朝廷,為了實現其奪權的野心,強迫唐昭宗由長安遷都洛陽。同年八月,弒昭宗,立哀帝。自此,“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的長安已淪為“故都”,而唐王朝的氣數也只剩下三年了。

三、愛恨交織的感情心緒

一個盛極一時的封建王朝即將結束,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心緒是紛繁復雜的。人們憤恨統治者的荒淫誤國,卻又哀嘆他們的好景不長,痛惜與哀婉錯綜交織,愛與恨并行,有時甚至說不上是恨還是愛: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杜牧《過華清宮絕句》)

這些詩明譏暗刺晚唐諸帝荒淫享樂、貽誤國事,對荒淫昏聵之君的抨擊何其尖刻!但我們若再深入一層體會,那詩句的字里行間,也含蘊著一種深沉的“恨鐵不成鋼”之感。同樣的心情還見之于唐人對其失敗的先人隋煬帝的態度:“乘興南游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春風舉國裁官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隱《隋宮》)“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后庭花》!”(同上)晚唐時代,農民大起義醞釀日久,一觸即發,而最高統治者的奢侈淫逸卻有增無減。有識之士懷著深刻的隱憂近溯隋亡史事,希望現實中的九重天子能以亡隋為鑒。“九重誰省諫書函?”“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后庭花》!”憤怒的質問之中,有幾多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親者之痛!這種心態愈到后來,表現得愈其明顯:“萬艘龍舸綠絲間,載到揚州盡不還。應是天教開汴水,一千余里地無山。”“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皮日休《汴河懷古二首》)將以淫侈昏暴著稱于世的隋煬帝同三皇五帝中的大禹相提并論,杰出的見地和膽識之中,有著沉重的審美期待。

四、透辟犀利的真知灼見

若論這一時代美學思潮中的佼佼者,還是應推杜牧。這不僅因為杜牧四放外任,“常兼史職”,其觀察與思考不同于那些在朱門高宅之內深居簡出的文人士大夫,而且由于杜牧“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猶切至”(《新唐書·杜牧傳》),更具有符合社會審美期待的評古論今的美學氣質。杜牧審美興趣的聚焦點,多著力于探索外在的客觀世界的歷史發展規律。從《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那遼闊浩瀚的思維視野,到《阿房宮賦》透辟獨到、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見,這位末代才子的如椽之筆,揭開了遮蓋在歷史表層的重重帷幔: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題烏江亭》)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

“以成敗論英雄”,向來是中華千年文明古國衡量美丑善惡的傳統審美標準,它為史官秉筆提供了可以遵循的章法,也在史的領域造成了相沿成習的不肯深入思索的傳統惰性。杜牧卻反其道而行之,大做其翻案文章,這當然不能僅僅歸之于他個人的縱橫捭闔、標新立異的嗜好,而且是其時代美學思潮使然。晚唐人對唐帝國創業發展、興盛衰落的全過程耳聞目睹、感同身受,盛極一時的唐王朝之急速滑坡給他們造成了心理上的巨大失落感,失落之余自然要開始其新的尋覓,亦即探討這一切究竟是為什么的根本問題。在這種情勢下問世的悼古傷今的詩與文,實即時代、社會與創造者心態的投影。你看那楚漢之爭、諸呂攘權、三分鏖戰,與晚唐宦官挾帝、藩鎮爭雄、政治勢力勾心斗角的混亂局面何其酷似!作者那勝負未卜的嘆惋、包羞忍恥的告誡、卷土重來的激勵又何其語重心長!這些詩文不僅以折光的方式照出了晚唐社會現實中最為重要的大的方面,而且見解獨到、造詣精深,具有政治家高瞻遠矚、洞察秋毫的犀利目光,絕非一般雕章琢句、咬文嚼字的騷人墨客所能企及。從這個意義上講,杜牧的這些悼古之作,又與陳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并不一致。這已不是初唐陳子昂等人那帶有少年時代稚氣的、對尚不可知的未來世界的思考。杜牧的思考,囊括了整整一個即將成為過去的朝代的盛衰更替。

五、晚唐與盛唐詠史之不同

同樣是詠史之作,同樣是表達物是人非的滄桑感,盛唐詩人與晚唐詩人卻有著很大的差別。李白也寫過金陵懷古詩。其“蒼蒼金陵月,空懸帝王州”(《月夜金陵懷古》)的文句,其“空余后湖月,波上對江州”(《金陵三首》其一)的景致,雖然也包含著迷茫和感嘆,但我們感到的更多的是一種揮斥方遒的理想主義信念,一種努力開拓、建功立業的樂觀主義精神。盛唐詩人的意志與情感是指向外部世界的,甚至于連他們的感嘆都充滿了力量,激人向上。晚唐詩人則不同了,外部世界的點點滴滴都可能觸發他們諸種不同的人生感受,但他們又無法改造和征服這個世界。他們不再是外拓,而是靜守;不再是批判,而是傷悼。因為批判不僅需要社會力量作為堅強后盾,也需要人生信念的有力支撐,而既失去社會力量又失去人生信念的晚唐人只能將批判化作無可奈何的哀嘆,或是一種連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情緒。然而,作為藝術家,晚唐詩人雖不及李白瀟灑豪邁,卻有李白所不具備的敏感和多情。深秋簾幕、落日樓臺、鳥來鳥去、人歌人哭、西風泣露、楊柳蕭條、楚塞秋光、浙江殘雨、霏霏江草、夢鳥空啼、一片降旗、百年同夢……它們既是歷史的場景,又是現實的心境。在這些意境朦朧、意旨含蓄的詩句中,我們時時可以通過一些復雜的暗示和微妙的象征來體驗詩人所特有的那種迷離惆悵的情緒。

晚唐詠史詩無一例外地表現出哀婉幽怨、反躬自悼的憂傷情緒,這一方面是優美理想重抒情寫意的表現,另一方面乃是社會與時代走向沒落的必然哀響。從文化的角度上講,這里有儒家的憂患意識,但這意識并不能轉化為建功立業的社會行動;有道家的出世情懷,但這情懷并不能徹底擺脫親情故國的塵世煩惱;有佛教的虛幻體驗,但這體驗并不能真正達到六根清靜的空徹澄明。它們是雜糅的,又是一體的,這種有機的雜糅構成了晚唐詠史詩無窮的韻味、特有的傷感。如將其與《春江花月夜》式的初唐詩歌加以比較的話,真有恍若隔世之感。初盛唐詩歌所具有的樂觀向上、氣勢開張的情懷,已被低沉頹廢、纖柔脆弱的心緒所代替。如果說,中唐文人雖身處逆境,但仍有一線光明給他們以溫暖和鼓勵的話,晚唐詩人則是連這最后的微光也看不到了。“細推今古事堪愁,貴賤同歸土一丘。漢武玉堂人豈在?石家金谷水空流!光陰自旦還將暮,草木從春又到秋。閑事與時俱不了,且將身暫醉鄉游。”(薛逢《悼古》)“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如有淚,為濕最高花。”(李商隱《天涯》)時代的困窘在詩人心頭打下痛苦而絕望的印痕,不可避免地使晚唐詠史詩染上悲哀的色調和傷悼情緒。它們仿佛是一支支挽歌,為走上覆滅之路的唐王朝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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