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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90年代的學術思想，在一些關鍵性范疇和話語上有相當程度的“轉型”。學者們從80年代對歷史和傳統的審視，進入到對自我和自我時代的審視。話語轉型是社會變遷的一種體現，有著深層的社會文化原因。面對轉型期的各種深層問題，需要認真加以清理和解決。

80年代學術思想與90年代確乎有了相當的差異，有人持“連續說”，強調80年代與90年代都是新時期的一種延續性發展。還有的人持“斷裂說”，強調80年代與90年代文化氛圍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我堅持“轉型說”。即認為80年代和90年代在某些基本問題和基本思路上，確實具有延續推進性和日益深入的廣泛性，同時在一些關鍵性范疇和話語上卻又有相當程度的“轉型”。由于冷戰后世界格局的迅速發展和重組，學術思想同人們的生存環境和現實心態都變得日益復雜多樣，社會文化意義的遷謝與學術研究范式的相關性變得日益突出。傳統思維方式、話語方式、學術范式受到新的挑戰。于是，90年代的學術在多種學術話語重組和自我身份的審理中，在面對真正的問題和差異性思想時，只能不斷尋找新的言說形式和思想外殼。當然，這種“意義”雜色多樣的學術性，確乎是90年代社會變遷的一種體現，甚至是這一變遷發展的直接蹤跡。

我們無法回避當代學術范型轉型、思想話語逆轉的根本性問題，我們只能面對社會文化一系列尖銳問題，回應當代學術前沿的重大課題，以使世紀末的

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轉型性研究，具有更為堅實的知識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基礎。

一、八十年代思想價值的基本問題

80年代和90年代之間，其巨大的文化精神化跨度使得人們稟有了“轉型期”的個體身份重新書寫和心靈失重的暈眩感。在這相當復雜的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的“總體轉型”時期，可以看出其在“現代性”問題的推進上，有了諸多話語形態的不同。我將之大致歸為以下幾個基本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清理，在今天是十分急迫的工作。

反傳統的西化意向。這是80年代中國的一個重要主題，其觀點以電視文化片《河殤》為代表。請看其中這些充滿情緒化色彩的文字：“儒家文化或許有種種古老完美的法寶，但它幾千年來偏偏造就不出一個民族的進取精神，一個國家的法治秩序，一種文化的更新機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斷摧殘自己的精華，殺死自己的內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這個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河殤》通過對長城城“墻”那種“不能超越土地的想象力”，以及那種“自我封閉模式”的認識，而揭示了“長城圍死”的主旨。同時，對“四大發明”的現代運用加以質疑，揭示出四大發明在它家鄉卻是命運不濟，生發出對中國知識分子英華早逝的痛苦的“神圣憂思”，對其命運和社會的周期性的大動蕩加以分析，進而強調了《河殤》的主題，即“黃河出血”，依賴自然環境，破壞生態平衡，將使得“黃色文明”（中華文明）終究成為即將死亡的文明，而“蔚藍色文明”（西方海洋文明）表明了文明的新希望。從這種對環境、土地、國家、民族的激進言述中，進入了思想文化層面的全面否定式批判，即對中國的儒家思想的全盤清算，認為儒家思想已經僵化，是中國難以走向現代化的根本性思想障礙。不難看到，《河殤》在它的反傳統的總體意向中，使中國在本世紀關于現代性的反省，走向了一種從“前現代性”到“現代性”的極端性思考，它必然面臨傳統秩序的失序以后的“現代性”與“西化”的諸多問題。

知識分子的理想化。從70年代政治夢魘中掙扎出來的知識分子，在80年代有一種重新奪回失去的理想和爭取失去的時間，再度獲得失去的學術和知識權力，打破僵化的生存環境和文化專制主義的喜悅心境。知識分子在人文主義、思想啟蒙和自我認同上，呈現前所未有的樂觀心態。在人文價值方面，整個社會張揚人文精神、生命意識、個體苦難的體驗和反思，強調理想和建構的新知識分子形象，知識分子成為社會的良知、社會的尺度和社會未來發展的動力。英年早逝的知識分子如蔣筑英、羅健夫等作為幾代知識分子的象征，成為其文化想象和自我精神認同的重要資源。由知識分子的主體人格而推進到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性價值的肯定，即對他們的價值評判和知識專家地位，他們在本世紀中遭遇知識貶損和愈演愈烈的對知識分子人格的踐踏（“臭老九”之稱）的顛覆與重新書寫。于是，知識分子掀起一股強勁的民主自由的“西化”思潮。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來叢書”，其中大部分是翻譯介紹當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會科學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譯文出版社緊跟著出版了“現代西方哲學譯叢”，其中一本卡西爾的《人論》使中國學界對人和人的觀念的思考、人的自身價值的思考找到了一個突破口。其后，三聯書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國與世界》、“學術文庫”、“新知文庫”，翻譯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現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動了80年代整個中國思想界“西化”的進程。人們不僅接觸到了康德、新康德主義，黑格爾、新黑格爾主義，也接觸到現象學、解釋學、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分析哲學，以及現當代政治學、法學、教育學、歷史學等。這批不可小看的思想資源，使得知識分子在中國與西方、在傳統西方與現代西方、決裂與選擇的雙重痛苦中，重新鍛造自己的批判意識、學術品格和徹底懷疑精神。

主體性啟蒙。80年代“主體性”問題成為一個歧義迭出的文化熱點，無論是哲學界還是文論界關于“主體性”的闡釋和啟蒙思想的重新塑造，關于人自身理想化和烏托邦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體精神的超級想象，無疑都使主體性問題獲得了全面梳理。美學界的“積淀說”，文論界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論”，文藝界的“對人性的呼喚”，對主體精神覺醒的痛苦記憶以及自我心靈蘇生的張揚，均使主體性問題引起整個社會的空前關注。當然，由于理論準備的不足，也出現了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某種理論雜糅性。

方法論熱。1985年被稱為方法論年，這一年由“舊三論”即信息論、系統論到達“新三論”即協同論、耗散結構論等，進一步從自然科學的方法向人文科學的方法延展。于是，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方法、文藝心理學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涌進了學界。評論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并用現象學“還原法”與中國文化中莊禪的“心齋”、“坐忘”相互闡釋，甚至以中國“意境論”比照西方“典型論”等。于是，哲學美學的新闡釋層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現了，“思維空間”獲得拓展，“價值維度”得到重新觀照，“主體精神”亦有了很大的發展。

本體論熱。緊接著，在1986年出現了“本體論”熱，從方法論層面推進到本體論構架，關注存在、價值、對話、心靈交流等一系列哲學、美學、文學問題。不僅注意到宇宙“時空本體”的總體存在性，現代“人的本體”存在語境與狀況，而且注意到文學“作品本體”存在的詩意表述，“主體間性”存在的“價值本體”交流，以及讀者和作者間的“本體對話”等問題（藝術本體論），使得文壇出現了理論深化和文學作品的深度意義發掘的連鎖效應。

全民美學熱。80年代一個重要的人文景觀，是全民族的“美學熱”。美學熱不僅是理論的自我癆生，而且是被壓抑的感性生命解放的勃發形式。當思想解放以美學熱的方式表征出現時，美學實際上成為當代新生命意識存在的浪漫詩意化的表達———對人自身感性存在意義的空前珍視和浪漫化想象。人的理性化和感性詩意化整合，人的主體的無窮膨脹和主體精神的極度伸張，這一切鑄成了當代中國美學的精神內核。美學成為了思想解放、價值重估、意義伸展的別名，甚至成為全民心靈狂歡的當代“儀式”。

尋根問題。在美學熱中，人們更進一步關注“尋根”問題，因為當西文文化價值充斥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領域時，人們重新注意中國文化的“根”，注重中國人自己的思維向度、文化品位和精神意向。于是，尋根———尋找自己的生命母體和生存地基，呼喚中國氣派華夏品格，激發當代作家除了向外敞開的“西化”色彩以外，又稟有了一種厚重的本土民族意識、深邃的母語經驗和生老死葬的土地感。

精英文化的勃興。與尋根問題相關，80年代總體文化傾向張揚高雅的精英文化，即對詩歌、小說，甚至哲學、美學加以詩化、浪漫化、純粹化。反文化專制主義，反低級趣味，反偽審美，成為80年代精英文化的典型寫作模式。尤其是一種浪漫的詩化體成為80年代最熱門的文體，甚至連哲學界的一些著作都是以詩化的方式出現。文壇雅化凈化的格局，使得小說敘事語言和審美趣味均向大氣、宏偉、終極方面發展。當然，如武俠小說這種在90年代被學者和研究生們津津樂道的論題，在80年代卻幾乎不受學術中心話語的重視。

拯救的烏托邦話語。8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表征當是精神與信仰的“拯救”，精神在超越之思中脫胎換骨，心靈從此岸向彼岸的邁進，拯救成為一代知識精英的主題。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精神終于受挫時，拯救他人則變為拯救自我，啟蒙他人則成為精神消隱逃亡。

這意味著，一場來自學界內部的根本裂變，隨著90年代的沉重腳步，變得無可避免了。二九十年代知識譜系的全面轉型

進入90年代，整個文化持續發生著相當復雜多變的“轉型”。90年代的文化氛圍與80年代有了相當的差異。人們得以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自身70年代到80年代那種“前現代”與“現代”雜糅性的思想文化遺產，并以一種逆反性的眼光重新審理80年代啟蒙時代的光榮與夢想、啟蒙與建構、理想與轟動的若干問題，審視在堅持改革開放開窗開門接受西方新的思想，并把西方的社會思想民主自由引進以后，到底哪些思想預言應驗了？哪些將自己引入歧途？哪些思想文化和意識話語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并對自己仍然具有啟迪意義？而哪些卻在歷史的誤讀和現實的錯位中被時間淘汰而成為明日黃花？

學者們在自己的學科領域、治學方法、學術心態、人格結構和言說方式上，開始做出由“建構”到“解構”的根本性調整。這使得90年代具有了“現代”與“晚期現代”（后現代）的雜糅性，使其終于從80年代的“審父”意識，即對歷史和傳統的審視，進入到“自審”意識，即對自我和自我時代的審視。其表現也分為幾個方面：回歸傳統的民族主義。90年代是傳統的總體復歸，無論是百余集電視文化片《中華文明之光》，還是《望長城》、《長江》等對中華民族思想的歌頌，無論是傳統文化的宏揚和愛國主義的提倡，還是學術界對晚清以降的學術史研究的熱衷和強調民族本位文化，都說明90年代初期已與80年代初期那種激進的“西化意識”大不相同。中國學人關于自身的國家、民族、個體文化身份，關于回歸傳統的文化想象和文化情結油然而生，于是80年代的“西學熱”被90年代的“國學熱”所排斥取代。眾多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開始了學術調整，研究國學成了學術史研究的正途。80年代學者大多談論“回到五四”，而90年代學者則大多談論“回到晚清民國”。學術譜系和出版意向已迥然不同于80年代：遠東出版社出版《民國學術叢書》，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現代學術經典叢書》，以及眾多的古籍的譯解注疏———從先秦到明清的經史子集的譯介工作，包括若干古籍（如規模很大的《傳世藏書》等）的出版，都說明90年代是國學的興盛時代。而不少學刊辦刊宗旨也與80年代大異其趣，如《學術史叢刊》、《學人》、《東方》、《原道》、《原學》等，都表現出向傳統的回歸意向。

知識分子的世俗化。知識分子到了90年代，隨著文學的轟動效應消失和啟蒙工程崩塌，其優越的精神領路人的地位終于歸于消解，人們在現實面前再也不需要圣賢般的宣諭者和真理的代言人。80年代的精神亢奮和“青春期”的騷動，到了90年代變成一種倦怠、困惑、迷惘和“中年期”的老成。知識分子出現了分化。走向世俗，抨擊崇高，調整心態，張揚私人化，逃辟歷史和現實，使得知識分子告別了80年想化。從而，咀嚼和感受自身存在的焦慮，生命之“輕”的失落，風險社會的無奈，以及對真理、價值、崇高的褻瀆和無聊，成為知識分子分化的現實處境。

后現代性的情結。與80年代“現代性”的情結不同，90年代在創作批評和整個文化方面出現了一種“后現代景觀”。這種后現代思潮在權力、話語、中心的揚棄中，走向了反權力、反中心、反話語和反美學。對后現代主義的研究出現了慫恿后現代精神、批判后現代主義、研究后現代正負面價值等幾種不同的學術意向，并與后殖民主義有著若干的內在聯系，當然也與國學熱構成某種內在緊張關系。

非主體化。與80年代張揚“人的主體性”截然相反，90年代文人是從自審、自嘲、自虐到自殺。知識分子確實已經聽到了命運的敲門聲，即“人死了”（?？疲?、“主體死了”（德里達）、“知識分子死了”（利奧塔德）。那種整體性的哲學，那種樂觀的理想主義思想，那種“高尚純潔”式的寫作不復存在，主體僅僅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僅僅具有小人物式的凡俗，并以調侃方式面對世界紛紜復雜景觀而終于無可奈何。世界不再是“高雅清新”的大寫的“人”的世界，而是一個俗人的世界，一個非主體的世界，一個反詩意化的“一地雞毛”式的存在時空體。世界之中的“人”，也只不過抽空了人的主體內容，而只徒有人的有限形式而已。于是，“活著就好”成為90年代人的成人儀式化奠基。

反方法論。與80年代方法論的建構性不同，90年代強調的是價值消解性，不再是那種整體的向前發展的神圣性話語，而是解構性話語充斥文壇，如“耶魯四人邦”，法國的解構思想家福科、拉康、德里達、羅蘭·巴特，成為時代的精神主角，他們的消解、顛覆、反抗、褻瀆、邊緣等話語，成為現世的流行語和寫作策略或圈套反本體論。80年代的本體論熱無疑使得人對自己的使命和價值有了深度了解，而90年代的反本體論者卻對深度意義加以盡情嘲弄，整個時代氛圍從神圣而帶有某種悲劇精神的生命意識探索和反省中游離出來，人在現實面前變得無所謂輕重。進而發展到似乎只有對神圣化的精神、靈魂、未來加以徹底消解和褻瀆，才能終結歷史、抹去深度，麻木自己的心性。于是，在強調血肉之軀的欲望，鼓勵絕望無奈和對世俗大眾寫作的認同中，人們發現了真實而世俗的人生那卑微而有效的意趣。就此，本體論變成了一種可笑的過時晚裝，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生命的彼岸，成了人面對其自我鏡像時的一種暈眩。本體論在“致命的一跳”中終于因“致命”而成為不可能的。

泛審美文化的興起。本體的消解和方法的逆反即解構，使得美學成為了“反美學”，由80年代的感性審美的沉醉，進入了90年代世俗欲望的狂歡?！胺簩徝牢幕苯K于使純美學研究壽終正寢，而成功地開辟了一片遺忘了歷史并消解了歷史記憶的“空場”，在這個空場中，反審美者以個人化描述的方式對生命淤積物和世俗生活加以重新涂抹———不僅是對理想、意識的重新描摹，也是對語言、語詞的敘事方式的重新描摹。反美學終于使美學喪失了純粹詩意而蛻變為一種現世純肉身性的世俗性言說。

城市文化熱。與尋根文化背道而馳的“城市文化”熱，其關注點不再是面對過去歷史厚重感的表達和生命本真意義的反省，而是對城市的平面化、喧鬧化、話語的流動化和未來問題的風景化的一種呈現，于是，城市民謠、城市小說，都市消閑文化的興起，成為九十年代文化風景。然而，這種或多或少喪失了歷史心性和價值根基的都市文化，盡管在大眾文化的狂歡中，在高科技的運作中，在大眾傳媒的操作中獲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廢都”式難題。于是，精英文化在廢都式的性文化、變態心理文化的夾擊下，使80年代的“靈魂拯救”主題走向了90年代的“表征危機”，尋根意識成為一種“虛幻的承諾”，希望變成了一種永遠不可能臻達的“蒼涼的手勢”。在社會的互動中，在社會的經濟熱潮和個體的麻木神經中，人終于從有名、大寫之名走向了無名和俗名。

不難看到，80年代到90年代出現的轉型，有著深層的社會文化原因，同時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結果。當然，需要說明的是，我對這種歷史轉型的“癥候描述”，是基于個體心性意向的學術良知的描述，并不能也無意構筑所謂的時代熱鬧的進化氣象。這種知識社會學式的描述決不指望被當作歷史年鑒對待，而只是期望具有某種社會癥候透視的意味。說到底，這只是自己通過所設定的“文化研究”視角對某些當代核心問題加以反省而已，這種反省僅僅具有一些對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話語加以剝離的人文敘事的意義罷了。

二、九十年代文化轉型的深層問題

90年代全球處于后冷戰時期，它在破除了“冷戰神話”即兩大政治集團的長期軍事對峙和文化對峙以后，又破除了“政治神話”和“意識形態神話”，不再以二元對立的政治性思維作為國家民族和整個現代社會的基本出發點，也不以意識形態來劃分國際間的陣容和各種利益集團。世界出現了重新組合，多元多極權力構成新型的“后冷戰時期”。然而，當今世界在破除上述“三大神話”后，卻又不期然地重建了“新三大神話”：“當代科技神話”、“現代化神話”和“經濟金錢神話”。這三種神話在虛設幸福烏托邦的同時，埋下了未來社會的無窮問題和現實陰影。

其一，當代科技神話的無價值之承諾。90年代的科技神話是以1994年美國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95年風靡全球的英特網，96年電腦熱，97年“克隆”羊多利的出現而推向高潮的。

信息高速公路是“后大眾傳播時代”的產物，它以其迅捷方便和時效改變了人們日常生活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消遣娛樂方式，但是，其負面效應也引起一些有識之士的深深憂慮。信息高速公路所造成的負面效應，包括信息泛濫，信息垃圾，網上黃毒等，導致精英文化在信息網的傳播中受阻，大眾文化日益泛濫。而且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和英特網上的主導語言是英語，又造成非英語的其它語言遭遇交流的障礙，因而有可能導致文化的后殖民形態。加之，信息的過分蕪雜和私人化，使得現代心靈疾病如孤獨寂寞及所謂的“電子綜合癥”———精神幽閉、意識抑郁，只能在虛擬時空中與人交流，其自卑遠遠超出以往所有時代。電子信息的高速度快節奏，使人們以時間的瞬間感和當下性逐漸取代了歷史性，平面感逐漸取代了深度感。而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一種實在的現實交互關系，轉變成一種互不謀面而僅僅依靠電腦網絡信息問答的冷漠關系。當代人尤其是跨世紀的一代年輕人的心靈，變得甚為脆弱。

科技神話的另一方面即“當代生物工程”。1997年2月23日報端披露，世界上第一只由動物細胞無性繁殖成功的雌性小羊“多利”誕生，并且，在理論上這種克隆技術同樣可以克隆“人”。因此，科學家、哲學家、人類學家和廣大民眾都因“多利”的出世，而對克隆技術的正負效應和人類未來的前途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堅持價值訴求者認為，這將毀滅地球和人類自身，因為克隆的結果將使人喪失人倫和道德，變成可以隨心所欲、批量生產的“非人”，將使“人的歷史”模糊不清，代與代之間的多重親屬關系徹底淪喪，人變成非情感性非理性的人。有些宗教人士更認為，這是對上帝的干擾，是同上帝的對抗，是將使人類在世紀末遭到一種神秘力量報復的“看不見的手”。而科技領域的非價值態度卻認為，克隆技術可以為假肢再造、內臟移植等手術提供寶貴資源，可以促進醫學的發展，為人類的生活謀取福利。但這種看法也引起其對立面的質疑，即關于“克隆人”與其“原本人”的倫理關系，以及克隆人本身的“人權”問題?？梢哉J為，技術中心主義的非價值的觀點恐怕依然只是一個美妙的幻想而已。

在我看來，克隆技術確實是重要的人類本體存在性事件，它在世紀末出現，必將引起當今思想家和哲學家的深層思考。因為這種無性繁殖也許在科學上具有若干的實驗性意義，但在人倫、道德、歷史發展和人類未來的處境，以及關于人類自身生活的質量等若干價值問題上，都有諸多不容回避的尖銳問題。克隆技術是一種“風險技術”，克隆所造成的文化是一種“風險文化”，它可能會為人類治療肉體疾病帶來某些突破，但對人類的素質以及思想和靈魂的提升，卻有可能是一場永遠做不完的噩夢。在科技神話的輝煌和巨型想象面前，人文價值訴求者必得保持相當的清醒。因為說到底，科技不是萬能的，并不能解決世界的價值歸屬問題。

其二，現代化神話的全面遮蔽效應。處于世紀之交的節點，90年代無疑是整個世界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迭加的一個關鍵時期，這一點在當下體現得相當鮮明。由于“現代化”成為全民致富脫貧、加入世界“富國俱樂部”和振興圖強的重要途徑，而成為90年代最時髦的口號。為了這一目的，人們已經付出并還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事實上，現代性或現代化問題確實改變了當代中國日常生活的實質，影響到當代人作為個體和群體的方方面面。人們不僅從自己的思維角度、價值觀念、東西方文化關系，以及跨國語境來理解現代化，也從社會階層、法律制度、現代科技，甚至宗教心理層面去理解現代化。在現代化的兩個基本點上，即全球化（普世性）和私人化（身體性）方面，90年代表現得尤為充分：一方面與國際并軌，積極加入世界的通行制度體系、基本觀念和文化科技的總體行列，已成為全民和政府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在多極化世界、多元化文化與私人化言說方式和傾聽方式中，卻又保持了與那種普遍性、共通性相反的私人性和個體性。于是，“制度性反思”和“身體性反思”，成為現代性一個看似矛盾卻又并存的現象。

“現代性”在中國要與“前現代性”即所謂傳統連接，同時，在與國際并軌時又要與全球范圍內出現的“后現代”思潮謀面。因此，在90年代的中國，“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并置一處，出現了時間、歷史、空間、地域、價值、觀念多方面的錯位，引發了若干文化論爭和混戰。

現代性的極端懷疑原則、自我反思體系和自戀情結，都在中國90年代出現，尤其是由于時間和日常經驗的斷裂，專家系統成為現代性的價值法碼和基本標準。人們的日常生活為專家所控制、制約和分割?？梢哉f，對專家的信賴是出于對風險的認同，人們在現代化社會中，越來越意識到自我的微不足道，感到自己在這些色彩斑瀾的板塊中對種種突如其來的流行和新潮的不理解，以及對自身知識陳舊有限性方面的懷疑，促使其迫切需要聽從各種專家從多方面進行的“權威”解說。然而，后現代時期又是懷疑一切，消解權威，使主體成為按自己意志去處理一切的獨立孤獨個體時期，如此一來，人們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身份變得相當可疑：既自戀又自卑，既狂妄又懷疑，既對未來充滿信心，又承擔著后果和風險，既對科技發展和自身享受到的科技成果心曠神怡，又對高科技的未來發展可能毀滅人類有一種先行失敗的生存焦慮。

90年代的中國正是這種“前現代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共同構成了一種本土文化的內在闡釋焦慮，同時也形成對西方文化及全球文化的空前的闡釋焦慮。當然，生態災難和全球經濟機制的崩潰，電子媒體的全球化體系，大眾傳媒的世俗化影響，都使個體經驗和心態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和裂變。于是，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重新在現代化社會中獲得自己的新經驗和新技能，為90年代各種補習班、技能訓練場所（如炒股、駕車、考托、轉崗培訓等）的興起，提供了現實的土壤。盡管這類別無選擇的選擇所獲得新經驗與心性價值不再有內在關系。

在所謂的后現代時期，人們對“現代性”有了更清醒的看法，對它的正負面效應也有了深切的認識。因為，在這個高風險的時代，個體生存的問題、自我存在的政治風險、制度化風險、世俗化風險、金融風險、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風險問題，以及自我的無意義感，生命的無力感問題，時時刻刻困擾著每個現代人。人們又回到生命和自我的軌道，對禁欲抱有一種先行的恐慌，而注重無邊的生活質量，重視物質性生活資料的高層次，過去那種浪漫理想的政治熱情迅速淡化，人變得務實平靜和老練了許多，對生命意義的理解現實了許多，也冷漠了許多。

無疑，在這個“知識轉型”和“技能再生”的時代，經濟生活成了現代性生活中一個繞不開的話題，而過去尤其是80年代那種把文化置于所有問題之上的終極目標，甚至將宗教作為一種終極性追求，在90年代的世俗化生活中已經日益淡化而飄逝遠矣。人們越來越重視自我肉身存在狀態，重視運氣和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自己的生命、性和在現實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孜孜以求現實身份尺度的“達標”，注重自己生命遷謝中在世人前炫目的若干儀式。這種生存方式和價值取向確實是一種逃避風險的方式，但是，也使今天的人無聊和無奈了很多。

對身體的過分重視，“跟著感覺走”，使90年代的人比80年代更少了一份沉重，一份負罪感、羞恥感和社會價值的焦慮感。90年代由于社會的進一步開放，“身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當靈魂失去了思想這一居所時，身體成為了日趨高度現代化的權力持續不斷加工和消費的對象。私人化“身體”不再成為政治解放的現實場所，而是成為經濟開放享受的最終棲居域。

三，金錢經濟神話成為市民心靈的巨型神話

在90年代，錢成為衡量一切價值的終極尺度，“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成為當代人生活辭典中的“關鍵詞”。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在用金錢尋找失去的夢，而盼望隨后也富或富不起來的知識分子也開始紛紛下海，于是，“下海”成為90年代中期的一個如雷貫耳的詞語。有人下海，卻淹死在海中；有人下海與狼共舞，終于鋃鐺入獄；有人下?；仡^是岸，但學術早已離他遠去。人們開始思索：為什么勤勞而難以致富？為什么在中國的現代化路途中知識不能成為支持自己收入的可靠來源？為什么弄虛作假卻能在這個法制社會中屢屢得手？為什么權錢交易使一些人能隨心所欲地瓜分國民資源？于是，人們再次將眼光投向了對“現代化代價”的審視。

不難看到，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中，中國長期積累的財富在短時間內進入市場參與分配，成為權勢者的角逐的對象，權力和經濟的交互式粘連，使“看不見的手”從市場自由競爭之手，一變為“權力之掌”。如何從官本位的政治社會轉向市場化的市民社會，使經濟具有當今中國的公正性原則，并真正進入到現代的文明和經濟的良性循環中，可以說是殊為重要的。

然而，問題在于，由于社會分配的嚴重不公所衍生的長時期體腦倒佳，當代中國富裕起來的人處于難以言說的精神空虛變態之中，而在號稱中國“硅谷”的中關村，卻有若干中、青年知識分子英年早逝，他們僅維持著最低的生活水準，卻付出極為艱辛的智力體力從事前沿科研。他們的知識不能得到社會的平等回報，因而80、90年代出現了“造原子彈的不如賣雞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切菜刀的，大學教書寫書的不如校門口賣書的”當代之怪現狀。不妨說，在現代化的輝煌神話的90年代中，卻隱藏著數不清的這樣的鬧劇和悲劇。

在此，90年代文化心靈的深層問題出現了，那就是在科技神話、現代化神話、經濟金錢神話中，在西化與跨國資本的參與中，在權力對于經濟的介入中，當代中國究竟應該怎樣書寫自己的心理歷程？怎樣設計自己的預定目標？怎樣看待自己的傳統文化財富和自己的精神創造價值呢？

90年代確實是一個轉型時期，無論是文化、科技、知識的轉型，還是政治、權力、經濟的轉型，都使中國一步步并入全球化的軌跡，再也不可能閉關鎖國而獨立于世界之外，而只能參與這個世界的發展進程。這個世界充滿了生存風險和自我身份焦慮，也充滿了東西方社會的互動和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的雜糅性。進入這一開放的全球性視野，就意味著對轉型時期各種問題，只能通過面對現實的反思和艱苦實踐去加以清理和解決，除此別無他法。新晨

在“轉型”成為時髦詞時，我們當然應該審理其有效性及其有限性邊界。在我看來，90年代的“話語轉型”，就人文科學而言，已然由浪漫激進的理想主義和詩化思想轉向了保守主義的世俗化的非詩意思想；就社會科學而言，也從80年代的重視人文、歷史、政治轉向了重視法學、經濟學、國際政治學和社會學等經世致用的學科；就自然科學而言，如果說80年代重視的是從前現代向現代的轉換，強調的是意義啟蒙時代的“機械復制”，那么90年代則進入了“生命密碼復制”和“數碼復制”時代。這種全面轉型的機制及其結果，實在是值得各方面認真地加以審理的。比如，對技術中心主義而言，這些問題是難以回避的：在自然科學高視闊步的今天，它不斷地質疑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合法性，但卻沒有思想家去質疑自然科學和科學家的合法性。這本身合法嗎？

對技術主義的完全肯定，讓所有的警世之聲都如過眼云煙，這個世界就太平無事了嗎？技術中心主義使科學精神對未知的探索變成對未來并不美妙的前景的展望和延伸，在技術官僚的獨斷與人文價值的微弱聲音的反差中，我們可否問一問自然科學和科學家的價值合法性呢？同樣，對文化轉型問題、政治改革問題、經濟轉型問題，乃至法制問題、民族問題、后殖民問題中的正負面效應，均應該深加剖析審理。否則所謂“轉型”，則有可能是一種新一輪的鐘擺式的低水平重復。

面對90年代層層疊疊的深層問題及其問題審理，我只想說，在世紀的間隙中，人們在全面的話語轉型中如果輕松地告別了人文價值的沉重，而樂此不疲地進入非價值的平面化軌道，那么，就終將遮蔽真正的問題并喪失前沿問題意識，并必將使“新世紀藍圖”變得空泛而難以確認。直面各種“新神話”，打破學科專業對思想的鉗制，對當下和未來的問題保持清醒的頭腦，實在是轉型時期學者存在的最直接的合法性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