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文學審美意識轉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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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本土審美意識的轉換,不僅涉及到既有文學觀念的不斷更新,更關涉到具體作家和批評家知識結構與精神結構的重建。只有跨越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差異,才能真正處理好文化現代性與文學本土性的關系。以民族意識為核心的本土審美形態畢竟不是孤立的存在,它與世界意識必然相互交融。民族性的本土審美傳統在普適性的大眾文化語境中會受到沖擊和挑戰,但也同樣會煥發新的生機。當代中國文學的審美訴求問題,不是簡單的審美趣味問題,而是文化和精神的選擇問題,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文學能否取得成就,并由此生生不息,最終融匯到世界文化和文學之中的問題。
一、文學審美范式的轉型
“理性”一直以來都是西方思想傳統得以立足的根基,尤其是笛卡爾確立了理性主義哲學以后,“理性”更是成為了世界的最高主宰。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出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力。而“理性”一旦為純粹的技術所統領,“理性”就將淪落為奴役人的工具,即演變成為了技術性的“工具理性”。面對工具理性的壓抑,以關注人的“感性生活”為目的的美學就自然被看成是一種解放的力量了。人的內心生活充滿了鮮活的感性波動和細微體驗,而“審美”的存在,則使得那些隱秘的內心生活獲得了表達的合法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審美”才被看成是開拓人的感覺和感知領域的獨立活動。20世紀80年代,剛剛從“”的政治陰影之中走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渴望建立起一種和過去以“政治話語”為核心的生活形態截然不同的生活范式。這種生活范式依照“審美”的設想,將“審美”確立為核心話語。這種認識在當時再自然不過了:正是通過“審美”,人們可以將人的個體情感追求和精神意志的自由從政治、道德、商業及日常生活之中有效地“分隔”出來,以建構起向人們提供著嶄新體驗的審美王國。“詩意”把人從平庸和壓抑的生活中“解放”和“拯救”了出來。然而,隨之而來的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向傳統的文學審美方式提出了挑戰。今天,人們將原本用來進行文學閱讀的時間花到了影像和圖形上,紙媒作品的影響越來越小,與此相反,影視和互聯網等的影響卻越來越大。在這場“詞”與“圖”的較量中,“圖”隨著每一場信息技術的革命而不斷在獲取新的優勢。隨著時代的變化,傳統形式的理想化“審美”越來越不能吸引人們關注的目光。與之相應的則是,現實式的“審美”則越來越趨向于生活化、實用化、社會化和商業化,它不再是超然于人們的生活之外的高高在上的神圣領域,而已經日益演變成了人們生活本身的重要組成部分。“審美”由此開始走向普適化。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中國,這種傾向尤其明顯。一方面是“審美”泛化到文化的各個層面,人們的日常生活體驗成為了審美的重要資源;另一方面,文化也趨向于俗世化,并有意無意地將一種審美的標準“泛化”為自身的規范和策略。審美幾乎已經內化為了人們生活事件的一種標準,個人生活的審美化,成為人們追求生存質量的一個日益重要的標志。隨著更為廣泛的社會商品化與市場化的發展,審美和消費已經走向了融合。商品的審美化“包裝”就是“審美消費”最為有效的手段,而直接體現這一特點的就是廣告藝術的勃興和發展。在這里,商品借助廣告的敘事,變成了攜帶審美信息的形象,它持續性地激發著人們的想像性體驗,并使其本身也成為了審美消費的符號。傳統藝術的個人性正在逐步被市場化的運作所取代。當“審美”直接參與到商品的生產和流通之中,并與消費行為緊密相連時,“審美消費”也就成為了社會經濟結構中的一種專門的文化產業了。
事實上,整個20世紀的漢民族文化包括漢語形態的美學和藝術的發展歷程,一直都顯示為一種不斷吸納外域文化藉以演進變化的過程。作為一種世界性運動的“全球化”現象,當然并非只是針對21世紀的漢民族及其本土文化實踐而來的;在20世紀的歷史行程中,全球化之于中國的直接意義常常被限于“西方化”和“現代化”的主觀訴求之上,其中缺少某種異質文化間的互動性功能實踐過程,因而,至少在當下以前,全球化并不像現在這樣復雜和多義,而主要表現為東方與西方關系的單純對應和異形同構。與此同時,正是由于在20世紀東西方關系史上,全球化被定位在東方向西方尋找“現代化”的基礎上,從而導致了我們對于自身內在的文化范型與審美形態的現代性轉換因素的忽視。漢語形態的文化與審美的現代性建構一直被置放在“西方”的整體結構之中,其前途則被定位于“融入”或“納入”西方文化范式的可能性,以及由此所獲得的文化認同與審美價值肯定,這是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重要問題。對于漢民族及其本土文化發展的需求而言,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學審美選擇將直接關系著民族文化價值重建的可能性。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早就在《共產黨宣言》中描述過一種“世界文學”的圖景。當然,這里所謂“世界文學”并非意味著只是一種模式的文學,而是仍保持著各民族自身的本土特色,同時又代表了世界最先進的審美潮流和發展方向的世界文學。21世紀的全球化進程不應再被視為東方向西方的主動“融入”,而應成為東西方文化和文學間尋求相互對話的一種互動與合作———不同文化在各自結構性重組過程中進行有效的價值整合。因此,“發現”漢民族傳統美學體系在文化上的價值共同性,以及這種價值共同性在當代美學發展中的制度性確立方式,才是漢語審美形態在當代全球化文化語境中獲得自身合法性身份和話語有效性的根本。對于漢語審美形態的理性把握,應當放在強化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文化自覺性和主動性基礎上來進行,其目的在于能夠有效地促進各個民族在當代的發展,強化自身民族文化對于全球化進程的價值制衡力量。既源于當代世界所面臨的共同性問題本身的要求,同時,當代漢語審美形態的存在意義,也需要通過對于人類文化共同性問題的具體介入而得到體現。因此,世界性文化關懷能力的形成,理當成為我們理論和實踐的具體研究課題。東西方美學價值的差異,決定了漢語審美形態的這種世界性文化關懷能力及其方式必定有其特殊性。概括而言,世界性文化關懷能力的形成,一是有賴于漢語審美形態自身價值的實踐性體現及其程度,二是有賴于其價值體系之于西方文化和美學立場的互補性及其前景,其三則有賴于漢語審美形態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上同當代世界文化現實之間的關系,其中包括漢語審美形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生存合法性。中國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及其藝術精神在其長期演化和發展中,內部其實已然潛存有相當的現代性轉換的諸種因素,但這并不等于說,漢語審美形態已能全面包容當代世界及當代人類實踐所遭遇的全部問題。特別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當代人類實踐中的價值困惑將越來越復雜,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審美與藝術的變異同樣要求通過不斷擴大東西方美學及其當展的深入對話,使東方美學觀念與藝術精神的現實合法性得到更深入的展開,以此在理論與實踐互補的同時強化漢語審美形態對于當代人類價值問題的新的闡釋力度。中國一直是一個在不斷生產出新的文學和文化產品的大國,這些文學作品植根于我們民族特定的本土審美經驗與審美傳統。20世紀80年代,與文學上的“新時期”相適應,中國文學理論界曾一度對于審美經驗給予高度重視。但隨著美學討論的過度抽象化,文學理論又再次回到了離開經驗而自我封閉的老路上去了。當人們討論文藝學的理論資源時,人們總是談論傳統文論資源和西方理論資源,其實,一個時代的文學理論的最重要的資源恰恰應當是這個時代的文學審美實踐。離開審美實踐和審美經驗,理論就是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文學的本土經驗應該受到重視,這是當代漢語文學本身的立足之本。當然,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也使得有著悠久傳統的人文主義思潮再度受挫。20世紀的西方文學界和文化界其實也經歷過以人為研究中心的三次大的轉折,即人文主義,反/非人文主義和后人文主義。在全球化這樣的大語境之下,人的身份事實上已經變得越來越不確定,往往從一種身份發展為多重身份,人的主觀能動性正越來越受制于高科技和互聯網的制約。這一點也正是審美普適化和大眾文化日益興盛的基本前提。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現同時給我們帶來了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直接影響:它既使我們的文化生產和學術研究更為直接地受到市場經濟規律的制約,從而使經濟建設和文化生產及消費的關系更為密切;同時也使那種富有自身民族特性的本土審美范式的持續生存,尤其是以民族語言為根基的文學藝術的創造,變得日益困難。從這個角度來講,不從根本上完成我們自身民族審美形態的轉換,也就無法真正走出漢語審美形態所處的困境。
三、大眾化傾向與漢語文學發展的可能性途徑
市場經濟的目的就是盡可能求得市場利潤的最大化效果,全球化正是市場經濟在欲望的驅使下所必然達到的極致。而全球化又與現代技術(尤其是大眾傳媒)本身所具有的那種把社會各個獨立領域的生活要素,轉化為普遍有效體系的內在驅動力,以及突破國家民族地域界限的強烈沖動密切相關。以全球化為基本背景的當代社會,不但是一個為大眾文化提供特殊載體的自然人化的過程,和一個為大眾文化提供特殊內容的個體社會化的過程,它同時還是一個為大眾文化提供特殊視角的世界大同化的過程。其中,不但文化、審美的本源將被市場化加以轉換,文化、審美的能力和基本領域也將有被技術化加以徹底轉換的可能。
全球化突破了區域性的限制,流動空間取代地域空間,地域被網絡取代。一切都不再對應于任何特定地區、特定政治,全球世界已經開始成為邊遠地區與大城市、落后國家與先進國家的多重合奏。全球化過程中,技術的瘋狂運用已經成為了其推行市場欲望的有力手段和最為顯著的標志,它幾乎已經構成了20世紀至今最為引人矚目的“權力話語”。如果說跨國市場所改變的主要是世界的物質層面的話,那么跨越國際的大眾傳媒所改造的主要是世界的精神層面。正像海德格爾所揭示的那樣,“如果有一天技術和經濟開發征服了地球上最后一個角落;如果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任何一個事件在任何時間內都會迅即為世人所知;如果人們能夠同時‘體驗’法國國王的被刺和東京交響音樂會的情景;作為歷史的時間已經從所有民族的所有此在那里消失并且僅僅作為迅即性、瞬間性和同時性而在;如果拳擊手被奉為民族英雄;如果成千上萬人的群眾集會成為一種盛典,那么,就像閻王高踞于小鬼之上一樣。”此刻,“大地在精神上的淪落已前進得如此之遠,以致于各民族已處于喪失其最后的精神力量的危險之中。”[1]世界開始在一種全新的以傳媒為中介的時空經驗中重新聚集起來。傳媒在不斷地增加、重塑并同化著我們的一切經驗,精神世界的普適化才會成為必然。任何文化都是人類適應環境的產物,大眾文化的誕生也不例外。文化融合的前提就是,人類對迥異于自身的文化形態必須有著可資適應的行動心理準備,只有適應才有選擇和接納的可能。“適應過程的全部結果就是產生一個有組織的文化整體,一種綜合性的技術、社會和觀念,它應付著可供選擇的自然界和外部文化的雙重影響。”[2]全球化使人類開始面臨共同的文化難題,它必然要求人類必須盡快形成一種全球性的“文化適應機制”,以回應全球化的世界。大眾傳媒的出現消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時空束縛,信息開始脫離具體的語境而成為“浮動的符號”,由此形成了一個無他者、同質化和被拉平了一切的世界。一切都幾乎近在眼前,每個人都將成為不在場的直接觀眾,平均性、同質性、公共性和普適性構建起了人類新的文化經驗范式。這可以說是全球化時代大眾文化最顯著的特征。從一般的意義上講,大眾文化所體現的,正是一種在全球化時代所形成的共同的情緒、趣味、感受和經驗,也正是一種全球化的想象。在大眾文化之中存在著的是一種可以“共享”的審美追求和文化趣味,人與人沒有了等級,高雅與流行的趣味就可以被一個人所同時享有。在流行和時尚的領域里,國家和民族乃至審美本身的諸種概念已經被置換而變得不再重要了。當人們不再通過民族群體與國家社會相關聯,而是直接彼此發生聯系,其交往的前提就不再是血緣和利益,也不再是“我們”,而是生命的權利了。如果說全球化時代確實給予了人類某種可珍貴的財富的話,應當承認,那種足資“共享”的審美追求和文化趣味,在一定程度上為豐富人性以及擴大人類自身的自由度等方面的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大眾傳媒的異軍突起向曾經高雅的文學藝術提出了挑戰,這是一個全球范圍的現象,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也不例外。在當今這個具有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社會里,大眾傳媒也常常使得一些傳統觀念較強的人認為,普通大眾的快餐文化與精英文化有著天然的對立,因此根本談不上有什么藝術價值,更難以生產出真正的藝術精品。面對這種人為造成的文化對立,藝術家們應該如何促使更具有思想震撼力量的文化藝術精品,借助于影像走向普通大眾,以最終實現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相互溝通與對話,也就成為了一個極為現實的問題。多元價值取向所構建起來的公共社會空間中,每一種話語力量都將保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話語力量都無法從根本上主宰他種話語,只有各種力量的共存和共處才是造成文化藝術繁榮的惟一途徑。
文學在本質上顯示著真正的個人自由,這種自由只有被意識到并被表達出來,才會融入到人類生活的整體精神之中。文學以開掘人性和追求人自身的不斷超越為己任,所以在普適性的大眾文化日益蔓延的今天,文學恰好有了從“詩”上升到“思”的機會和條件。真正堅守著人類精神家園的人,一樣在堅守著文學自身的審美本性。中國文化總體說來是一種詩性文化,但在20世紀初期,中國本土的詩性精神受到了來自異域的文化沖擊。“五四”以后的文學樣式打破了傳統的既定規范,但也從另一方面解放了詩性精神的空間。文學的現代形態雖然較之于傳統的含蓄、雋永和凝重等可能略遜一籌,但在情感的容量和復雜度,甚至可讀性方面卻有了極大的擴展。新的文學審美更趨向于充分滲透個人的經驗與感受,并越來越向著個人化與自主性的方向發展。其結果就是,作品越是走向個人化或私人化,它對于閱讀者和批評者的思想深度及審美敏感度的要求就越高。當幾千年來被人們所認同的審美背景被超越和突破之時,人們那種依據既有的審美關系來完成精神溝通的條件就已經不再存在了。在當代,只有通過“思”才有可能重建“詩”的根基。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要想在流行文化肆意蔓生的處境中守住傳統的文化資源,所謂回歸傳統就應當是回歸到古人的那種持續不斷的創新精神上去。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向極限的一種挑戰。“人性”本身并不是一種靜止的“境界”,而是一個充滿苦難的“過程”。事實證明,當代中國作家并沒有因為大眾文化對于俗世欲望的滿足而徹底放棄對于這一“過程”的持續關注。我們所謂的“精神訴求”正是指那種通過自己的“思”去突破傳統的極限,用全新的眼光來看待現實人生的不懈的努力。在當代,作家們無疑要比任何時候都更關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精神實質和思想精髓,他們已不再像從前一樣亦步亦趨、淺嘗輒止了。在全球化境遇中,中國作家更要從民族本位的立場躍升到人性本位的立場,要自覺到自己不是以一個“中國作家”的身份去“借鑒和學習”異域的東西,而是以“人”的身份去吸納一切人類精神的資源,并在擁有了整體人類的期待視野后來重新反觀自己民族的本土文化傳統。只有這樣才能迸發出更加富有生命力的全新的藝術。人類一直存在著可資共享的文明。自由、民主、市場、法治,就是人類所共同需要的東西。而在市場經濟與現代技術的催生下所衍生出來的文化追求和審美趣味,也應該被看作是人類共同努力的成果。當邊界越來越失去意義,民族國家等等至高無上的觀念受到挑戰之時,各民族自身的問題也必將成為人類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它們同樣需要全球范圍內的人類采取共同的行動才能解決。
當各民族自身獨立的封閉性文明體系被打破之時,人類的文化范型和審美經驗也由此開始走向了融合。維科所提示的“世界歷史”、歌德和馬克思所呼吁的“世界文學”、已經為人類基本認可的“地球村”觀念等等,都將是這一融合的產物。世紀初俄羅斯“白銀時代”的出現、一戰后美國文學的崛起、20世紀60年代拉美的“爆炸文學”的問世也告訴我們:人類的傳統文化和審美理念一旦與全球性的眼光相結合,必將會出現全新的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