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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19世紀前的朝鮮半島)和日本是屬于漢文化圈的國家,從古代起就受到漢文化和漢文學的影響。兩國的漢語文學是在中國漢字的影響下形成和發展的。古代時期的朝鮮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約公元2世紀漢字傳入后,才有了書面文學。漢字以及由漢字作載體的漢文化在朝鮮半島的傳播是一個漫長和漸進的過程,它循著先漢字、次漢文、再漢籍這樣一個順序,不斷深入擴展,而且總是由社會上層先行接受、掌握然后普及民間。

由于朝鮮統治者長期重視漢文,輕視本國語言,漢文被確定為官方語言,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漢文是朝鮮惟一的書面文字,從而使朝鮮半島成為“漢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元3世紀左右,漢字輸入日本,當時的日本人還沒有認識到這是一種文字,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種圖案。4世紀,日本上層知識分子紛紛學習漢語,并用漢語寫詩作文,漢詩漢文的創作出現了熱潮,因此,漢文學就成了日本人貴族身份和教養的象征。大約在公元5世紀中葉,開始產生了用漢字記載的書面文學。現存最早的書面作品是公元478年倭國王武給當時中國南朝皇帝的奏文,記述國內“東征西服”的統一情況,表達對中國文化、文明的向往,文章中漢語運用較為成熟。而真正較為普遍使用漢字是在公元7世紀。朝日兩國這種以文字媒介為主,加之地理、政治、文化思想等因素所締造的文學關系,為亞洲所罕見。它使朝日古典文學承受中國文學影響的時間最長、程度最深。朝鮮書面文學是從漢語文學開始的。朝鮮漢語文學是朝鮮作家以自己的生活為內容,以朝鮮讀者為對象而創作的文學。朝鮮的漢語文學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繼承了儒家文化言志、載道的傳統。隨著中朝兩國文化的交流,儒家思想也對朝鮮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自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時期開始普及儒家思想,如高麗時期的崔沖,人稱“海東孔子”,擅長寫漢詩,宣揚儒家思想。這時期儒家思想的普及對朝鮮漢語文學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首先是朝鮮從三國時期開始,儒家的經典著作已大量傳至,這時期傳入的書籍主要是《論語》等,在貴族與平民子弟中間廣泛傳閱,其后儒家思想對朝鮮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次是高麗王朝建立后復興儒學,以“其禮樂詩書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德治天下,聚合民心,如崔承老的《杜鵑花》所表現的儒家忠君思想:“去年曾是滿朱欄,今日芳姿又一般。但愿此花開萬轉,微臣長奉圣人歡”。再次是從第四代光宗朝開始實施的科舉制度,使朝鮮學子必須爛熟中國的經典史籍,必須大量掌握中國文學名家名篇名句,必須透徹地精通中國各種詩歌之內部技法和散文特別是政論的技巧。最后是高麗歷代國王的崇文政策,即重視詩賦類在國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作用。[1]后來發展到新羅統一時期,設立了國學,講授儒家經典《論語》、《禮記》、《周易》、《左傳》、《毛詩》、《尚書》和《文選》等,儒家思想已經成為朝鮮主要的統治思想。到了李朝時期,統治者更把儒家思想奉為獨尊的地位。南永魯的《玉樓夢》描寫了文曲星下凡的楊昌曲先后娶五女為妻妾的故事,交織著家庭矛盾、抗擊外敵、政治黨爭、神魔變幻等內容。小說主人公楊昌曲是作者極力刻畫的東方男子的完美形象,集功臣、名將、才子于一身,具有忠君、愛國、孝順父母、摯愛妻妾、溫良恭謹的特點。甚至在國語小說《沈清傳》中,通過講述孝女沈清的故事而顯示了朝鮮民族悠久的敬老傳統。如果從考察中朝文學關系的角度去思索其歌頌孝行等美德的內容,則可以從一個側面顯示出儒家思想已成為朝鮮文化的一種有機成分,以及這種有機成分的含量。

第二,具有強烈的民本思想和現實主義精神。朝鮮漢語文學的民本思想主要體現在對親人或故人的懷念與追悼上,例如:四言抒情漢詩《黃鳥歌》是琉璃王為懷念他的漢人妃子雉姬,假托雌雄黃鳥之親表白失愛之情的:“翩翩黃鳥,雌雄相依。念我之獨,誰其與歸?”精通漢學的鄭知常在《月影臺》表現對崔致遠的追思和崇敬:“碧波浩渺石崔嵬,中有蓬萊學士臺。松老壇邊蒼蘚合,云低天末片帆來。百年風雅新詩句,萬里江山一酒杯。回首雞林人不見,月華空照海門回。”朝鮮漢語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更多的是針砭時弊、關心民生以及對祖國命運的關懷。通曉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創作了數千首漢詩的李奎極,在《東國李相國集》中既有對農民表示同情,又有揭露權貴的驕奢淫逸,表現憂國憂民的思想。如《代農夫吟》:“帶雨鋤禾伏畝中,形容丑惡豈人容。王孫公子休輕侮,富貴豪奢出自儂。新谷青青猶在畝,縣胥官吏已征租。力耕富國關吾輩,何苦相侵剝及膚。”又《新谷行》:“一粒一粒安可輕?系人生死與富貧。我敬農夫如敬佛,佛難養活已饑人。”這些作品都表現出作者對貧苦農民的同情態度;而在《望南家吟》中則對權貴的奢侈生活進行揭露:“南家富東家貧,南家歌舞東家哭。歌舞何最樂?賓客盈堂酒萬斛。哭聲何最悲?寒廚七日無煙綠。”李齊賢則在《題長安逆旅》、《思歸》、《感懷》等作品中,以沉郁幽抑的筆調表現思念故土,關心祖國命運的愛國主義情懷。漢語詩歌成就最大者崔致遠的作品也以懷念祖國的詩為最好,如《秋夜雨中》、《山陽和鄉友話別》等。其中《東風》詩是這樣寫的:“知爾新從海外來,曉窗吟坐思難裁;堪憐時復撼書幌,似報故園花欲開。”作品的意思是說東風來自渤海之東的祖國,吹到詩人的書房,仿佛向詩人報告故鄉的消息。可見,詩人的思國之情內在深沉,十分感人。他的另一部分詩歌則是反映新羅王朝后期社會的黑暗和動亂,描寫故土自然風景,弘揚祖國民族文化的詩篇。如《江南女》通過對“江南女”和“鄰家女”的對比,揭露了貴族婦女的驕橫和表示對下層人的同情:“江南蕩風俗,養女嬌且憐。性冶恥針線,妝成調管弦,所學非雅音,多被春風牽。自謂芳華色,長占艷陽言。卻笑鄰家女,終朝弄機杼,機杼終勞身,羅衣不到汝。”《古意》則通過寫狐貍變成美女騙人的故事來諷喻某些社會現象:“狐能化美女,貍亦作書生。誰知異類物,幻惑同人形。變化尚非艱,操心良獨難。欲辯真與偽,愿磨心境看。”實學派思想的集大成者丁若鏞善于運用比喻來刻畫他所要表現的對象,他的《龍山吏》近似我國杜甫的“三吏”:“吏打龍山村,搜牛付官人。驅牛遠遠去,家家倚門看。勉塞官長怒,誰知細民苦。六月索稻米,毒痛甚征戍。

德音竟不至,萬命相枕死。窮生盡可哀,死者寧哿矣。婦寡無良人,翁老無兒孫。泫然望牛泣,淚落沾衣裙。”其現實主義精神由此可見一斑。游記作家慧超的五言漢詩,充分反映了作者在游歷異國他鄉過程中獨特的心理感受,如《月夜南天路》表達了他在他鄉對自己祖國和家鄉的深深思念之情:“月夜南天路,浮云颯颯歸。緘書參去便,風急不聽回。我國天岸北,他邦地角西。日南無有雁,誰為向林飛。”實學派的代表樸趾源的漢文短篇小說《兩班傳》是作者最著名的一篇諷刺小說,作品對處于窮愁潦倒的“兩班”(即作為封建主體的文、武兩班貴族)進行了尖銳的嘲諷,也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精神。“兩班”有一套矯揉造作的生活方式:“盥無擦拳,漱口無過。長聲喚婢,緩步曳履。暑毋跣襪,飲毋徒髻。食毋先羹,飲毋流聲。下箸毋舂,毋餌生蔥。”盡管早已窮困潦倒,也要擺架子:“忍饑耐寒,口不說貧。……手毋執錢,不問米價。”一旦中舉當官,就擺威風,生活奢侈;即使沒當官,也可以欺侮鄰里:“窮士居鄉,猶能武斷。先耕鄰牛,借耘里氓。孰敢慢我,灰灌汝鼻!”日本的漢語文學興起于公元7世紀的近江時代,是指日本人用漢文以及漢文學形式創作的文學作品。日本的漢語文學也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第一是繼承了儒家文化的傳統,但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更深。作為文化交流的《論語》等漢籍儒典自公元3世紀傳入日本以后,儒家學說逐漸融入了日本的政治領域,日本大寶律令是依據儒家的思想為基礎制定的,也反映了“為政以德”的儒家思想。儒家的“天命”觀、“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思想,不僅形成了日本統治者的個人修養,而且對日本的政治體制發生過重大影響。

如公元759年,淳仁天皇敕令,要求實施仁義之政,并對仁、義等概念做了具體的規定,這是以仁、義、禮、智、信為根據制定的律令。這些律令成了日本朝政運行的原則,也成了人與人建立關系的準則。這種準則在文學中也有充分的表現,就連物語文學中的《平家物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儒家思想的道德觀。小說多次引用“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惡之家必有余殃”的儒家倫理觀,并用生動的情節加以表現。小說還通過塑造平重盛的形象,用以表達儒家“忠孝”的倫理觀。江戶時代的學者山鹿素行用儒家思想把武士精神加以理論化,創立了“武士道”。《平家物語》形成時期,“武士道”還沒有創立,所以它表現的只是日本早期的武士精神,這種武士精神的準則就是忠義節烈。與中國儒家思想的“忠”、“義”不同,武士精神中的“忠”的對象不是國家、民族,也不是某種政治理想,而是某個具體的封建主。可以說,《平家物語》充分地體現了日本文化對多種文化兼收并蓄的“圓融”性;同時,這種經過整合的文化又深深地影響了日本后世文化的走向,在此后的幾個世紀中,成為日本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歌作家山上憶良,作為受儒教思想和初唐詩風的影響較深的漢學家,他的作品常常詠嘆生老病死、人生的苦惱和對家人的思念。詩歌多以人們的生活命運為題材,被稱為“社會詩人”。他重要的代表作品《貧窮答問歌》以兩人對答的形式,傾訴生活之貧窮和痛苦,體現了一定的儒家思想:“……風雨交加夜,冷雨夾雪天。瑟瑟冬日晚,怎奈此夕寒。粗鹽權佐酒,糟醅聊取暖。鼻寒頻作響,俯首嗽連連。捻髭空自許,難御此夜寒。蓋我布麻衾,披我破衣衫。雖盡我所有,難耐此夕寒。

比我更貧者,聽我問數言。妻兒吞聲泣,父母號饑寒。凄苦此時景,何以度歲年。……”但是,儒家思想在相當程度上不能內化為日本文化,不能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的意識。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直接體現就是重實用。這種重實用的文學觀表現在“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創作原則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審美標準中,要求文學作品的“情”要受“禮”、“義”等政治、道德原則的約束,要求文學達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樣一種“勸善懲惡”的道德目的和功能。而“與中國古代‘詩教’之說、中世時代的‘文以載道’論等所謂‘文章乃經國之大業’的觀念不同,日本文學從一開始就遠離政治,它僅是作為一種純粹表達感情和調劑精神享受的手段,故而,也就絕少見如中國文壇那樣,作家詩人由文學來獲取功名,爬進官僚階層的情景。日本民族對于文學的這種根本觀念,造成日本古代文學耽于唯美的內容和形式,不能自拔,追求所謂‘物哀’、‘幽玄’和‘寂靜’等相融或相通的境界,以求表達民族心理深層的古樸、典雅和自然返真等氣質,由此而構成了日本文學的‘民族性’。

第二是更強調審美意識,很少直接反映社會問題。日本最早的漢語詩集《懷風藻》與中國詩歌的“詩教”精神相比,作品內容以“美”為主,顯示了日本文化的特點,即:日本的文學觀注重的是愉悅性、審美感和“無常”感,注重文學的審美品格,同時呈現出較嚴重的脫離政治的傾向。日本文學的核心是所謂“日本的哀婉”,所謂“日本的哀婉”是指自然的、人性的、根據不同對象表示的哀嘆。它是優美的,同時又是無目的性的,它的最大主題是愛戀和無常,藝術特征是傾向于言外有余韻或余情。如公元9世紀初出現的、標志著日本漢詩通向成熟境界的第一塊里程碑的“敕撰三集”:《凌云集》、《文華秀麗集》和《經國集》,在內容上就更多地體現了日本人重戀歌和重季節感等審美價值取向,在形式上是以七絕和七言歌行代替了《懷風藻》中的五言詩。就連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物語文學《源氏物語》也具有這個特點:首先表現在主人公源氏身上的無常與出家,他擺脫不了人間的苦惱,深感世間無常,在自然感情受到打擊之后,才欲圖出家遁世的。其次表現在審美觀念上的“物哀”,這種“物哀”在《源氏物語》中一是對人的感動,以男女戀情的哀感最為突出;二是對世相的感動,貫穿在對人情事態包括作者所說的“天下大事”的詠嘆上;三是對自然的感動,尤其是季節帶來的無常感,即對自然美的動心。

朝鮮和日本兩國漢語文學的這種不同特點,與中國文化對這兩國文化的不同影響有著密切的關系。雖然朝鮮和日本兩國都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但朝鮮受影響的時間更早,大約從公元前108年,中國文化就通過商賈貿易活動、流移民遷徙、外交使節之往來和各種形式的相互戰爭等方面對朝鮮產生了影響。而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大約始于公元3世紀。“從總體上看,朝鮮受中國文學影響比日本更深、更廣、更久。從文學媒體———文字使用到作品主題思想與技巧,從作品的體裁、風格到文學流派,從文學創作到文學理論(詩話),朝鮮從中國文學中汲取的營養都比日本所汲取的多。”[3](P393~394)就思想影響而言,朝鮮和日本兩國文學雖在意識形態上帶有佛、儒兩家思想的色彩,但朝鮮更偏重于儒家思想,日本更偏重于佛教思想。因此,儒家觀念在朝鮮文學作品中占據優勢,佛教思想在日本文學的體現更為明顯。原因主要在于各自社會政治與民族文化的不同:朝鮮經過長時間的內憂外患,屢遭異民族的侵擾,在20世紀初還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半個多世紀,因而社會演變頻繁,以“忠君”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就為朝鮮封建時期的各個統治王朝所需。表現在文學觀念上,就是直接反映社會問題,因而具有很強的現實主義精神。而日本由于其“神佛習合思想”等諸多因素,容易擺脫儒家思想重實用的“限制”。因而,日本漢語文學不像朝鮮漢語文學那樣注重反映社會的重大問題,也不十分強調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而是追求一種純粹的感情表達,以唯美的內容和形式來反映民族心理深層的古撲、典雅和自然返真等。

比較朝鮮和日本兩國漢語文學的不同特點,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盡管中國文化對它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出于它們各自社會政治和民族文化的需要,使它們的漢語文學分別具有本民族的鮮明特色,并在此基礎上創造出更具民族特色的文學樣式,如朝鮮“國語文學”中的“鄉歌”是用漢字的音和義來表現朝鮮語的內容,即:以漢字標記發音和意義,用朝鮮語的發音讀漢字,用漢字來標記朝鮮語;“景幾何體”是把中國的詞或四六句同朝鮮傳統的詩歌形式巧妙結合起來,它是漢學者們用漢字寫朝鮮詩歌時苦心創造出來的;“時調”在形式上顯然受到中國六句體詩歌的影響;“稗說文學”是深受中國唐代文學影響的一種雜文形式等等。日本“和文學”中的“和歌”五七調顯然是受到中國的五言詩和七言詩的影響;“俳句”則是出自中國的俳諧;“物語文學”是在日本民間評說的基礎上,加上中國的隋唐傳奇的影響而成的一種文學樣式;“能樂”是在中國唐代散樂和宋元雜劇影響下,融合日本民間歌舞而發展起來的集舞蹈、音樂、歌唱、對白為一體的悲劇型歌舞劇;“凈琉璃”的前身是從唐朝經由朝鮮傳入日本的傀儡戲等等。這些有著深厚中國文化“基因”的文學樣式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使朝鮮和日本兩國的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