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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的精神內涵

湖湘多民族文化的這種兼容并蓄、博采眾家的開放精神發展到近代，增添了新的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充分肯定漢學的學術地位。進入近代以后，經世派崛起，他們在批判封建末世的弊端、要求進行變革的同時，從宋明理學、漢學、古文經學等故紙堆里掙脫出來，對漢學進行了批判，魏源指出：“自乾隆中葉后，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盛”，致使文人“爭治詁訓音聲，爪剖輒析”，造成了“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于無用之一途”。這是對占統治地位的漢學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沖擊，特別是到康有為發表《新學偽經考》，更是對漢學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種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學術爭論中，湖南士人則采取了固有的兼容并蓄的態度，在堅持湖湘主流文化的同時，對漢學的學術地位進行了充分的肯定。曾國藩認為：“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學，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在這里，曾國藩在肯定“義理”之學的首要地位的同時，也充分肯定了考據學和辭章、經濟之學的地位，把他們看成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楊昌濟更是明確指出：“余本自宋學入門，而亦認漢學家考據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門，而亦認為陸王卓絕之識。”他號召“承學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明于萬派爭流，終歸大海。”

曾國藩和楊昌濟的思想主張為湖南學界所接受，成為近代以來湖南的主流學術思想。正是基于湖湘多民族文化的這種開放精神，岳麓書院等即按照這一構想來設置課程體系，曾國藩在主攻理學的同時，對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經濟之學也不偏廢，楊昌濟則漢儒并宗，從而推動了湖湘學術的發展。曾國藩雖篤信宋儒卻也不廢漢學，主張“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他認為兩個學派一屬孔子門中文學類，一屬德行類，“言藝則漢師為勤，言道則宋師為大”，本應同存而不悖。在作三十二圣哲畫像時，他就列入了漢學大師高郵王氏父子，承認他們學術地位的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少數漢學家之一的鄒漢勛，一生致力于考證典禮，但除漢學外，又自稱“于心性之學則恪守宋儒”，這說明兼容并包是湖湘的普遍學風，并不限于信奉程朱者。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本來也屬于對立的學派門戶，近代湖南卻也多“篤守程朱，不廢陸王者”。早歲從羅澤南習理學的湘軍大將王鑫就推崇陸王學說，追認王陽明為師，劉長佑晚年取王陽明語將自己的書屋題為“求心齋”，曾國藩青年時曾一度非議王學，但晚年改而認為朱陸同出一源，說：“朱子主道問學，何嘗不洞達本原?陸子主‘尊德性’，何嘗不實微踐履。”又說，程朱學派雖是極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對于其他學派，曾國藩即認為“諸子皆可師”，所以對“諸家百氏，遠紹旁搜”。在他看來，不管百家學說表面上如何意見紛雜繁博。其宗旨都是可以歸一的“，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于海而已矣”。

二是學習西方。如果說，在國內大環境下，湖湘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博采眾家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否則它就無法存在和發展。那么，作為一個內陸省份，倡言學習西方，掀起了學習西方的熱潮，并將學習西方從學理層面轉入踐行層面，則是湖湘多民族文化開放精神的充分體現。湖南士人倡言學習西方，是從魏源開始的，他在《海國圖志》中，第一次在中國、在傳統士大夫中喊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時代強音，為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也影響了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的走向。如果說，在十九世紀中前期，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仍然以程朱理學為宗，那么，在十九世紀后期，學習西方逐漸成了湖湘多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雖然不能說取代了程朱理學的正宗地位，但也有與程朱理學并駕齊驅之勢。而推動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這種發展趨勢的是曾國藩。曾國藩與湖南傳統士大夫一樣，宗程朱理學，因而強烈的衛道與保守意識是曾國藩思想的主體，雖然他在鴉片戰爭期間已經開始注意到中英之間的沖突，但并未看出其中隱伏的危機，只是認為：“此次議撫，實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則以大小事，樂天之道，孰不以為上策哉！”但是，隨之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又給他上了一堂教訓深刻的課。他將英法的入侵稱之為“五胡亂華”，寢食難安，“四更成眠，五更復醒，念（夷）縱橫中原，無以御之，為之悸憂”，當他看到天津條約的印本時，更是“嗚咽”不已。嚴峻的現實使他感覺到，要抵抗西方的侵略，以土地、賦稅、荒政、禮治、鹽政、河工、治兵、漕運等為主要內容的傳統經世之學已經不敷時用，在新條件下，必須學習西方。他接過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大旗，在1861年率先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洋務企業———安慶內軍械所，接著又籌建江南制造局，將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想變成了現實，開中國創辦近代企業的先河。與曾國藩不同，左宗棠通過閱讀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凡唐、宋以來史傳、別錄、說部及國朝志乘、載記、官私各書。凡有關涉海國故事者，每涉歷及之，頗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

對西方各國情形有相當了解，一開始就對西方的侵略給予了高度重視，他比較中西之間的差異，認為，“中國之睿知運于虛，外國之聰明寄于實；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由此他認為“中不如西，學西可也”，他說：“竊以為近世人心之蔽，未能勘破，遂見異思遷，奪其素志，漫欲崇般倕之社而廢澤官，精考工之方而棄官禮，傎孰甚焉！今試以藝事言之，聚儒者于一堂，而課以金工、木工之事，固問十不能答一，蓋以非所習也。與華之百工且然，況泰西師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人，中不如西，學西可也。”在學習方法上，采取引進來和走出去兩種形式。引進來，主要是引進西方的先進機器設備，創辦新式工業企業。湘人曾國藩和左宗棠是先驅者和開拓者。1861年，曾國攻下安慶后，即在安慶設立安慶內軍械所，1865年，又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制造總局，1865年，左宗棠在福州創辦福州船政局，這些企業雖然是軍事企業，以生產槍炮船艦為主，但其影響所及，推動了中國近代工業企業的建立和發展。流風所及，湖南亦開始創設新式企業，1875年，在長沙首創湖南機器局，以制造槍炮、火藥為主。湖南機器局雖然以軍事制造為主，其存在的時間也極為短暫（一年多時間），但它是一個新鮮事物，是一種異質文化在湖南立足的肇始，為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是近代湖湘多民族文化開放精神的重要體現。到九十年代，隨著新一輪的學習西方熱潮的興起，湖南的近代工業越來越多，1895年，湖南豐和火柴公司創辦，1896年寶善成機器制造公司成立。從此，作為異質文化的西方器物文化開始在湖南生根、開花、結果。走出去，主要是一批先進的湖南人士走出國門，到異國他鄉實地考察、留學，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這種學習方式由郭嵩燾開其端、曾紀澤繼其后，到20世紀初一批出國留學的湖南學子蜂涌而起。他們在國外考察、留學，將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制度和理念帶回中國，帶回湖南，對推動湖南社會觀念的轉變、對推動湖南新思想、新思潮的萌起和發展、對推動湖南文教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推動作用。

二、湖湘多民族文化引導湖南高校文化建設的可行性分析

湖湘多民族文化是歷代湖湘民眾在湖湘大地上所創造的實物、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余從社會上學到的能力和習慣的總和，包含了湖湘物質文化、湖湘制度文化和湖湘精神文化三個層面。湖湘多民族文化是一個豐富的、多層面的復合體。在湖南高校學生群體中，絕大多數來自湖南本土，對于他們而言，身為湖南人“只有先了解湖湘多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文化，只有先了解湖南人才能真正了解中國人。”至于來自外省的學生，雖然不生于此，卻生活于此，有些學生畢業后還會留在湖南工作和生活，他們同樣需要學習和了解湖湘多民族文化，以促進文化的交流。湖湘多民族文化作為湖南特有的區域性文化，具有獨特的文化秉性和獨特性，將之融入校園文化建設中，將大大升華高校文化建設地域特色的文化張力，不僅讓本土學生倍覺親切親近，也會使外省學生產生親新感。因此，湖南的校園有必要通過大力宣傳和倡導湖湘多民族文化，使大學生對湖湘多民族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和敬慕之情，也使他們的思想覺悟和政治素養得到提高，從而引導湖南高校文化建設不斷提升，打造湖南高校文化建設的地域特色。近三十年來，從事湖湘多民族文化的研究很多，總體表現為以研究發展脈絡、主要特質、基本精神和人物解讀為主，在重視其積極影響的同時關注其消極作用，從本體論、意識形態到具體行為表現都展開了比較完善、系統的研究。總之，從文獻研究來看，對于湖湘多民族文化本身的研究較多，而如何從其實際出發推動其實用性轉化、傳承中推動創新研究不足。在強調地方特色的同時通常忽視了國際化的全球視野，容易陷入地方狹溢主義的境地，從而影響高校文化建設的長遠發展。關于湖湘多民族文化融入高校文化建設的實踐研究的成果零散，不系統，不夠深入，缺乏有力的轉化框架，停留在淺層次的嫁接層面，沒有深入分析其轉化路徑，研究理論體系尚未形成。

湖湘多民族文化是一種具有悠久歷史和深厚蘊涵的區域文化，對我國民族文化傳統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尤其是近現代以來，湖湘多民族文化的巨大影響甚至推動了中國歷史發展進程。這種影響今天仍然在湖南乃至我國的經濟、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湖湘多民族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其精神實質對湖南高校文化建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湖湘多民族文化正是對于當今社會道德缺失的現象的一種糾正和修復。湖湘多民族文化讓校園師生明白在高校文化建設過程中應該堅持什么、擯棄什么、反對什么、提倡什么、弘揚正氣、消滅邪氣，促進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由于高校文化建設的難度較大，因此急需融入湖湘多民族文化，為高校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精神基礎。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不凡的進步和成就。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其中還包含了一些負面的、消極的精神思想，比如精神危機、信仰危機、道德危機等，正在不斷挑戰人們的思想邊線，沖擊著價值觀念。這些思想道德領域中存在的偏頗和差異，不僅踐踏了人的尊嚴，而且敗壞了社會風氣，也給高校文化建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以“湖湘多民族文化”作為加強高校文化建設新的切入點，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文化特色與歷史底蘊，人文環境的針對性強。湖湘多民族文化是湖南省的地域文化，湖南校園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湖湘多民族文化的烙印。湖南高校文化建設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一層面，不僅能從湖湘大地豐富的自然人文景觀、名人名著、科教水平等物質文化中找到參照，同時受到湖湘倫理法制、風俗民風、宗教信仰等制度性約束，還能從湖湘文史、藝術等精神成果中汲取靈感。湖南高校應該充分汲取湖湘多民族文化的營養，結合高校自身發展建設的傳統與現實，以物質文化為載體，以制度文化為保障，以精神文化為靈魂，培育出底蘊深厚、特色鮮明、立足長遠的校園文化。

三、湖湘多民族文化影響湖南高校文化建設的路徑

湖湘多民族文化對湖南高校文化建設具有深遠的影響。湖南高校應該努力探索加強校園文化建設，創新湖湘多民族文化融入湖南高校文化建設工作機制，探索促進湖湘多民族文化融入湖南高校文化建設的新路子，為大學生成長成才提供更好地服務。如今我們已跨入了新世紀，弘揚湖南人精神可從以下幾方面去發掘弘揚：一是愛國主義的精神。湖南人精神中的愛國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各不相同的具體內容，但是深沉的憂患意識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堅定歷史責任感與使命感卻始終未變。二是注重實干、勇于任事、自強不息、勤勉樸實的精神。這種精神其實也就是奮斗的精神。三是開拓創新與對外開放的精神。這種精神促使湖南人永遠探求新知識奮發進取。通過調查湖湘多民族文化在高校文化建設中應用的現狀，了解湖湘多民族文化在高校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探索湖湘多民族文化推動和促進高校文化建設的路徑、理論體系的構建,從而在推動新時期湖湘多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的基礎上,尋求校園文化建設新的突破,將湖湘多民族文化的優秀成果融化于高校文化建設中,以豐富高校文化建設的內容,創新高校文化建設的方法,實現高校文化建設的目標。

作者：田光輝單位：懷化學院公共管理系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