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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美國現代女作家賽珍珠的小說《大地》和《群芳庭》以及論文集《論男女》為研究對象，聚集三部作品的共同主題，即女性如何平衡女性自由與家庭義務這一論題，探索賽珍珠的自由女性主義思想以及中國文化對其女性思想的影響。三部作品就書寫對象而言形成自我與他者的對位，在文類上形成虛實對照，共同展現了賽珍珠與中國婦女的對話、協商、認同的動態過程。她吸收中國文化的精髓，形成了有別于其她西方女性主義者的自由女性主義思想，并以此反觀中國婦女，將理想的女性形象投射到作品中的中國婦女身上。本文借拉康的鏡像認同理論闡釋賽珍珠在跨文化書寫中體現的自我他者化的認同模式。

關鍵詞：《大地》；《論男女》；《群芳庭》；自由女性主義思想；中國婦女

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就主體的形成指出，自我不能單獨確立，而是在對象化的他人關系中認同自己。跨文化語境中的他者之鏡如何作用于自我？雅各•拉康的鏡子理論提供了理論的啟發。他提出嬰兒在鏡子階段形成自我，“也就是說主體在認定一個影像之后自身所起的變化”，嬰兒興奮地“將鏡中的影像歸屬于己”［1］（90）。鏡中的影像（image）讓嬰兒誤認為這是“理想的我”（theidealI），而實際上是他的影像和他人的表情、行為形成的非我的投射，是對他者的想象性認同。主體通過鏡像認同建立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關系，而這一過程伴隨對外在對象的內化吸收。賽珍珠在中國生活四十余年，精通漢語，浸淫在中國儒家文化中成長，與中國伙伴一同玩耍、成長，由中國阿媽照顧起居，她稱中國與美國都是自己的祖國，她的自我認同中有抹不去的他者痕跡。本文選取賽珍珠的三部作品———小說《大地》和《群芳亭》以及論文集《論男女》為研究對象，聚焦三部作品的共同主題，即女性自由與家庭義務的關系，分析其女性思想嬗變的三個階段以及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一.《大地》

《大地》1931年在美國出版，1932年獲得普利策獎，是讓賽珍珠獲得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地》是一首描述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史詩，書寫了農民王龍發家致富的故事，而改變他命運的正是他那沉默、丑陋、勤奮的妻子阿蘭。阿蘭勤勞、勇敢、堅韌。從踏入王家門檻開始就承擔起所有家務，她獨自一人準備了她和王龍的婚宴，讓丈夫感到自豪。婚后她勤勞的雙手把王家的兩間破房子變成了溫暖的家：“一天又一天，她不停地做這做那，直到把三間屋子都搞得干干凈凈，差不多有了生氣。”［2］（23）她把自我欲望壓抑到最小：“她生兒育女,完成了家庭向她提出的所有要求，但從來不提自己的要求；她少言寡語，恪守生活給她規定的倫理道德。”［3］（38）阿蘭并沒有因為她在丈夫面前奴隸般的地位和踐行無我教而讓西方讀者鄙夷，相反，她對家庭的無私貢獻贏得了全世界讀者的親睞，因為作者賦予她崇高的品德。彼得•康認為阿蘭是整篇小說的道德中心，她是王家的靈魂。奧斯卡•卡吉爾（OscarCargill）強調阿蘭就是“大地中的大地。她最終擊敗了她的敵人，盡管她的丑相是深入骨髓的”［4］（149）。阿蘭這一形象反映了賽珍珠對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的認同，表達了作者在這一時期的女性主張，認為女性身份認同的要素是家庭。在中國生活的四十余年里，賽珍珠認識了不同階級、不同命運、不同性格的中國婦女，這些婦女的美德和智慧助她形成了上述女性價值觀。賽珍珠的中國小伙伴就像一面鏡子，讓年幼的她形成了關于自我的初印象———她是白皮膚的中國人。賽兆祥夫婦曾收留過一個中國孤兒彩云做養女，賽珍珠出生時，這個中國姐姐已經結婚，她婚后共生育了六個女兒，她們與賽珍珠成為親密的伙伴，賽珍珠稱自己在學會英語前先學會漢語。她與她的中國小伙伴穿同樣的衣服，吃同樣的零食，一起玩游戲。婚后賽珍珠隨丈夫羅辛•布克（LossingBuck）走訪安徽宿縣偏僻的農村以調查中國農村經濟情況，也給她提供了進一步了解中國婦女生活的機會：“那些年我走遍了窮鄉僻壤……我走進白人不曾到過的家庭，訪問千百年來一直住在偏遠城鎮的名門望族。坐在女人堆里，從她們的聊天中熟悉她們的生活。”［5］（9）《大地》創作于中國，當時賽珍珠與第一任丈夫布克的婚姻并不令人滿意，布克與賽珍珠的父親賽兆祥一樣沉迷工作，對妻子冷淡，而布克夫婦唯一的孩子患有先天性智障。這兩個因素讓賽珍珠無法與她的中國姐妹一樣投身于家庭，于是她開始寫作，在虛構的世界里將自我投射在阿蘭這一他者身上，抒發了一個女性對家庭的熱愛，贊美女性奉獻家庭的犧牲精神。

二.《論男女》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自由-女性主義思想萌芽，女性主義者質疑傳統的性別角色，努力從精神和身體上解放婦女，思考女性如何處理自我與家庭的關系。賽珍珠對二戰前夕美國的性別問題進行了透徹的分析并發表了論文集《論男女》，提出婦女要在家庭以外的世界實現自我。在《論男女》中，賽珍珠提出“火藥型”婦女(gunpowderwomen)的概念，她們往往接受了較好的教育、智力非凡，對家庭主婦的生活不滿［6］（77-78）。家務不能耗盡“火藥型”婦女的能量，她們常常感覺空虛，顯得焦躁不安。“火藥型”婦女面臨三重困境：第一、女性被戴上天使的光環，被迫賦閑在家，與外面的世界隔絕；第二、女性的自我無法在家務中得到滿足；第三、美國中產階級女性接受了現代教育，卻被要求回到傳統的性別規范之中，二者之間存在無法彌合的裂縫。為了突破這一困境，賽珍珠提議女性打破“天使”的傳統，走出家庭，在工作中實現女性自我。《論男女》定義了一個不甘囿于家庭，需要在廣闊的社會領域與男性并肩作戰的美國女性自我。《論男女》中關于女性自我與家庭的論斷比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TheFeminineMys-tique,1963）中相似的觀點早22年出現，后者被認為是美國第二波女權運動的宣言，是美國自由-女性主義思想的代表作。1963年弗里丹出版《女性的奧秘》時，賽珍珠曾應邀為其寫封面上的介紹。《論男女》創作于賽珍珠返美之后，此時她已經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獲得普利策獎和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被視為現代新女性的典范，她的成功有力地證明了女性可以創造與男性同等、甚至更大的成就。號召女性走出家庭這一主張明顯背離了賽珍珠在創作初期所認同的中國文化傳統，這與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與中國的認同困境不無關系。《大地》的出版乃至獲獎引起了民國知識分子對賽珍珠的不滿，他們質疑她對中國傳統的理解。魯迅對賽珍珠的評價具有代表性：“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即如伯克夫人，上海曾大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在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7］（496）。魯迅對賽珍珠的否定打破了她對他者的認同之境，究其本質，她不過是一位美國女傳教士而已，何以能夠代表中國人說話？賽珍珠離開中國時雖然收獲了事業上的成就，但與中國傳統的認同破裂。她在書寫《論男女》時大膽地否定《大地》中的女性主張，號召美國婦女在社會上實現自我。

三.《群芳亭》

賽珍珠1946年發表小說《群芳亭》，再次探討女性與家庭的關系。《群芳亭》是對《大地》和《論男女》的重寫。作者在《大地》中歌頌無私奉獻家庭的中國農婦阿蘭，在《論男女》中卻鼓勵美國主婦們離家出走。這種小說與非小說、他者與自我的差異在第三部作品《群芳亭》中得到調和。吳太太兼具阿蘭的傳統美德和“火藥型”婦女的自由主義訴求，是作者從自由主義的女性關懷重新解讀中國傳統美德，也是從家庭倫理出發重新理解女性自由的意義。從1931年到1946年，從小說到非小說，《群芳亭》代表了賽珍珠思考女性與家庭這一問題的頂峰，小說塑造了兼顧女性自我與家庭的理想女性，她將這一理想自我投射在他者身上，實現了他者自我化的認同，這是賽珍珠女性思想的第三次嬗變，也是她與中國文化傳統再次協商的結果。吳太太具備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她美麗、聰慧、勤勞，二十多年來把吳家上下打點得井井有條，吳家四世同堂、六十口人，沒有一個不喜歡她的。吳太太的前半生與阿蘭一樣，忠實地踐行著“無我教”，埋沒女性自我的靈魂追求。但是吳太太“賢妻良母”的角色之外始終存在一個未得到滿足的女性自我，這個自我在儒教性別規范的約束下沉睡了24年，終于在她40歲生日這天蘇醒，她決心摘掉“天使”的光環，后半生將為自己而活。她宣布結束與丈夫的肉體關系，從他的臥室搬出來，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這是一個自由-女性主義者的獨立宣言，通過獲得一個獨立的女性空間來解放女性身體，救贖女性靈魂。吳太太把身體從對丈夫的義務中解放出來，進一步追求靈魂的救贖。身體不再是取悅丈夫和傳宗接代的工具，而是自己靈魂的居所。她在蘭園不僅翻閱公公留下的古典書籍，而且向安德魯神父學習各種人文知識，天文地理、文學藝術、道德倫理等，感覺自己因多年壓抑而日益枯竭的內心又充實起來。與其他女性主義者不同，賽珍珠強調女性在追求自我的同時不能放棄對家庭的義務，尤其是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職責，這種思想透露出她對中國家庭倫理的理解。在賽珍珠看來，家庭并不一定是束縛女性的地方，它反而可能是女性權力和智慧的源泉，是值得女性好好經營的地方。賽珍珠接受的儒家教育無疑為這一思想埋下了種子，在她童年時期，母親一邊教她閱讀美國的教科書，一邊請孔先生陪賽珍珠學習儒家經典，每天朗讀兩個小時，期間她學會了孝順、禮儀、因果等儒家哲學［8］（52-53）。與儒家知識分子的交往對賽珍珠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好友林語堂。林語堂書寫了《吾國吾民》并于1935年由賽珍珠推薦的莊臺公司（TheJohnDayCompany）出版。賽珍珠為該書作序，稱“《吾國吾民》是迄今為止最真實、最深刻、最完備、最重要的一部關于中國的著作”［9］。賽珍珠返美后，林語堂也移居紐約，兩家有親密的交往。林語堂對中國女性的解讀，與賽珍珠有幾分相似：第一、林語堂認為中國家庭賦予了女性權力，“在家庭中，女人是主腦”，“她們用妻子或母親的身份，作為掌握權力的最優越的武器”［9］（143）；第二、林語堂認為理性女性必然是偉大的母親：“生育小孩，鞠之育之，訓之誨之，以其自己的智慧誘導之以達成人”［9］（149）。女性如何在自我實現與家庭義務之間做抉擇這一主題貫穿《大地》、《論男女》和《群芳亭》，這三部作品創作時間相隔15年，共同呈現了賽珍珠女性主義思想的三重變奏，即女性獻身家庭、出走家庭和回歸家庭的變化軌跡。賽珍珠女性主義思想的變化與中國有莫大的關系，她在中國生活的四十余年結交了形態萬千的中國婦女，她們用鮮活的生命體驗向她講述了女性無私地貢獻家庭的美德，在她的女性主義思想中留下印跡。

參考文獻

［1］雅各•拉康：“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鏡子階段———精神分析經驗所揭示的一個階段”，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

［2］《大地》三部曲，王逢振、馬傳禧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3］王逢振：“關于賽珍珠和她的《大地》三部曲”（分序），賽珍珠著，王逢振、馬傳禧譯，《大地》三部曲。

［5］賽珍珠：《我的中國世界———美國著名女作家賽珍珠自傳》，尚營林等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

［7］魯迅：《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8］賽珍珠：《群芳亭》，劉海平等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9］林語堂，《吾國吾民》，郝志東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作者：龍丹 單位：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