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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系是人與人之間通過交往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心理關系，它反映了個體或團體尋求滿足的心理狀態［1］。研究發現，大學生良好的人際關系有利于身心健康，促進學業進步，不良的人際關系常會引起心理失衡，導致心理問題的出現，如焦慮，空虛，心情壓抑，嚴重者甚至出現殺人與自殺傾向［2］。近年來，大學生人際關系困擾問題一直居高不下［3－4］，因大學生人際關系糾紛而導致的悲劇更是時有發生。感戴，是積極心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它是指個體能夠識別他人在其積極體驗過程中所給予的恩惠或提供的幫助，并且能夠帶著感激之情對此做出反應的一種普遍化傾向［5］。研究發現，感戴與五大人格特質中的宜人性具有顯著正相關［6］。本研究于2014年3月對廣東省5所大學530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分析感戴這一積極心理品質對大學生人際關系困擾的影響，以期為構建和諧的校園人際關系提供積極正面的能量。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采用簡單隨機抽樣方法，從廣東省中山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廣東醫學院、嘉應學院，以及廣東技術師范學院5所大學隨機抽取530名大學生作為被試并發放調查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87份，有效回收率為91．9％。其中男265人（54．4％），女222人（45．6％）；大一131人（26．9％），大二189人（38．8％），大三112人（23．0％），大四55人（11．3％）；理科254人（52．2％），文科233人（47．8％）。

1．2方法

1．2．1調查工具（1）感戴問卷，由McCullough等2002年編制，經過國內李艷春翻譯、預測、修改后修訂成的感戴問卷（GQ5）中文版［7］，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適合中國大學生人群施測。該問卷由5個題項組成，分數按7級進行評分，從“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每題依次賦值為1～7分。總分越高，學生感戴情況越好。在本研究中，該問卷的α系數為0．85。（2）大學生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由鄭日昌等［8］編制，是一份人際關系行為困擾的診斷量表，主要包括4個維度：與人交談、交際交友、待人接物和異性交往。診斷量表共28道題，每個問題作“是”或“否”兩種回答，分別記1分或0分，得分越高，人際關系行為困擾越嚴重。根據評分標準，總分0～8分（因子分0～2），說明與人相處困擾較少，人際交往能力良好；總分9～14分（因子分3～5），說明與人相處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擾，人際交往能力一般；總分15～28分（因子分6～7），說明與人相處存在較為嚴重的困擾，人際交往能力不足，人際關系較差。將所有被試按感戴得分情況分為低感戴組、中間組及高感戴組。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8。

1．2．2調查程序主試由經過嚴格培訓的心理學專業學生擔任，施測前征得被試的口頭知情同意，向被試說明調查采用匿名形式，所獲得的信息僅作學術研究之用，將嚴格保密。要求被試根據指導語及題項要求獨立、認真作答。被試完成全部問卷約需10min，最后由主試當場回收。

1．3統計學處理用SPSS17．0統計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處理和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計數資料以率表示，為了考察人口統計學變量對大學生感戴和人際關系困擾的影響，分別以感戴、人際關系困擾4個因子及總分為因變量，性別和年級為自變量，進行2（性別）×4（年級）兩因素方差分析，并作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相關分析及回歸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大學生人際關系困擾狀況從總體得分來看，存在一般程度人際困擾的大學生占31．8％，存在較嚴重人際困擾的大學生占14．6％，人際關系困擾總檢出率為46．4％。從各維度看，在待人接物和異性交往方面，大學生困擾較少，在與人交談和交際交友方面，大學生人際困擾相對較多。

2．2人口學因素對大學生感戴與人際關系困擾的影響大學生感戴及人際關系困擾的得分狀況見表2。感戴方面，大學生感戴的性別和年級交互作用顯著（F＝3．586，P＜0．05），進一步簡單效應分析和事后比較發現，不同年級的男大學生感戴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4．748，P＜0．01），大一、大二、大四男生感戴得分均高于大三男生；不同年級的女大學生感戴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大一、大二、大四的男女生感戴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大三女生感戴水平高于大三男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4．747，P＜0．01）。人際關系困擾方面，人際關系困擾總分性別主效應顯著（F＝17．393，P＜0．01），男大學生得分高于女大學生；年級主效應、性別和年級交互效應均不顯著。人口學變量對人際關系困擾的4個因子影響如下：與人交談、待人接物、異性交往3個因子的性別主效應顯著（F＝8．160、16．736、23．655，P＜0．01），男大學生得分均高于女大學生，而年級主效應不顯著；交際交友因子年級主效應顯著，事后比較結果表明大三學生得分高于大一和大四學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2．885，P＜0．05）；4個因子的性別和年級交互作用均不顯著。

2．3大學生感戴與人際關系困擾的關系通過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表明，大學生感戴與人際關系困擾總分，及與人交談、交際交友、待人接物、異性交往4個因子均呈顯著負相關（r＝－0．435、－0．349、－0．288、－0．354、－0．308，P＜0．01）。然后通過方差分析比較不同感戴水平的被試在人際關系困擾各因子及總分上的差異。從表3可以看出，不同感戴水平的被試在人際關系困擾總分及各因子上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高感戴組在人際關系困擾總分及各因子上的得分均低于中間組和低感戴組。以感戴為自變量，分別以人際關系困擾總分及4個因子為因變量，建立回歸方程進行預測。由表4所建回歸方程的系數檢驗t值可知，感戴對人際關系困擾總分及各因子都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效應，感戴能解釋大學生人際關系困擾18．7％的變異量。

3討論

本研究調查表明大學生人際關系困擾總檢出率為46．4％，與牟曉潔等、譚余芬等的調查結果基本一致，說明人際關系一直是困擾大學生的問題，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大學男生的人際困擾問題較女生更為嚴重，更不善與人交往，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一致，分析可能與男女語言能力差異有關，女性在語言的流暢性、情感性等方面優勢更明顯，這使女性在人際交往中尤其在與人交談方面更優于男性。研究還發現大三學生的交際交友問題最為突出，分析認為，大三是大學四年當中的一個轉折期，面臨著人生當中學業、考研、就業的種種抉擇，心里承受的壓力大，可能對他們的交際交友帶來不利影響。

大學生感戴存在性別和年級交互作用，大三男生的感戴水平低于其他年級男生。國外研究表明，男性感戴的取向與女性不同，男性通常對娛樂、體育有關的競賽項目反應強烈，而女性通常對與家人和朋友有關的項目反應強烈。分析認為，大一、大二男生剛進大學，躊躇滿志，對校園生活感到新奇、刺激，積極參加各項活動，到了大三，隨著校園生活的熟悉和對前途的迷茫，一些男生會逐漸失去當初的熱情，斗志消沉，感戴水平隨之下降。研究發現，大三女生的感戴水平高于大三男生，與以往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感戴是一種移情情緒，一個人是否體驗到感激之情，跟個體移情于他人的能力密切相關，女性的移情能力高于男性，因此女性感戴水平比男性高也不足為奇。

感戴與人際關系困擾各因子及總分呈負相關，高感戴組的大學生在人際關系困擾上得分低于中間組和低感戴組，說明懂得心存感恩的大學生，其人際困擾更少，更容易與人相處，發生人際沖突的概率更低。回歸分析發現感戴對大學生人際關系困擾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感戴是保持良好人際關系的有效機制。易感戴個體更容易從平常的人際交往中發現對方的優點，因而在與人相處時更容易與對方交流、溝通，并常會因其自身的寬容、真誠的個性而獲得更多的好感和贊賞。

Fredrickson的拓寬建構理論可以用來解釋感戴對大學生人際關系所產生的影響。Fredrickson認為，感戴作為一種積極情緒可以拓寬人們的思維模式，從而建構他們持久的個人資源，包括生理資源、知識資源、心理資源和社會資源。感戴個體為了表達感戴做出親社會行為，久而久之，由感戴引發的這些行為就可以建構和強化社會聯系和友誼關系，這些都是社會資源，當個體需要的時候，能夠獲得更多的幫助和支持，從而減少人際關系的行為困擾，使個體在社會關系中獲得更多的積極體驗。

作者：葉艷暉 彭淑娜 薛妙瑩 單位：嘉應學院教育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