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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

先生是一位特別有人文情懷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他在探討問題時非常理性，但在他心里和文字背后卻充滿了對社會底層、弱勢群體、邊緣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人民深深的同情和人文關懷。他總是在思考，怎樣可以幫助他們改變窮困、落后的面貌和命運，走上現代化之路，他總是懷有這樣一種目的和期許。他表達感情真摯、動人。不管是對家鄉的人們，還是對少數民族同胞，他發自內心地尊重、幫助他們，希望利用國家和社會的力量以及少數民族自身的力量來改變貧困和落后面貌。在他那里，沒有大漢族主義。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所工作之后，對這點體會特別深。先生是在沿海地區長大的，肯定受到國家主義、國家認同、現代國家建構等思想的影響，在《鄉土重建》這部著作中，他并不是簡單地將改造農民，改造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文化當作一個政治口號或邏輯推理結論，不主張靠強制的、外在的力量，而是更多地給他們希望和方向、引導和支持，這是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有人文關懷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工作者的深層理念和情懷。這種思想和意識源于他早期對機器工業革命的問題的學習和理解。先生曾翻譯過《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一書，那時他對于理性化、科學化很警惕。當然，后來先生的思想發生了轉變，他還是希望廣大民族地區、農村地區實現現代化，但這不應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而是他們發自內心愿意的。他很重視方式、方法，要讓老百姓樂于接受。

二、天下觀念和全球視野

先生在很多方面是以天下為家的，他有胸懷天下的整體世界觀，沒有把自己的小家看得那么重。他能超越于小環境—他的家鄉人民、他的調查對象，他考慮的問題是具有規律性和全局性的大問題。比如他指出，用市場經濟、價格機制來促進農民進入市場，促進沿海地區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他在“京九線串糖葫蘆”的那篇文章中提出，京九線一面連著浙東地區，一面連著市場經濟，它往哪方面走要看它怎么選擇。其實，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取向。他到了民族地區，總結出了很多方案、模式，其實他更多地看到民族地區自我發展的力量，但這種自我發展需要外力推動，他將這種外力視為當地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而不是替代品。他有全局觀和整體觀，他的思想深處其實是傳統的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延續。先生學貫中西，出國留學之前在教會大學受到過傳教士的熏陶，大學和研究生期間受到幾位外國老師的深刻影響，比如在燕京大學講過課的派克，清華大學的史祿國，還有馬林諾夫斯基。史祿國是一位流落在國外的著名學者，心懷祖國卻不能為自己的國家做點事情。先生對史祿國的學術成就是非常敬仰的，但對其不能報國這一點很惋惜。他很敬仰馬林諾夫斯基，但馬林諾夫斯基對自己的祖國波蘭沒有什么貢獻，是一位客死異鄉的、有很高學術造詣的知識分子。費先生景仰他的老師潘光旦先生，他認為自己在學術上沒有達到他的位育論那樣的高度。吳文藻是費孝通的老師，若從學術造詣來說，或許費先生遠遠超過了吳先生，但是吳先生在培養人才方面是很有眼光的。吳先生是犧牲自己培養人才，費先生對此非常感激。還有一位老師是鄭辟疆。鄭先生和費先生是同代人，雖然沒有什么突出的學術貢獻，但他對費孝通影響也很大。鄭先生去世后，費先生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做人要做這樣的人》。像鄭辟疆一樣，費先生希望自己對社會的貢獻大于自己取自社會的收益，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境界的一種體現。

三、文化研究的三重境界

1998年，先生不再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之后，他思考更多的是全球命運、文化共榮的問題。這是先生一生學術追求的一條主線。他的學術，除了“志在富民”這些實際的關注之外，我覺得在其思想深處，他對文化的深刻理解支撐了他在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學科里一個不滅的或者說一生沒有改變的方向，那就是文化研究。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僅與他個人的際遇有關，還與他的天下觀、人文情懷有關。這里主要談三個問題。一是文化自覺理論。這是他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過程中要保留什么，揚棄什么，目標是什么等問題的一個創新的思考。對于這個問題，我和他有一次對話。1997年，我承擔日本國際交流中心的一個國際合作課題“亞洲價值觀與社會治理”，負責中國價值觀演變的子項目。我從歷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國人主流價值觀的演變過程，特別是其中的幾次重大轉折。我發現，不論如何發展變化，中國人的價值觀一直強調群體價值，個人價值來源于集體，個人要從屬和服務于群體（集體、社會或者家、國）。這和西方傳統中強調個人本位、個人自由不太一致。中國的文化如何實現轉變？是否需要轉化為個人價值超越集體價值才算是現代化？我一直比較困惑。我就這個問題向他請教，他給了我一些他寫的文章，但沒有給我直接的答復。直到今天，我也沒能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中國社會是走個人本位的西式的路，還是繼續保留我們個人服從集體的集體主義的整體的社會觀？這是近代以來尤其是中華民國成立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們都在考慮的問題。我感覺到，先生在文化反思中強調文化的現代化。但對怎樣去把握這個命題，他沒有給予回答。也許費先生的做法是非常聰明的，對這個問題不用做出一個是與否的明確判斷。關鍵是在文化更新之中如何適應時代要求，作出符合現代化需要的選擇。二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在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上，儒家思想強調個人要服從整體，我們的集體主義觀念也是這樣。在這種情況下，群體和國家是什么關系呢？最典型的群體是民族，民族不僅是一個政治概念和歷史文化概念，而且成為僅次于國家的一種共同體。費孝通研究過很多群體，比如家庭、村落、集鎮。家庭以血緣為聯系紐帶，雖然組織細胞最完善，但畢竟只是一個小群體。最大的群體當屬全球人類社會，但在民族國家時代，民族和國家無疑是兩個最值得研究的群體現象。民族與國家的關系非常復雜，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無法說明中國從古至今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現實。他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一直希望解開民族和國家的關系這個難題。在一個多民族國家里，民族和國家的關系如何建構，各民族之間如何和諧相處，迫切需要理論界的科學回答而不是武斷的意見。經過50年的思考，他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中華民族是一層，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之下還有50多個民族，甚至還可以進行更多地分層。這是他從事民族學研究、調查、民族識別工作以及對民族理論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一個看法。和近代民族國家理論也就是一族一國理論相比，這個理論是一個巨大的超越。三是天下大同的思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個思想實際上是他想超越民族認同、民族國家認同之間的矛盾，構建一個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終極目標而提出的。1988年，他給我們講文化沖突問題，就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沖突。

他的思想針對的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從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科索沃戰爭，再到2014年的克里米亞問題、蘇格蘭公投等所謂“民族自決”的實踐可以發現，不同群體、不同民族擁有各自的文化，文化的差異性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存在差異性的不同文化之間如何相處？先生提出的理念首先是“各美其美”，自己當然認為自己的文化好，但是“美人之美”就不一定能做得到了，所以不同文化在接觸中就可能發生緊張和沖突。文化在接觸之中還有涵化，在接收某種文化之后，就會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從而不太容易理智地對待異文化。要做到“美人之美”是需要智慧的。只有超越了各美其美這個階段，才能進入“美美與共”的階段，各種不同文化才能并存、并榮。恰恰是“多元一體”的理論揭示了，高層次的異文化認同不一定要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并行不悖，從雙層或多層的結構來講是這樣的。但是對并列的結構怎樣看呢？特別是有了政治實體—國家之后，國家有國家的利益，群體有群體的利益。在國家內部，可以通過政府來調節；在國際上，國際法不同于國內法律，無法調節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之爭。所以，要實現文化的大同，美美與共是一個愿望，是得到人們認可的天下大同思想的當代版和現代版。我覺得這也是先生的一個終極理想。但是，這條路注定是非常漫長的。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費先生的文化論》，但那時我的認識還比較淺。這個世界是不是只有一種主導的文化和價值觀就可以一統天下了呢？還是要美美與共，互相欣賞呢？有沒有一種天下統一的文化體系？我當時的問題在這里。在與他的交往中，我知道他對這些問題有深入的思考。但他不輕易表態。他想透徹了，就用優美的文字將深邃的思想深入淺出地展現給世人。我認為，先生關于文化研究的這三個方面是當代中國面臨的深層次的意識形態挑戰和文化現代化的挑戰，也是世界面臨的挑戰。

作者：王延中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