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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路遙、賈平凹與陳忠實都是出身貧苦的農家子弟,這不僅意味著在題材意義上構成他們作品內容的相似性,同時更意味著其終生難以徹底剪斷鄉村文化的臍帶。但是,由于地域文化、家庭環境時代風貌與個人經歷的區別,在創作心理上便形成了明顯的差異。路遙出生于陜北清澗,陜北既貧瘠又神奇,由于歷史的原因,在這塊因被割裂而異象突出的地殼板塊上,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共同鑄造了該地區人們特殊的心理氣質與性格,既善良又驃悍,既誠摯又豪放,既篤重又俠勇,在這塊黃土厚壘、溝壑縱橫的土地上,自古以來就盈蕩著質樸的民風和豪爽的氣概、充滿著英雄血和美人淚,在保守和開拓的矛盾的交搏中,施行著創造性的進取和變革。這里的一切自然人文景觀諸如沙漠孤煙、黃河落日,李自成的傳說,劉志丹、謝子長的軼聞,一曲信天游,一陣腰鼓聲,無不參與對少年路遙的心理建構,請看那一副黝黑的面孔和一部絡腮大胡,足以透露出匈奴后裔的狂放與驃悍。賈平凹的家鄉是丹鳳縣,屬商洛山區,地處陜南與關中之間,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交叉地帶。在這塊封閉、神秘的土地上,到處充滿著詭譎怪異的傳說,籠罩著一種濃郁的巫鬼文化的恐怖氣氛。

清澈見底的小溪,奇形怪狀的山石,天空中的一輪明月,曠野中狼的吼叫和猿猴的哭啼,一首民謠,一段民間故事無不滋潤著作家的心靈,引發起縹渺的情思。南國文化培育著他的溫雅、浪漫的詩情與超然曠達的氣質,關中文化又使他不失純厚與平易。陳忠實是一條關中大漢,關中乃中華民族文化的發祥地,仁義禮儀之鄉,民風厚道,古樸純正,心態保守。在這塊藏龍臥虎的土地上,曾經漫卷過多少戰爭的風云,有過多少英雄的夢幻與歷史的輝煌,眼望著連綿高隆的帝王墓陵,雄渾奔放的西漢石刻,氣勢磅礴的兵馬俑,尋覓散落于野外的秦磚漢瓦,耳聽一聲蒼涼的秦腔叫板,都能感覺到歷史有力的回應。在陳忠實那張刻滿皺紋的異常嚴峻的面孔上,分明透露出歷史文化的沉重,陳忠實在篤實堅毅中缺少平凹的溫婉與灑脫,在沉穩質樸中沒有路遙的豪放和激情。

在路遙凄涼的少年記憶中,永難忘卻從清澗到延安那一條曲折漫長的山道,因為他在7歲那年,就由父親領著經過這條山路被送到一個陌生的人家,在那場生存空間的大轉移中,他一顆幼小的心靈開始品味人生的苦難,其后,在求學的道路上,不僅忍受著饑餓的折磨,而且在城鄉生活的落差中又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自卑。但是,他沒有被苦難扭曲,更沒有沉淪與麻木,反而在自卑中激發出一股戰勝苦難的抗爭精神,一種生機勃勃的人格力量。苦難使路遙思想早熟,使他一生中始終以悲天憐人的眼光,大慈大悲的氣度,敏銳的感受與捕捉現實人生中的沉重與苦澀。賈平凹出生于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家庭,其父親是鄉村教師,在鄉里人看來這個家庭已算得上是書香門第。因而,平凹在少年時期不自覺地接受了文化人的熏陶,這個家庭盡管貧寒,但卻充滿著溫馨,使平凹沒有遭受到路遙那樣嚴重的心理創傷。但是,在賈平凹的心理結構中,也積淀著許多酸楚的記憶。

他說:“因為我口笨,說不了來回話,體力又小,沒有幾個村人喜歡和我一塊干活”、“長大體質差,在家干活不行,遭大人唾罵,在校上體育,爭不到籃球,所以便孤獨,歡喜躲開人,到一個幽靜的地方坐地。”于是在強烈的自卑感中便逐漸形成了怯弱、孤獨、內向的心理氣質。當賈平凹的父親被錯打成歷史反革命押解回村勞動改造時,他開始嘗受到人生的殘酷與丑惡,從此,在性格上變得更加冷僻。在長期的寂寞中,他唯有與山澗明月進行默默的對話和心靈的交流,培養成一種極其敏銳的觀察能力。在賈平凹一副孱弱的外表下,卻藏有一顆自尊、倔強的靈魂。他最初從自己優秀的學業、流暢的文章和漂亮的書法中發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

在賈平凹的一些散文中,我們能感覺到他渲泄心中積怨時的幾分快意和成功后的不無自負。作為鄉土作家的路遙、賈平凹與陳忠實,都共同接受了農民文化的哺育,來自鄉村的苦難與壓抑導致了他們既自卑又自尊的復雜的心態。自卑,意味著對個人生存環境的自我意識的清醒,自尊則是渴望自我超越的主動抗爭。路遙的自尊,表現為以一種強者的姿態和殘酷的方式,滿懷悲壯與激情參與人生的競爭與搏擊。賈平凹則以柔克剛,在沉默與冷靜中漸漸顯露出他的才華和價值。陳忠實面對城市文明的誘惑,則顯得心平氣和,往往用富有詩意的鄉村生活和傳統的道德情操同自卑感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使矛盾的心態趨于平衡。陜北歷史文化的影響和來自現實生活的苦難,使出身于社會底層的路遙從少年時期便具有人杰意識與攫取權力的渴求。在斗爭的風云中,他懷抱成為英雄的理想,激揚文字,揮斥方遒,年僅19歲便成為延川縣的革委會副主任。

其后,在罷官、失戀的雙重痛苦中,開始把強烈的政治欲望轉化為文學的白日夢,文學對于路遙而言,可以說是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一種特殊的方式。從嚴格的意義上說,陳忠實與路遙、賈平凹不是一代人。陳忠實于1962年高中畢業,完整地接受了從小學到中學的12年的正規教育,到爆發時,時代已經完成了對于他心理文化的基本塑造。同兩位更年輕的作家相比,在較長的人生旅途上自然更多一些社會閱歷。他經受過高考落榜的打擊,在中對前途一度產生過絕望。尤其是他擔任過十幾年的鄉村基層干部,這一段經歷在他的創作心理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一方面,盡管對文學的酷愛使他在世俗的生活中能夠不斷凈化自己的靈魂,保持一塊心中的綠地,但是,在那荒謬的年代里也無法拒絕左傾思想對他的滲透與鉗制;同時,長期的農村基層生活自然使他更多地接受了鄉村文化觀念。這一切使他在面臨新時期文學大轉換時,比起路遙、賈平凹所經受的自我蟬蛻則更加痛苦與艱難。

另一方面,如果換一個角度,則發現這是陳忠實一筆豐富的精神財產,是一個巨大的優勢,因為這一段人生的閱歷,使他對農民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加細致的觀察,對農民的心理狀態有了更加深刻的體驗與理解,比起路遙與賈平凹,陳忠實多了一份莊稼人的實在與質樸,多了一份洞察人世的練達和機智。路遙與賈平凹、陳忠實,作為鄉村的兒子。都先天的接受了儒家文化的心理塑造,卻又有明顯的區別。陳忠實生在帝王之鄉,從小沉浸在關中文化的歷史氛圍之內,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主要接受了儒家倫理規范的教育和傳統人格的影響。路遙的家鄉陜北,在這個多民族文化的“雜交”地帶,正統的儒家文化的影響力則相對薄弱,與陳忠實相比,路遙更多的接受了散布在民間中的道德意識。可以說,在對傳統文化思想的繼承中,兩位作家都共同建立了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思想體系,一致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賈平凹的思想則比較駁雜,他既接受了儒家文化的“仁義”與“中庸”,又染指于老莊、佛教和禪宗,特別是道家的曠達超脫更符合賈平凹的藝術生命力的活潑與自由的天性,使他在創作中表現出不僅與路遙和陳忠實,甚至也與陜西文學的整體風貌迥然有別的獨特韻味。

二

當新時期文學大潮開始涌動時,經歷過一段文學操練的路遙、賈平凹與陳忠實,便一齊站在了新時代文學的起路線上。當時,首先遇到的共同問題是如何從過去已經習慣的創作觀念中掙脫出來,面對一時間“傷痕文學”鋪天蓋地的誘人情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三位作家都對此表示緘默。這說明他們在嚴肅的思索中已認識到要真正超越自我,便不能盲目地迎合時俗,必須要做出富有自己個性的獨特的審美選擇。從農村走出的路遙、賈平凹與陳忠實都全力關注著火熱的現實生活,但相比而言,路遙這位具有人杰意識,一度在宦海風浪中沉浮的年輕政治家。其作品更充滿強烈的理性精神,鮮明的時代風采和較為深刻的哲學思考。如果說在其成名作《驚心動魄的一幕》中這種理性意識與時代精神還主要表現為政治理念的張揚,那么在其后的作品中,作家的視點便逐漸回落到社會生活與社會心理之中。路遙始終以非常明朗的姿態站在時代的前哨位置上,通過對當代人極其平凡甚至瑣碎的日常生活的觀照與透露,藝術地展示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就此而言,我認為在當代文學中,路遙有三個方面表現出其他作家所無法取代的獨創性。

其一是路遙把審美視角幾乎全部集中在城市與鄉村的交叉地帶,作家清醒地意識到在當前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歷史轉換中,在城市與鄉村相互激蕩的廣闊的生活空間里,必然充滿著現代生活方式與古老生活方式、文明與落后、現代思想意識和傳統道德觀念等來自歷史與現實的極其復雜的矛盾沖突,由此路遙在作品中建立了屬于個人的審美意象世界,支撐起自己小說的藝術大廈。其二,路遙最早地推出了一個既富有歷史深度又充滿時代精神的農村知識青年的形象系列。特別是《人生》中的高加林,最典型地傳達出當代青年在歷史與道德之間兩難選擇的痛苦與困惑,以及在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困境中進行艱難突圍的悲愴與焦灼。及時地渲泄出一代青年被壓抑的心理情緒,從而與廣大的年輕讀者在心靈上產生了強烈的情感撞擊和思想上的契合。其三,在百萬字長篇《平凡的世界》中,路遙立足于歷史發展的制高點上,用一副理性的眼光,認真地審視從1975年到1985年這一段中國歷史上發生徹底轉變的關鍵時期,揮動如椽之筆,從農村到城市進行了全方位的藝術掃描,在時代與人相互撞擊、相互滲透、相互鑄造中,蘊含著極其廣闊復雜的生活意蘊。

這部長篇以高屋建瓴的氣勢和飽滿的時代情緒,成為新時期文壇上富有史詩品格的扛鼎之作,成為當代表現農村改革生活的長篇小說中的翹楚。其次,由于路遙對于艱窘、屈辱的生活有著刻骨銘心般的情感記憶,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便貯滿著對于人生苦難的獨特體驗與感受,形成了路遙所獨有的苦難意識。路遙的苦難意識既不是如余華和殘雪以冷漠的姿態密集地展示富有刺激性的苦難意象,也不是象張承志、史鐵生們通過對于宗教的信仰轉化為承受苦難的堅強意志,而是在苦難的磨礪中主動地建構高尚的人格和追求理想的人生。相對于當前的變革時代,這種對人生苦難的主動抗爭和奮力拼搏,便會發生理性的升華,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學意味。陳忠實與路遙、賈平凹相比,雖說都是農家子弟,但陳忠實在長達30多年的生活中一直匍匐在家鄉的土地上,在莊稼人的生活方式中不自覺地繼承了農民的文化心理與價值取向。長期的基層干部工作使他在同政治的遭遇中無法避免左傾思想的影響,這就決定了在其創作中必然拘泥于單純的政治評價和道德判斷。第一部小說集《鄉村》,在單純、明朗的生活氛圍中贊美農民的傳統美德,表達了熱戀鄉土的情感,對于人生的生命體驗和藝術感悟還沒有從冬眠狀態中覺醒,審美視角僅僅停留在生活的表面尚未進入深層的精神領域。但是,陳忠實不是一位自甘平庸的作家,受到現代意識的啟發,他在深刻的反思中開始把自己從農民文化的母題中進行痛苦的剝離,審美視野逐漸拓寬到整個社會與歷史層面。

如果說路遙主要著眼于城鄉交叉地帶這一更具有現實性的生存領域,那么,陳忠實則注重從現實與歷史的結合部中勘探新時期農民在社會變革中的心理歷程,這是陳忠實的作品在較長時間內獨特的思想風貌。例如在中篇《初夏》中,通過對老支書馮景蕃細膩的心理刻畫,寫出了這位經過建國后農村幾十年政治風雨的老一代基層干部在時代的大潮中對于往日的眷戀、困惑與失落,對于未來的懷疑、憂慮和迷惘。深刻地表現出中國農民在歷史的巨大轉折中,其精神上自我嬗變,自我更新的艱難與沉重,由此,陳忠實的小說趨于深邃和渾厚。不久,陳忠實在現性的燭照下,開始從對農民精神歷程的整體把握,進一步伸展到從歷史、文化與生命等更加廣闊的領域。在經歷過《藍袍先生》等幾部作品的試驗性操作之后,便閉門謝客,歷經數載,嘔心瀝血,最終完成了破譯民族秘史的偉大預沒,走向了創作生命的輝煌。《白鹿原》就其思想深度而言,作家擺脫了傳統歷史觀念的束縛,徹底恢復了人在歷史中的主體地位,通過無數個體的生命活動,藝術地勾勒出歷史發展的軌跡,白靈、白孝文、黑娃等人物命運的偶然性,解構了許多虛擬的歷史神話。白嘉軒、朱先生所代表的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農業文明,在各種政治派別錯綜復雜的斗爭中,依然頑強地表現出整合與規范歷史發展趨向的巨大力量,盡管這是封建文化的最后一抹夕陽,卻仍舊富有令人回眸的魅力和詩情。

陳忠實面對歷史文化的失落,在不乏理性的批判中無奈地唱了一支無限凄涼的挽歌,不自覺地流露出對傳統文化難以割舍的戀情和回天無力的失望與悲哀。《白鹿原》就其對民族深層文化心理的整體把握、深刻的理解和準確的展示上,使許多當代作家嘆為觀止,感到無話可說。相對于路遙與陳忠實,賈平凹作品的思想意蘊則呈現出斑駁陸離的色彩,很難從整體上做出清晰明朗的爬梳。賈平凹盡管接受了道家與佛教思想的影響,但是,他的小說并沒有洗去人間的煙火氣,不過畢竟缺乏路遙和陳忠實直接參與現實介入當代生活的熱切和激情。在賈平凹纖細的靈魂中,總是缺少一種刺透社會人生的理性的鋒芒,既沒有路遙在時代風浪中敢于弄潮的英雄氣度,也沒有陳忠實俯視千古、洞察歷史底蘊的恢宏與深邃。首先,在價值取向上,平凹的作品到了后期往往顯示出搖擺不定、左右傍徨的窘態。應當充分肯定,80年代在現代意識的影響下,他能堅持用歷史發展的眼光對當代生活做出正確的價值評估,盡管也時時流露出對鄉村文化的頻頻回顧。例如在《小月前本》、《臘月•正月》、《雞窩洼人家》等作品中,在男女風情的故事框架里,卻蘊含著莊嚴的時代內涵。在《古堡》中,對盤踞在農民心理深處嚴重阻礙社會變革的封建思想、愚昧迷信給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長篇小說《浮躁》對整個改革時代的社會的心態和情緒做出了準確的藝術概括。進入90年代,賈平凹面對商品經濟大潮沖擊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知識分子沉淪的怵目驚心的現實,心中涌動著巨大的恐慌、失望與悲憤,從而在《廢都》中把這種痛苦感傷的情緒不惜以自我作踐,自我扭曲的方式渲泄得淋漓盡致,其價值取向則表現出對當代城市文明的疏離與拒絕,在對農業文明的肯定中則暴露出富有封建傳統文人氣息的沒落、頹廢的心態,消解了對于現實應有的批判力度。其次,如果說路遙著重從社會心理的角度描繪當代充滿政治性的生活,陳忠實側重從文化的角度破譯民族生存的密碼,那么,賈平凹則逐漸撤離主流話語的陣地,轉移到民間文化的立場,其作品具有鮮明的民間色彩,呈現出沒有經過主流話語過濾的自在的原始形態以及在這一文化視角統攝下的人文自然景觀。對此,筆者曾在《賈平凹小說中的民間色彩》一文中做出了具體論述。①

三

在路遙、陳忠實和賈平凹小說的人物畫廊中各自形成了屬于自己的人物系列。在路遙的筆下,從馬建強、高加林到孫少平和孫少安,這些生氣灌注的人物形象共同地表現出敢于向命運進行抗爭的可貴品質,他們都出身農村,家境貧寒,不僅在少年時代飽嘗了物質生活的艱窘與辛酸,并且在貧富懸殊、鄉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落差中則進一步感受到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當新時代社會改革的大潮開始涌動時,他們作為接受過現代文化教育的知識青年,敏銳地把握住時機,如鵬鳥展翅,開始在廣闊的人生天宇中奮力搏擊。他們首先渴望改變惡劣的生存環境,甚至要到陌生的城市去開拓嶄新的生活空間。由于來自生活的最底層,在人生奮斗的征途上,他們別無選擇地背負起苦難的十字架。盡管如此,他們不忘卻對精神境界的追求,保持應有的人格、尊嚴與操守。孫少平決心離開溫暖的家庭,闖入城市過起流浪生活,作為一名普通的攬工漢,為了最起碼的生存需要,每天要付出牛馬般的沉重勞動,但他依然挑燈夜讀,對生活進行觀察與思考,決不沉溺在世俗的欲望之中。在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的對峙中,一方面時代認可他們符合歷史趨向的追求,另一方面,傳統的道德觀念又使他們對自己背叛鄉土的行為感到惶惑與內疚。

我們看到路遙小說的主人公,在面對離異與回歸這一形成模式化的兩難選擇中,最充分地暴露出其心靈深處的撕殺與搏斗。作家擅長用愛情作為建構故事情節的主要方式,使人物的心理性格得到充滿詩意的展示。高加林在決定對黃亞萍和劉巧珍的取舍中,心中卷起了多么強烈的情感風暴,然而最終卻在暮色蒼茫中依舊回到生活的起點。當田曉霞這位理想與浪漫的詩意化的象征符號如天上的彩虹突然消失之后,孫少平在情感的失落中體驗到惠英嫂的礦工家庭小院竟是那樣的溫馨和親切。愛情的悲劇結局,嚴酷地宣告理想追求的失落。然而,他們積極奮進、抗擊苦難的精神卻具有激蕩人心的偉大力量。在這些抗爭者身上,憂郁與孤獨、自卑和自尊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性格基調。路遙在對女性的描寫中出現了兩種類型,一種是傳統女性的愛撫,再一類是當代女性的風采。在以劉巧珍、田潤葉為代表的賢妻良母型的人物譜系中,讓我們看到了一顆顆金子般的美好心腸。然而,在她們只求給予不求回報的行為方式中,卻分明是女性自我意識的泯滅,是對自我人格、自我尊嚴的主動放棄,體現出路遙在愛情觀念上的陳舊與保守。如果說在路遙的作品中,才華洋溢的鄉村知識青年占據著藝術畫面的中心,那么,在陳忠實的筆下,老一代農民和鄉村基層干部則是最重要的人物系列。路遙執著于人物在同苦難的搏斗中所煥發出的昂揚精神,陳忠實則全力展示中國農民所擁有的道德情感和傳統人格魅力。

在以小說集《鄉村》為代表的早期創作中,不難發現這種道德意識和人格力量主要體現于即便在政治異化的環境里,人與人之間依然能保持著寬厚仁義、互助互愛的古老遺訓和面對壓迫決不屈服的強悍性格以及矢志不移的信仰與追求。但是,由于作家視角的局限,其筆下的人物還帶有一定的理念色彩和模式化的痕跡,拘泥于單一向度的膚淺把握,使人物缺乏歷史的深度和性格的豐滿。其后,我們在唐生法(《地窖》)、王甲六(《轱轆子客》)等人身上可以看到,作家進一步把人物置放在歷史與現實相互交錯的時空中考察在主體與客體,歷史運動中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下其人格意識、自我價值的失落。在王林(《橋》)、王育才(《兩個朋友》)等形象上作家則著重于從商品意識與道德觀念的激烈沖突中,揭示出在物質欲望的擠壓下,道德觀念所發生的傾斜以及被扭曲的痛苦靈魂,其目的在于對遭到褻瀆的傳統道德和人格價值進行拯救與呼喚。在《白鹿原》中,白嘉軒作為世俗儒教的領袖,傳統文化的守護人,表現出最強烈的道德觀念與人格力量。在他那挺直如椽的腰板中,具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偉岸與正氣,他疏離政治,無功名利碌之心,恪守“仁義”,以誠待人,為了群體的利益,不惜以身試法甚至甘愿承受各種殘酷的刑罰,但對于敢違背倫理綱紀的任何人包括自己親生的兒子也要嚴加懲處,絕不手軟。

但是,這位生不逢時的末路英雄,面對傳統文化的式微,只能滿懷無限的悲憤和凄涼悄然地走下歷史舞臺。然而,他的幽靈卻在現實的時空中到處徘徊,我們從陳忠實筆下所描寫的當代農民身上,能很清晰地看到白嘉軒的身影,看到了中國農民文化不絕如縷的綿延與傳播。賈平凹是一位高產作家,在他建構的小說空間中,簇集著陣容強大的人物群落。在一段時間內,賈平凹同路遙、陳忠實一樣,著力刻畫農村變革中的先行者,但是又有鮮明的區別。首行在陳忠實的筆下,其人物大都是富有使命感的鄉村基層干部,在路遙的小說中主要是胸懷壯志的農村知識青年,出現在賈平凹作品的新時期農民創業者則是最普通的村民百姓。他們缺少高加林對現代文明的主動追求與理性的思考,都是在很低的起點上也就是從改變自身貧困這一比較原始、自然的欲望中開始起步。因此,在這些人物身上,既看不到孫少平等人的浪漫理想和燃燒的激情,也沒有馮馬駒等人對人格操守的執著,而是在比較缺乏自覺的行為中無意地扮演了改革者的角色。無論是王才(《臘月•正月》)的卑己自牧,還是張老大(《古堡》)的含辛忍辱,其心理上無不背負著傳統思想的重荷。

其次,如果說路遙著重于人物的時代情緒與奮斗精神,陳忠實偏重于人物的道德感情和文化心理,那么賈平凹的筆觸則深入到人物最深層的意識領域,主要是從人性的角度上開掘人物靈魂中的善良與丑惡,寄寓著博大的人道主義情懷。再次,與路、陳相比,賈平凹更多的是在民間文化的角度上觀察人物的行為方式與心理狀態。因此,在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便滲透著民間文化所富有的價值觀念,特別是最充分地體現出民間文化所特有的自由自在的風度。就其男性人物而言,大多是不安分的流浪青年,充滿強烈的原始生命力,向往無拘無束的生活,追求一種自在、瀟灑甚至是放蕩不羈的生存方式。在金狗身上既有對權貴、罪惡的勇敢抗擊,又具有無力掙脫的原始欲望的沖動,竟不惜以自我沉淪的方式渴望雪去心理中的自卑和屈辱。后期的土匪系列小說,在不無傳奇色彩的描寫中,展示出人的生命欲望自由揮灑的別一番境界。到《廢都》,作家以越軌的筆致,著重揭示莊之蝶在走向地獄之門時心靈深處的痛苦掙扎,從而透視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從金狗的一度沉溺到莊之蝶精神上的全面崩潰,這中間有一條內在發展的邏輯。對于《廢都》,不管怎樣眾說紛紜,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作家所提供的莊之蝶這一人物形象,就其對當代人的精神困惑的整體把握與深刻的表現,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另外,在賈平凹小說的人物譜系中,還擁有一個多姿多彩的女性世界,這一類形象歷來為人們所稱道。在對女性的塑造上,作家擺脫了流行的政治話語,著重刻畫出富有民間傳統文化意味的“神女”與“妖女”兩類不同的原型系列。前者圣潔、善良、溫柔和寬容,如小水(《浮躁》)、天狗的師母(《天狗),后者既柔情似水又剛烈如火,如白香(《冰炭》)、四姨太(《美穴地》),然而,大都紅顏薄命,在悲慘的人生結局中吞咽著凄涼與苦澀。賈平凹作為一位男性作家,卻能細膩地揭示出中國當代婦女特別是農村女性的生活命運與精神面貌。

四

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是路遙與陳忠實作為創作主體的自覺選擇。兩位作家曾長期沉浸在法國與俄國的批判現實主義大師的作品之中,創作伊始,鄉黨柳青是他們共同遵循的范式。其后,他們日漸擺脫了巨人籠罩的陰影,對傳統的現實主義做出了創造性的拓展。就路遙而言,不論當代文壇上各種現代派文藝思潮如何甚囂塵上,他都能以清醒的態度始終不渝地堅守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其現實性不僅表現在熱切地關注當前新的生活,而且能以一種超前的眼光把握住時代的歷史走向,使作品具有鮮明的當代性。路遙憑借對于生活的稔熟、深刻的洞察與透徹的理解,能夠運用質樸無華的語言,在日常細碎的平凡人生中,演繹出令人靈魂震顫的巨大的內容。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作者使用第三人稱的全知敘事方式,徐徐地描繪出一幅幅來自生活自身的飽含著原汁原味的生活圖畫,刻畫出充滿鄉土氣息的人物群像。同時,路遙又是一個具有強烈的主觀情緒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作品幾乎都是植根于作家對于人生的經歷與生命的體驗,從主要人物身上都能看出一點作家的影子,這使他的小說總是多少帶有自敘傳的意味。這種來自創作主體的真誠,使路遙的堅持的現實主義顯示出極其真實可信的品格。同時,作家筆下的主人公,對于苦難的抗爭和對于理想的追求,又使路遙的小說在節制、平靜的敘述中,洋溢著富有浪漫情調的豪邁與激情。

人物的典型化,是傳統現實主義的核心,對此,路遙揚棄了先共性后個性的藝術思維方式,而是在對人物的思想、性格、心理、氣質等具有深刻體驗的基礎上,把人物置放在遠距離的政治背景下,通過充滿個性化的生活沖突與心理波動,含蓄地暗示出人物形象內涵的普遍性與豐富性。以高加林為例,這個非常成功的典型形象實際上是在最普通的婚戀生活中展開的。其次,路遙堅持從生活自身出發,突破了好人與壞人完全對峙的僵硬模式,注重探索人物性格心理的多重性與復雜性,像高加林,既有對現代文明合理追求,又有對傳統道德的無情背叛,既充滿著改變人生的美好理想與愿望,又有個人私欲野心的無限膨脹,確實難以做出單一的價值判斷。路遙還善于對人物做出心理描寫與分析,其心理活動,主要是人物在一定情境中的內在感情的自然流露,符合性格自身發展的真實邏輯,淡化了在過去創作中人物在政治意識的啟動下所具有的濃厚的理念色彩,不難看出,傳統的現實主義在路遙的小說中獲得了豐富與發展。如果說路遙是一位充滿主觀情緒的現實主義作家,那么,陳忠實則遵循現實主義創作的經典規范,把個人的傾向和感情深深的隱蔽起來,客觀而冷靜地描摹著他眼中的農村世界。

在陳忠實的筆下,人物的生活環境總是那樣的清晰、具體、生動、逼真,同時又蘊含著醉人的情思。在對人物的刻畫時,陳忠實長抓住富有典型意義的生活細節,濃墨重彩、栩栩如生地傳達出人物的情態與心理,例如年邁的德寬老漢(《初夏》)拿棉花葉子當煙葉抽的凄涼情景,趙鵬(《最后一次收獲》)駕馭手推車時的力不勝任,都無不維妙維肖地表現出人物在特定的境遇中的個性與心態。陳忠實善于在故事情節的進展中,通過人物的個性化的語言來展示人物之間的心理矛盾沖突。對于現實主義創作的基本手法,可以說陳忠實已經運用得相當嫻熟和自如。隨著創作的進一步發展,作家逐漸傾向于對農民精神的整體把握和對民族文化心理的發掘。一方面,開始把生活畫面由現實調整到與歷史的交叉地帶,為人物設置典型化的環境,另一方面,相應地強化了對人物心理的透視。于是,精確的外部描寫與細致的心理解剖融為一體,使陳忠實的小說趨向于既博大平實、渾厚凝重,又深邃幽遠、力透紙背。在《白鹿原》中,無論從創作主體的睿智、冷靜上,還是從對生活環境、時代氛圍的具體描摹上,以及在情節結構的精心安排和人物典型的塑造上,雖時有發展和創新,但仍沒有突破現實主義的基本框架。

由于受到馬爾克斯等西方現代派作家的影響,我們發現,《白鹿原》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具有整合象征主義與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明顯意向,例如“白鹿”與“白狼”則分別成為人類中善、美與丑、惡的物化形態,而反復出現的“鏊子”則象征著人們在苦難中進行撕殺的痛苦與無奈;魔幻的方式則體現于在生死、人鬼相互通轉中揭示出人性的深層內涵。這類超經驗的局部描寫,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現實主義的基本面貌,但增強了作品思情的彈性與張力。在與路遙一同沿著現實主義前進的道路上,陳忠實這一大膽越軌的行為再一次同路遙構成鮮明的差異。盡管賈平凹并不缺乏現實主義作家所具備的基本素質,但是,孤獨、內向的心理性格,曠達、超脫的藝術氣質決定了他面對現實主義的基本規范,很難做到心平氣和與循規蹈矩。更何況賈平凹在藝術上一直具有強烈的探索意識和個性追求。在創作方法的運用上,對于賈平凹來說,就是在對生活的審美體驗中尋求一種最貼切的表現形式,在早期創作中,孫犁是賈平凹心中的藝術楷模,小說集《山地筆記》雖然沒有超越現實主義,但其幽美的情思、濃郁的詩意則完全是孫犁式的浪漫情調。

隨著創作的進展,一方面,在川端康成、馬爾克斯等現代派作家的啟發下,他開始樹立超越現實主義的信心與勇氣,另一方面,受到中國古典美學的影響,他非常神往利用傳統的寫意方式來表現當代中國人的心理和情緒,于是,便逐漸嘗試運用變形、夸張等荒誕派手法審視復雜的人生,解剖人的靈魂。如果說路遙、陳忠實是創造性地繼承與發展了傳統的現實主義,那么,賈平凹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現實主義的窠臼,表現出較多的非現實主義成分。首先,賈平凹同樣具有關注現實的激情,但是,在對生活的把握上,缺少一副穿透生活的理性目光,主要依靠對生活的藝術感悟提供富有原始形態與民間文化色彩的生活情態。長篇小說《浮躁》企圖從宏觀上概括時代,結果“所謂時代情緒、時代心理的表現,顯得相當浮泛和瑣屑,倒是為作家所擅長的寄寓在男女之情中的傳統文化心理被喧賓奪主地表現得有聲有色。”②其次,賈平凹似乎不耐煩對人物的生活環境做出具體、逼真的再現與描摹,善于營造蘊含詩意的情感氛圍,渲染出一種幽雅、淡遠的人生境界。請看《天狗》中對于乞月場景描寫,真是如夢如幻,如詩如畫。再次,在塑造人物上,賈平凹不追求個性內涵的概括性與豐富性,不注重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描寫,也不看重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甚至也不把人物置于矛盾斗爭的漩渦,主要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窺視人物的心理情緒,樸素、自然地展示出人的精神世界。

最后,賈平凹大量運用象征、隱喻等藝術手法,作品充滿神秘感,具有濃重的魔幻色彩,可以說這是平凹小說中作為非現實主義成份的最鮮明的表現。在賈平凹的許多小說中能看到各種神秘的文化現象,諸如易經禪佛、拆字扶乩、陰陽八卦、巫術鬼神、神話傳說以及對各類原始圖騰的崇拜,這類超經驗的浪漫想象,一方面為作家審視現實生活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視角,得到新的發現,另一方面作為生活中的組成部分與現實場景構成對應時,作品的思想意蘊便在象征、隱喻中經過兩個不同的層面拓展了廣闊的空間。例如古堡,既是現實世界中的客觀存在物,同時其身上涂滿的神秘色彩又使它成為傳統文化的象征符號。州河既是商州地區的一條真實的河流,并且,其濃厚的象征意味卻又暗示社會生活的發展與變幻。這種非現實主義的手法,使作品超越了日常的具體經驗,在一片朦朧、迷離之中飽含著人生無限的韻味。賈平凹的小說不僅與路遙、陳忠實構成了鼎立之勢,其獨特的風貌在最注重寫實的陜西文壇上也構成一道奇異的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