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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在一篇關于翻譯的不同方法的演講中提出了兩種翻譯方法：譯者要么盡可能不去打擾作者，而讓讀者向作者靠攏；要么盡可能不去打擾讀者，而讓作者向讀者靠攏。這次演講被意大利學者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Venuti）看作是異化翻譯興起的標志。異化翻譯法是故意使譯文沖破目的語常規，保留原文中的異國情調。具體說來，異化翻譯法包括以下特點：（1）不完全遵循目的語語言與語篇規范；（2）在適當的時候選擇不通順、艱澀難懂的文體；（3）有意保留源語中的實觀材料或采用目的語中的古詞語；（4）目的是為目的語讀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閱讀經驗”。[1]近來的翻譯研究中，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èLefevere）編撰了關于德國翻譯傳統的專著[2]。蘇珊•巴斯內特（SusanBassnett）在其著作《翻譯研究》中提出了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盛行于歐陸的三種翻譯類型，[3]即(1)出發語原文至高無上，翻譯或者作為學術活動，例如圣經的翻譯，或者作為鼓勵讀者回到原文的工具；(2)譯者高度自由，可以選擇、改編原文，只把譯者希望主觀傳達的內容傳遞給目標語讀者；(3)翻譯通過特意營造的陌生性，使目的語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即施萊爾馬赫的理想。此外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Venuti）在其著作《譯者的隱身———一部翻譯史》中將異化翻譯理論單列成章，名為“Nation”，其中回顧了它興起的歷史及對英美文化的影響。以上對翻譯史的研究表明，起源于施萊爾馬赫的異化翻譯理念，在以英法為代表的眾多歸化翻譯理論中獨樹一幟。本文試圖探討這種具有典型性的翻譯理念之所以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
一、民族主義
法國大革命后，歐洲封建制度開始崩潰，民主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空前高漲。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德國經濟落后、小邦割據，全國四分五裂，在文化上和經濟上呈現出異常的參差錯雜。東普魯士還殘存著農奴制；西德意志從17世紀以來一直處在法國的勢力之下；1806年，拿破侖攻入德意志，拿破侖的軍事勝利引起德國人民強烈的反法情緒，在這種迫切希望國家統一的愿望下，德國發展了具有獨特內涵的民族主義。不同于17世紀起源于英國的民族主義的原始意義，在德國，人民、民族傳統和民族精神的概念取代了英國民族主義中的公民權、個人自由、憲政民主及有限政府。這種民族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法國抵制的結果，同時反對啟蒙思想推崇的理性至上。德國知識分子提出了“復興德國民族精神”的口號，也恰恰是國家支離破碎、缺少民族自信的折射。追尋民族意義，探求民族使命，強調個性和情感，德國民族主義與浪漫主義思潮交相輝映。法國作家斯塔爾夫人在其著作《論文學》（1800年）和《論德國》（1810年）中，提出了浪漫主義民族主義的問題，后來成為浪漫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方面。弗朗茲•博厄斯在其著作《人類學與現代生活》中認為：“‘民族主義’一詞含義模糊。它被用來表示團結的感情，以及作為公民為國家的利益而獻身的感情。它也用來指一個民族的渴望，即為政治和經濟組織的統一而感覺它的文化一致。”[4]50“德國的愛國者過去和現在一直在為建立一個所有操德語的人民的同盟帝國而奮斗不息。……語言和民族常被視為是一致的，這是從語言社團中抽象出來的，具有高情緒價值，并通過思想、情感和活動，通過政治權利意識和對本群體生活的獨立控制權的渴望得到加強。”[4]57-58
由此可見，施萊爾馬赫對語言和翻譯的重視，根源于深沉的、甚至是激情式的民族情懷。在德國的知識分子力圖挽救本民族自信的同時，對其他民族的文化懷有一種敏感的寬容，這種對多元文化的寬容是對法國霸權地位的挑戰，也是弱小的德國追求平等過程中必然懷有的小心和謙虛。威廉•亞當斯在其著作《人類學的哲學之根》中對此做出了詳盡的分析，他認為英法強大的國家力量和穩定的君主統治，使其進步論思想家傾向于以社會和政治術語思考進步的概念；而同時期弱小、分裂的德國，不能為德國思想家提供政治意義上穩固的社會基礎，但是用藝術、文學和哲學上的輝煌成就開辟了另一種對“進步”概念的解讀方式，他們“堅持認為任何民族最基本的東西不是他們的社會政治機制，而是其思想和表達模式。……他們認為每個民族和他們的文化應該是為了其自身的緣故去被研究和領會……每種文化首先必須理解為是其自身特殊歷史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一些外部的力量。……從這個角度看世界，德國人不僅僅為他們自己的文化和歷史著迷，也為其他民族的文化所吸引。他們感興趣的不是去發現共同的特征，相反，是去發現每種文化的獨到之處，他們稱之為Geist。”[5]8
二、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
浪漫主義產生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其興起同這一時期的德國古典哲學、美學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潮關系密切。德國古典哲學夸大主觀作用，強調天才、靈感和主觀能動性，強調人是自在自為的、絕對的、自由的。這些哲學觀反映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日益發展的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個性解放、個人自由的要求。它提高了人的尊嚴感，喚起了民族的覺醒。在這種哲學基調下，注重主觀性和自我表現、描寫理想、抒發強烈的個人感情、回歸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自然、重視“純樸”的民間傳統、對異域風情的向往等，構成浪漫主義的主要特征。當時社會的動蕩和變革加強了浪漫主義作家的歷史感和民族意識，他們往往選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表現出對民族命運的極大關懷。浪漫主義從極端的個人主義開始，反對啟蒙思想家所強調的普遍理性；在德國浪漫主義卻有另一種特殊的發展，形成一種對“集體理性”、民族群體的渴望。德國浪漫主義者強調“歷史”，強調文化的個性，他們認為啟蒙思想家的國家是機械的、功利的，國家只是個人對利益、幸福等追求過程中形成的消極的契約產物，而不注重最原始個體的精神與情感。對浪漫主義者而言，國家不僅僅是被動的受制于律法的社會組織，更是以語言和文化的一致為特征，像神所創造出來的個體一樣，既廣大且強而有力，是所有個體的本源，其存在是神意的一種顯現。羅素在論述浪漫主義時談道：“他們感覺每個民族有一個團體魂，只要國家的疆界和民族的界限不一樣，團體魂就不可能自由。在19世紀上半期，民族主義是最有聲勢的革命原則，大部分浪漫主義者熱烈支持它。……民族原則是同一種‘哲學’的推廣，一個民族被假定成一個氏族，是共同祖先的后嗣，共有某種‘血緣意識’。馬志尼經常責備英國人沒給拜倫以正當的評價，他把民族設想成具有一個神秘的個性，而將其他浪漫主義者在英雄人物身上尋求的無政府式的偉大歸給了民族。[6]
赫爾德將歷史視為所有人類共通的有機演變，而顯示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發展中。他主張各民族本土文化的發展，產生一種表現于藝術與文學的“民族精神”。對赫爾德而言，“民族精神“這種概念并不表示任何民族較其它民族更具優越性；相反的，他大力鼓吹所有文化均為平等并具有其各自的價值。[7]540-541歌德則提出世界文學的觀念，并進一步指出：在民族文學的世界性交流中，翻譯至關重要。“如果不需要知道地方特色和理解其語言就能置身遠方，如果不需要研究歷史就能感同身受地觀察異域文學，如果我們能了解一個時代的品味、一個民族的意義和它的天才，則我們必須感謝那些畢其終身經歷孜孜不倦的譯者。”“只有尊重每個個體和民族的特性，才可能達到真正博大的寬容。我們應銘記真正的價值屬于人性這個整體。德國人對此已有所思考。懂得和研究德語的人會覺得自己在市場上，這里每個民族都提供他們的商品，譯者作為媒介同時豐富著自己。我們這樣看待譯者：他是這種精神貿易的中間人，他生來就是為了促進這種交流的。不論你談及翻譯的哪些不足，在這個貿易世界里，翻譯一直是最重要和最有尊嚴的職業。上帝給了每個民族一個講他們自己語言的先知。譯者是他的同胞的先知。”[2]24-25歌德本人的晚年創作也是在世界文學精神的指導下進行的。他認為東方保存了自然狀態，有在18、19世紀的歐洲難以見到的自然樸實的智慧和純潔完善的人性。1815～1816年間，受14世紀波斯詩人哈菲茲（Hafis）的影響，歌德的《東西合集》（West-魻stlicherDivan）結集成冊，收錄的詩歌保留了大量外來的人名、地名、典故和比喻。歌德認為，只有通過東西方的對照乃至對立才能產生詩的力量，把本土和外來的人與事混雜在一起才能產生詩的魅力。詩不是貼近讀者，而是與讀者保持距離。讀者要享受詩的美，必須克服這一距離。
其后，歌德撰寫了篇幅超過詩集本身的注釋（Noten）附于詩后，對波斯和阿拉伯的歷史、宗教、人物、生活結構及文學傳統等作了詳細的介紹和評述。[8]在注釋中歌德按照翻譯在民族文學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作用進行劃分，將翻譯分為3類，即（1）散文翻譯（prosaische譈bersetzung）：其目的是單純引入思想，以路德的圣經翻譯為例；（2）粗略模仿（parodistische譈bersetzung）：其目的是吸收異域文化精神，并將其融入本族文化，以維蘭德的莎士比亞翻譯和法國翻譯特點為例；（3）最高境界：突出異域文化的特殊性，使譯文與原文達到一致，甚至可以相互替代。[9]87這種分類方式折射了一種翻譯觀念的轉折，即從對翻譯作品的理念、內容的注重到對其文學性的注重，從對翻譯形式的重視到對翻譯過程重視的轉變。歌德坦言：“對于一個勤奮的譯者，最悲哀的是改編了一首詩，以被用來速讀，引發大眾興味。”“已經到了提供這樣一種譯作的時刻：原文中不同的方言、節奏、韻律和敘述方式都得以體現。這樣的翻譯會使我們欣賞詩篇中一切特異之處。”[2]74-75
三、施萊爾馬赫本人的哲學
施萊爾馬赫在哲學上是一個調和式的人物，作為深受啟蒙理性主義、康德古典唯心主義和浪漫主義影響的神學家，他試圖把史賓諾莎的泛神論和二元論結合起來。一方面，他深信上帝是無時空性、無個性的統一體，另一方面，具體的事物并不是單純無本質的形式，而是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世界則是有時空的雜多狀態。“每一個個別的自我都有他的特殊的才能或天資，他在事物整體中占有絕對必要的地位，因此，他必須表現他自己的個性，整體的本性才得以實現。……自然所固有的理性和有自我意識的主體的理性是同一的……展開在整體和諧中的個人特殊的本性，才是理想。每一個人的活動的倫理的價值，就在于這種活動有其獨特的性質。……意識到一個人自己人格的價值，就兼而賞識別人的價值。”[10]503-504在美學方面，施萊爾馬赫賦予審美一種非形而上學的、人類學特質的獨特意義，他強調審美活動的個體性和藝術的獨立性。“毫無疑問，藝術活動是以不同方式進行的，如果不是根據每個人，那肯定是要根據不同的人民和民族，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的，所以，藝術活動是差異性的、個體性的活動。……藝術活動是‘人類的一種活動，我們能在這些活動的差異性中預先想象出個體性的活動來；同時，藝術活動實質上是在它自身中展開的活動，它不是在其他的東西那里完成的。所以藝術是內在的活動中要求差異性的活動。’”[11]157他斷言，在一件渺小的和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之間存在著審美的等值性，這是由于每一件藝術作品在它的領域內都是完善的。[11]163在考察語言時，他區別了語言的普遍邏輯內涵和個性的美學內涵：“藝術家采用的工具就其本質而言不是通過個體而是通過普遍性的工具而形成的；語言就是具有普遍性的工具。但詩應從語言———它是普遍性的———中抽出個體性來，不要給它的創造品提出個體性和普遍性相沖突的形式。語言有兩個要素，音樂的和邏輯的，詩人應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個體性的形象來。”[11]162在這種哲學思想指導下，施萊爾馬赫發展了西方傳統的詮釋學，完成了詮釋學的第一次轉折。詮釋學(Hermeneutik)一詞來源于赫爾默斯(Hermes)。赫爾默斯是希臘神話中宙斯的傳旨者和信使，他以語言為媒介把握意義，將眾神的意旨轉換為人間的語言傳達給凡人。希臘語中的動詞hermeneuo包括“表達”、“解釋”和“翻譯”等意義。從古希臘人解釋荷馬的史詩和其他詩作開始，歐洲的古典學者就有注釋古代文獻的傳統。中世紀后期形成了有關《圣經》經文和法律條文解釋的“古典注釋學”和考證古代典籍的文獻學。[12]
施萊爾馬赫第一次把語文學和圣經疏注的局部規則納入普遍適用的原理，建立起一般的解釋學。伽達默爾評論說：施萊爾馬赫“使解釋學作為一門關于理解和解釋的一般學說而擺脫了一切教義的偶然因素”，在他那里“解釋學不僅成為神學的基礎，而且是一切人文科學的基礎。”[13]466施萊爾馬赫研究的不再是中心文本，而是理解過程本身。他的核心問題是避免誤解，主要試圖利用科學方法重建作者寫作時的歷史環境，使文字的隱射意義得以重現。他認為：“解釋的重要前提是，我們必須自覺地脫離自己的意識而進入作者的意識”，“首先存在有一種作者和讀者雙方能分享的理解；第二，存在有一種作者所特有的理解，而讀者只是重構它；第三，存在有一種讀者所特有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即使作者也能作為一種特殊的外加的意義加以重視。”[13]471這種傳統解釋學要求解釋者不帶主觀成分的“透明”的理解，把屬于解釋者自己的歷史環境看成是理解的障礙，看成產生誤解和偏見的根源。施萊爾馬赫實現了詮釋學從方法論到語言本體論的轉變，詮釋學強調語言轉換，具有語言本體論的意味。因為真正在文本與解釋者、傳統與現在之間起中介作用的是語言，語言不僅是表達思想和意義的工具或符號，而且是人們遭逢世界的方式。上述詮釋學的理想移植到翻譯理論中，則對譯者提出要求：翻譯過程要盡量排除譯者個人主觀誤解，爭取回歸出發語原文的本來面貌、凸顯而不是抹平原文的特殊風味。施萊爾馬赫的異化翻譯觀在今天看來仍然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后殖民時期的當代，在文化交流的翻譯過程中保持弱勢文化的獨立性和話語權，而不是將其納入主流文化、并因此被吞并而消亡，是拒絕文化中心主義暴力侵犯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異化翻譯作品的陌生性，打破目的語讀者閱讀的常規期待，以其生澀甚至具有障礙的話語方式實現翻譯作品的特殊文學性，擴大審美體驗的視角，并使翻譯從單純的媒介的工具角色中得到解放，提高翻譯在文學審美領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