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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蘭克族源敘事的第一文本

如前所述，關于法蘭克“特洛伊族源說”，存世的最早文本是多卷本《弗萊德加編年史》。“弗萊德加”（Fredegar）是近代早期西方文獻學家為這套編年史著作“設定”的編撰者名字，至于其編撰者是否真的名曰“弗萊德加”，甚至這套史書是否為同一個人所編撰，至今尚無定論。①不過，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這部編年史書最終完成于7世紀中期。這套史書包含6部編年史，其中，前5部是對已有編年史或其他史著的摘編和補充，第6部則是由“弗萊德加”個人編撰的史書。后來的中世紀編年史家將這6部作品整合為4卷本史書，其中，5部摘編補充類史書被置于前3卷之中，“弗萊德加”親自編撰的“第六編年史”則被列為第4卷。②有關法蘭克人“特洛伊族源說”的第一文本出現于《弗萊德加編年史》第2卷。該卷史書的底本是成書于4世紀的古羅馬史書《編年史》（Chronicon），其原作者是尤西比烏（Eusebius，約260—340年），以希臘文寫成，涵蓋時段從“創世”至4世紀早期。尤西比烏的這部作品后由哲羅姆（Jerome，約347—420年）譯為拉丁文，并增補了325—379年間的羅馬帝國史。在尤西比烏與哲羅姆“合作”完成的這部《編年史》中，曾有述及特洛伊戰爭以及幸存者西遷之事，在“特洛伊陷落后的第一位拉丁人國王”標題下，有這么一段文字：“特洛伊陷落之后的第三年，亦有人說是在特洛伊陷落八年之后，埃涅阿斯（Aeneas）統治了拉丁人，歷時三年；這些拉丁人后來被稱為羅馬人。”①《弗萊德加編年史》第2卷就是在這段文字的前后開始其“法蘭克人起源于特洛伊人”這一族源鋪陳的，其中，最具文本價值的說法主要集中在第4、5、6、8這幾節當中。鑒于這幾段文字對于法蘭克人的“特洛伊族源說”具有無可替代的源頭意義，為明晰其來龍去脈，這里有必要擷其要義，轉錄如次：4.法蘭克人由此肇端。他們擁立的首位國王名曰普里阿摩斯（Priamo），后來，又擁立弗里加斯（Frigas）為王。關于此事的來龍去脈，諸多史書均有交代。后來，他們分作兩支。一支來到馬其頓（Macedoniam）……這些人與當地居民聯合在一起之后，子嗣日多，人丁興旺。正是從這一部族中，造就出英勇蓋世的馬其頓武士。他們的英名后來在國王菲利普（Phyliphy）及其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ri）時期得到了印證。……5.另外一支先是到了弗里吉亞（Frigia）。……他們又從弗里吉亞出發，攜妻帶子，途徑許多地區。他們從其內部推選法蘭吉奧（Francione）為王。后來，就是根據他的這個名字，這些人被稱作“法蘭克人”（Franci），這是因為，據說這位法蘭吉奧在打仗的時候非常英勇。……后來，他們轉赴歐洲，在萊茵河、多瑙河及大海之間的那片土地上安頓下來。6.就是在那個地方，法蘭吉奧去世。由于戰事連綿，他們的人員已所剩很少，此后，他們從其內部推舉多位公爵（duces）主政。他們和公爵們一起，不斷反抗外族人的控制，這一局面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及至執政官龐培（Ponpegi）時期，情況出現變化。龐培不僅和他們開戰，而且和居住在德意志地區的其他部族兵戎相見，最終將其全部納入羅馬的控制之下。不過，法蘭克人很快就與薩克森人（Saxonibus）結盟，擺脫了龐培的控制。……這些事情過后，直至今天，再沒有任何其他部族能夠征服法蘭克人。相反，倒是法蘭克人能夠讓其他部族臣服于他們的權威。……按照傳說，出自同一族源的還有第三個部族，即土耳其人（Torcorum）。……從特洛伊陷落到奧林匹克紀年元始，其間歷時406年。8.……也就是在此時期，出現第一位拉丁人的國王，這些人也是從特洛伊逃出來的。因此，他和弗里加斯源于同一個家族。……據說，埃涅阿斯和弗里加斯是兄弟關系。[4]從法蘭克人“特洛伊族源說”得以發端的文本語境中可以看出，“弗萊德加”借以展開法蘭克族源敘事的核心摹本是拉丁羅馬人的“特洛伊族源說”。早期的口頭傳唱階段可以暫且不論，僅就有稽可循的文本材料而言，從公元前9—前8世紀的《荷馬史詩》算起，經過公元前1世紀晚期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到4世紀尤西比烏、哲羅姆的《編年史》，羅馬人起源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說法在地中海世界已流傳千余年。雖然說法蘭克人在族源傳說上仿效了羅馬人，但其手法卻是頗為精妙的，即，在原有的“羅馬特洛伊世系”之外，另立一個與之平行且對等的“法蘭克特洛伊世系”。概略而言，從有關法蘭克族源的上述第一份文本材料中，可以讀出以下幾點核心要素：第一，久遠。法蘭克人的祖源地位于千山萬水之外的遙遠的亞洲，其始祖是特洛伊末代國王普里阿摩斯；從特洛伊城陷落之年算起，到該文本撰寫之時，法蘭克人的族源史已近1800年。第二，名門。法蘭克人是弗里加斯的后代，弗里加斯與羅馬人的先祖埃涅阿斯“據說”是兄弟關系；與法蘭克人同宗的還有馬其頓人，馬其頓人的杰出領袖亞歷山大大帝因此亦與法蘭克人有著親緣關系。第三，英勇。法蘭克人是個英勇善戰的民族，其直接始祖法蘭吉奧便是英勇的化身。第四，獨立。法蘭克人有著悠久的獨立傳統，即便有過短暫的臣服史，但也從未失去抗爭的斗志，而且很快又重獲自由，在此之后，再也沒有被其他民族征服過。第五，優越。法蘭克人有著傲視群雄之氣概，他們不僅打敗了羅馬人，而且有能力讓其他民族俯首稱臣。從篇幅上來說，《弗萊德加編年史》第2卷對法蘭克族源的敘述只有區區幾個段落，自然無法同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及古羅馬的《埃涅阿斯紀》等鴻篇巨制相提并論。但是，它卻是在依附于上述這些史詩作品的基礎之上另辟新章的，因此，不論其篇幅是長是短，其敘事背景與場景終究是異常恢宏的，它不僅讓這一敘事自然而然地浸染上濃重的經典史詩的風采與格調，而且也自然而然地賦予讀者以史詩般的想象空間。在此之前，法蘭克人一直被視為文明世界之外的“化外邊民”，然而，通過“弗萊德加”的這一敘事，法蘭克人便在瞬間得以搖變為文明世界的恒久成員，他們不僅和羅馬人宗族同宗，而且較其更加出類拔萃。

二、承上并創新的第二文本

對于先祖、族源之類的玄妙往事，始創固然重要，但只有經過不斷重復和深度演繹，才能夠固化為一個族群的集體記憶，才能成為具有內向力的族群文化精髓。如果說《弗萊德加編年史》第2卷借助于對尤西比烏、哲羅姆的《編年史》進行“補充”而首次將法蘭克“特洛伊族源說”付諸于系統化的文本材料的話，那么，在《弗萊德加編年史》第3卷中，法蘭克人的這一族源故事則得到再次確認，而且，在原有基礎上又有新的增補和擴展。《弗萊德加編年史》第3卷的底本是圖爾主教格雷戈里（GrégoiredeTours，538—594年）的《法蘭克人史》。在《法蘭克人史》第2卷第9節中，格雷戈里用了整整6頁的篇幅對法蘭克人的早期歷史進行梳理和考證，但是，對于其源頭以及早期統治者的具體情形，格雷戈里在表述上顯然相當謹慎并存有諸多懸疑。關于法蘭克人的族源問題，格雷戈里表示，他所了解的只是一個“傳說”，即，“一般傳說，這族人來自潘諾尼亞，起初移殖于萊茵河畔，后來渡過了萊茵河，穿越了圖林根。”至于其早期統治者，格雷戈里更是明確表示其所知甚少：“關于法蘭克人的國王，許多人都不知道按順序誰是第一個”；在對前世相關史書作了全面翻檢之后，他進而得出結論：“這就是流傳下來的編年史家給我們留下的有關法蘭克人的記載，但是其中沒有記錄任何國王的名字。”敘史頗為嚴謹的格雷戈里在法蘭克族源及早期統治者問題上留有巨大的可供繼續探究的余地，而這也就為“弗萊德加”再次提供了將“特洛伊族源說”植入其中的機會。從時間跨度上來說，《法蘭克人史》第2卷第9節涵蓋的時段極為漫長，從其所知的源頭寫起，一直寫到克洛維的祖父墨洛維時期。為了配合“特洛伊族源說”的植入，“弗萊德加”將格雷戈里這段完整的長篇敘事拆散，化為《弗萊德加編年史》第3卷中的第2—9節，然后將相關內容嵌入進去，其增補和擴展的核心文字如下：2.關于昔日的法蘭克人國王，神圣的哲羅姆（Hieronimus）在其著作中曾有言及，詩人維吉爾（Virgilii）在更早的時候在其作品中也曾談到過：他們擁立的第一位國王是普里阿摩斯（Priamum）；由于尤利西斯（Olexe）施展計謀，特洛伊淪陷，于是，他們離開了那里。后來，他們又擁立弗里加斯（Frigam）為王。他們分作兩支。一支去了馬其頓（Macedonia）。另外一支則因弗里加斯之名而被稱為弗里吉亞人（Frigiis），后來，這些人穿過亞洲，在多瑙河岸及海邊住了下來。后來，這部分人又出現第二次分裂，其中的一半人馬擁立法蘭吉奧（Francionem）為王，他們再次出發，前往歐洲。他們攜妻帶子，侵入歐洲之后，在萊茵河畔安頓下來。在離萊茵河不遠的地方，他們試圖依照特洛伊城的式樣重建一座城池，而且也將之命名為特洛伊。這個工程雖已開工，但最終并未完成。留在多瑙河岸邊的那些特洛伊人……被稱為土耳其人（Turchi）。其他那些人則因法蘭吉奧之名而被稱為法蘭克人（Franci）。后來，他們和諸位公爵一起，一直拒絕外族人對他們的統治。5.在這之后，因為諸位公爵都已死去，法蘭克人又像從前一樣，還是從過去那一家族選任國王。9.和昔日的情形一樣，法蘭克人鄭重其事地要在他們當中推舉出一位長發國王，亦即要從普里阿摩斯、弗里加斯和法蘭吉奧那一世系中尋找合適人選，最終，他們將里歇梅爾（Richemeris）之子提烏德梅爾（Theudemarem）推選為王。……后來，作為部族中最為合適的人選，其子克勞迪歐（Chlodeo）繼承了他在王國中的職位。……有傳言說，某年夏天，克勞迪歐和他的妻子在海邊逗留。中午時分，其妻下海沐浴，被一個長得頗似海神的五角牛海怪（Quinotauri）相中。后來，她懷了孕，使她懷上孕的可能是那頭海怪，也可能是她的丈夫。她生下一個兒子，取名墨洛維（Meroveum）。就是依據他的這個名字，法蘭克諸王后來被稱為墨洛溫王朝的國王（Merohingii）。[7]從敘事邏輯來看，上述文字與法蘭克族源敘事的第一文本顯然是一脈相承的，特別是其中的第2節，除了增加“在萊茵河不遠處重建特洛伊城”這一細節之外，幾乎就是第一文本的縮略版本。不過，從整體布局（第2—9節）來看，第二文本在表述上更具邏輯性，沒有出現第一文本中那種比較明顯的語句重復現象（本文在前述的第一文本引文中略去了此類文字）。此外，在法蘭克族源敘事的處理方式上，第二文本也顯現出明顯不同的特點，其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敘事重點出現變化。第一文本曾著重描繪法蘭克人輝煌的尚武傳統、與羅馬人的同宗同族關系以及在戰場上比羅馬人更高一籌，等等。但是，到了第二文本中，除了提及法蘭克人“一直拒絕外族人對他們的統治”之外，尚武、同宗、優越之類的描述全部隱而不現，甚至在整個第2節中，根本就沒有提及“羅馬人”這些字眼。這種變化看似有些奇怪，似乎表明作者在回避法蘭克人與羅馬人之間的族源關聯，但實際上，這種變化與前后兩個文本各自的語境是相契合的。第一文本是對法蘭克“特洛伊族源說”的初次闡述，因此，它必須盡可能地要從多個維度對這一族源的方方面面進行周延而全面的描述。第二文本的寫作目的則有很大不同，其主要任務在于對格雷戈里在《法蘭克人史》中所提“不知誰是法蘭克人的第一位國王”這一困惑的回應，也就是說，“弗萊德加”是在以第一文本為基礎，通過“特洛伊族源說”來解決格雷戈里的困惑。從寫作的針對性來說，第二文本的這種處理方式是較為精煉且恰到好處的，而且與第一文本之間構成了鮮明的承接關系。其二，敘事線索延及當朝。法蘭克“特洛伊族源說”的第一文本是依附于古典著作而展開演繹的，在歷史時段上自然有其無法逾越的局限。如前所述，作為第二文本的依附對象，格雷戈里《法蘭克人史》第2卷第9節則是一段貫穿古今的長時段敘事，其下限已述及當政的墨洛溫王朝傳說中的始祖墨洛維。從前引的第二文本材料中可以看出，在對《法蘭克人史》的相關文字進行摘編和加工的同時，“弗萊德加”不失時機地將“特洛伊族源說”與墨洛溫王朝及其“長發國王”聯系在一起，即，在經歷了一段群雄逐鹿的公爵主政時期之后，法蘭克人又重循慣例，開始從普里阿摩斯傳承下來的那一以長發示人的特洛伊世系中推舉自己的國王。雖然這一王朝名曰“墨洛溫”，但其本質上依舊是萬世一統、綿延不絕的“特洛伊世系”。有關法蘭克“特洛伊族源說”的上述兩個文本雖然被分置于不同的場合，但其敘述系統卻是一體的，如果說第一文本是法蘭克“特洛伊起源說”的奠基和全面鋪陳之作，那么，第二文本則是在法蘭克“現代史”語境下對這一族源說的活用，它并非是對第一文本進行簡單的重復，而是選擇性地運用第一文本材料，并將之與后續的法蘭克史事進行有機的融合。從這一視角來看，在《弗萊德加編年史》第2卷和第3卷中兩次出現法蘭克人的“特洛伊起源說”，既不突兀，也無齟齬。如果說這兩個版本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似乎也不是沒有可能。相比之下，接下來要討論的法蘭克“特洛伊族源說”第三文本則是完全的別有洞天之說了。

三、獨立成篇的第三文本

《弗萊德加編年史》所載法蘭克史事截止于642年。半個多世紀以后，即大約在727年，法蘭克境內又出現一部以法蘭克人整個歷史旅程為敘述對象的“通史著作”《法蘭克人史紀事》。關于該書的作者信息及成書過程，后人一無所知。該書篇幅不長，譯成漢文后尚不足5萬字。全書由53章組成，其中，第5—42章中的內容大多取自格雷戈里的《法蘭克人史》。從法蘭克通史角度來看，真正使得這本佚名著作具有不可替代價值的是第43—53章，這部分內容涉及642—721年間的法蘭克史事，而這部分史料在法蘭克歷史上又具有惟一性。正因如此，佚名著作《法蘭克人史紀事》與格雷戈里的《法蘭克人史》以及“弗萊德加”的《弗萊德加編年史》一道，被視為墨洛溫王朝時期最重要的三部史著。不過，就本文所論主題而言，使得《法蘭克人史紀事》價值凸顯的還不是其末尾的這11章“惟一性”史料，而是其開篇第1—4章對法蘭克族源的特洛伊追溯，此即法蘭克“特洛伊族源說”的第三文本。為了便于考察這一文本與前兩個文本之間的異同，這里也有必要將其主要內容摘錄如下：1.……在亞洲，有一個被稱為伊利昂（Illium）的地區，特洛伊人的那個城市就坐落于此。……希臘人對該城進行圍困，時間長達十年之久。城池失守之后，僭主埃涅阿斯逃往意大利……。特洛伊人還有其他一些首領，其中的兩位分別是普里阿摩斯（Priam）和安忒諾耳（Antenor）。他們帶著1.2萬名劫后余生的特洛伊士兵，乘船來到塔奈斯河（Tanais）岸邊。他們駛入莫提斯沼澤（MaeotianSwamps），然后越過附近的潘諾尼亞（Pannonias）邊境。他們開始在那里創建一座城市，以此作為追憶其過往歷史的依托。他們將該城稱作西干布里亞（Sicambria）。……2.在這一時期，邪惡而墮落的阿蘭人（Alans）起兵反抗皇帝瓦倫提尼安（Valentinian）以及羅馬民眾。……阿蘭人潰逃，他們渡過多瑙河，進入莫提斯沼澤地區。接下來，這位皇帝宣布：“不論什么人，只要他們能夠進入這些沼澤地，去把這群腐朽墮落的無用之人給打發掉，那么，我就將免除他們的十年貢賦。”于是，特洛伊人……和一些羅馬人一道進入莫提斯沼澤地，將阿蘭人趕了出來，然后揮舞刀劍把他們砍倒在地。這些特洛伊人冷酷無情、大膽勇敢，正因如此，瓦倫提尼安皇帝把他們稱作“法蘭克人”（Franks）。在阿提卡方言（Attictongue）中，“法蘭克”（Frank）一詞的意思是兇猛殘忍。3.十年之后，前文提到的那位皇帝瓦倫提尼安向法蘭克人那里派去一批收稅官，試圖讓他們按照舊有慣例重新繳納貢賦。與收稅官們同去的還有一位來自羅馬元老院的公爵，他叫普里馬里烏斯（Primarius）。然而，法蘭克人畢竟是一群兇狠野蠻之人……他們埋下伏兵，殺掉了那些收稅官。4.皇帝……下令軍隊采取行動，讓他們前去討伐法蘭克人的軍隊。皇帝的這支軍隊由羅馬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的士兵組成，其統帥是阿里斯塔爾庫斯（Aristarcus）。……普里阿摩斯是法蘭克人當中最為英勇之人，他也死在了戰場。法蘭克人……在遭遇重大傷亡之后，他們開始潰逃。就這樣，他們離開西干布里亞城，輾轉來到萊茵河的最下游地區……其首領分別是普里阿摩斯之子馬爾科梅爾（Marchomir）和安忒諾耳之子松諾（Sunno）。不過，在松諾去世之后，他們采納建議，打算像其他民族那樣，也能由一位國王來進行統治。向他們提出這一建議的是馬爾科梅爾。他們把他的兒子法拉蒙（Faramund）選了出來，將之推舉為御臨于他們之上的長發國王（long-hairedking）。然后，他們開始有了自己的法律，負責此項工作的是……威索瓦斯（Wisowast）、威索加斯（Wiso-gast）、阿羅加斯（Arogast）和薩利加斯（Salegast）。……從上引材料來看，這個“特洛伊族源說”第三文本在敘事邏輯上似乎顯得頗有條理，環環相扣，給人以一氣呵成之感，而且頗有史詩般的格調。不過，如果和《弗萊德加編年史》中的第一、第二文本相比較，可以發現這個文本存在兩個極為明顯的異常之處：一是框架問題。在法蘭克人與特洛伊人之間的關系上，這個文本僅僅是在極為宏觀的大框架上與第一、第二文本有著某些相似之處，除了“法蘭克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這一基本共同點之外，該文本與前兩個文本幾乎找不到契合之處。二是時空問題。從第一、第二文本的表述來看，“弗萊德加”對古典作品（特別是哲羅姆的作品）是有精深研讀的，對法蘭克人的早期歷史以及墨洛溫王朝前期的歷史也是有著較為準確的把握。相比之下，在這方面，第三文本則不足言說，不論是對特洛伊人物的排序，還是對古羅馬歷史的描述，抑或對法蘭克早期史事的追溯，該文本都表現出天馬行空般的時空錯亂。關于第三文本中出現的林林總總的舛謬與嫁接，只要對這一時期的歐洲史稍有了解，均不難做出判斷，在此無需細解。實際上，這一文本是否具有史學價值，關鍵已不在于其表述是否準確，而在于它是否具有足夠的社會文化史意義。換言之，對于這樣一種文本，一方面當然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荒謬之處，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將之當作一種無序但有用的社會記憶，從文化生態以及社會文化史的維度進行認知和把握。可以說，由第三文本所折射出的社會文化史信息是頗為豐富的，其中，尤為值得關注的有這樣幾個方面。其一，第三文本的產生具有獨立性。雖然在此之前《弗萊德加編年史》已經勾勒出一幅完整而系統的法蘭克“特洛伊族源說”，但其后出現的這個第三文本在內容上與之幾乎毫無交集，這就基本表明，《法蘭克人史紀事》的作者是在對《弗萊德加編年史》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寫作自己的這部“史書”的。這其中可能既有《弗萊德加編年史》在當時條件下傳播范圍有限之因素，也可能有第三文本作者本身涉獵不廣之緣故。其二，“特洛伊族源說”具有多元性。既然第三文本是在獨立于《弗萊德加編年史》的環境下出現的，那也就似乎表明，在墨洛溫王朝中后期，亦即在七八世紀，法蘭克人起源于特洛伊人的故事應該流傳頗廣，且有多個不同的版本。由此也就大致可以得出一個推論，即，第一、第二文本應該并不是“弗萊德加”個人在書齋里的憑空創造，它與既有的高盧—法蘭克文化傳統應該有著一種相互滋養的聯動關系。其三，法蘭克社會的族群矛盾出現轉向。在《弗萊德加編年史》中，羅馬人的霸權以及法蘭克人的“獨立運動”是敘史重點。然而，到了8世紀前期的《法蘭克人史紀事》這里，羅馬人似乎已經算不上是一種威脅，甚至說已經變成用以展示法蘭克人勇猛、善戰特質的一種襯托。從第三文本的言詞中可以看出，法蘭克人的主要敵人并不是羅馬人，而是“邪惡而墮落的阿蘭人”。①就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不論是《弗萊德加編年史》中的第一、第二文本，還是《法蘭克人史紀事》中的第三文本，對于其落筆為文的具體過程，后人均無從知曉。不過，從三個文本的字里行間中，還是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差別。第一、第二文本在敘述法蘭克人的特洛伊起源時，明顯具有引經據典之特色，不論其所述之事是否符合歷史本原，兩個文本總能做到有其出處。正如“弗萊德加”本人所言：“如有讀者對我所寫的內容產生懷疑，那么，他只需去查一查原書原文，他會發現，除了真話之外，我什么都沒說。”正因如此，這位“弗萊德加”在中世紀史學史上又有“學者”之別號。與第一、第二文本相比，第三文本雖然在語言表達上不讓前者，但它在內容組織上顯然具有民間傳說之色彩。作為綿延一千余年的歷史記憶，經過代代轉承、層層剝離，到了中世紀早期的法蘭克社會，特洛伊傳說原本具有的層級與順次已完全亂作一團。即使是剛剛過去幾代人的自身近世歷史，在民眾的集體記憶中也逐漸混沌起來。在這樣一種狀態下，特洛伊與法蘭克的混合物也就只能更加含混不清。大致可以認為，這個第三文本應該可以被歸類為法蘭克“特洛伊族源說”的“民間版本”。盡管如此，在目標指向上，它與第一、第二版本卻是高度一致的：法蘭克人是特洛伊英雄的子嗣！

四、文本背后的社會文化情境

就一般意義而言，作為一個民族或族群，當其自我意識或族群意識形成之后，探尋自身的發端歷程，追憶本族的英雄先祖，便會成為一種自然的需求。不論是以某些朦朧的歷史記憶為基礎，還是以飄渺的神話、半神話為根基，諸如此類的族源構建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會與輝煌、偉大、英勇、頑強、智慧、獨立、雖經苦難但終能涅磐重生之類的讓其倍感自豪的歷史特質緊密聯系在一起。從上述三個文本中可以看出，對于建政并不久遠的中世紀早期的法蘭克國家而言，為族人構建一個具有足夠聚合力的共同的族群身份，自然也是在對上述這個一般性規律的遵循。這個規律當然不難理解，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法蘭克人選擇作為其族源的為何是特洛伊人，而不是其他的某個古老民族？他們的這一族源說為何出現于七八世紀，而不是在其他的某個時期？關于這些問題，只能從此前的西歐社會文化積淀以及這一時期法蘭克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去尋找答案。第一，羅馬文化的強勢及其導向效應。古典時代的羅馬帝國在地中海世界一度居于絕對主導地位，其文化亦曾具有無可匹敵的優勢，它不僅暢行于國境之內，而且對“化外邊民”亦有強烈的輻射和吸附作用。作為羅馬國家的組成部分，從公元前1世紀中葉起，高盧就已日益浸淫于羅馬文化之中。即便在羅馬帝國崩潰、法蘭克人入主高盧之后，羅馬文化在這里也依舊是如影隨形、弦歌不輟。而且，與日耳曼其他很多族群不同，法蘭克人與羅馬帝國的關系更顯密切，甚至可以說，二者之間已經形成一種頗為緊密的盟友關系。4世紀前后，眾多的法蘭克人就已和羅馬軍隊并肩作戰，其中，越來越多的法蘭克權貴開始躋身于羅馬上層社會。可以說，法蘭克人是“羅馬化”程度最深、對羅馬文化認同度最高的日耳曼“蠻族”之一。正因如此，古典世界中流傳久遠的特洛伊故事自然也就不會被法蘭克人視為不可思議的域外奇談。在古典地中海世界，不論是東部的希臘，還是西部的羅馬，都存有一定程度上的“特洛伊情結”，特洛伊傳說時常成為人們追憶和演繹的對象。不過，在著眼點上，古希臘作家與古羅馬作家有著明顯的差異。一般而言，古希臘作家熱衷于描述特洛伊戰爭本身、希臘人的同仇敵愾以及他們在戰爭中的輝煌勝利，以此證明希臘文明以及希臘民眾優于外邦；在他們的筆下，特洛伊人屬于遠離文明的“蠻族”（Barbaroi）。羅馬作家在描述特洛伊故事時則另辟蹊徑。雖然說拉丁羅馬人原本是身處希臘文明之外的“蠻族”，但他們拒絕這一標簽，因此，在描述其始祖特洛伊人的時候，也就自然而然地將之與“蠻族”這個身份定位切割開來。總體而言，他們較少關注特洛伊戰爭本身，其關注的重點在于：埃涅阿斯是如何完成其令人蕩氣回腸的命運之旅的，他是如何帶著他那一小隊人馬重建“新特洛伊城”（羅馬）的，新的羅馬文明是如何在古老的特洛伊文明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等等。他們堅信，這個新文明注定要成為一個更偉大、更輝煌的文明。古希臘、古羅馬的作家對特洛伊故事的描述雖有不同，但其精髓卻是相通的，即，都是要通過這一愈久彌新的陳年舊事，為本族構建一份能夠統合人心的歷史記憶。不過，對于法蘭克人而言，羅馬人的特洛伊故事顯然更有吸引力。雖然說法蘭克人的聲望與勢力從未達到當年羅馬人的那一高度，但從族群發展歷程來看，他們與拉丁羅馬人畢竟有著些許相似的特質，二者都有著一段被“文明世界”視為“蠻族”的早期經歷，也都曾走過一條從“邊緣”邁向“中心”的崎嶇而輝煌之路。既然羅馬人已經成功運用特洛伊傳說構建出一套屬于自己的族源故事，那么，作為羅馬文化的艷羨者與接納者，有著類似經歷的法蘭克人追隨其成功范例，將自身與羅馬人并列為特洛伊的傳人，也就不難理解。當然，法蘭克人創造性地與羅馬人建立起“親緣關系”，并不意味著他們與羅馬人之間沒有矛盾，在人類歷史上，兄弟睨墻之類的事情并不鮮見。第二，法蘭克社會的多元格局以及統合之需。如果說文化上的傳承性為法蘭克人的特洛伊起源故事奠定了先天機緣的話，那么，古典晚期至中世紀早期的高盧社會發展走勢則為這一故事的誕生提供了合適的土壤。在羅馬帝國晚期的高盧地區，亦即當法蘭克勢力漸趨突入并不斷壯大之時，多種異質文化元素之間的矛盾便開始凸顯，其中，最為突出的元素有三：一是法蘭克元素。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表明，法蘭克人雖被劃歸為日耳曼人，但從源流上看，法蘭克人本身在血緣上并不具備單一性和封閉性，它是一個由眾多部族聯合而成的族群聯合體，在其構成成分中，既有西歐本土的日耳曼人，也可能還有一系列從中東歐乃至亞洲西部流徙而來的東方族群。經過漫長的反反復復的聚合、分化與重組，在與羅馬帝國的合作與斗爭中，法蘭克聯合體的自我意識逐漸由模糊走向清晰。當法蘭克人最終成為高盧這片土地上的主人之后，其自我意識開始得到更為鮮明的展示。二是羅馬高盧人元素。在高盧地區，入主而來的法蘭克人在人口規模上極為有限，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依舊是羅馬高盧的原居民及其子嗣。作為被法蘭克人征服的臣民，羅馬高盧人依然有著相對獨立的身份特征。三是基督教元素。經過公元后最初幾個世紀的宣教，到羅馬帝國晚期，基督教已成為高盧民眾的主流信仰。然而，對于法蘭克人而言，基督教卻是一個體制外的異質元素，他們信奉的仍舊是原始的自然神靈和眾多的羅馬諸神。另外，當帝國政權崩潰之后，基督教會本身在高盧地區也陷入一種無所依靠的政治困境。從羅馬帝國末期的高盧社會情境來看，上述三大元素各有訴求，而三者之間又存在著頗為明顯的相互剝離之狀。然而，對于剛剛在高盧地區立足的墨洛溫王朝而言，要想在這里建立長期而有效的政治統治，又必須以恰當的方式去迎合和滿足各個社會集團對新生政權的期望與要求。關于這類各有不同的期盼，格雷戈里在其所著的《法蘭克人史》中有許多傳神而精確的描述：對于失卻政權依托的基督教會來說，法蘭克君主應該是“一位新的君士坦丁”，應該是基督教的完美庇護者和捍衛者。對于新近臣服于法蘭克人的高盧民眾來說，法蘭克君主應該是身穿紫色袍服、肩戴披風、頭頂王冠、騎著駿馬、“一路上慷慨大方地把金銀錢幣親手贈送給”沿途臣民的“執政官”。對于跟隨主人南征北戰的士兵來說，法蘭克君主應該是日耳曼傳統下的首領，人們可以把他“高舉在一面盾牌上”，通過“敲打盾牌和歡呼喝彩”，將之認定為“他們的國王”。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法蘭克高盧面臨著一個社會重組與族群融合問題，在日耳曼、羅馬和基督教等新舊因素并存且相互割裂的情況下，只有拆除其間的藩籬，法蘭克社會才可獲得相對的和平與穩定。5世紀末，克洛維率領法蘭克將士皈依正統基督教，為破除這一藩籬邁出關鍵性一步。正是通過這一行動，高盧地區的宗教信仰逐步走向統一，新來的法蘭克人與原有的羅馬高盧居民由此建立起相對和諧的共存關系。隨著交往的日益深入，特別是隨著族群之間通婚現象的日益普遍，高盧原居民與法蘭克人之間的分野漸趨消弭。及至7世紀，法蘭克境內的民族融合進程大致完成，“法蘭克人”逐漸成為境內全體民眾的共同稱謂。正是在上述社會情境下，法蘭克人的“特洛伊族源說”應運而生。也就是說，“特洛伊族源說”之所以在這一時期與法蘭克人聯系在一起，既是法蘭克社會、文化、宗教及族群走向綜合與融通的一種反映，也是進一步推動法蘭克社會聚合、增強法蘭克集體意識的一種途徑。按照前述文本中的說法，法蘭克人原本就不是什么“蠻族”，他們與羅馬人都是有著輝煌歷程的社會政治精英，而且，二者實為一家，有著同一血脈，都是傳自于特洛伊人這一古老世系。因此，法蘭克人與羅馬高盧人在現實中的合一乃是對歷史的回歸。從前引的三個文本來看，在法蘭克人的這個族源架構中，基督教元素似乎沒有得到明確的展示。不過，在《弗萊德加編年史》第1卷中，作者卻早已預設了一條草灰蛇線式的血脈系譜，即：特洛伊人、弗里吉亞人以及馬其頓人都是挪亞（Noah）之孫塞廷（Cetthin）的傳人。如果將《弗萊德加編年史》第1卷中的這一文字信息與前述三個文本結合在一起進行考察，便不難看出，在7世紀前后的法蘭克國家出現的這一“特洛伊族源說”是一個內涵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一方面，它是法蘭克族群對自身精神家園的一種直觀訴求。關于這一點，英國史家華萊士•海德里爾（Wal-lace-Hadrill）曾做過如下評述：這樣的一個故事“可以滿足種族自豪感。……在地中海世界，曾出現過諸多強大勢力，而這個故事恰恰將法蘭克人納入到這個歷史架構之中。……與此同時，這個故事又能夠賦予他們以尊嚴，表明他們在歷史上就已享有獨立之地位。”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極具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族源建構。雖然這一族源說被冠以“法蘭克人”之名，但從其所包含的法蘭克、羅馬和基督教等等社會元素以及對各種社會元素進行構建的方式來看，它并不是一種簡單而偏狹的“蠻族話語體系”，相反，它已成為統攝法蘭克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集團以及各種勢力的一種粘合劑。從史實角度來說，由《弗萊德加編年史》以及《法蘭克人史紀事》等著作鋪陳出來的法蘭克人“特洛伊族源說”可能是一種謬以千里的神話，但從社會文化史角度來看，它卻具有無可置疑的社會價值。從一定意義上說，“弗萊德加”對于法蘭克歷史和文學的貢獻有如維吉爾之于羅馬，二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繹出各具經典意義的“特洛伊族源說”，從而為各自的民族創造出一種具有史詩般色彩的壯麗背景。然而，“弗萊德加”和維吉爾的身后之名卻呈現出天壤之別：維吉爾因其筆下的羅馬人“特洛伊族源說”而享譽后世，因為他是文學家；而“弗萊德加”則因其筆下的法蘭克人“特洛伊族源說”而歷經撻伐，因為他是史學家。不過，在以近世以來的史學標準對“弗萊德加”的“史德”進行批判的同時，也應當看到，在中世紀西歐，“歷史學并沒有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它經常被視作文法或修辭的一個分支。”基于這一認知，恰當地還“弗萊德加”以應有之歷史地位，也就不會過于悖拗了。

作者：陳文海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