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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西文化和美學的比較研究，我們已經有了許多成果。這些研究往往是局限在人文文化或藝術美學方面，很少觸及世俗的審美文化方面；由此所得出的結論幾乎已成為常識，譬如中國重在精神文明，西方重在物質文明；中國人審美強調對物質世界的超越，追求善的精神價值，諸如"比德"說之類，而西方審美強調對物質世界的反映，追求真的認識價值，諸如"模仿"說之類。筆者對此也曾深信不疑。但不久前因參與一個節慶課題的研究，深入考察一下，卻發現中國人（筆者按：本文中特指漢族）的世俗審美文化傾向，恰恰與這一認識相悖逆，呈現出明顯的物欲化特征。這是什么原因呢？是傳統美學研究的經院化局限，還是中國人審美特征原本具有雅俗兩層皮的特征？筆者對此亦困惑多多。本文的探索就是從這種困惑切入的，如有誤入歧途之處，敬請方家賜教。

一

我的困惑首先來自所謂"年味"的消失。自從1990年代物質供給豐富之后，城里人對"年"的興趣越來越淡漠，所謂"年味"消失便年年都成為一個傳媒話題。盡管政府和民間采取了種種補救措施，譬如組織廟會、燃放煙花等等，但隨著禁放鞭炮措施的實施，城市中"年味"確實已蕩然無存了，傳統過年所帶給人們的許多歡悅也的確體驗不到了。

為什么會這樣呢？從表面上看，這是當代中國物質文明進步的結果。中國人傳統過年的歡悅大半并不在"過"年本身，而源于"盼"年的渴求。在貧瘠且單調的物質生活條件下，既往人們所企盼的無非是借助傳統民俗文化形式，使平素被克制壓抑的吃、穿、玩、及親親、友友等前文化或文化欲求需求得到滿足。年關臨近，當這諸多欲求需求逐漸釋放演化為緊張的渴求時，便使人們能從"過"年中體驗這諸多渴求滿足所帶來的快感和歡愉，體驗到屬人的物質享受和軀體自由的審美愉悅。因此"年"所能給中國人帶來的審美愉悅的"度"，主要取決于平素人們對欲求壓抑的"度"，取決于人們對"年"渴求的"度"。只要"年"中含有人們所追求所渴求的內容，只要"年"能滿足人們平素所無法實現的愿望，"年"就是幸福的。楊白勞二尺紅頭繩，大春的兩斤白面，給喜兒帶來的"年"的歡樂，是我們今天絕大多數人所永遠無法享受到甚至終生難以體驗的。即使《白毛女》音樂在年三十給人們帶來的歡樂，也是"后"時代青年所難以理解的。而今天，當吃穿等物欲需求基本滿足后，"年"與非"年"之間，早已沒有了落差；再加上親情紐結在現代城市中已越來越松馳，電話拜年的興起，更把日趨形式化的親情"網"徹底"解構"，將傳統意義上的"拜年"徹底終結。因此，對現代城市人來說，"年"能給他們帶來新鮮刺激、體驗自由歡樂的傳統娛樂形式，大約唯有放鞭炮這一項了。喜悅是屬于孩子們的，它所傳播出的節慶氣氛卻是全民的。但對于現代文明來說，它的致命弊端卻使它難免被"革命"的"命運"。而隨著鞭炮聲的消失，"年味"便似乎注定要消失了。

以上所論取自筆者多年前的一篇隨筆，其中所持觀點與國內許多學者雷同，總之，"年味"的消失似乎是我們為物質文明進步所必然要付出的精神代價。那么，事情是否真是這樣呢？當我換一個角度思索時，困惑便產生了：我們中國人剛剛解決溫飽、步入小康，根據這樣的規律，西方發達國家里的各種"節味"豈不早就統統消失了嗎？他們還過那門子節呢？事實顯然并非如此。西方國家的宗教和民俗節慶，不僅數量比我們的多，而且過節的質量也明顯比我們高。筆者曾參加過慕尼黑啤酒節，身穿民族服裝的巴伐利亞人載歌載舞花車游行的場景，令我終生難忘。哪種寫在每個人臉上的節日歡樂，在國內節慶中是很難讀到的。啤酒節里主題當然是喝啤酒，但人們顯然不是為了啤酒而去的。手持大杯啤酒的人們溶于共同的節慶氣氛中，陌生人之間相互祝福著，共同歌唱著，十多萬人從上午一直狂歡到下午，啤酒只是承載節日情感的媒介而已。筆者所在的青島市也年年舉辦啤酒節，但人們去啤酒節喝啤酒，似乎就是進大餐館聚會，點上各種菜肴，吃完喝完便離去。啤酒城內雖然很熱鬧，但卻沒有那種"寫在臉上"的歡樂，陌生人之間依然陌生。曾見過電視報道，歐洲人每年"除夕"，都有狂歡活動，數萬人聚集在一起，當新年鐘聲敲響時，人們都非常激動，大家彼此擁抱、親吻，一起歡呼新的一年來臨，體驗著節日的快樂。此種迎新活動，我所在的城市也曾搞過，在倒計時讀秒時，人們也在歡呼，但歡呼完了，便立馬各自回家了。一路上眾多市民默默無言，而且事后都在抱怨：沒意思，不熱鬧等等。原來，許多人出來只是看熱鬧，期望從別人哪里獲得歡樂，而自己卻體驗不到這種歡樂。

由此，我便想到了，所謂"年味"的消失，與物質文明進步似乎并沒有直接關系，而是與我們特殊的世俗審美文化傳統相關。中國人似乎從來就沒有西方人那樣脫離物質、脫離社會純個體精神解放的審美文化傳統，而總是把節慶文化活動與物質享受聯系在一起。這些物質享受也并不是像圣餐那樣只是象征性的(感恩節在美國是例外，火雞是節的主體)，而是構成節慶的主體，構成節慶的目的。無論是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餅還是正月十五吃元宵，都是實實在在的吃。春節穿新衣，也是表里全新、上下全新，假如沒有一套新衣便似乎有些對不起"年"的意思。當然，中國人也有玩的內容，如端午節賽龍舟、元宵節舞龍燈以及春節放鞭炮等等。但這些娛樂活動，也大都是在游戲層次上，給人們帶來軀體刺激與人身自由的快感。而一旦離開這些物質享樂內容，中國人便似乎很難體驗到節日的精神快樂。這便是中國世俗審美文化的物欲化傾向。

二

需要說明的是，所謂中國審美物欲化傾向并非筆者獨見。季羨林先生在1997年一篇文章中便提出過類似問題。他指出："把中西雙方稍一比較，就能夠發現，西方的美偏重精神，而中國最原始的美偏重物質。這同平常所說：西方是物質文明，而東方是精神文明，適得其反。這是一個頗為值得深思的問題。"恰如季老所說，"在中國當代的漢語中，''''美''''字的涵蓋面非常廣闊。眼、耳、鼻、舌、身五官，幾乎都可以使用''''美''''字……"，因此，都可以與"美學"發生關聯。西方則不同，眼之"美"詞與耳、鼻之"美"詞，與舌、與身之"美"詞，皆不相同，而且，與"美學"無任何直接關聯。從這種語義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中國的美學傳統是有著一種明顯的物欲化傾向的。

對此，季老主要是從人類的物質生活層面解釋的。他推斷說，中國人"美感的興起大概在蒙昧的遠古游牧時代"，肌腸轆轆，沒有閑情來欣賞花草和音樂，"他們吃到羊肉，感覺味道美，所以''''美''''從羊大。"西方"美感的產生時期已經超過了填飽肚子的階段。肚子不肌，才有了余裕來欣賞眼所見之美和耳所聽之美。所以他們的美，從詞源上來看，雖然講的是感官，卻只限于眼和耳，而沒有舌頭。"季老所言，應該說是有道理的，盡管"羊大為美"究竟是"大羊"（味甘）為美還是"羊""人"（舞蹈）為美，學術界有爭論；盡管從語源學角度斷定中國人的美感發生早于西方尚待推敲，但我們先民美感生成時的物質生存環境劣于西方的結論卻是可以成立的。我認為可以作為補充證據的就是中國與西方神話中諸神生活狀況與場景的差異。根據人類原始歷史與遠古神話之間的同源關系，我們不難從神話中把握遠古人類生存環境與美感取向的關聯。

熟悉希臘神話傳說的人都知道，奧林匹亞山上的諸神活得真是好快活喲！他們整日價不是尋歡作樂就是滋事生非。在希臘神話中，甚至已經有了獨立的"愛神"、"美神"（阿芙洛狄忒），那場著名的特洛亞戰爭就與她相關，與愛情和美女相關。相比之下，中國神話中的諸神卻活得太艱辛了，他們不是填海就是補天，不是治水（除澇）就是逐日（抗旱），難得有片刻消閑，更談不上尋歡作樂了。唯一有點浪漫情調大概就是羿了，據說，他不僅沉迷于田獵、酒漿，還與河伯的妻子發生過"婚外戀"。對此，人們固然可以作出多種言之成理的解釋，但我認為，這樣的基本事實卻是誰也無法否認的：古代希臘人良好的自然生存環境與中國先民艱難的自然生存條件是造成兩個民族神話個性差異──實際上也是兩個民族原始文化性格、審美傾向差異的重要原因。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生存環境的差異，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一直被保留下來，持續影響著中國人與歐洲人的文化性格與審美傾向。質言之，中國人幾乎總是面對一個吃飯或溫飽問題，中國人幾乎從未從沉重的生存負擔和貧瘠的物質生活條件下解脫出來，這使中國文化具有明顯的憂患主義特征，難以產生出唯美主義傾向。歷史上曾有過的短暫享樂主義思潮（魏晉），也被傳統文化永久地釘在道德恥辱柱上。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或許少數衣食無虞的文人能苦中尋樂地吟賦田園詩韻，但卻難以有全民的精神狂歡節日出現，代代相承遺傳下來的便是以物欲化享受為特征的節慶活動。所謂"年味"、"節味"的"味"，不恰恰證實著中國人過年過節往往以吃為主嗎？

三

但深入思考下去，這種執著于物質生活層面的解釋顯然是有失片面的。非洲大陸上諸民族，其物質生存環境顯然并不比中國優越，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在節慶里的精神狂歡。同樣，中國許多少數民族的物質文明遠遠落后于漢族，但他們在節慶中的精神狂歡傾向也十分鮮明。傣族的潑水節，白族的三月街，人人栽歌載舞，似乎并不以物質享受為主，這往往使漢族參與者大為感動。筆者對這些民族的文化缺少研究，難以正面給予闡釋，但作為反證，漢族的世俗審美物欲化傾向顯然是不能簡單歸于物質生活貧瘠這樣單一的原因。何況，在唐宋明清太平盛世年月，中國人富庶的物質生活水平絕不弱于同期西方國家。因此，作為文化現象，我們還是需要從社會層面和精神層面進行探討，從中國傳統的社會模式、價值取向與哲學觀念中尋求其深層根源。

讓我們還是從中西社會文化模式由以產生的源頭談起吧！

大家知道，古希臘羅馬文明形成生存于海島、半島之自然環境中，但同樣生于海洋環境的其它民族并沒有產生希臘羅馬式的古文明。對希臘羅馬文明生成來說，臨海的生存環境促使對外貿易的發展固然是其重要的經濟因素，而更重要的卻是它借助地理優越條件直接汲取古代東方文明（古埃及、希伯來文明）成果并選擇了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民主的城邦制。這諸多希臘羅馬文明賴以產生的社會文化自然條件，又反過來鑄成了希臘羅馬人外向型性格，決定了他們對于開拓冒險精神的尊崇和對人的個體價值的尊重。與此同時，古希臘哲學家對宇宙現象、對人性本質的執著探求，使西方哲學形成的主客體分離、對立的本體論和對形上精神世界執著探求的認識論傳統。而在其間融入的希伯來宗教文化中，上帝取代或驅逐了諸神，所有自然現象都被去掉了超自然的特質，所有人都是上帝的臣民。這種文化客觀上又為西方科學觀念、自由民主精神提供了思想條件。這諸多因素綜合作用導致了以肯定人性自由、肯定自我創造價值為內涵的西方審美精神的誕生。因為只有在主客體分離的宇宙空間里，人類才能真正體驗到人性的偉大、自由的價值，體驗到屬人的本質的美，人類才能執著地追求這種美。

而源于生于內陸腹地的中華民族，由于以農耕為其主要生產方式，又由于與異質文化處于隔離狀態，再由于自奴隸社會以降的封建（"分封建制"之"封建"）統治制度，自然鑄成了中國人的內向型性格，決定了中華民族對傳統的重視和對禮儀規范、宗法道德的尊崇，并由此形成了所謂崇尚群體倫理、抑制個性自由的價值取向。與之相適用，中國哲學傳統中，也幾乎從沒有脫離人事的形上思考，所謂"天人合一"，實際上是將"天文"納入"人文"規范，以人為中心、為本體，"知性則知天"（孟子）的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的支配下，中國人的哲學思維就從來沒有真正的主客分離，也沒有超越物質世界的形上精神。中國文人借物比德、寄景托興，所比興抒發的也都是政治道德人倫理想，既不是對純自然的感懷，也不是人類博愛精神。這使中國人從來就沒有以肯定人性本質為內涵的純粹審美精神，也沒有充滿類自豪感的博愛精神，更沒有體驗這種人本博愛精神的審美文化空間。

正是這兩種差異顯著的社會價值取向和哲學精神、審美特征，決定了西方與中國完全不同的節慶主題、節慶氛圍與節慶內容。在尊重個性自由的西方文化模式中，在具有人類博愛精神的西方民族中，其民俗節慶活動，正好提供了一個解放和張揚個性、表達博愛精神的文化精神時空。這是西式狂歡節的社會文化心理基礎。即便在宗教節日中，表面上人們是在皈依上帝（神）、尊從傳統，實際上也是在與整個人類或宇宙精神進行溝通交流，體驗屬人的自豪感。這使得他們的節慶審美文化活動充滿著人本色彩，具有超越物質的精神狂歡特征。與此相適用，其節慶活動便不是以滿足物欲或軀體刺激需求為主，而是以精神性娛樂活動為主了，譬如舉行盛大舞會、音樂會等等。

而在中國傳統節慶活動中，情況則不同了。由于受倫理文化模式及禮儀規范的束縛，各種節慶本身就承載著凝聚群體的價值功能，而中國人又天然缺少人性自由概念、缺少超越倫理關系的"類"意識，因此，中國的節慶便根本無法形成個體精神解放的狂歡氣氛。譬如春節的拜年活動，其本身便是以倫理關系為基礎的，它的結果也只能是強化宗法倫理對人們心靈的制約。因此，中國人過年時，唯有兒童可以狂歡，年歲稍長一些的人，由于戴著沉重人格面具，時時注意克己遵禮，循軌蹈距，樂而不淫，使節慶活動成為宗法文化活動的延續。包括節慶娛樂活動，或是有宗法組織的（如賽龍舟等等），或是有相應社會主題的（如放鞭炮等等），都是循禮而樂，與西方陌生人之間狂歡聚會決然不同。實際上，即便中國節慶中的物欲享受同樣有著強化血緣文化的功能，被賦予種種抽象的宗法倫理名堂，諸如餃子、湯圓、月餅，無不有著親情團圓的說法。這使中國人在大飽口福的同時，也踐履了道德義務，完成了節慶主題。晚清腐儒陳季同，雖充滿阿Q精神，但他認為"我們的娛樂取決于我們的道德和哲學觀念、以及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卻是切中肯擎之言。

正是由于"形而中"的宗法禮儀規范的約束，由于"形而上"的精神解放空間被阻塞，中國人對節慶渴求的能量便只能向"形而下"釋放，只能在被賦予倫理意義的吃喝玩等物欲享受中尋求歡樂，而在貧瘠的生存環境中，這恰好能給人們帶來足夠的幸福感，使節慶充滿了節慶氣氛，這就造成了以物欲滿足為主的節慶內容，形成了物欲化的世俗審美文化傾向。在當代中國，特別是在城市中，盡管市場經濟觀念早已將傳統倫理觀念革除了，人們也早已從宗法社會角色中解脫出來，但由于缺少現代人文文化的支撐，國人卻依然難以在短期內將這種以滿足物欲為主、以鞏固宗法倫理為旨歸的節慶進行改造，使之真正成為張揚個性、體驗人性偉大的精神時空。這樣，一旦個體物欲需求淡化，傳統的倫理價值目標弱化，中國的民俗節慶便只剩下一個民俗空殼，真正的節慶"味道"便必然迅速喪失掉。

四

至此，我們便可回到季老提出的哪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并反撥某種流行的文化和美學觀點了。包括季老在內，中國許多學者一直以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傳統而自豪，以中國的精神文明而驕傲，認為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救黷西方文明的世紀。但細一分析，這些大都是阿Q式的理論烏托邦。

其實，所謂的"西方是物質文明，東方是精神文明"的說法本身便是有問題的。以筆者愚見，它只是19世紀末陳季同之流的腐儒為對抗西方文明而"精神勝利法"的產物，其背后有一個符號陷阱。即他們所說的精神文明，只是指中國的倫理哲學和宗法道德文明。以這種精神文明為尺度，西方自然無法與東方抗衡了。但這并不能涵蓋所有的精神文明，西方同樣有其精神文明，即人文哲學、科學理性和公共道德文明。這種精神文明，恰恰是其發達的物質文明的生成條件。而中國持續數千年的精神文明，卻并沒有促成中國的現代物質文明。這是為什么呢？我想，關鍵就在中國傳統的精神文明主要是"天人合一"的"精神"、是倫理至上的"文明"，而不是建立在科學、人文價值理性上的精神文明，這便使得它既不能催生科學精神，也不具備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機制，還可能成為阻礙現代文明發展的桎梏。

我們且再反思一下中國審美文化傳統吧！由于中國審美傳統中缺少人文精神內涵，審美活動表現出倫理化取向，所以，當傳統文化把幾乎所有的物質享受都披上倫理外衣、變成精神享受、并提升到"美"的層次時，中國人的審美也就遠離開人的創造性本質。這使中國的審美文化往往是消費性的，缺少將對"美"的追求轉化為實踐創造的沖動。這也是中國物質文明缺少持續進步動力的重要文化基因。因為感官愉悅之"美"，所刺激的是一種匱乏性的審美需求，一旦滿足了，便不再追求。它所導致的另一個極端就是精神貴族貶抑物質，超然于科技創造與物質實踐之外，以閑適的態度對待生活，將功夫放到棋琴書畫上，倡導人們向后看，法先王。這種美學發達的結果，使中國的生產力長期停滯，卻留下了至今令世人矚目讓國人自豪不已、燦爛之極的飲食文化！而西方人的"美"雖然表現在精神上，但卻植根于人文精神、落實在創造實踐活動中，他們將實踐活動審美化，使對美的追求變成改造自然的內驅力，變成浮士德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推動了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才使西方物質文明日益發達。這種人文之"美"，本質上是創造性的，它所刺激出來的是一種發展性沖動，是一種不斷向前看的精神，審美滿足所帶來的是更大的創造沖動。是故，西方人雖沒有把他們的飲食文化上升到倫理和美學層次，但他們卻給全人類帶來物質文明的"福音"。如果說西方文明、哲學和美學的精髓有其合理之處，我認為正體現在這里。

因此，哪種以中華傳統精神文明而沾沾自喜的觀點可以休矣，同樣，季老認為可以從中國傳統的"生理美"入手，解決美學危機的觀點也懸置為宜。中華民族在物質文明進步的同時，正面臨著精神文明重建的艱巨任務，其中，哲學與美學建設便是重要環節。否則，物質生活富裕之后，中國人將面臨比西方人更大的精神危機，因為西方的異化危機，是傳統人文精神的危機，而對沒有這種傳統的中國人來說，可能會感受不到這種異化，但卻會產生更嚴重的精神麻木和靈魂空虛，會衍生出更多社會危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引進的現代工業文明，雖然可以成批地生產和復制滿足人類需求的物質和精神消費品，卻不能生產精神幸福本身。當代中國人的諸多物欲理想得以貼現之后，他們失去理想追求的空虛靈魂將愈加空虛。那時，便不是一個"年味"消失的問題了，而是整個生活意義的喪失。從這種角度看，當代中國哲學及美學的使命可謂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