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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創意培育管理的政策取向

對于文化創意的倚重和管理，是近年來國際社會如歐盟等普遍關注的課題。歐盟在一份報告中指出:藝術創作和文化創新依賴于一個廣泛的機構網絡的信任和經驗。這個網絡由中介人和管理者(批評家、商、專業機構、手工藝人、店主和藝術及媒體實驗室等)構成，創意人員或網絡因相互依賴形成的集聚使創意活動和結果被所謂創意“治理人”(他們掌握著財政資源和法律框架)所了解，這個網絡化的過程就是“創意管理”。此過程已超出對創意產品生產和銷售的簡單管理，其擴展需要一整套文化政策或“創意政策”，需要一個支持實現創意政策的有效貫徹機制。當支持藝術創意的法規、政策及措施，能確保產生創新理念與洞見，以及這些創新理念與洞見能被一種不僅有效而且新穎的方式所管理與銷售時，就被認為是“成功的”。換句話說，“創意政策”的發展要在兩方面平行推進:一方面要對新理念與洞見的生產予以支持;一方面要使這些洞見與理念的銷售渠道進入公共領域并被公眾知曉。重要的是，這種新穎有效的創意管理不以過度限制與干預為前提。［1］歐盟的創意政策干預是在歐盟的政策框架內，通過以下幾種模式的相互協同來實現政策干預的。其一是“創意取向”，包括培育早期階段的創意研發、識別天才、獎勵精品及關于創意國際推廣的政策措施。譬如，對創意、創新進行投入的“研發補貼”、對信息社會語言即“電子內容”進行投入的各種直接資助。這一方面的政策不是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而是從藝術與科學發展的平等起點出發來考慮。這體現了對創意價值的尊重，體現了政策的前瞻性。其二是“專業市場取向”，指提供經濟政策法規以彌補市場失靈。這種取向不僅使工作獲得專業認可，還使其有足夠的機會，從對增加值的貢獻及創意產品被公眾和私人所使用的結果中獲取相應回報，這也是對創意成果的保護和尊重。其三是“干預取向”，重點在于調動政府的行政資源，借助各種手段發揮政府的引導功能。如把某些創意產品納入政府采購目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開展大眾教育等，由此引發、擴大并促成公眾多樣化的消費需求;通過提供基礎設施、貸款和銀行擔保以增加供給，通過稅收優惠減免等政策調節以降低價格壁壘等等。歐盟的創意政策干預及其實現模式代表了國際潮流，具有普遍意義，對我們來說也具有實踐價值。在我國，對文化創意的管理旨在充分發揮文化創意在創造社會財富、創造就業機會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重要作用，以全面適應和滿足人民群眾對高尚的精神產品、科學的知識方法、健康的審美情趣的需求。因此，要切實防止單純追求文化經濟效益而忽視人民大眾的文化權益和多樣化的文化消費需求，防止單純追求經濟利益而使文化產品偏向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引導文化創意產業全面健康可持續發展。一定意義上講，政策干預對于文化創意培育管理具有重要影響。無論是通過建構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務，還是通過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都是為了激發文化創造活力，為文化創意培育提供現實支撐作用。為要實現政策干預，在輿論引導上，就要形成強勢的鼓勵創意的氛圍及其市場環境，使文化創意走進社區、市民，進入大眾的日常生活，使創意創新深深植根于民眾;實現路徑上，就要鼓勵青年人探索通過創意實現就業的路徑;引導企業廣泛重視創意研發，改善消費環境，吸引大眾樂于消費創意產品和服務，形成創意價值實現的良好氛圍;以創意培育為抓手，推動建筑設計、工業設計、服裝設計、時尚設計做出特色，使設計業成為全社會激發創新、迸發創意、實現價值的典范，展現創意轉化為生產力所發揮的示范引領作用。

對文化創意培育的管理需要有專門的服務機構(政府的或文化非營利組織)。國際經驗表明，專門促進創意培育的機構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政策咨詢、戰略規劃、市場支持、融資指導、培訓指導、相關信息的出版和傳播等全方位的基本服務。推動文化創意培育是一種細致入微的工作，因此，即使政府有投入，它也不應干預創意機構的微觀運營。如堪稱文化創意集聚典范的昆士蘭模式。這由當地政府和教育界共同發起建立布里斯班創意集聚區(培育中心)，是澳大利亞第一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其投資主體除昆士蘭州政府和昆士蘭科技大學外，還包括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有限公司和與之相關的企業中心、澳大利亞創意產業與創新國家重點研究中心、大洋洲互動設計合作研究中心、專業戲劇演出公司等產業界和學術研究界的機構。昆士蘭模式是政府、教育界、產業界、研究機構等共同參與和推動的結果，具有較典型的官產學研相結合的特點。它通過校區、園區、社區三位一體的發展機制，很好地把文化創意創新和產業化關聯起來。再如倫敦成立的“創意倫敦”工作組。這是一個由倫敦發展署管理的戰略團隊，它以政府和民間合作伙伴關系的方式運作，廣泛匯集重要創意公司行政執行官、藝術組織和政府部門官員的建議，促進、支持和培育倫敦創意產業。

二、影響文化創意培育的宏觀要素

政府的政策干預應著眼宏觀。從整體上影響創意培育的價值取向和水平的宏觀要素，分別是全球性創新格局的轉變，主流文化價值取向，政策的有效性、完善性與持續性。政策干預要圍繞這三個宏觀要素做文章。從世界格局的變動來看，全球性創新格局出現了新的動向，表現為創意與社會責任的互生性加強、創意主體全球化合作趨勢加強、創意本土化市場導向加強、客戶體驗對創意培育的回報率增加以及創意培育平臺的持續性加強。創意是“為人”的創意，以滿足人的需求為出發點，體現人的價值而不單是追逐利潤。有學者總結道:“世界創新格局的轉變主要發生在三個方面。第一，創造利潤的多寡將不再是新時期衡量一項創新是否偉大的標準，取而代之的是該發明創造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第二，新興國家市場和中小企業在創新領域的作用逐漸凸顯，創新越來越依賴于各類型創新主體間的合作。第三，除了制定相應的鼓勵政策以外，政府也應該注重完善金融、投資市場及渠道，并倡導多元、寬容、合作的文化來更好地促進創新。”［2］全球創新格局的變化反映出價值訴求重心的轉移。從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出發，創新創意愈發關注人的生活質量以及對個體和社會需求的滿足，這體現出創新創意的現實關懷，體現了創意的社會責任承擔與創意孵化的相互依存。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方式，創意培育要以市場為橋梁，實現人的生活需要與創意之間的互動，因而要真正把市場作為創意的驅動力與產品的檢驗場。同時，市場還能實現創意的回報。較高的回報率首先建立在讓更多客戶參與到創意合作中來，積極主動地將客戶意見有效吸收進創意設計中。因此，不僅要努力提高創意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而且還應建立穩定的問題庫，以便于在更短的時間內解決更多問題。世界創新格局的變化表明，激勵創意應將發力點放在于社會責任的擔當中開發對人類生活有益的創意;注重引導消費，培養消費者與創意者的互動意識;堅持市場化導向，完善客戶體驗回饋體系，培育市場與創意的互動平臺;構建創意對話社區，促進創新信息溝通;促進跨學科間的專業人才溝通合作，注重中小企業及個人潛質的創意開發，加強各類創新主體間的合作，建立多元的持續性高質量創意對話平臺。從主流文化價值取向上看，一個社會的主流文化價值導向對創意培育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直接關乎社會的創意氛圍和自由寬容度。

通常，相對自由寬松的社會文化環境能夠促進信息溝通、保證創意主體工作的專注性、提升權力主體對創意帶來的社會巨變的承受力，從而有利于促進文化創意的培育。關于激發社會創新精神與創意能力，“層級制度”、“權力距離”是其中的關鍵詞。所謂“層級制度”的影響，是指如果一個社會群體人事組織結構中，上下級之間服從關系占突出地位，那么原則上這個社群的創新精神與創新力將弱于非服從關系占主導的社群。社群中的層級制度能夠影響創意培育，如中小企業中相對個性化、自由化的人事組織結構，就有利于促進企業在實踐中塑造相對獨立、進取的精神，形成輕松自由的氛圍，這對創意來說很重要。在非服從關系占主導的群體中，信息交流、人才選出、創新要務之外的干涉力較少，這有助于解釋為何文化價值取向多元、文化環境寬松自由的社群，其發明創造和創意成果比別的社群更多。“權力距離”是衡量創意氛圍的一個尺度，直接關乎社會承認和接受的權力在組織中不平等分配的范圍。譬如，美國的權力指數較低，阿拉伯國家的權力指數較高。從整體上看，美國人不是很看重權力，而更注重個人能力的發揮;阿拉伯國家則注重權力的約束力，其政府部門或企業都或多或少帶有權力色彩。中國在全球權力指數中排名較靠前，處于前十位。故此，我國在文化創意培育中必須限制公權力、強化政府服務意識、簡政放權———有時需要“無為”。權力過度集中難免會壓縮創意培育所需的自由空間，損害資源的優化配置，甚至妨礙市場靈驗功能的發揮。鼓勵創新就要給人以說真話辦真事的空間，給予專家學者第三方立場的自由。對政府而言，激活市場機制要有高度的自信，允許多種聲音和多元價值觀的存在。因此，要摒棄對中小企業的偏見與歧視，加大對科研人員和創意人才的鼓勵和社會認同感，鼓勵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堅持不懈地追求目標，在不影響公序良俗以及國家法律法規的前提下，不過度強調某一價值認同。創意還需要廣闊的視野、必要和及時的信息交換，以及更好的人才選拔環境，尤其是中高層管理者的直接支持。在這方面，中小企業的反應速度與效果要比高度組織化的大企業做得好。國有大企業的高層應將創新視為一種自上而下、由國家引導的戰略活動，而思維慣例使其在創新上更多依賴政府的引導與財政支持，其實文化創意培育遠非政府支持就可以解決的，全社會的寬容與勇于開拓進取，以及團隊合作意識的加強，才是形成吸引投融資的環境與吸引知識和人才的氛圍。基于“層級制度”、“權力距離”對創意培育的影響，政府應注意在創意培育中轉變角色，明晰公共服務職能，將一部分自由空間讓渡給市場，做好公共服務工作。

從政策的針對性、完善性與持續性來看，政府作為政策制定的主體與市場監管的主導力量，其政策干預要有針對性，要在政策實施中不斷補充完善，并有可持續性。對創意培育企業而言，政府的政策干預是重要的外部因素，所謂針對性是指政策針對企業所面臨的切實問題提供扶持，所謂完善性是指政策支持體系的完備，所謂持續性是指政策制定在因時制宜的基礎上，盡量不因其突然中止或變動而對企業發展造成沖擊。近年來，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使中小企業獲得金融扶持的力度不斷減弱。一項全球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八的受訪企業家認為更難爭取到風險投資私人投資和政府撥款對創新的支持，百分之四十二的受訪企業高管對政府支持創新的效率和協調運作成效不滿。百分之六十七的受訪企業家表示更愿意開展風險較低的流程和漸進式創新，百分之五十六的受訪企業家表示企業取消或壓縮既定研發計劃的現象日趨普遍。與創新政策框架較弱的國家相比，創新政策更加完善，更有競爭力的國家，實際的經濟增長也更加強勁”［3］。這表明，盡管創新異常重要，但企業會在周轉資金不足、承擔風險較大時傾向于選擇規避風險，從而取消或者壓縮研發計劃。目前全球經濟復蘇速度放緩，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依然很大，但中國的企業創新外部環境好于國際平均水平，政府也更加注重支持創意創新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發揮重要作用，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針對企業面臨的融資問題提供財政扶持，并在可能出現的低谷期推動投融資的持續性。但這還不夠，政策還要考慮到微觀經濟環境，進一步構建開放的創新體系，鼓勵并幫助企業構建溝通系統、國際創新情報體系，幫助企業實現創意產品的市場化。

三、政府政策干預的限度

“政府并不是文化創意的主體，只是為文化創意創造一個基礎平臺”，政府通過政策干預，為文化創意培育搭建平臺;政府通過政策引導，激活文化創新機制，發揮市場在文化創意培育中的作用;通過正確的價值取向、規范的市場秩序、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市場規則，使以創新文化和創意生產為核心的文化創意產業獲得良性發展。政策干預要有所為，應把重點放在市場失靈或者大型企業不屑于做的事上。當前，小企業或個體工作室即使有好的創意，也會因資質問題不能得到及時幫助，政府的專項資金就要在這些社會資本不愿介入的領域發揮作用，并以此對社會資金產生引導性影響，這樣才能實現干預的針對性。現實中，政府的資金往往青睞于資質優良的企業和項目，而這些企業和項目自身生存能力強，政府投入反而導致政策資源的邊際效益遞減;如果能投放到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中小企業和個體工作室，則政策資源則會產生邊際效益遞增。遺憾的是政策干預缺乏有效性，致使在營造社會創意環境中發揮的實質性作用有限。此外，還要有更加靈活的資助或采購計劃，把文化創意產品和服務列入政府采購名錄，逐步提高政府采購中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意產品和服務的比例;要改善專業的溝通和“前市場”設施、多媒體技術及其公共技術服務平臺建設(包括實驗室、工作室、信息收集展示傳播平臺等);要完善知識產權信用保障機制，發揮建筑規劃設計、工業設計等知識產權無形資產的融資功能，鼓勵和支持公民及法人以知識產權作價出資創辦企業;要鼓勵金融機構開發服務于文化創意培育及其產業發展的金融產品，推動有條件的創意企業上市融資;要支持投資主體多元化等。

政策干預也要有所不為。如小規模、私人性的文化創意具有自發性、個體性特點，文化機構具有特殊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內容屬性，因此政府不宜介入過多，尤其不能介入到微觀主體的運營和內容創造上。當然，在文化創意成果的價值兌現、文化展示和文化交易活動日漸頻繁的語境下，創意及其成果愈益具有公開性、公共性，政府有責任進行監管，維護市場秩序，這不僅是保護文化產品消費者的權益，也是政府的義務;當文化要素集聚產生裂變效應，即核心文化資源要素的集聚達到一定規模，而將服務于該生產要素的相關產業的服務和支撐機構置于特定空間中，形成相對完整的文化產業鏈和具有生態效應的文化消費群落，市場本身難于解決因文化經濟迅速發展所提出的公共資源的配置問題時，政府管理機構的介入和專門管理機構的組建就顯得不僅必要而且緊迫。政策干預可采取多種文化經濟手段，包括資金補貼、資助、購買服務、稅收減免、信息服務、教育培訓等，通過干預可以激勵更多國有文化機構和國有文化企業參與文化創意培育，鼓勵和促進民營資本進入文化創意培育及其產業發展。然而一般來說，政府的干預應有限度，政策干預通常應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

1．在支持的內涵和范圍上，要從狹義的文化創意轉向廣義的文化創意，支持文化產業向創意經濟演變;要加大向基層社區和鄉村公共文化基礎設施的投入，不僅要新建硬件設施以增加數量或擴大規模，也要增加軟件內容投入，更要重視其利用效率，通過減免費用或者政府發放消費券等途徑鼓勵市民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活動，從根本上推動知識和創意的產生、交流和發展。

2．以培育全國文化創意中心為目標，促進均衡發展，凸顯創意高地。當前，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已形成共識，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勢頭很好，多年來其增速遠遠高于GDP的增速，創意經濟各產業在空間上均呈現出極強的自我集聚性。從已實施的政策效率上看，集中式的產業發展政策效果更好，應將主要投資集中于文化創意產業集中區。

3．文化創意的涵蓋面很廣，各行業間的差距很大，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管理政策，應以差別化的政策干預為主。從空間發展上看，應以科技類和文化傳媒類區分文化創意。科技類文化創意產業可通過設立集聚區以政策支持集中式發展;文化傳媒類集聚區則應減少束縛，鼓勵其自由發展。

4．創意的出發點是人，政策干預要體現對創意階層的人文關懷和價值肯定，包括授予榮譽稱號。目前的政策干預偏于產業、空間和基礎設施，其著眼點往往落在“物”上。事實上，那些自發性的文化創意園區的發展沒有一個是因硬件條件好，而催生文化新業態的，大多是偶然性發生后由核心人物或團隊的凝聚作用、示范作用，甚至是一個小的創意火花而成燎原之勢，從而帶動區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形成生產者的聯盟。

5．政策干預要尊重文化的發展規律，即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和文化藝術表現形式的多樣性。要鼓勵草根階層的創意活動，形成“創意市集”等創意活動的常態化;積極尋求新的文化創意源及其增值空間，創造條件促使難以適應區域發展的企業外轉;健全進入和流出的常態機制，形成文化創意培育的良性生態。

6．政策干預要置于法律框架下。通過法律框架和合同的標準化，以及對各自主張和成就的相互承認，支持藝術家的流動，激發多邊創意的產生;通過多邊或雙邊交流計劃去培育實質性、整合性的伙伴關系和項目，鼓勵不同角色的參與;面對不同文化、政治和經濟背景，要支持跨界合作，給予民間的、外國的藝術家和創意產品以平等的國民待遇。

7．政策干預要有利于知識產權保護，使其成為企業提高成長性和競爭力、培育新業態和制定新標準的基礎。知識產權制度對創意的保護體現在三方面:一是解決創意的非排他性問題，保護創意的回報;二是建立合理的投入收益機制，使資源主動尋求創意;三是鼓勵創意有償擴散，擴大創意的應用范圍。知識產權保護的是原創力，它并不阻止思想創意火花的迸發，一項創意得以安全展現很有可能激發另一項甚至多項創意的產生。在公益創意方面，成功的創意很有可能引致技術軌道的誕生，對未來技術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但現有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越來越難以應對數字化技術支撐的創意過程及實踐。

當前，在數字化技術影響下，傳統的“個人著作”、“獨創性”、“藝術引用”、“所有權”、“公共領域”和“公共利益”等觀念已經受到挑戰。說到底，政策干預的核心是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提供公共服務、彌補市場失靈，推動單純的管理向協商性的治理轉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政府應逐漸減少對文化創意培育的干預，給社會和市場留下更多的發展空間，以維護良好的文化生態。

作者：范玉剛單位：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