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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世說新語審丑主體意識人性意識
論文摘要:在高揚魏晉風流之美的同時,《世說新語》表現出濃郁的“審丑”意蘊:展示了豐富多樣的丑的類型,揭示了美丑相互依存和轉化的規律;通過展示人們物欲追求的種種“丑態”,表現了古代人性意識發展的時代轉折;通過描寫各種“丑言丑行”,表現了魏晉士人尚真、尚我的主體意識。
《世說新語》(以下簡稱《世說》)記錄了魏晉名士的逸聞軼事和玄言佳話,表現了中國古代文人人格審美的一個重要范疇—魏晉風流。但《世說》的審美并不僅僅表現為審“美”,在高揚人格風流之美的同時,《世說》還表現出濃郁的“審丑”意味。
一、以丑審美:審美意識的深化
“審丑”是近代西方美學的重要范疇,是美學的現代擅變。在中國,“從遠古青面撩牙的陪葬品和夏商‘嬰臀’‘吃人’的青銅器,到晉代藝術家所津津樂道的‘舍身飼虎’、‘刻肉食鷹’的恐怖悲劇故事,中國古代延續著一種‘以丑為美’的美學意識。論文百事通”如果說古代青銅器、佛教故事和造像的審丑是對現實和人生的超越,《世說》的審丑則完全指向了現實人生,在時代生活中發現了豐富多樣的丑的類型:
一是形式丑。“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丑,亦復效岳游遨,于是群摳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容止》)與潘岳的貌美風流相比,左沖外貌丑,東施效肇的行為更丑,與我們印象中“振衣千初崗,灌足萬里流,’(左思詩)的高潔詩人形象實在相去太遠。
二是外在丑,內在美。許允婚禮上見妻子貌丑,竟不人洞房,后經人勸告,“許便回人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人理,便捉據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日:‘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賢媛》)許允妻子貌丑,卻表現出高尚的品德與敏捷的才思,這種對比,反而更凸現出其人格美,更加光彩奪目。
三是外在丑,內在惡,外在的丑是其內在惡的反映。“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垂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相素不善飲,輒自勉強,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垂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汰侈》)石崇與王敦的行為極丑,這種丑的內容是其為人的殘忍與傲慢,是內在的惡。
四是外在美,內在丑。《賢媛》篇記:絡秀出身寒門,貌美非常,又有持家才能,后被士族公子周浚看中,要娶她為妾,絡秀父兄不愿意,但她自己卻不惜違背父兄,不惜犧牲自己,“絡秀曰:‘門戶珍瘁,何惜一女?若聯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絡秀可謂有外在美,但為了使自家寒門能高攀貴族,不惜以身為妾,不惜以死威脅自己的兒子,其行為又表現出封建倫理觀念扭曲人格的“丑”。
《世說》還注意到了美與丑相互依存和轉化的現象和規律。《巧藝》篇載:“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憑空在人的臉上添了三根毛,是丑化,然而因此而使畫像更加具有神采,更能表現人物的內在精神,自然的丑就轉化為藝術的美。西方藝術家直到18世紀的羅丹才發現:“一位偉大的藝術家或作家,取得這個‘丑’或那個‘丑’,能當時使它變形……只要用魔杖接觸一下,‘丑’就變成美了。相比之下,《世說》審丑的自覺要早得多。這種以“審丑”對于審美的補充和超越,體現了那個時代審美意識的深化。
二、以丑見欲:人性意識的表現
在中國古代人性思想發展歷程中,“人欲”一直被貶抑。從先秦儒家的“克己復禮”、道家的“寡欲”,到強調群體的兩漢經學,個人的欲望始終是被壓抑的,而人性意識的覺醒不能不包括對“人欲”的正視和肯定。“魏晉之際的名士已沒有了建安文人那種建功立業的進取心,也沒有那種慷慨的情懷。士林普遍出現了一種特異的心態—追求一種適意的人生。適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滿足。”閉《任誕》、《儉音》、《汰侈》三篇集中描寫了這種嗜酒好物、放浪形骸、及時行樂、縱欲享受的“時尚”:
第一,《任誕》描寫了士人嗜酒縱歡的“丑行”。嗜酒在阮籍等人身上有避禍的隱衷,但不可否認,追求感官滿足、徹底釋放自我的“人欲”是更直接、更重要的目的。畢卓“一手持蟹鰲,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誕》)劉伶更是把全部的生命都投人到酒的享受中,一個超級“酒鬼”既丑陋又無賴,但他的一生卻受到時人及后人的賞識,這種賞識本身,體現了與儒家“修齊治平”、“立德立功立言”的價值觀、人生觀完全不同的人性要求。士人們力圖把生命的意義更多地歸于自身,切近生命自然的底蘊,而不是作為社會和政治機器中的一個零件。論文百事通
第二,《儉音》篇對金錢的占有欲有精彩的描寫。“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撞牧,膏田水灘之屬,洛下無比。契書較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儉音》)身為高官,親自掌管帳簿,計算收支,樂此不疲,絕不是生活需要使然,而是內心的金錢欲望使然。而這種金錢占有的欲望已經擠壓了親情,使其行為乖張:“王戎女適裴頒,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速還錢,乃釋然。”“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后更責之。”“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鉆其核。”(《儉音》)女兒借錢不還就給以冷臉,已經送人的衣服又要回來,賣李子要鉆破了核以免被人引種—這種種占有欲的表現是丑惡的,又是那個時代特殊的人性顯現。
第三,《汰侈》篇中窮奢極欲生活的描寫表現了人欲泛濫的“丑惡”一面。“王君夫以粉精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巾步障碧續裹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汰侈》)在窮極奢欲的競賽中,種種“丑惡”的表演都在演繹著一個時代的人性畸變。但《世說》對于這些貪欲、奢侈的描寫不無欣賞的意味:“作者對書中那些人物的放蕩、頹廢、奢侈、淫靡甚至是殘忍、兇暴的言行,往往是以同情或欣賞的態度寫出的。在《世說》之前,還沒有哪一部著作敢如此以欣賞的眼光直面“人欲”的種種表現。如果聯系兩漢經學窒息人欲的背景,魏晉時代這種“丑惡”應該是人性發展的特殊足跡,是對儒家一向漠視個體物質利益和物質欲望的反動,而不能簡單地斥之為“從對絕對、無限的理想人格本體的幻想掉人最丑惡的動物性欲求的滿足”。人性的歷史發展復雜而曲折,有時甚至通過反常的形式—丑、貪婪等表現出來。帶有“丑惡”色彩的人生欲望,也正是人性基本之一部分。
三、以丑求真:主體意識的覺醒
在《世說》中,“真”是文人最崇尚的風度之一。人們常常把“真善美”并舉,“真”與“美”往往是相聯系的,但《世說》卻把“真”與“丑”聯系起來,通過“丑”來表現“真”。
第一,“真”是《世說》衡量容貌美丑的重要標準。魏晉士人開始關注人體自身的美丑,雖然人們樂于欣賞人物面容的俊美等外在美,男子也敷粉、修飾,但人們更注重真實自然的風度美,由于對“真”的崇尚,他們常常原諒了“丑”,甚至突出“丑”、欣賞“丑”。“劉伶身長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劉伶雖然容貌丑陋,但不加修飾,所以那種自然真切的形象使人不覺其丑,反覺其美。
第二,對于身份,嗒世說》有時突破了門弟的既定形象,以“不合門弟”的“丑”,來展示一種真淳之美。“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碗盤,外無余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吱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德行》)作為一方長官,對掉落的飯粒“拾以吱之”,不顧“風度”,是令士族高門鄙夷并以之為“丑”的,但殷仲堪出于愛惜百物的一片真素本性,絲毫不覺難堪。
第三,對于言行,《世說》以丑見真的條目更多。不會說話不能算光彩吧?但保持自身的真實性,“能不言”卻受人賞譽:“劉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賞譽》)。坦腹東床并不是多么美好的形象,而都太傅偏偏以此而選中王羲之為婿,正是其率性率真,不矜持,不造作,得到了肯定和贊賞。相反,其他王家諸郎雖然“亦皆可嘉”,但因“聞來覓婿,咸自矜持”,不夠真率自然,反而落選(《雅量》)。
透過這些以“丑”見真的種種表現,我們看到的是魏晉士人主體意識的覺醒。正是這種覺醒,使魏晉士人意識到“真”的可貴,意識到傳統禮教的虛偽。“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后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任誕》)古代禮教規定,母父喪不能飲酒,而阮籍卻在大庭廣眾前,飲酒食肉,從外在行為看,阮籍居母喪而飲酒食肉,完全不合“孝”的禮儀,在正統人士眼中是“丑惡”的,而阮籍用自己真實性情的表現來告訴世人,心地純正,自是真孝,何須規矩約束。新晨
魏晉士人表現出的這種主體意識,不能不受到禮教觀念的反對和敵視。也正是這種敵視,促使士人不得不以特別的方式實現主體的精神追求—“魏晉名士以及現存禮俗、違背世俗秩序的行為方式,以不惜表現自己的狂、丑、踐踏自己來表達對社會、世界的看法,來表達自己的人生態度。”這種方式的選擇,其實是無可奈何、不得己而為之。但正是這種種的“丑”,為人們展示了魏晉士人對自我的發現,對人生價值的熱烈追求。
綜上所述,作為中國早期小說的經典之一,《世說》對于“丑”豐富的表現與深刻的洞察,突破了“美美丑丑”的僵化眼光,把人性的復雜性與社會現實、文化傳統的復雜性結合在一起,以“審丑”的方式,深化中國文學中的審美意識,豐富了中國文學的審美方式,使我們在《世說》極其簡約的文字中,領會到別一種復雜深刻的審美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