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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問題受到學術界高度關注,但是在學術討論中也存在著某種闡釋誤區。突出的表現就是大量借助西方話語資源對當代中國文化的嬗變進行闡釋,特別是后現代主義成為了一個關鍵詞。于是,在“不確定性”、“非權威化”、“差異性”、“平面感”、“電子媒介”、“消費主體”、“文化工業”、“類象”等等新術語的涌流中,本土性的文化景象也就悄然轉化為后現代主義世界文化風情的漢譯文本,我們除了明白當代中國的文化之變早已是世界性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的若干后現代共性之外,便很難獲取進一步的信息了。這也意味著闡釋者只須掌握后現代主義文化的一般常識就足以解答中國文化轉型的問題。操作方式便是在本土文化表象中找到某些與所謂后現代文化標志的相似點,然后就按照既成的話語模式滔滔不絕地推理演繹。這種闡釋往往給人一種錯覺:當代中國的文化嬗變乃是對世界文化潮流的被動趨從,乃是弱勢文化形態遭遇強勢文化形態后的簡單歸順,總歸是某種空降而至的文化事變。

其實我們面臨的并不是新問題。類似的情況在20世紀上半葉就曾發生過。這便是以來,中國出現的以社會主義為主導力量的思想文化變革。作過如下闡述:“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影響是時常存在的。在帝國主義時代,特別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勵,是極其巨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1](P278)并且將此概括為一個普遍性的哲學命題:“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1](P277)可見,如果當代中國的文化嬗變吻合了國際性的文化走勢,那也只能視為是一種不謀而合的結果,至于原因,則應首先考察本土民族文化意志的內因性作用以及本土與國際之間特殊的內在契合關系。

假如給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確定一個肇始性的年輪,1976年至1978年期間想必會得到公認。一旦如此,變化的本土基因也就愈加鮮明。熟悉歷史的人們很難想象,與十年緊密續接的當代中國文化轉型啟動何以能夠汲取非本土的精神詩情。這是與洋務運動、、辛亥革命、等等頗不相同的文化之變———至少在啟動階段,思想資源的封閉性是其突出的特征。盡管此時包括后現代主義在內的所有西方先鋒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均已在場,但對于中國人來說卻只是一種未被感知的存在。極端而嚴厲的文化政策不僅封閉了人們對外了望的視野,并且禁止了任何游離于意識形態標準之外的想象。可見,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發生的文化裂變,脫離本土的激情與動力是很難設想的。鄧小平多次表達這樣的觀點:“結果中國停滯了。這才使我們重新考慮問題。”[2](P224)這也深刻地意味著: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是針對本土現實而發生的事變,它是中國本土文化歷史發展的自身推進需要和結果。

強調當代中國文化轉型的本土性,并不等于說它是一個永遠封閉的過程。事實上,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進程一經啟動,很快就出現了思想引進大潮,至今滔滔不息。在轉型的進程中,中國文化也確乎發生了種種西化或國際化的表現。但問題在于,這不僅不應導致對本土文化因素的忽略反而更應該激發起我們的本土關注。于是我們就不難發現,在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中,國家意志一直是主導性的文化力量。

1978年以來,決定民族命運的三次思想解放無一不具有官方色彩并且昭示著國家意志的思想啟蒙和意識形態的自我變革,隨之才發生了全社會價值觀念的多元化;才演變出知識分子文化、大眾文化、意識形態文化的并存;才形成了許多學者稱之為后現代的種種文化景觀。面對異邦文化思潮的涌入,國家意志一直在開放與堅守之間保持著原則與張力……諸此種種,都在彰顯當代中國文化轉型的本土魅力。不過,人們似乎對此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們更多看到的是將本土文化現實抽象化、共性化為一種國際文化景象的學術運作,或者,我們還看到,人們依據某種后現代話語的教條,正熱烈地討論著意識形態的退隱,大眾文化的崛起和精英文化的衰落……

總之,人們往往忽略了這樣一個現實:在中國,主流文化即意識形態,不僅是我們最基本的文化生態語境,也是當代中國文化轉型的主要承擔者和推動者,這也就意味,探討當代中國文化轉型,主流文化是我們必須首先關注的最主要的本土文化基因。

所謂主流文化,就是表達國家正統意識形態的文化。它是調控一個國家所有文化形態的主導力量。所以,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實質上就是主流文化即意識形態文化的轉型。無可諱言,這就涉及與鄧小平之間的思想差異。對此,鄧小平歸結為如何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鄧小平指出,“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2](P116)越來越多的研究也在形成這樣的共識:“認為社會主義的最重要原則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核心和基礎是公有制,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一貫的。”[3](P217)的確,這正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而且我們必須看到,強調生產關系、堅持公有制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公有制可以保證人際關系的公平,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尊嚴———這正是社會主義必須實現的價值目標之一;其二,有了公平,有了當家作主的精神歡樂就能“精神變物質”,煥發無窮無盡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正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動力所在。

顯然,的社會主義觀是從社會主義的經典概念出發的,他也就必然認為,無論是從社會主義的建設目的還是從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來看,都必須具有一種正義的精神,都必須以這種正義精神為前提,采用量化的財富指標無法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差異,社會主義是一種特定的精神價值及其建構。所以更關注人的精神解放與完美,更關注怎樣塑造符合公有制社會要求的“大公無私”的人格品行與民族精神,至于物質財富的增長,生活水平的提高,則是這種社會主義新人誕生之后的必然碩果。于是,一種精神優先的意識形態理念與實踐也就在社會生活中屢屢登場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的社會主義思想強調政治利益重于強調經濟利益,強調人民群眾的階級利益重于強調人民群眾的個人利益,在人民群眾個人價值的實現方面,強調精神鼓勵重于強調物質鼓勵。”[3](P532)

但是的這種烏托邦色彩的文化理想既脫離現實的生產力實際,也脫離現實國民的思想覺悟實際,于是推崇主觀能動性的就自然地寄希望于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了。尤其是利用意識形態對于人思想改造的權威性,借助戰爭年動群眾斗爭的成功經驗,掀起了一浪高一浪的“斗私批修”運動,旨在培養符合公有制要求的“社會主義新人”。精神優先的文化特色也就越來越凸顯。說:“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會走到邪路上去。”[4](P186)人們也敏銳地發現:“夸大生產關系的反作用,夸大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反作用,歸根到底都是夸大人的作用,夸大人的主觀能動作用。”[3](P355)由于這種夸大脫離實際,塑造“新人”的靈魂改造運動必然遭到思想冷遇和行動阻力———這便是所謂“落后人群”的出現。信奉斗爭哲學的便通過政治權力來強化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思想斗爭與思想改造,并且堅定地認為,這是關系到“亡黨亡國”的大事。因此,充其量只能算作先進與落后的思想分歧,也就與關系到社會主義存亡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合流了。面對落后人群遠遠多于先進人群的必然社會現實,也就必然出現了階級斗爭必須“天天講”的論斷。再演繹開去,一系列激進的文化命題和激進的社會行動也就邏輯地發生了……也許,問題的產生遠比上述情況復雜,但結果都是一樣:的價值準則忽略了一般民眾的物質訴求,也超越了對一般民眾的可塑造限度,加上采取激進的強制手段來加強意識形態理念的推行,結果必然導致物極必反———的社會大動亂就是證明。

那么,鄧小平自己的答案又怎樣呢?我們發現,他與有一個最關鍵的思維差異———他考慮問題不是從“應該怎樣”的精神理念出發,而是從“只能怎樣”的現實實際出發。這也就導致了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思考充滿著現實的中國特色:

首先,在對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認知方面。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2](P252)這也就意味著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必須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不可能是全面的公有制,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局面將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因此而存在不公平,也必須接受。

其次,在對人民群眾普遍精神境界的認知方面,鄧小平認為:“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5](P146)

根據以上兩點基本認知,鄧小平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主義觀:“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P373)這也就是說,為廣大群眾而進行的社會主義應該邏輯地把“發展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富起來”作為“首要任務”,同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堅定不移地進行改革開放,調動所有切實可行的手段和動力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全體社會公民的共同富裕。

細心的人們會發現,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中,更強調的是一種精神的重要性,而鄧小平更強調的是一種物質的重要性。在如何實現社會主義方面,強調的是公平化的生產條件,鄧小平強調的是富裕化的生產結果。誠然,與鄧小平的思想體系有著更基本的共同性,包括二者都主張精神與物質的統一,但是在怎樣實現精神與物質的統一方面,兩人確實存在重大差異。換言之,建設社會主義,特別是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是精神優先還是物質優先———前者屬于,后者屬于鄧小平。二者的差異,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文化時代,構成了當代中國文化轉型前后的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本質區別,當代中國的種種文化變遷,也因此而發生。

把握物質優先這一新主流文化的意識形態特色,也就能順理成章地理解當代中國發生的種種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一系列新舉措中蘊涵的文化新觀念,例如“個體”、“私營”、“致富”、“市場”、“競爭”、“交換”、“效益”、“民主”、“法制”、“發展”,等等,究其最終目的,無非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即體現物質優先的價值訴求。誠然,社會主義的需求不止體現在物質方面,還有精神方面,那么,鄧小平又是怎樣處理二者關系的呢?眾所周知,他的著名公式便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不過,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物質優先的趨向。

其一,鄧小平認為:“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但是說到最后,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5](P250)

其二,鄧小平提出了先進性與廣泛性相結合的思路,亦即對少部分先進分子可以提出較高的精神道德要求,對于廣大群眾則采取可以普遍施行的精神道德要求,“按照這種差異給以區別對待,盡可能使每個人按不同的條件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總目標前進。”[6](104)

其三,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他還“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2](P110)在效率和公平的關系上,他明確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其四,鄧小平還相信:“物質是基礎,人民的物質生活好起來,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會有大變化。”[2](P89)

由此可見對物質優先的強調。當然,這并不是說,新的主流文化———意識形態已經放棄了正義的精神追求,而只是表明,第一,它認為正義的精神必須用始終不渝地發展經濟來保障;第二,它根據現實矯正了某些精神目標,使之變得更加可以企及;第三,在必要的情況下,它愿意犧牲某些局部的精神價值以保證最基本的精神訴求(如用暫時的貧富差距去達到最終的共同富裕)。

進一步推敲,我們還可以發現,由于物質優先原則的確立,新的主流文化還演繹出一系列重要的文化姿態:

首先,新的主流文化在利益構成方面具有更廣泛的社會代表性。這是由于物質優先的價值訴求代表了普遍的世俗群體利益,具有廣泛的社會認同。因此,新的主流文化的階級界限比較模糊,全民色彩比較濃郁,它較少矛盾性更多統一性。

其次,新的主流文化在自身意志實現的方式上更多民主性。這是因為新的主流文化具有較廣泛的利益代表性,也就容易被認同,所以并不特別需要采取激烈的強制手段來推行自己的文化意志。

其三,新的主流文化在文化趣味上具有多樣性和開放性,特別是對于大眾文化和異邦文化趣味,新的主流文化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寬容與開放風度。這同樣是因為新的主流文化具有廣泛的利益代表性和兼容性造成的。

其四,新的主流文化有著更強烈的功利性。這不僅是指它對經濟基礎的維護性,也指它對于各種能夠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觀念與舉措都能持利用態度。比如對于文化商品化、產業化的認同便是物質優先文化態度的必然反映。

綜上所述,我們不僅可以強烈感受到新舊主流文化之間的對峙或差異,而且可以更進一步認識到,當代中國的種種社會變遷———階級斗爭的消解、經濟主題的凸顯、民主化的進程、私有意識的浮現、競爭化人生的確認、西方思潮的引進、通俗文化趣味的流行、文化產業的崛起等,都是新的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積極變革的結果。而這種種文化嬗變又有一個共同的文化指向———世俗化。總之,與時代相比,新的意識形態理念大大強化了廣大民眾的世俗期盼,也多少淡化了高昂的英雄主義精神憧憬。這不禁令人想起馬克思所說:“什么東西你們認為是公道和公平的,這與問題毫無關系。問題在于在一定的生產制度下什么東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7](P146)也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及其后繼者在“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的意義上重構了意識形態的價值觀。有學者比較說,主要是發揮了人崇高的一面,鄧小平則充分利用了人平凡的一面。[3](P390)民謠亦云,要把窮人變圣人,鄧小平要把窮人變富人。這都是特別生動而意味深長的文化概括。20余年來,我們就在這樣一種充滿誘惑也充滿困惑的主流文化現實中生存著。20余年來,當代中國發生的種種文化嬗變,也只能從這樣的本土文化現實中尋求基本依據。

盡管當代中國主流文化發生了由精神優先到物質優先的嬗變,但這并不表明傳統意識形態命題的全面失效。其實,絕大部分時代的意識形態理念,例如四項基本原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道德規范,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根本任務等都在轉型后的意識形態話語中繼續弘揚。這說明,之后的國家意志更愿意在傳統和變革的張力中確立自身的定位,更愿意將主流文化發生的變革理解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內部諸命題之間的關系調整與補充。確切地說,就是希望在物質優先的原則下逐漸地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使社會主義的文化理想、正義精神與“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歷史現實相協調。

史實表明,在當代中國物質文明的建設歷史進程中,被視為社會主義優越性重要標志的精神文明一直是又一個同步推進的社會發展目標,這便是人們熟知的“兩手抓”。極力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鄧小平也說:“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2](P154)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又被正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及至今日“三個代表”思想中的有關先進文化的闡述,諸此種種,都恰恰表明當代中國文化轉型的邊界性和本土文化個性。事實上,國家意志不僅明確宣告: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權威性、社會主義性、民族性是不可動搖的。[8](P1643)也在實踐中通過各種反對“自由化”和“西化”的舉措證明了這種文化態度。亨廷頓承認,當代中國的變革特點“一方面是實行資本主義和融入世界經濟,另一方面是實行政治權威主義和重新推崇傳統中國文化,把兩者結合起來。”[9](P106)這也就意味著,在明眼人看來,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絕不是對于某種國際文化大潮的簡單呼應或盲目歸順,更不是在國際文化大潮沖擊下本土文化訴求的土崩瓦解。

然而,按照某些后現代主義的想象,當代中國的種種社會變遷,是主流文化的中心權威遭到消解后的失控。許多人相信,傳統的意識形態獨霸天下的局面已變為“主流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和“市場文化”這三種文化形態的割據態勢。

這種三分天下的說法暗示著:主流文化已經在另類的文化力量夾擊下萎縮。這種認識與有人簡單地認為主流文化便是體現英雄主義理想的主旋律文化相關,根據這種認識,很容易產生主流文化已經退縮的錯覺。其實,主流文化應該包括國家認同的所有價值形態。今日主流文化雖然繼續弘揚主旋律,倡導崇高的人格精神,但它也對平凡的、多樣化的價值取向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認同。這便是人們常說的“主旋律”與“多樣性”的統一。所以,解讀當下主流文化,不僅要關注它倡導的“主旋律”形態,也要考慮它容許的多樣化形態,才能全面地把握其價值觀體系。

此外,主流文化與其他兩種文化形態之間的關系也遠不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緊張。如果我們考慮到在1976年以前,這種多元文化和平共處的景象還是一種夢想,就不難發現,正是主流文化給知識分子文化和市場文化簽發了“準生證”。甚至還可以認為,這種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更象一種有意設計的文化分工。當然,在這種分工中配合默契的是主流文化與市場文化,至于知識分子文化,則往往表現出卓然不群、執著于超越和批判的矯情態勢———我們感受到的文化沖突大部分也是因此而來。不過,意味深長的是:這種超越和批判仍然是在主流文化的調控預期之中,并且迄今為止,我們并沒有看到自詡獨立的知識分子文化帶來的顯著貢獻,哪怕是批判意義上的貢獻。近年來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現象就是證明。這似乎也在暗示,現實生活中的知識分子文化并非真正參與了歷史。那么,誰在控制局面呢?自在不言之中。

也許,我們還應該考慮到一種情況,就是鄧小平說的“不爭論”。的確,當代中國文化轉型的進程中,基本上沒有出現類似時代的激進思想交鋒或思想討伐。這可謂是新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又一時代姿態。其效果不僅保證了對經濟建設的全神貫注和社會的穩定,還使多樣化的文化表意形態獲得了相當大的話語空間。或者,我們還應該考慮到一種情況,就是近年來越來越明確的執政黨思維對國家意志深刻的影響。官方文件已經宣布:“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10](P99)這都將導致主流文化的溫和意識形態立場和價值觀的包容性。于是,在眾語喧嘩的文化格局中,也就很容易產生意識形態淡化的錯覺,從而滋長出一種文化戰國已經降臨的幻象,這種幻象恰好又與文化無政府主義的后現代文化特征相重迭,使一些人對當代中國文化轉型作出了后現代主義的判斷。

但是,即便如此,也仍然有足夠的參照使我們保持清醒。僅就公認的后現代主義基本訴求———“非中心化”而言,只要我們面對現實就不難相信,作為當代中國文化轉型主要承擔者和推動者的主流文化形態,根本不可能接受這種導致自身消解的文化設計。在主流文化的默契下崛起的市場文化或大眾文化倒是顯現出某種非中心化效應,有論述說:“市場文化的無所不有,無形中解構了‘一體化’的文化專制,它分散了人們對政治意識形態的過分關注和熱情,使一體化的文化霸權在無意中被分解。”[11](P26)

不過,事情的真相往往是,中國市場文化的這些行為,都是在執行主流文化的意志(比如文化產業的啟動就是一種國家需要的生產力資源開掘)。這就是說,至少我們對當下中國市場文化力量的認知,往往帶有夸張,而這種夸張,大都來自后現代主義傳說的影響。再說,目前中國市場文化的自我意識還遠遠談不上具有“非中心化”的文化自覺。而缺乏“非中心化”的文化自覺,也就很難說是經典的后現代主義現象。否則,我們就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文化在中國的先秦時代,在諸子百家的爭鳴中就蔚然壯觀了。可見,要正確解讀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必須認真地關注當代中國本土文化意志尤其是主流文化即意識形態意志的種種嬗變,如果忽略這種內源性的文化透視,將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包裝成為某種時髦的國際文化事件,就必然會造成認識的虛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