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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文化強國”的命題，正是基于目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經濟模式西方化的同時，在文化領域，在倫理道德層面出現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充分暴露出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因此，只有在全球化大潮中樹立文化自信意識，把未來的挑戰和傳統的重新解釋結合起來，中國文化正面的、積極的、建設性和創造性的價值才能夠被當代人發揮出來，挖掘出來。最終，我們才能依托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穿越西方，回到中國”，才能最終建成文化強國。

一、中國傳統文化面臨的挑戰

由于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正變的越來越小，人們之間的聯系也越來越密切。在西方文化的闡釋下，現代化被理解為“大同”加“多元”，理解為汽車降價、看好萊塢大片或到世界各地旅游，理解為消費，甚至與個人主義等同。在此情形下，中國社會近幾年出現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出現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拋棄了優秀傳統文化，被動西方化了。

每一種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認識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就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世界、人與神、人與時間等基本生存維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因此，全球化的出發點是承認每一種文化“內在”的普遍性，而不是將其特殊化。黑格爾認為，思考的途徑不是由具體上升為抽象，而是由抽象上升為具體。未經批判的普遍性和未經批判的意識，和自我意識一樣，往往就是一種黑格爾意義上的抽象，是一種天真幼稚的自我中心主義，一種想當然的空洞，一個沒有生產性的“一”或自我統一性。所以，也可以說，每一種文化和文化意義在具體的歷史的現實關系中，將自己作為一種普遍性的東西再一次表述出來。目前，中國傳統文化在來自西方強勢的文化面前處于無語狀態。

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正是這種強勢文化不斷地刻意重新制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的新秩序、新法則。政治上，在近代，我們引進了馬克思主義，以西方政治理論為藍本，創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系列政治綱領；經濟上，改革開放以來，從國外搬來的計劃經濟轉變為引進的市場經濟；文化上，從“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到十年“破四舊”等等。所有的這一切全面動搖和消解了中國傳統文化，也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閹割。在這種歷史動力學的場域內，任何一種文化都只能放棄為自己的作為文化和生活世界的正當性和合法性辯護。

同樣，處激流不進則退。在中國傳統文化失聲的狀態下，西方文化不分良莠，如入無人之境，占領了我們的主流文化陣地，造成我們在文化領域唯西方馬首是瞻。因此，在客觀的、形式的層面上，或者說在基本的問題格局上，當代中國的文化政治思考既和晚清以來的思路一脈相承，也面對前所未有的新問題、新挑戰、新沖擊。

二、中國傳統文化面臨的困惑

中國人自鴉片戰爭后遇到西方社會政治經濟體制和文化價值體系的全面挑戰，經過一個半世紀，中國人的生活世界已經由這一開始時是“外來”、現在是“西方化”的力量所決定和界定。在此意義上，現在的中國完全是一個現代國家；當前中國的文化問題完全是現代性文化的內部問題。因此，對當代中國文化意識或文化政治來說，不是由于我們有一個先驗，無須論證（康德先天綜合判斷）的中國立場或中國意識，而是由于：第一，中國進入現代性基本關系中去的歷史經驗決定了看問題的特殊形式，現代性體制的某些問題的方面，甚至它的整體上的“合法性危機”由此變的清晰起來。第二，當代中國在全球化時代錯綜復雜的經濟、軍事、政治、文化的不平衡、不平等關系中所處的位置，又一次把有關中國國家、個人和生活世界整體的價值正當性的自我確證的問題急切地擺在我們面前。

我們知道，19世紀的西方帶給我們的器物或技術層面上的沖擊，即工業革命以來的紀元性變化（其“普遍性”也許只有從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的跳躍可以比擬），業已被中國社會吸收“，現代”在這個意義上已經“去陌生化”。與此同時，原先只是作為一種“他者性”的“西方文化”，卻在全球化時代日益作為“文化本身”，成為當代中國文化時代性問題。因此從康德開始，中經黑格爾、馬克思、尼采、韋伯、施米特、海德格爾，到當今的羅爾斯、哈貝馬斯和杰姆遜的歷史階段是資產階級“公民社會”到現當代國際法和世界文化觀念的形成過程，也是一個歐洲人通過自我認知來為世界立法的過程，也是歐洲文化進入普遍與特殊的闡釋循環，不斷擴大自己的內涵和外延的過程。

當代是全球化與商品化的時代，人們想要什么就能夠得到什么，以往的地理、文化、社會、道德的屏障已無法阻斷人們的交往、限制人的欲望的想象。但我們所得到的一切到底是不是我們想要的呢？得到以后我們的生活就更有意義，就更幸福了嗎？康德一輩子在一個小城里度過，但他是一個理性主義者，不是文化決定論者，那是德國浪漫主義者的基本立場。但康德最終承認，人類生活的最高意義是文化，因為文化決定幸福。幸福是特定文化的產物。人的最高形態是文化，這種高級文化即建立在良好的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上，又是后者的基礎。美國社會是靠理想的國家形式、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來保證。沒有一個合理的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就沒有一個國家，就沒有文化。

中國現代性是通過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和國家力量，把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擋在外面，相當程度上同國際不平等秩序“脫鉤”，另起爐灶，自力更生，從而保證國內落后的民族經濟、社會結構和文化生活有機會發展壯大。但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眼里，他們總是傾向把《共產黨宣言》里的一句話推到極致。馬克思曾說，中國社會象棺材里的木乃伊，在棺材里不和外界接觸，大概還可以繼續存在成百上千年，但一接觸空氣就要分崩離析。這個空氣就是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就是現代性。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用廉價的商品，摧毀了一切中國長城。中國的社會形態最終是要被世界市場吸納進去的。

尼采說，現代性在文化意義上、審美意義上、精神意義上對人類的腐蝕作用就在于給了幾種現代毒藥。第一種就是過程（尼采最反對的）?，F代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都是：我們最終意識到，自己是更大的一個過程或項目的一部分。人一旦變成過程的一部分，人的本質就異化了。總是在“成為”什么，加入了現代大眾社會忙忙碌碌的節奏，加入了烏合之眾，生活在一種幻覺之中，跟吸毒差不多。在尼采看來，大家都要成為什么，都要有出息，就是都要模仿“先進”和“成功”，不斷地進行自我改造，而目的卻是要和別人一樣。這樣，真正意義上的自我價值認同就會喪失，人逐漸就會在“進步”和“成長”中變成現代大眾社會、工業社會，由國家主導的社會設置的偽文化的犧牲品。一旦投入到這個過程中去，就再也出不來了。賺錢以后要賺更多的錢，然后再賺更多的錢。如果要在學術上和同行競爭，就要一本接一本地出書，一邊出書還要一邊替自己吆喝。尼采說就像母雞下蛋后呱呱亂叫一樣。現代學者這種“母雞”現在是大批機械化、自動化飼養的，它們的產蛋量日益增加，叫的越來越歡，可蛋卻越來越小（雖然書是越寫越厚），里面的營養越來越稀薄。尼采說，這不是文明這是野蠻，是現代社會造成的新的野蠻狀態。

從這個思路上看中國文化問題我們可以發現，當代中國人仍然是背井離鄉地走在“現代化”的路上，仍然在回家的路上越走越遠，仍然對什么時候才能開始接近我們的目標和起源心中無數。但在今天的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識界上上下下都好象有一種“找到了，找到了，就在這里”的自欺欺人的沾沾自喜，好象我們現在變聰明了，終于找到了正道，而且義無返顧地要走到底了。因為這條路是別人都在走的，是“世界文明的主流”。以前我們還有西方的壓力，傳統的壓力，還有革命理想主義的強制的整體性和方向感。但現在我們好象根本不需要壓力、動力和方向感了，因為大家好像覺得在這蠻好，哪兒也懶得去了。其實，只要睜開眼看看，我們就明白中國人的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都還沒有落實下來，在我們真正的集體認同和歸屬上，我們還不知道自己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三、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機遇

當一個半世紀前中國人要奮起追趕西方時，中國在各方面均落后，但惟獨在什么是中國文化，什么是中國人，什么是我們的存在———對自身的認同還是明確的。這個明確的認同是中國現代化努力的基本的內在動力?，F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在許多方面的確趕上去了，融進去了，成了當代的世界工場，但偏偏在根本的價值和認同問題上“空洞化”。這個空洞化的原因之一是整個社會領域的“非政治化”、“理性化”和庸俗經濟學。

真理是一個價值事件，價值是一個文化事件，文化是一個生活事件。同樣，真理的沖突是價值的沖突，價值的沖突是文化的沖突，文化的沖突最后是生活世界本身的沖突。把握了這一點，再回到當前的文化沖突，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沖突以及亨廷頓“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沖突”，我們就應該做一些知識上的、價值論上的調整。

我們知道，在全球化的空間里中國文化的聲音仍然是很微弱的，就其原因并不是中國人沒有什么好說的，也不是因為學養太差，知識準備不夠，而是在當代中國由于對傳統的全盤否定導致了對“本源性”或“起源性”問題的漠視，即真理—價值—文化—存在之間一環扣一環的規律和自我認同始終沒有被揭示出來，發揮出來。在西方，包括和歐洲很不一樣的美國，這個聯系非常緊密，非常有自我認同感。美國人的觀念背后是他的價值，他的價值背后是他的生活方式———包括美國人的日常文化和政治文化，而生活方式背后是他的存在、政治、經濟和他的神話（自由、平等、機會等等），所有這一切環環相扣，是一個整體。我們現在是用一個局部和整體對抗。

中國知識分子對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沖突和認同問題目前似乎缺乏明確的思路。其實，現時代的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問題，歸根結底是我們對自己生活的理解，要確立在這種生活的“存在必然性”之中，從自己的存在和民族神中一步步推出新的生活形式，新的文化，新的時代性的“真理”。這就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才是進入全球化條件下應對文化沖突的具體途徑。

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建設文化強國”的戰略。在現時代，建設現代化更不能脫離傳統，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徹底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而能夠完成現代化。因而立足于中國的傳統文化，挖掘其固有的精神資源，重建一種非西方的適應我國現代化需要的文化主體意識，應對亨廷頓所謂“文明的沖突”，實現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和諧統一，才能最終達到歷代中國人奮力追求的那種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凝聚的核心價值觀———“天人合一”的世界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