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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角度，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吸收中西方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政治權威這一敏感且重要的課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對一些歷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因此獲得了一些有益的啟示。這對于幫助人們深入了解，進而樹立領導者權威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政治權威；思考；啟示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

"蒼天在上，在紀念堂。"

前一句描述的是生前人們的心情，是欣喜，是興奮；后一句描述的是死后人們的心情，是無奈，是無助；前一句描述的是人們發現了自己的領路人、大救星，即的出現填補了當時中國權威的空白；后一句描述的是人們失去了自己的領路人、大救星，即的逝世造成了當時中國權威的空白。

"誰反對，誰就反對黨中央！"

"走了，中國將向何處去？"

前一句表現出人們對生前政治權威的忠心和崇拜，后一句表現出人們對死后中國發展的擔心和憂慮；前一句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們的盲目心態，后一句多多少少地反映出人們的理智心態。

再聯系近些年來中國不斷掀起的"熱"這一社會現象，就不難想見及其權威的魅力。而正是及其權威改變了二十世紀的中國，也深深地影響了當時的世界。世界上的許多政治學者、政治要員，甚至是普通百姓（特別是青年人）都對的政治權威充滿興趣。大家都難以置信一個農民出身的師范生竟然發動起幾億中國勞動群眾造反、革命，并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傳奇式的個人經歷、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以及他那極富感染力的情感世界深深地吸引著人們。

"的政治權威"這個課題，在中國是十分敏感的、極其慎重的。而在國外卻是許多專家、學者研究的熱門，而且發表了許多見解深刻、切合實際且影響廣泛的論著。本人正是出于對政治權威的特殊興趣，以及對個人及其思想崇敬的心情，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礎上，從多個角度，審慎地談論一下個人的一點思考，敬請學界前輩和朋友們批評指正。

一、認識政治權威的理論視野

認識政治權威的理論視野，我們先從搞清楚什么是權威、什么是政治權威開始。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權威是指：①使人信從的力量和威信。②在某種范圍里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沒有"政治權威"的專門詞條，但政治領域的權威現象，一般稱為政治權威，這是學術界普遍認可的。拿權威的第二種解釋來分析的政治權威，是既適用又不完全。因為當然是政治領域最有地位的人物。但所涉獵的范圍又何止是政治，還有文化、軍事、外交、統戰、黨建，甚至包括經濟探索。正如鄧小平所講的那樣，"思想不是在個別的方面，而是在許多領域都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在許多領域都堪稱是權威。對于權威的第一種解釋，同樣是適用的。因為他和他的思想不僅被人們信仰，甚至是崇拜，而且是自覺地被服從，甚至是盲從。從1935年算起，他領導中國革命長達41年之久；從1949年算起，他執掌國家政權、領導經濟建設長達27年之久。這就足以說明的力量之大，威望之高。

但是上述這些對于說明政治權威這一長期的、復雜的政治社會現象，顯然是不夠的。中外近現代的政治精英和專家學者普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特別是他的晚年，不論從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方面來說，都根本地改變了中國，進而也深深地影響了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那么在這個開放的時代，中西交流、中西合璧，甚至是中西融合也成了一種必然的趨勢。相應出現了一系列的諸如"外國人眼中的"、"外國學者評"等的著述問世，并逐漸譯入中國。這就大大擴展了國人的思維，也豐富了國人對的認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國學者從西方的觀念、思維模式引出對中國現象的思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人們研究權威，幾乎無一例外地要借鑒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關于社會權威類型劃分的理論。當然不少人也借鑒了恩格斯的《論權威》。這里我們也借用這樣的一項研究成果，來作為下一步分析論證的一個理論依據。那就是中國學者張江河博士對西方的權威一詞的考察及其結論。張博士通過考察認為，英語中的權威一詞是Authority，"其含義原指某些事物（如詩歌、雕塑、法律）的創始人，特別是一個家庭或一個城市的創始人。""這種含義后來被引申到最初由貴族長老組成、后來又包括平民在內的有經驗的官員所組成的議院。""后來，隨著歷史的發展，此種意義上的權威又被逐漸地廣泛地應用于包括政治和法律在內的各種人類的活動中，包括宗教、教育、家庭和信念等等。由此而來，權威在實際中就體現在各類人物身上，例如立法者、法官、官員、父母、教師、專家、知識分子、牧師、預言家等等。這些人都被認為具有某種權威，各自在某些問題上的言行享有合法的權威性。"這與我們現在普遍承認的，是黨的創始人之一，國家和軍隊的最主要的締造者，相應具有無與倫比的權威性是相同或相似的。這種理解的根據在于，地理意義上的中西方都接受同一客觀規律或者同一有生命力的傳統的支配，而這一規律或傳統，不論是按照中國人的理解（及其理論）還是西方人的理解（及其理論）都在發生作用。就像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敬畏"天"，而西方人信仰"上帝"、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在西方有些國家稱"君主"一樣。根據考察，張博士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于權威，西方有兩種認識方法：一是在一般意義上使用''''權威''''一詞，它包括的范圍很廣，如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在《論權威》中，用不可辯駁的邏輯，論證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并存在著權威的現象，大海中的航行、生產中的合作、社會組織的活動，無一不需要權威，無一不存在著權威。此種權威的理解，是基于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也就是不管人的主觀上承認不承認，而客觀上都有某種支配力量的存在。二是在特殊意義上，即人們按其需要來認識權威，這即是某些人由于其在一定時空的某些領域，具有實現人們某種利益的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從而使人們不得不心悅誠服，如權威著作、權威專家、科技權威、醫學權威、政治權威等。這種認識，是以權威者具有超過普通人的特殊能力為基礎的。"而后一種認識，也正是馬克斯·韋伯所講的"超凡魅力型權威"。那么把上述兩種認識方法結合起來分析的政治權威，就不難理解了。馬克思曾高度贊揚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最進步的變革時代，是一個需要巨人也產生了巨人的偉大時代。聯系中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個腐敗屈辱、割據混戰的動蕩年代，可以肯定，正是應那時人們對"重整舊河山"的民族英雄的呼喚，歷史才孕育并造就了這樣一位使中國實現了最空前的統

一、使中國人民站立起來的時代巨人。在人民水生火熱之時，橫空出世；在國家危難、革命危急之時，力挽狂瀾。這樣的人沒有權威嗎？這樣的人不該有權威嗎？政治權威的根就這樣深深地扎在了中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土壤里，是歷史選擇的時機和節氣，是的對手澆灌的水和施下的肥，才培育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權威--。

下面我們打算從三條線索來進一步分析政治權威的特點。

第一條線索是思想與權力。的政治權威，同樣是與權力密切聯系的。可以說，正是得益于對權力的執掌和運用，才最終形成的政治權威。但在早期黨內斗爭中也是幾起幾落，其權力幾度被剝奪。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又是什么最終促成的政治權威的確立？在晚年被人們奉為"神"，但最后逐漸受到一些人的懷疑和不滿，其權力也受到一定的挑戰，特別是在他逝世后的最初幾年里，社會中曾經掀起一股"非毛化"思潮，導致從神壇上走下來。這些又該如何理解？對于后一個問題，中央黨校的金春明教授認為，晚年的錯誤，不僅同晚年的個人思想意識、革命急性病有關系，"更主要的是同他在理論上的重要錯誤分不開的"。這就說明的思想理論正確與否對于執掌和運用權力具有極端的重要意義，同時對于政治權威的形成和發展也具有極端的重要意義。因為不僅是一位久經政治沙場的斗士，更是一位博古通今的思想家。

第二條線索是個人與集體。的政治權威，從單純意義上說是個人的政治權威。但從實際意義上來看，又往往是個人權威與集體權威的混合形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在最廣大人民的心目中，特別是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心目中，早已是黨的化身，民族的靈魂，指引的方向就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為之奮斗的方向。另一方面是因為權力過分集中，凌駕于黨之上，卻又以黨的名義發號施令。這樣一種現實混雜的政治體制，使得人們無法分辯也沒有必要去分辯二者的不同。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的政治權威既得益于領導集體中其他成員的大力支持，又時時面臨其潛在或現實的威脅與挑戰。把的政治斗爭歸結為是為了他個人的權力欲望是不確切的，但在為人民掌權的前提下，如何掌好權、用好權，與其他領導人存在分歧也是顯然的，特別是在的晚年。這種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與其他領導人之間的關系，同時也制約了政治權威的良性發展。

第三條線索是領袖與群眾。政治權威的社會基礎正是他領導下的最廣大人民群眾。對人民的感情、對人民力量的倚重、對人民未來福址的設計，以及人民對的感情、人民對思想正確性的確信、對設計的理想社會模式的信念，是政治權威社會基礎的基本內容。領袖與群眾的關系，既是互動的，又是有導向性的。雖然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但從具體的時期或環節上，領袖的作用往往是主導的，特別是在領導下的中國更是如此。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就是領袖對人民的相信和人民本身對領袖思想的認知。領袖對人民的相信，集中體現在總結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賴群眾。但在很多時候，他又忽視民主，過分地強調集中，進而包辦人民的一切。實際上又滑向懷疑人民能力的一邊。這就是自己講的"自信又不自信"的矛盾心態。而這種矛盾心態，正如特里爾所言，"他（指）教會中國三代人去公然蔑視中國人民2000年之久的教條和權威，然而最終，或許他自己也感到絕望，他樹立了一面天子出言皆金科玉律的鏡像。這可怕地表明，舊世界老是附在新世界身上而再生。"而人民對于領袖思想的認知，實事求是地說是十分有限的，即便是的思想著作十分的通俗易懂。因為人民整體上的素質是不高的，參差不齊的，加上領袖與人民中間的各級干部在傳達領袖思想過程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弊端，實際的情形更是如此。在"個人崇拜"盛行和大搞"禁區"的情況下，人民更容易滑向盲從一邊。而人民的盲從經過中間存在弊病的環節匯報到領袖那里，又往往給領袖造成錯覺和假象，把本來不正確或不確切的東西，當成正確的、確切的東西確定下來，堅持下去。正所謂"謬種流傳"，惡性循環，直至悲劇的發生。而這也從根本上動搖了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基礎。

二、考察政治權威的變化特征

關于這個命題，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都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政治權威確實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他的晚年。比如鄧小平就認為，"一九五七年以前，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錯誤就越來越多了。"這種對歷史事件"宜粗不宜細"的劃分較為簡單，表現為從時間上大致劃定一個界限，從性質上區分一下正確與錯誤。而且這種劃分代表了目前國內學術界的主流傾向。但是按照歷史時間的順序，對的思想、權威進行追蹤式的考察，也不是沒有人做。比如許全興教授著的《晚年的理論與實踐（1956--1976）》和弗里德里克·泰韋斯著的《權威的來源及其合法性問題》就是這方面的代表。特別是后者，對于"政治權威的變化特征"還做了比較深入且深刻的考察和分析。問題在于是依據一個什么樣的標準或者按照一條什么線索來考察和分析。這里我們將按照歷史時間的順序，結合思想與權力、個人與集體、領袖與群眾等因素，從分析重大事件入手，對政治權威的形成、發展和變化做一次全程性考察和分析的嘗試。

1、1920年-1921年。參加建黨活動，并出席了中共"一大"。這一事件，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無疑是帶來了新的希望，是中國革命的嶄新起點。對于而言，這為他以后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從事革命活動奠定了一個很好的政治基礎。他成為黨的創始人之一，這是他以后與對手競爭的一個重要政治資本。

2、1922年-1927年。分別領導了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并出席了中共"三大"，出任中央局秘書，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黨內僅次于陳獨秀的人物，還出席了"八七"會議。這期間在工人中間，特別是在農民中間已經有了一定威信，并且結識了劉少奇。他在領導農民運動中，發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在黨的領導人中間，第一個認識到"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第一個認識到農民階級是工人階級最廣泛、最值得信賴的天然同盟，第一個認識到"槍桿子里出政權"即武裝斗爭的重要性。并在實踐中成功發動了秋收起義，創建了工農紅軍。

3、1928年-1934年。領導了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革命斗爭，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挫敗了國民黨三次"圍剿"斗爭。這期間，發表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來指導革命斗爭。同時，他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里，不僅進行了建立其政治權威的初次嘗試，而且與、結緣并展開了包含曲折的合作。代表黨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領導革命斗爭，從原先的"毛委員"，到后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實際上成了其對手挖苦的"山大王"。這時的他不僅擁有權力，而且創造性地提出了自己"山溝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具體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理論），加上同僚的支持、群眾的擁護，而黨中央又遠在上海對蘇區無暇顧及，自然是中央蘇區的權威人物。但不久朱毛發生了分歧，集中體現在是槍指揮黨，還是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問題上。在部下的主持下，對朱毛"各打五十大板"。但這樣的處理結果，卻引起了不小的混亂，進而導致了嚴重的軍事挫折。這時身為中央高級領導人的發來了"九月指示信"，支持了的主張。順勢進一步確立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并重新掌握了權力。但這件事的最終處理也為日后中央粗暴干涉蘇區內部事務、整開創了先例。成功領導了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卻意外的被解職，就是例證。

4、1928年-1936年。從遭排擠賦閑，到遵義會議利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的機會擊敗博古、李德，重新掌權，再到長征中擊敗最大對手，已經從實際上逐漸確立起其政治權威。這期間，與、有了較好合作。這里有一個問題實在值得商榷。即究竟該如何評價遵義會議的價值。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在革命危急時挽救了黨中央，也挽救了黨的事業。但遵義會議能否就被認定已經確立其穩固的領導地位呢？我看則不然。這是因為：遵義會議后，雖擔任政治局常委職務，但黨的最高領導人是；雖擁有了權力，但他仍是的軍事助手。況且，或者說最根本的一點，就有著與一樣重要的政治光環和資本，并創建了面積廣大的根據地，還領導了一支有八萬精兵的的存在。只不過有了一個較為明顯的政治優勢，那就是可以像他所推崇的曹操那樣，"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然是不滿意遵義會議的決議，不滿意和等人的軟弱和妥協。他依仗自己的資格老、勢力大，加上他野心勃勃，便貿然成里"第二中央"。而這卻為以中央名義從政治上和輿論上抨擊身為"諸侯"卻有"謀逆"之嫌的以口實。但從軍事上，當時還遠遠沒有討伐的實力。在與斗爭中至少存在四個明顯的失誤，也正是這些失誤使得走上了絕路。一是他另立中央，，在政治上和輿論上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遭到共產國際的嚴厲批評和威脅。二是他沒有抓住機遇，迅速北上與徐海東（原為部下）領導的陜北紅軍回合（或許他沒有接到徐海東早已到達陜北的消息）。三是他不該帶大部隊在自然條件惡劣的雪山草地上徘徊反復，不僅極大地消耗了自己的實力，也喪失了有利的戰機。四是他在與領導的中央達成了妥協以后，又沒有及時向陜北靠攏，而是自作聰明地選擇了艱難的西征。結果是損失慘重，失掉了最后較量的家底兒。在擊敗以后，可以"休閑地"讀書學習，并寫出了著名的《實踐論》和《矛盾論》。

5、1937年-1945年。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并擊敗王明，成功地從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確立起其政治權威，標志就是中共"七大"上把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列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和選舉產生的新一屆中央政治局核心成員（排除了李立

三、、、王明，而加入了劉少奇、、任弼時）。在這時期，在思想上也獲得了豐收。他不僅創作了指導抗日戰爭、走新民主主義道路、建立聯合政府的軍事政治綱領性文獻《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還創作了旨在改造人們思想的著名的"老三篇"，即《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和《愚公移山》。此外，在職務上，取代了出任黨的主席；而更早些時候也取代（原任軍委書記；以前不設軍委主席職務--作者）、（原為實際的軍事負責人）出任軍委主席。同時，在延安，還開辟了一段個人與集體、領袖與群眾和諧相處的被世人稱為的"延安時代"和"延安風氣"。

6、1946年-1949年。成功地領導了對國民黨的戰爭，建立了新中國，并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這樣，就從黨、政、軍、意識形態等四個最主要的方面鞏固了其政治權威。

7、1950年-1965年。能夠構成對政治權威威脅與挑戰的是劉少奇。這是因為：從權力來看，劉少奇是黨的二號人物，1959年又當選國家主席。從思想理論上，不如劉少奇懂經濟，而建國后的主要任務是經濟建設。從組織上，劉少奇有鄧小平、陳云、彭真等實力派人物的支持。在1956年發生的"波匈事件"和"否定斯大林事件"的刺激下，加上與劉少奇的分歧日趨嚴重且公開化，便著手把劉少奇"搞下去"，并獲成功。期間發生了被認為是"挑釁行為"的事件，結果把的軍權解除了。這段時間，除了發表了《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兩篇政治性的著作以外，而沒有什么經濟方面典型論著。但在六十年代困難時期，帶頭做檢討和帶頭不吃肉，卻帶動了整個社會風氣一時的好轉。

8、1966年-1971年。能夠構成對政治權威威脅與挑戰的是。但事情的原來卻并不是這樣的。擢升，很大程度上是處于平衡劉、鄧的勢力。但在劉、鄧被打倒以后，的活躍和野心令憂心忡忡。最后選擇了一條冒險的道路，被擊敗。此時的已經沒有什么心思寫自己的思想著作，只不過是把自己以前的作品不斷翻印罷了。

9、1972年-1976年。在事件以后，就再也沒有什么人能夠對政治權威構成威脅與挑戰了。但還是處于平衡和控制的目的，重用了""，來制約與自己意見不同的"老人們"，并充當了""與"老人們"矛盾的最高裁決者。但從那以后，漸漸感受到了來自人民內部越來越多的懷疑和不滿，加上他年事已高，已經無力再發動一次整肅和純潔人們思想的行動了。他開始絕望，因為他和他的人民一樣清楚，自己在世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最后他帶著他的遺憾和不安離開了人世，其波瀾壯闊的一生和至高無上的權威也就此劃上了一個沉重的句號。這一切都表明，一個時代過去了，而另一個時代也已經悄然來臨。

三、分析政治權威的影響因素

1、個人條件。對的個人魅力，目前中西方學者都有不少很好的論述，特別是西方學者的見解更是獨到。比如，施拉姆就認為是為數不多的一個為人類的最終命運而操心和戰斗的人，的意志堅如磐石。竹內實認為是一位以中華世界為對象奮斗一生的人物，是一位既有權力又有思想的偉人。迪克·威爾遜則認為，盡管有五卷選集和學者外貌，然而從本質上講，毛是一個重于行動的人。而特里爾則更為有趣，他從的肖像就一眼看出毛是"一位典型的中國大人物"，等等。把這些論述（意志、權力、思想、實干、肖像）聯結起來，就可以大致勾勒出的"權威形象"。那么，除了這些，還具有哪些其他領導人無法比擬的個人條件呢？這里主要介紹兩個：

一是資格條件。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在這一點上，只有陳獨秀、和是的競爭對手。這是因為：陳獨秀和是黨的奠基人和最主要的締造者，是當之無愧的領袖人物。而與則是因為他們曾在黨內擔任過要職并掌握了自己的一塊根據地和武裝力量，是實力諸侯式人物。而其他創始人則不具備這樣的優勢。但很早就被殺害，而陳獨秀則是犯了右傾錯誤而被趕下臺去，甚至被開除出黨。至于這個實力派人物，則是在長征途中由于自己的失誤被擊敗，最后淪為國民黨特務。其次，是軍隊的最主要締造者和毛式革命道路的首創者。在確立起"黨指揮槍的原則下"，軍隊及其他締造者，總是聽命于黨的。特別是以黨的名義號令時和他擔任軍委主席以后，更是沒有人敢與之匹敵。期間有一個插曲，就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斗爭，與發生了分歧，開展了與爭取軍隊支持的較量，結果是罷免了的國防部長職務。

二是能力條件。的組織和領導才能、魄力和意志受到世人的贊譽。他把幾億中國人調動起來，組成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和政府組織，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在960萬平方公里甚至更大范圍的土地上，展開了與800萬國民黨軍隊、號稱不可戰勝的日本軍隊、兩個世界超級大國不斷地、艱苦卓絕的斗爭，他都能做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他帶領幾億樸實的中國人向2000多年的封建傳統開戰，向茫茫自然界開戰，體現了一種"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情壯志。此外，他的政治、文化、軍事、外交才能也是鶴立雞群，就是他的經濟才能也在艱辛而又曲折的探索中有所展現。然而他的能力最終表現在，他用他的思想和意志改變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

2、歷史機遇。這個方面的典型論著是雷蒙德·懷利的《政治權威形成的歷史氛圍》一文。文中介紹了這樣幾個促成政治權威的歷史機遇："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格勒戰役、的《中國之命運》的出版和共產國際的解散。到1943年5月底，這些事件交織在一起，就提供了崇拜及其思想的極其適宜的土壤。"文中又指出，"對毛的崇拜是在國共兩黨對抗日益加劇的背景下發生的，當時雙方卻力圖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將自己的領袖和思想提到首要位置。"但在國際局勢惡化，抗日最艱難的情況下，兩黨領導人分別開始在其內部整肅，即"因叛國投敵，并在南京建立傀儡政府，而不得不費很大力氣來修補國民黨在形象上所遭到的損害；也忙于克服威脅其權威地位的分裂傾向（估計是指清算的分裂主義--引者）。"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勝利以后，國際局勢扭轉，日本帝國主義已經窮途末路了。這時兩黨爆發了與軍事斗爭并行的思想爭論，而"兩黨之間所爭論的實際問題，當然是誰最能代表中國人民應走的''''正確''''道路，誰能拿出最具說服力的、有利于自己的證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共產國際意外地宣告解散。這一事件無疑對是一種解脫。因為他領導的中共終于可以擺脫"外國婆婆"的控制和干涉。正是這樣的特殊背景，才為崇拜及其思想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以上主要說明了政治權威形成的歷史機遇。至于政治權威發展的歷史機遇，則還包括朝鮮戰爭、中蘇斗爭、中美斗爭三個重大事件。從決定出兵朝鮮到取得把"聯合國軍"打回"三八線"的勝利，不僅震撼了整個世界，而且喚起了中國人民比1949年建國還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為贏得了更高的世界知名度。中蘇斗爭是與"外國婆婆"斗爭的延續，而也漸漸地從蘇聯領袖那里奪過了第三世界領袖和代言人的名分和威信。中美斗爭，特別是美國總統尼克松飛躍太平洋訪華并親自覲見的事件，更是極大地擴大了的威望，極大地提升了的形象。總之，這些事件使得更加揚名世界，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國際威望。

3、合法性基礎。影響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基礎，在不少人理解中是群眾的支持和心理認同。而在我看來，這種理解要么是不確切的或者是片面的，要么是伸縮性很大的。如果我們按照馬克斯·韋伯所講的社會層級管理模式來分析，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基礎至少應該包括干部（臣）、群眾（民）這樣兩個基本層次。但如果我們按照中國封建傳統意識來分析，除了皇帝，其他所有人包括臣、民均為皇帝的奴仆的話，那么干部包括其他高級領導干部也當然是群眾。不過這種概念游戲卻并不能抹殺官民之間的差別，也不能混淆二者對領袖貢獻的大小。講，"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也正是這樣一個道理。而領袖與群眾之間的環節是再重要不過的了，也是再微妙不過的了。所以，與其說是對群眾疾苦的關心，倒不如說是對實際統治群眾的各級干部的擔心更確切些。但也的的確確是由各級干部和群眾共同構成了政治權威的社會基礎。正如馬基雅維利所言，君主依賴貴族與依賴群眾是不一樣的。相對而言，依賴貴族要比依賴群眾效率高些，但風險也大。因為一點兒小恩小惠就可以滿足群眾的要求。而貴族，特別是實力派貴族，則胃口很大，往往是得寸進尺。如果說臣伴君如伴虎的話，那君伴臣則如伴狼。俗話說狼子野心說的就是一些不安分的大臣。美國人弗里德里克·泰韋斯說，"封建帝制的傳統對1949年以后中國的權威關系還是有一定影響的。傳統的忠于皇帝的觀念，特別是忠于各朝代締造者的思想，鞏固了在高級領導層的基礎"。這一點，有搞的"獻忠心"、"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等為證。但從另一個角度，還存在其他封建傳統對于鞏固其在高級領導層的基礎不利，比如將相的"功高震主"或"陰謀叛逆"等傳統。下面我們就分析一下影響政治權威合法性基礎的幾個重要人物。

一是。他曾留學蘇聯，系統地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也是著名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從蘇聯回國后，因其"同黨"王明、博古等人把持中央權力，而獲得了一個較高的職位--政治局常委。他為人正直、善良，是一位學者型的領導人。在長征途中，因不滿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經王稼祥"介紹"，與結成"聯盟"，幫助在遵義會議上擊敗博古和李德，（作為條件）他被推舉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但實際權力掌握在、和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領導小組。世人稱這時的為"漢獻帝"。在延安，擊敗王明，并全面、徹底地清算王明為代表的錯誤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的過程中，因其歷史問題而主動讓出最高領導人的職位。建國后，他被分派主管對蘇外交事務。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失勢，致使其政治生命的終結。

二是。他曾留學法國，是留法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也是軍隊的創建者之一，長期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也一度是的直接領導人。但后來的事實證明，他雖具有出色的組織和協調能力，但缺乏擔任一把手必要的能力、魄力和意志。特別是建國后，在經歷了劉少奇事件后，他的言行更加謹慎。他甘為第二和的下屬，因為他深知躍躍欲試想出頭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三是。他曾留學德國、蘇聯，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也是軍隊的創建者之一，長期擔任軍隊總司令一職，被譽為"紅軍之父"。朱毛分歧以后，朱不再懷疑決策的正確性。即使到了""，他還擔心懷疑就有可能被以后的事實證明自己是錯誤的，怕冤枉，進而給黨造成損失。建國后，他主持人大工作，失去了對軍隊的權力。漸漸地淡化自己，種草養花，修身養性。

四是劉少奇。他曾留學蘇聯，系統地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早期主要負責領導工人運動和白區斗爭，是從基層一步一步走上來的干部。其特點是原則性強，具有杰出的經濟領導和組織才能，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戰略遠見。在長征途中支持過。到了延安，他得到的賞識。特別看重他的留蘇身份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功底，而這又是與王明等留蘇派斗爭的一個重要砝碼。而劉少奇也盡了最大努力表現了對的支持和忠誠，特別是黨的七大，他對的贊譽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建國后的主要任務是經濟建設，這時的他成了最具實力的競爭對手。當時的格局是：以為代表的黨派，以劉少奇、鄧小平、（或許還有陳云）、彭真為代表的經濟與北京派，以、為代表的軍隊派，以為代表的政府派。其中，以的政府派實力最弱，妥協性最強，并最先向靠攏。其次是軍隊派，在廬山會議被剝奪了軍權以后，就堅定地站在一邊。最后就剩下經濟與北京派了，首先批評彭真領導的北京是"獨立王國"，進而改組和瓦解了北京一支；后又采取批劉保"鄧"的策略，分化并擊敗經濟一支，徹底解除劉少奇的權力。

五是。他是麾下的一員戰將，他率部南征北戰，戰功顯赫。建國后以養病為名淡化角色，坐山觀虎斗并等待時機，在失勢后占據國防部長一職，開始"攀升"。在批劉斗爭中，格外出力。特別是把軍隊變成思想的大學校，把軍隊變成最主要的依靠力量，受到的青睞。贊揚并推廣部隊搞的"三支兩軍"就是例證。（作為條件）把選定為自己的接班人，并寫入黨章，來增強其合法性。但的權力在的控制下十分有限，他只能調動他手下的所謂"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第一個號令"就是對自己權力的驗證，但引起了的疑心。在國家主席的設置上，與的分歧公開化，引起的警覺。開始"搶班"，但最終的事實證明，遠遠不是的對手，結果是倉皇出逃，折戟沉沙。

這些人是為確立和發展其政治權威做出了重要貢獻的人，他們的支持增強了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基礎。但他們又多少對政治權威構成了潛在的或現實的威脅與挑戰。其中，是敢于作自我批評的聰明人，所以成了政壇上的"不倒翁"。是聰明在先，糊涂在后。他主動讓位受到的贊揚，保全了自己。后來到廬山會議，他參加到毛彭分歧中彭的一邊，致使認為他是"舊病復發"（是指以前曾參加過王明、博古對的斗爭），最終失去的信任。而是憨厚老實的聰明人，被認為是保持了"晚節"，同時他也成了掌握軍隊的一面旗幟。劉少奇則是過于原則或者僵化，在與有了分歧以后，不是去盡力彌合，而是執意堅持。結果被"誤以為"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而遭"清洗"。至于，他與相比，畢竟不是多面手，一向沉穩老練的他結果還是犯了迫不及待的"急性病"。從"萬歲不離口"到"背后下毒手"，就可見其陰險狡詐的一面。但他卻沒有想到自己是在"關公面前耍大刀"，不料竟丟了手藝不說，還送了性命。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人中，只有、，或者包括認識到這樣一個不容質疑、無法更改的事實，即在他去世前將始終是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實際最高領導人。、無意去改變這一切，結果保全了自己；而則選擇了冒險，結果遭到慘烈的失敗。而、劉少奇越往后卻越忽視這一點，以至于公開批評劉少奇不尊重自己，結果他們為自己的"冒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與這些人的合作和斗爭中，最終擊敗了所有的對手，贏得了勝利。但這個勝利卻無論如何也來得太遲了，他已經到了無力回天的地步。一方面，與其對手所聯系的干部和群眾，在斗爭中出現了裂痕，短期內又無法彌合；另一方面，事件宣告了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和思想理論的破產。更為可怕的是，漸漸發現，很多人，特別是高級領導人都把他當成一尊佛像來供奉，而實際上是在靜靜地等待他的死期。這是一場生命競賽，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自然沒有什么優勢。不幸的是忠于并深孚眾望的又走在了的前頭，否則是不用擔心自己的后世的。這種狀況決定了的政治權威沒有可能進一步升華，而是隨著一起安詳地躺在他的水晶棺里。

其次是群眾的支持和心理認同。群眾相對于干部而言，要單純的多，其整體素質也低的多。在隔著干部這一中間環節的情況下，領袖對于群眾又神秘的多。在信息互動渠道不暢的情況下，群眾被蒙蔽、煽動也容易的多。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贏得群眾的擁護與支持也容易的多。"個人崇拜"和"造神運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可以說，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的發明，也是運用最有效的形式之一。但這里要說的是，雖然找到了自己最忠實的依賴對象，但群眾素質低下和參差不齊，以及盲從和近似愚忠的特點，又"縱容"了的獨斷專行。群眾這個基礎，更多的時候成了用來對付那些不聽自己話的領導人的有效工具。因為隨意就可以判定某個人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由他自己代表人民對那個人進行宣判。實際上，日益成了干部與群眾矛盾的最高裁決者。但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人民的素質在不斷提高，人民的覺悟也在不斷提高。相應的體現在言行上，人民越來越從理想還原到現實中來。這就是后來為什么會有一些群眾開始懷疑、開始不滿，導致政治權威的群眾基礎有所松動的根本原因。

4、傳統因素。這里主要介紹三個：

一是締造者和對締造者忠誠的傳統。締造者擁有當然的權威，正如傳統意識中開國皇帝擁有當然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一樣有其合法性基礎。這一點已被張江河博士對西方權威一詞的考察結論，以及"個人條件"之"資格條件"所論證。另外，與此相伴的是，臣民對皇帝的忠誠的傳統，這一點我們已在"合法性基礎"之"人物分析"中有所說明。

二是"獨斷專行"的傳統。"獨斷專行"向來是歷代統治者的作風，特別是他們驕傲（他們最容易驕傲了）起來，更是一意孤行，肆無忌憚。晚年，其政治權威發生變化，并受到一定的抵制和挑戰，就與的"獨斷專行"和"驕傲"有直接關系。這一點，金春明教授早已點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有詳盡的說明。

三是"個人崇拜"的傳統。關于這個問題，中央黨校的許全興教授認為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同中國原來是一個小生產者的國家有關。小生產者由于其生產的分散、孤立等特點，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力量，往往希望一個大人物來解救他們出苦海。"二是同歷史傳統有關。"但從整個社會講，中國沒有經歷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廣大人民群眾缺乏民主意識，而封建專制政治的遺毒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肅清的。因此，廣大人民群眾是很容易用封建社會臣民對待皇帝的一套來對待自己的領袖。"三是"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教條主義有關。……但是國際共產主義云中的教條主義，把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和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斯大林的言論當作萬古不變的教條，誰要稍有不同意見，就是修正主義，是''''異端''''，加以討伐。"這三個方面是導致對和政治權威崇拜的基本原因。"個人崇拜"造成了嚴重后果，即"把領袖同集體、階級、人民群眾割裂開了，導致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破壞、個人專斷、一言堂、家長制作風的滋長和盛行。"

以上是對影響政治權威發生變化的"個人崇拜"做了介紹。其實，"個人崇拜"對于政治權威的形成也是有一定歷史性貢獻的。早在延安時期就已經有了對及其權威的"個人崇拜"了，而那時的"個人崇拜"有些是群眾自發產生的，有些是與當時的政治需要密切相關的。那么當時有哪些政治需要呢？第一，從共產黨內部來看，要徹底清算和王明等前任領導人的影響，需要極大地宣傳，需要在延安和各解放區搞起對的崇拜。第二，從共產國際和蘇聯來看，要取代王明并確立其領袖地位，需要極大地宣傳，需要在留蘇群眾中搞起對的崇拜。第三，從國民黨方面來看，國共兩黨爭論的核心是誰是中國未來道路的正確代表，共產黨要爭得政權和人心，需要極大地宣傳，需要在全國范圍愛好和平人士中間搞起對的崇拜。第四，從國際方面來看，要想讓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士看到中國的有生力量和希望所在，進而取得國際和平力量對中共的援助和道義支持，需要極大地宣傳，需要在國家和平人士中間搞起對的崇拜。這方面的代表是美國人斯諾和他的《西行漫記》（又譯《紅星照耀中國》）。而實際上，黨的其他領導人，比如劉少奇、任弼時、高崗，甚至還有王明，也積極地搞起對的崇拜。不過后來的事實證明，王明并非出自真心罷了。正是在這種有利的政治氣氛中，順理成章地樹立起其無與倫比的，甚至是蜚聲海內外的權威形象。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政治需要，不僅僅是個人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完成黨的事業的需要，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而這種需要所造成的深刻后果--政治權威的確立，卻又是支撐中國人民不斷前進的強大精神支柱和不竭動力源泉。

5、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對于和政治權威的重要影響性，鄧小平這個事件的親歷者、受害者和幸運者，在認識上要比別人更早些，也更深刻些。他在總結""教訓中談到，"單單講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后來他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談話又說，"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金春明教授也深有同感，他認為，"歷史的實際是組織上有錯誤，制度上有缺欠。"他引用鄧小平的話說，"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弊病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其實，在另外的場合，鄧小平還批評了"欽定"接班人的做法。因此，鄧小平的結論是，"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指）推向了反面。"那么這里就有一個問題，這些所謂不好的制度把推向了反面，而這些制度本身又是從以前的制度逐漸發展和完善而來的。那么以前的制度是不是也不好呢？如果以前的制度不好，那又如何理解這種不好制度下取得的偉大勝利呢？不少人，甚至鄧小平也認為，"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現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這就說以前主要靠的個人的自覺，而不是制度本身包含著行之有效的機制。這就不難認定以前的制度是有缺欠的。中西方學者都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延安，中央賦予了對重大事務的最后決定權。也就是說可以凌駕于黨之上做決斷，可以否定黨的決定。而這種規定也是當時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問題在于制度沒有做到適時調整和完善，沒有進一步推進制度的創新。因為一個制度在一個時期或一定范圍是適用的，但在另一個時期或另一個范圍卻未必適用。而更為深刻的問題是，制度對于普通人的約束從來都是不成問題的，而對于領導人的約束則在不同條件下有著不同的效果。所以鄧小平在未來制度的設計上要求，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注意力改變而改變。也就是為了克服領導人可能的"人治"問題，最終選擇了制度化或者"法治"的軌道。至于廣大干部和群眾則主要是一個"上行下效"的問題，正如孔子所言，"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說到底，關于領導人的制度，較之其他制度，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而且關于領導人的制度問題也是一切政治體制改革的"瓶頸"，是一個關鍵。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值得注意，那就是的思維和方法。雖然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講過，"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比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象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為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要擺官僚架子。鉆進去，幾個月，三年五年，總是可以學會的。"但是對于搞經濟的確不如他搞政治、軍事和外交那么得心應手。他認識到了困難，并號召人們克服困難，去學習經濟工作。但后來的事實證明，他對未來雖然充滿信心，但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根本問題始終沒有一個清晰、確切的認識。幾經挫折以后，他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恰恰是的一句話引起了他的警覺。說，我們取得的偉大成績是因為我們正確執行了英明決策的結果；相反，我們工作的曲折也正是因為我們沒有正確執行英明決策的結果。這就讓覺得，錯的不是自己，而是別人在"另搞一套"。轉而他的思維又滑向用他熟習的政治斗爭來純潔和整合"面臨分裂"的黨，實際上是又把黨的工作重心重新轉移到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舊思路上來。他習慣性地"向后看"，又習慣性地從歷史典故中來找出現實斗爭和設計理想社會模式的依據。他開始迷戀過去，迷信自己的經驗，甚至對一些自己早已拋棄的烏托邦理想起了興趣。他到底沒有學會經濟工作，正如有的西方學者認為的那樣，厭惡技術，進而他對知識分子的信任感也日趨減弱。他也沒有虛心地向懂經濟的劉少奇學習，而且他也把人們引到一條別的路上，而不是去學習經濟。再說他對學習經濟的困難還是有些估計不足，實際上，那絕不是幾年就可以完全學會的事情，而需要十幾年、幾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結果他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急性病"，所以他臨終前才認識到"不要著急，慢慢來。"總之，正是因為沒有徹底擺脫對過去的迷戀和對自己經驗的迷信，沒有使自己的思維和方法做到真正的"與時俱進"，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的悲劇。

四、研究政治權威的有益啟示

究竟這次研究政治權威的意義或者啟示是什么？有多大？這在已經離開我們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來說，的確有說明的必要。因為：從生前被神化，到他逝世后不久遭遇"非毛化"思潮、《決議》全盤否定""、從神壇走下，再到北京"政治風波"迭起，重新肯定關于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后階級斗爭還將長期存在的思想預見（龔育之），直到現在我們重新提起的"兩個務必"（），也漸漸回到我們中間。這期間我們既有曲折，又有痛定思痛，在經歷了幾個"否定之否定"以后，我們中的有些人明白了點什么，有些人仍舊糊涂，還有些人眼睛向前看不愿回首。然而，每當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面臨重大變革的時候，特別是遇到重大災難或挑戰的時候，人們都不約而同地翹首期盼東方紅日的升起，呼喚中華民族再一次空前團結的凝聚。而和他的政治權威正是這一切的象征，象征著我們曾經輝煌欣喜但又塵封多年的光榮歲月。斯人已去，而我們對他的研究，至多是還他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而對于現在的我們則意義更多，也更大。

那么研究政治權威意義何在，或者有什么啟示呢？我想大致有這樣幾條：

第一，重新認識權威存在的必然性。雖然恩格斯早在《論權威》中用大量的實例和不可辯駁的邏輯論證了權威存在的客觀性和必然性。但是人們對于權威存在的必然性的認知仍然是不穩定的，總是習慣于以某種得失為標準來主觀斷定權威存在的價值或意義。在結束""的最初幾年里，有一部分人搞起了"非毛化"運動，不僅是針對的；在20世紀80年代末，又發生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北京"政治風波"，不僅是針對鄧小平的。而實際上是針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權威傳統的，目的是要否定權威，進而搞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而且這些否定權威、反權威的思潮還有一定的社會心理基礎，起了蠱惑人心、破壞團結和統一的極壞作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其敏銳的政治鑒別力和深邃的歷史洞察力，及時、果斷地抵制和批判了這些錯誤思潮，并在基礎上提出了中央要有權威、沒有權威不行的政治要求。看來我們仍有必要向人們說明或強調權威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觀性，使人們統一認識，維護中央權威，進而保持政局的穩定，促進社會的發展。

第二，進一步把握權威運行的規律性。人們對于權威存在的必然性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沒有科學地認識和掌握權威運行的規律性。那就是說，權威是一種有規律的政治社會現象，就是基于某種特殊需要形成的權威，也不是隨心所欲的，而同樣是遵循一定的條件和規律的。那么權威運行的規律是什么呢？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一是權威的存在是客觀的，作為一種有效的資源和工具，權威對于任何人或集團都是極端重要的，但在運用上又是因人而異的，在效果上也各有各的不同。二是權威是動態發展的，不是一塵不變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沒有萬古不變的教條，也沒有絕對正確的權威。三是權威的發展變化，是與權威主體、權威所依賴的社會基礎、權威存在的客觀環境和具體歷史條件有著直接關聯的。四是權威的發展方向（良性或惡性），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權威主體本身的素質和覺悟，但更主要的是靠制度和法律的規范、制約和保障。五是權威的發展同樣有其興衰起伏的周期，這是有權威主體、歷史和階級的局限，以及人民的覺悟和社會的進步要求所決定的。當舊權威不適應新的時代要求，那么時代就會呼喚、孕育和造就新的權威來取代他。

第三，適當地樹立和培養各級領導者的權威。正是因為社會對權威的客觀要求，以及權威本身的特殊功能，所以樹立和培養各級領導者的權威是有根據的。問題在于如何樹立和培養？在樹立和培養的權威時，嘗試了把的政治地位寫入黨章，以增強其合法性。但并沒有感到自己地位的穩固，這是因為他認識到隨時可以改變他的地位，把他的政治地位從黨章上劃掉；更是因為他認識到領導下的社會施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以鄧小平在提出要有權威和要樹權威的同時，提出為樹立和培養權威創設制度和法律，也就是要營造一個"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政治環境。但法治化的進程絕不是一帆風順的，也絕不是一躇而就的，所以現在我們仍有必要花極大的氣力去進一步建立、充實和完善相關制度和法律。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制度的設計制定，以及制度的維護、執行和創新同樣靠的是人。所以不斷提高人，特別是各級領導者的素質和覺悟，更是一個經常性的要求。第三方面，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中，我們不難發現，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中，樹立和培養權威要容易得多，但同時其權威僵化，甚至走向反面也會容易得多。所以，我們還需要以開放促進權威的良性發展，用制度創新的辦法和途徑來平穩解決一個舊權威向新權威過渡的重大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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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關于史實方面，還參閱了《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在延安》、《回憶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