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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易傳》在加強領導者道德素養建設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易傳》“仁以行之”的思想有利于培養領導者的仁愛精神，從而更好地關心、愛護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知臨”思想有利于提高領導者的明智品質，從而更好地駕馭語言，勤學廣智，利國利民；“卑以自牧”思想有利于造就領導者的謙敬品質，從而謙敬為懷，贏得群眾。所以，提高領導者道德素養的方法之一，就是認真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之作——《易傳》。

關鍵詞：易傳；領導者；道德素養

Abstract:Yizhuancanplayanindispensableroleinmoldingleader’smoralaccomplishment:inYizhuan,thethoughtof“actingwithbenevolence”ishelpfultocultivatingleader’sbenevolentspirittocaremoreforthepeopleandservethepeoplewhole-heartedly;theideaof“advanceinwisdom”couldhelpleaderstoimprovetheirintellectualqualityandabilitytomasterlanguagebetter,urgethemtolearnwide-rangingknowledge,advantageousbothtothestateandpeople;theideaof“modestyandhumility”ishelpfultofosterleaderinmodestyandcourtesytogainsupport.So,tolearnearnestlythetraditionalChineseclassic-Yizhuanisoneofthemeasurestoimproveleader’smoralaccomplishment.

KeyWords:Yizhuan;leader;moralaccomplishment.

各級領導者，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組織者、發動者、踐行者，其道德素養高低，不僅直接關系到領導者能否真正做到自我約束，自我領導，及其自身與行為價值量的高低，而且對領導活動的成敗及其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否成功構建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堅持不懈地大力提高領導者的執政能力，同時，必須著力提升領導者的道德素養。提高領導者道德素養的方法之一，就是認真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之作——《易傳》。這是因為，《易傳》在加強領導者道德素養建設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

一、《易傳》“仁以行之”的思想有利于培養領導者的仁愛精神，從而更好地關心、愛護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倡導仁愛是《易傳》政治主張的重要特色之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乾·文言》）明確告訴人們：作為有道德修養的人，不僅要通過學習，積聚自己的知識儲備，通過相互間的詰問、辯論以明晰是非，提高智力性素養，而且必須拓寬博大的胸懷，提高非智力性素養，尤其是要以仁愛之心指導自己的實踐活動。毋庸置疑，“仁以行之”乃是“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的價值指向和最終歸宿。因此，按照《易傳》的標準——“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說卦》）——領導者必須具備仁厚的宅心，亦即“仁”的品質，具備這樣的品質，方能達到“上施光也”（《頤·象》）的境界。就是說，居于高位的領導者以深厚的仁愛之心對待下屬，不僅雨露普潤，而且會獲得下屬發自內心的擁戴與支持。根據《易傳》分析，這種品質就像寬厚無比、蒼茫無際的大地，雖然養育著萬事萬物，但卻從不夸耀自己的功德——“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說卦》）當前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象》），所贊譽的也正是這樣一種以博大仁愛胸懷善待世間萬物的品質。既然“仁”之品質如此重要，何謂之“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盡心下》）簡單地說，所謂“仁”就是“愛人”，亦即任何人之間在社會交往與社會活動諸多領域都應彼此以仁愛之心善待對方，把對方當人看，而不是相反。雖然這一品質是所有社會成員都應具備而尚未完全具備需要逐漸完善的，但是，對于掌握公共權力的領導者而言，由于其自身地位的特殊重要性，錘煉仁愛品質顯得似乎更加迫切。

在大多社會成員仍然借助社會組織謀求生存與發展機會的現時代，領導者肩負著為組織成員全面發展創造條件的責任和義務。組織成員能否與社會發展同步進入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領導者可謂重任在肩。所以，關心群眾冷暖，關愛下屬發展成為每一個領導者的重要職責。《易經》所說“同人于門”（《同人》）就是要求人們，不僅要愛自己的家人，而且要將這種愛推廣于“門外”。對領導者而言，“門外”的最小領域就是自己所領導的群體。換言之，領導者有責任、有義務將自己的“愛”廣施于組織中的每一個成員，而不能像素養偏低的一般成員那樣“同人于宗”（《同人》）。《易傳》指出：“同人于宗，吝道也。”（《同人·象》）告誡領導者，只愛自己的宗族（親信、家人）本身不符合大道的要求，當然也不符合社會主義領導者基本素養的內在要求。領導者不僅不應該對組織成員搞“合理篩選”，以自己為中心劃界，搞遠近親疏，反而應該將這種仁愛之心推廣于組織之外，“同人于野”（《同人》），不僅使本組織的成員感受這種博大的仁愛，而且使更廣泛領域的社會成員普遍享受這種仁愛，如此就達到了《大戴禮記》所說的“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曾子立事》）的崇高境界。這也正是《易傳》理想中的境界：“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彖》）

當然，領導者的仁愛素養不應僅僅停留在內心和口頭上，還必須落實于行動中。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初創，公平成為社會熱點問題的時候，《易傳》“不獨富”（《小畜·象》）的思想成為領導者培養仁愛品質的重要參照系。

追求富足安康的幸福生活，享受高品位的物質條件是任何時代的人所共有的愿望。自從剩余產品出現以來，領導者利用手中握有支配、組織人、財、物權力的便利條件謀求私利者比比皆是。雖然說黨從本質上講沒有自己的私利，但是，這決不意味著現時代的黨的所有領導者都能真正做到大公無私、公而忘私。利用職權謀取私利、與民爭利者更是司空見慣。即便下屬怨氣沖天，上級依然我行我素者亦不罕見。他們不斷地“富之、貴之”（《墨子·尚賢上》），但“富”與“貴”的對象始終指向自己，大有“惟我富貴，哪管部下既貧且難”的氣概。雖然這不是普遍現象，但是，黨的干部不“富以其鄰”（《小畜》），而是自己利用職權“先富起來”顯然是違背黨的富民政策的，也與黨章對共產黨員的要求相去甚遠，此舉不僅使自己的權力發生了變異，失去了人民性，而且最終導致自己身敗名裂，乃至危及人民政權的根基。所以，作為領導者不能僅僅依靠甜言蜜語去領導，“甘臨，無攸利”（《臨》）。人民群眾是最講求實際的。列寧認為建設社會主義不僅要“借助于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而且要“依靠個人興趣、依靠對個人利益上的關心”（第572頁）[1]。馬克思也曾經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和他們的利益有關”（第104頁）[2]，“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第84頁）[3]。所以，領導者在關注個人“奔小康”進程的同時，務必不能忘記自己在組織中的領頭雁地位，為下屬創造更殷實的生活條件和更豐厚的物質財富，使組織成員不僅能夠吃飽，而且能夠吃好。這樣的領導者下屬才會“敬之、譽之”（《墨子·尚賢上》），心甘情愿地追隨。

需要指出的是，領導者“不獨富”不僅體現在物質生活領域，而且表現在精神生活方面——“君子以振民育德”（《蠱·象》），即要求領導者要善于振奮民眾的精神，培養他們良好的品行，使其在物質、精神兩個方面都成為富裕者，而不是成為物質上的富豪，精神上的乞丐。

要真正將這種“仁愛”情懷付諸實踐并非易事。這要求領導者必須加強道德修養，切實按照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要求，屏棄自己內心一切不符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宗旨的東西，“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時時處處為群眾的利益著想，一絲不茍地貫徹“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既切實關心群眾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工作學習、生活娛樂等眼前、暫時的利益，又充分考慮他們長遠、永久的利益；既大力滿足人民群眾對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追求，又時時處處體現對下屬深切的人文關懷。誠如李覯所說“此溫厚而廣愛者也，仁之道也。”（《禮論第三》）[4]個別缺乏仁愛素養的領導者不切實關愛群眾，為政主觀臆斷，缺乏嚴密論證，給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損害了社會主義事業，破壞了黨群、干群關系，這種人孟子稱之為“殃民者”。孟子還進一步指出：“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告子下》）當然也不容于社會主義的今朝盛世。故此，培養領導者的仁愛品質，時時強調“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系辭下》）還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領導者的仁愛素養還體現在對下屬的寬厚。《易傳》指出：“上以厚下安宅。”（《剝·象》）要求居于領導崗位的人以寬厚的胸懷對待下屬。這很容易使人想起《老子》中的一段話：“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作為領導者，在下屬面前時時處處表現出寬厚情懷，與下屬在人格、權利、尊嚴等方面完全平等。如此，則“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彖》）這樣，上下級之間的交往就能做到平等溝通，互通意見，而不是無禮放肆。這種廣大寬厚的情懷不僅利于拉近上下級的心理距離，營造融洽的組織氛圍，且易于使組織各方有事多商量，有矛盾多做自我批評，有利于形成友善、和諧的組織環境。“敦臨，吉無咎。”（《臨》）“敦臨之吉，志在內也”（《臨·象》）正是對領導者以厚道之情展開領導活動實際效果的準確分析。“安土敦乎仁”（《系辭上》），這樣的領導者還能得不到下屬發自內心的擁戴，從而成為頗具影響力的領導者嗎？

二、《易傳》“知臨”思想有利于提高領導者的明智品質，從而更好地駕馭語言，勤學廣智，利國利民

《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意思是說，智、仁、勇這三條行為規范，是天下最通達的大德。雖然“智”的品質不像“仁”那樣具有根本性意義，但仍是一條重要的道德規范。儒家歷來把“智”看成是實現其最高道德原則“仁”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易傳》對“知（智）”也投以特別關注。

《易傳》指出：“知（智）臨，大君之宜”（《臨》），是說作為領導者，應當善于運用聰明睿智實施領導活動，這樣不僅能夠收到好的工作效果，而且易于得到上級的賞識。既然“智”在領導實踐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什么是“智”呢?《易傳》在很多場合給出了說明，比如“履霜，堅冰至”（《坤》），告訴人們應當善于明察秋毫，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坤·象》）所反映的就是人們認識規律、把握規律，并進而能夠利用規律的過程。這一過程無疑是需要智慧的。再比如：“既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屯》），告訴人們無論是工作、生活、學習，都會遇到一些難以把握，或者魚和熊掌無法兼得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會做出錯誤的抉擇，《易傳》則主張學會明智地放棄，舍得撒手。否則，“往，吝”（《屯》），結果往往事與愿違。又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乾·文言》）等等，都說明一個道理。所謂“智”就是明辨是非，不受迷惑、蒙蔽，能見于未萌，見微知著，正確決斷，趨利避害，能知人知己。領導者作為“領導活動的軸心”（第42頁）[5]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率領各級組織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能不能真正發揮樂隊指揮般的作用(注:馬克思說過：“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系和統一都必然要表現在一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像一個樂隊要有一個指揮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1頁）)，明智品質將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正如董仲舒所說：在“智”的指導下領導者就可做到“其規是者，其所為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必仁且智》）[6]具體說“智”的素養在領導實踐中的作用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括囊”（《坤》）與以智用言。無論從事哪一級領導工作，都離不開語言媒介。有人甚至提出：“領導語言技巧是做好領導工作的有利武器”（第1頁）[7]。本文無意反駁這種看法，但是，按照《易傳》的“括囊”理論，“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系辭下》），我們認為以智用言方為上上之策。關于這一點，墨子也曾經指出：“慧者心辨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墨子·修身》）。就是說，夸夸其談，吹噓自己的才能和功勞，華而不實，對于營造上下級間融洽和諧的氣氛并沒有突出作用，而做到內心明辨，言簡意賅，踏踏實實做事，講究智慧、明晰，更有利于拉近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心理距離，促進上下級關系向縱深發展。尤其是領導者在組織中特殊重要的地位決定了其一舉一動都會對組織成員以及組織發展產生非同一般的影響，因此，領導者應時時牢記“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系辭上》）的教誨。尤其是在知識大爆炸、信息激增的當今時代，領導者更應注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不要不懂裝懂，信口開河。在韓非子看來這是不明智的表現，即所謂“不知而言，不智”（《韓非子·初見秦》）。當然，我們絕非提倡領導者們做“逢人只說三分話，話到嘴邊留半句”的滑頭，這種做法也絕不是“以慎辨物居方”（《未濟·象》），而是不忠實的表現，“知而不言，不忠”（《初見秦》）說的就是這種人。我們所提倡的是“言要則知”（《荀子·子道》），“或默或語”，“動靜有常”（《系辭上》）。領導者說話不僅要合乎要領，抓住問題的實質，對疑難問題不妄加解釋，該說則說，不該說則止。“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系辭上》同時，還應注意提高說話技巧。苦口良藥雖利于病，但因其苦口人常不樂食；逆耳忠言雖利于行，但因其逆耳人常不樂聽，所以，領導者一定要善于把握人們思想變化發展的規律，以智用言。善化良藥為甜口，善變忠言為順耳。駕馭語言如王通所描繪的那樣：“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中說·魏相》）這樣，不僅上下級溝通靈便，而且組織內各方面關系會變得豁然開朗起來。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主張領導者以智用言，但絕非讓我們的干部曲意逢迎，而是“兵形像水，因地而制流”（《孫子兵法·虛實》），是在談話可能受阻或情緒對立時，曲直相生，靈活應變，相機而言。

其二，“學以聚之”與勤學廣智。《易傳》指出：“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系辭下》）告訴人們，如果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是無法承擔組織發展重任的，即便勉強來做，后果則往往不盡如人意。所以，孔子主張“志于學”（《論語·為政》），“敏而好學”（《公冶長》）、“學而不厭”（《述而》）。在解釋“君子終日乾乾”（《乾》）時，孔子同樣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乾·文言》）對于領導者而言，學習不僅僅是“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問題，而是直接涉及能否“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彖》），成就組織發展大業的問題。因此，領導者必須發揚“自強不息”（《乾·象》）的精神，“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確乎其不可拔”（《乾·文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象》）。尤其是在知識經濟時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更是要求各級領導者具備扎實的綜合文化知識，掌握一定科學技術。只有這樣，才能跟上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知識的更新，才能把知識和技術弄懂學透，不斷提高自己的領導水平，從而對國家、對人民、對事業有所貢獻。誠然，增益才智是一條艱難曲折的路，沒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沒有堅韌不拔、百折不回、勇于犧牲的精神，是難以成功的。故而，《易傳》“君子以致命遂志”（《困·象》）的至理名言就愈發顯得熠熠生輝，它要求人們“久于其道”（《恒·彖》），“立不易方”（《恒·象》），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恒·彖》）。否則，“不恒其德，無所容也。”（《恒·象》）可見，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是沒有任何前途的，終將為社會所拋棄。“見利而忘患，忘患而患反生”（《利害》）[8]，說的就是這種人。所以，領導者要以此為鑒，“思患而預防之”（《既濟·象》），“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于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隟之電速，割游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勖學》）[9]，不斷學習新知識，不斷掌握新技術，不僅向國內的行家里手學習，還要借鑒吸收國外的先進領導經驗，精益求精，不斷地“去故”“取新”（《雜卦》）。這樣，我們的國家就大有前途，人民的事業才有希望。

三、《易傳》“卑以自牧”思想有利于造就領導者的謙敬品質，從而謙敬為懷，贏得群眾

謙敬，是《易傳》最為關注的道德范疇之一——“謙，德之柄也。”（《系辭下》）眾所周知，“謙”是《周易》第十五卦，也是卦辭、爻辭全吉的一卦，其余六十三卦則是有吉有兇。為什么獨有“謙”卦“享受”如此特殊待遇呢？謙卦的卦象畫出來是艮下坤上，即山在下，地在上。按照自然常識，應該是山在上，地在下，為什么反過來了呢？通常的解釋是，高山在大地面前貶低自己是為謙虛，即“卑以自牧”（《謙·象》）。引申為具有某種優勢的人在他人面前卑讓就是“謙”。行此“以貴下賤”之舉，“大得民也”（《屯·象》）。而且，此舉不僅不會損害優勢人物的形象，反而使其品格得到升華——“謙，尊而光”（《系辭下》）就是很好的說明。

“謙”卦的卦辭說：“謙，亨。君子有終。”而所謂“謙”就是我們說的“謙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系辭上》）杜預在給《左傳·昭公五年》做注時也有同樣的解釋：“謙道卑退。”有了這樣一種品質，就可以“亨”（通順）了——“謙謙君子，用涉大川”（《謙》），可見，只要按照“謙”的要求做事要恭、虛、讓，不要自以為是，盲目自大，就能大吉大利，即便在古人看來非常兇險的事情——涉越大河——一樣獲得良好效果，遑論其他呢？不僅如此，只要一個人的言行與“謙”相聯系，無不逢兇化吉，遇難呈祥。如“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謙·象》）等等，結果都是“有終吉”（《謙》）。可見“謙敬”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反之則兇。“亢龍有悔”（《乾》）是最典型的表現。關于這一點，老子給出了更加直接的答案：“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老子·二十四章》）用這種在很多“聰明人”看來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并且稱不上“高明”的“下之”的方法開展領導活動，應該說是最簡單易行、最容易收到良好實效的最高境界的方法了。

領導實踐中，比較常見這樣的現象：“（領導者）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而無輔”，其原因往往與領導者缺乏謙敬品質密切相聯，后果必然是“動而有悔”（《乾·文言》）。避免這種局面的最好方法就是領導者時時處處“以虛受人”（《咸·象》），敬重所有與自己發生聯系的人，“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系辭上》）注重克驕防矜，謙敬為尚。這樣，在滿足他人理解、關心、尊重之基本需要的同時，疏通了人際溝通的渠道，加深了彼此感情的深度，樹立了自己的人格魅力。這種魅力在組織內可以形成一呼百諾、萬眾歸心的凝聚力，也可以形成春風化雨的感染力，也可以形成整肅組織、抑惡揚善的駕馭力。有了這幾種“力”，組織成員會發自內心地信任你，支持你、追隨你、服從你。就組織外部而言，領導者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組織形象。“大而不盈”(注:《易傳·序卦》說：“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的領導形象，必定增強組織在市場上的感染力，親和力，同時可以增強組織競爭中的抗干擾力和防御力，發展壯大的同時提升組織在公眾中的影響力。所以，《易傳》指出：“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序卦》）就是說，雖然領導者在身份、地位、威望等方面處于優勢地位，但仍然能夠保持謙遜的品質，這樣就能盡享安樂。這樣，謙敬就變成了領導活動中無往不勝的利器。領導者“任天地而有余。”（《呂氏春秋·舉難》）所以，《管子》對這一品質大加贊賞：“大哉！恭遜敬愛之道。”（《管子·小稱》）

雖然理論說起來直觀明了，領導實踐卻并非如學說那樣簡單。現實生活中，大部分領導者上任之初是能夠堅持謙恭為懷的，“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乾》）。但是，其中又有相當一部分人難以將這種美德堅持下去。領導實踐中這樣的人并不鮮見——開始的時候能夠注意謙恭、謙讓、謙虛，即使自己處在很高的地位上也做出恭下的姿態——“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論語·衛靈公》）。時間一長，這種美德在部分人身上就漸漸磨滅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堅持下來。所以，《詩經》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結果往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這就告誡我們的領導者，謙恭這種美德貴在堅持——“可久則賢人之德”（《系辭上》）——只有那些始終如一的人才能達到這種崇高的境界，從而成就“賢人之業”（《系辭上》）。那些半途而廢者很難把領導工作做好。“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升·象》）的要求不僅適用于過去，而且適用于現在和未來的各個領域，“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謙·彖》）就是這個道理。

此外，《易傳》中所包含的自強思想、誠信思想、勇毅思想、創新思想等等，在提高當代領導者道德素養中無不具有彌足珍貴的價值。限于篇幅，本文不擬做過于全面的探討。但僅就上述三點而言，我們已經可以窺知《易傳》在當代官德建設中的重要意義。作為肩負著“為組織發展確立目標、制定計劃，為組織健康運行建章立制，選拔人才，為組織成員人人做到才盡其用創造良好的組織環境”（第16頁）[10]重任的各級領導干部，如果能夠自覺地、堅持不懈地從《易傳》中吸取營養，自身道德素養就會不斷提高，黨政工作就能做得更好，就能極大地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為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大業勇于獻身的精神。所有黨政干部都應為此付出加倍努力，努力把自己造就成符合時代要求的、合格的人民公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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