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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動力:文化哲學的中國使命

列寧說過，理論是時代的產物，任何理論的發展都必須符合現實的需要，都要求從實踐的語境出發。因此，中國當代文化哲學的發展必須在符合當代哲學發展規律(范式轉向)的前提下，逐步滿足中國的本土化要求。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處理好兩組矛盾:其一，全球主義下的以理性訴求為主的西方文化和民族主義下的以道德訴求為主的東方文化的本源的、政治的沖突。其二，當代中國文化內部的結構的、學理的沖突。中國文化當今發展狀態與社會的發展狀況一樣，都屬于轉軌時期。具體的說，是一種重新的階段。它不僅要解決的是其傳統文化與現代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應對后現代性的“種種指責”。可悲的是，中國文化的發展前一個問題還沒有解釋清楚，后一個問題接踵而至。在這里，19世紀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的社會解組理論給了我們啟示。他認為:“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由于傳統強烈的集體意識受到剝削，從而喪失社會紐帶而出現的個人之間、個人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相互分裂的原子堆積狀態。”也就是說，要解決社會解組帶來的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關鍵是重構集體意識(社會紐帶)。正如清華大學鄒廣文教授所說，中國現階段傳統文化的資源中，如何開啟一種民間信仰，比如說把儒家經世致用、內圣外王的傳統有效地轉化為一種信仰并成為社會公示，是值得進一步討論和拓展的問題。因此，發展以文化哲學為研究范式的哲學存在是必要的，有著重要的理論訴求和現實需要。為此，我們在思考文化哲學本土化的過程中，關鍵是完成以文化為發展動力的一種范式轉型，整合當今社會各方面的文化資源，迎接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帶來的文化挑戰。為此，我們必須處理好兩種文化資源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

二、實踐與反思:中西文化資源的整合

1．在批判中繼承和發展西方的范式性的文化資源西方范式性文化資源指的是西方哲學在進行文化哲學研究方面所形成的文化理論與文化成就。這其中主要有生活世界理論以及新歷史學理論。(1)生活世界理論作為當今西方哲學發展最具影響力的重要流派之一，現象學的矛頭直指近代以來以理性為邏輯起點的意識哲學。而生活世界理論是其最主要、也是最犀利的武器。生活世界是由德國現象社會學家胡塞爾提出來的，它指的是人們在其中度過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經驗的主體間的文化世界。它強調對任何知識都進行“懸置”的狀態下思考我們存在的價值。也就是說，人們需要通過一種自然的、整體的態度在生活世界中去思考我們存在的意義，去總結我們的“共有知識”，“不用想象某種真實的東西而能夠真實地想象某種東西，作為獨立的精神生產領域，作為少數思想家的專利，哲學理性可以‘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無獨有偶的是，意大利著名文化學者維柯也提出了從文化角度去構建形而上學的兩個原則，即首先形而上學必須追求普遍性原則;其次哲學的存在不在物理世界，而在于“民政世界”。維柯所謂的“民政世界”實際上就是人們所指定的法律制度的世界，即人自己創造的世界，這個世界是民族的產物，是人的世界。胡塞爾和維科對生活世界(或民政世界)的論述為我們說明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哲學的生活世界的回歸是一種哲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其二，哲學的生活世界的回歸是對傳統的哲學政治化的一種舍棄;其三，哲學向生活世界的回歸表達了一種當代對人的存在的密切關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文化哲學在回歸生活世界時，并沒有把理性的目光投放到生活世界的某一具體的側面或某一具體的活動，而是聚焦到內在于生活世界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所有方面，是人在其中生活、交往、工作、創作的世界，是體現人的“此在”的世界，是“詩意地棲居于此”的世界。所以，當哲學理性回歸生活世界時，就是回歸人本身，就是回歸文化。(2)新史學理論哲學從20世紀開始就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向生活世界領域回歸。這種回歸不僅體現在一種認識論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了方法論上。和傳統的那種建立在進化論和線性論的歷史觀相比，文化哲學更強調一種過程性的歷史解釋模式。正如文化哲學的創始人卡西爾所認為的:“偉大歷史學家們的才能正是在于:把所有單純的事實都歸溯到它們的生成，把所有的結果都歸溯到過程，把所有靜態的事物或制度都歸溯到它們的創造性活力。”在這一方面，新史學做出了表率，其主要代表有法國的年鑒學派以及后結構主義學者福柯。與傳統史學強調關注事件或政治時間(短時段歷史學)不同，年鑒學派更多強調一種“長時段史學”，也就是說，去關注人類社會中存在的長時間段的現象，從一個過程、發展的角度去看歷史時間。它不再孤立地圍繞著大事件等宏觀政治來建構自己的歷史解釋模式，而是把政治現象放到地理環境、文化傳統、經濟結構等深層次、長時段的歷史現實中加以把握，展示了社會政治運動和經濟活動的深層次的文化基礎，把研究視野從重大歷史事件和關于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宏大敘事，轉向具體的和微觀的日常生活世界及社會運動的各個領域，并揭示出文化、日常生活等因素的更為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歷史作用。另一方面，后現代哲學家福柯提出了“知識考古學”的方法論，也是在方法論上對文化哲學進行回應。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是一種追根溯源的研究顯示生活的新社會學，它注重研究主題如何以歷史的方式在知識之內被構成的。這種方法論主要有四個特點:把現實放到歷史過程中去考察;以批判性的闡述代替不加懷疑的理解和解釋;現實是在斷裂性的歷史中展開的;在肯定變革中追求多樣異質性。

2．在中國社會的實踐變革中整合當代中國的文化資源文德爾班依據歷史因素與批判方法的統一，把哲學史的研究任務概括為三點，即首先是要準確地證實從各個哲學家的生活環境、智力發展和學說的可靠資料中可以推導出什么東西來;其次是要從文化哲學的普遍性品格及其建構這些事實，重建出創始的發展過程，以便就每個哲學家來說，我們可能了解他的學說哪些來自前人的學說，哪些來自時代的一般觀念，哪些來自他自己的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最后是要從全局出發來估計這樣創立的、根據根源來闡述的這些理論對于哲學史總的成果說來具有多大價值。概括之，文化哲學有兩個特性:其一，實踐指導性;其二，現實批判性。因此，如何在中國的實踐中發展文化哲學的關鍵就是要整合當代中國的文化資源。(1)文化哲學的基礎是文化史任何理論都是對時代精神和特質的總結和概括。從廣義的角度講，文化不僅包括精神文化、還包括物質文化，更重要的是它指導著人們的思想活動與行為方式。與黑格爾強調“哲學就是哲學史一樣”，我們也強調文化哲學就是文化史，它體現了一種對人們發展內容的尊重，也表現出了一種歷史性、過程性的思維方式。文化哲學大師文德爾班認為:“哲學對于其他科學之間沒有一種亙古不變的固定關系。在哲學表現為總體科學的地方，其他科學便只表現為彼此界限大致分明的哲學組成部分。”因此，歷史成為了文化與哲學的完美的結合，文化哲學就成為文化史。(2)中國文化資源的多元化具體來說，當今中國文化資源主要有三大類型:其一，鴉片戰爭以來的西方文化。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后發生性的，是西方列強通過堅船利炮打出來的，從那時起，“西化”就一直是縈繞在中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情結，不管是器物層面，還是制度層面。其二，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指的是中華文明演化而匯集成的一種反應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從文化的角度看，是儒家文明、道家文明、佛家文明為主要內容的結合體。由于種種原因，這種文化在20世紀的時候被看作是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源而被無情的拋棄。但事實證明，它依然存在于中國人的思想之中，指導著其行動。其三，執政黨文化。它指的是我黨從1921年開始從建立、革命、建設、改革這四個階段所遵守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思想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以功利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為主導的文化形態逐漸被大眾所接受，一味的西化、一味的貶低自己的文化造成了中國文化沒有載體，從而形成不同階層文化混亂的境地。(3)以實現中國夢、民族復興、民族現代化為切入點中國文化哲學的發展不僅要符合當今哲學的發展規律，而且必須在擁有更多中國元素的基礎上批判性地指導中國實踐。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中國夢以來，不斷號召人民為踐行中國夢而努力奮斗。中國夢不但指的是每個中國人的夢想，更重要的指的是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的復興夢、強國夢。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從文化哲學的角度講，中國夢就是一種文化、就是一種文化范式的具體內容，因此，我們可以以中國夢為切入點結合中國現代化的實踐內容踐行和發展文化哲學。這主要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必須使得文化(包括中國夢)真正回歸到生活世界;繼續在符合哲學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總結和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做好應對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挑戰;盡快構建一種以科學精神和人文主義相統一的符合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文化精神、創建一種具有極大包容性、實踐性、指導性的文化格局。只有這樣，文化哲學的中國情懷才有意義，才有現實感與生命力。

作者：尚文隆單位：延安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