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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翻譯既是不同語言文字之間的轉換過程，又是不同民族之間思想文化的交流過程，也是一個深含譯者目的、為譯語文化帶來變革的過程，其必然涉及到不同語言、文化以及其所承載的原文與譯文，作者、譯者和讀者等主客體因素。而不管是影響譯文的內在語言因素，還是外在的社會文化規范因素，都必須通過譯者的中介作用才能具體體現在譯文中。作為翻譯活動的核心主體，譯者在翻譯對象的選擇、作品的理解和闡釋、翻譯策略的選擇、語言文化的創新及翻譯產品在譯語文化環境中的影響等方面對譯文起著重要作用。當然，研究譯者的主體作用，必須聯系到其在三元(原文、譯者和譯文)、諸“者”(作者、讀者、委托者、譯評者、譯文使用者等與翻譯過程有關的其他人員)關系的視角，及三“規范”(原語、譯語規范及譯者認同的規范)與規范自身的三層次劃分(主導規范、主流規范與支流規范)。只有正確認清譯者在諸環節的位置，才能解釋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諸種選擇。

自系統規范理論被引入翻譯研究以來，從佐哈爾、圖理、切斯特曼、赫曼斯到勒菲威爾一直在不斷拓寬并加深翻譯研究，不論是某時期翻譯的總體行為，還是譯者個體的翻譯行為，大部分翻譯現象都可以被納入系統規范的框架中加以解釋。但在具體的應用過程中卻存在著簡單化、機械化的傾向，沒有理清文學翻譯系統規范理論本身之間的關系及其各自的理論基點和應用范圍，這導致其在解釋大量翻譯現象的同時，也存在著大量不能用其解釋的方面，造成了其在應用上的自相矛盾之處，國內已有學者對此做過具體論述。由此引發的諸種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在不同歷史時期，譯者的翻譯行為是否僅僅受制于外在規范的影響?同一文化語境內部的不同譯者基于同一原作的譯文彼此差異為何如此之大?同一譯者在受制于不同時期規范因素影響的同時，為什么在譯文中表現出相同的語言翻譯策略與思想傾向?種種翻譯現象都清楚表明，在不同歷史時期文化視域中的復雜多變的翻譯行為很難在規范的框架中全部加以解決，這要求我們回歸譯者，看是否能從譯者自身的角度來解釋其翻譯行為，而不能僅僅止步于分析某一時期文化中的主流規范，并進而將譯者的行為簡單地認為是遵循特定時期主流規范的行為。以上種種現象都需要我們認真分析研究譯者主體性及其與系統規范結合的具體途徑，在克服以上矛盾的同時，從新的角度來闡釋兩者之間的關系。

二、描述規范理論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

近年來，國內學者就譯者身份地位、主體性構成因素、主觀能動性發揮及翻譯主體間性等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討，其關注點多集中于翻譯過程中譯者作為原文讀者、闡釋者及創造者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問題，而就其對譯本選擇、文化意圖與譯者自身的美學、意識形態觀點之間的關系等研究相對闕如。國內研究多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切入來解釋譯者主體性，采用以譯者為中心的闡釋學、接受美學、解構主義等不同視角介入翻譯研究，尤其是文化轉向以來，譯者作為文本意義建構者的主體地位得到空前的強調，彰顯了譯語文化的影響與譯者作為改寫者的能動作用。這為翻譯研究開拓了新空間，采用客觀描述的方法來具體分析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翻譯現象，并把譯文放置到社會環境中去研究制約其的意識形態、贊助人等規范因素。這能夠解釋某些翻譯現象，但它在超越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同時，過分強調影響譯文的外在規范因素，在彰顯譯者主體地位的同時，對其主體性的發揮有受外在社會規范影響的決定論傾向。

描述翻譯學研究是對傳統翻譯規定性研究的一種超越，其系統規范概念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釋歷史上某些翻譯現象，但在其具體應用中存在著各種問題:1)對翻譯規范性質理解存在誤解，規范研究是一種描述性視角，但規范本身應是規定性的，并具有約束力;2)把各種規范概念應用到具體的環境中，但卻沒有理清他們之間的關系，如他們之間的理論基礎、對象性質、任務目標是什么?有哪些相似點和不同點?這需要進行具體的梳理，而非單純的介紹和機械應用;3)它過分強調主流規范，疏忽了主導規范和支流規范，從而把豐富的翻譯現象簡單化。它過分強調規范的決定作用，忽視了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和譯者自身的主體性、能動性與超前性。由此導致了該理論在研究翻譯現象時出現了有趣的悖論:一方面，該理論認為譯者的翻譯受各種規范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對非主流規范對譯者的影響視而不見。該理論試圖超越傳統翻譯研究中孤立的文本對照，開辟一條動態的、系統的翻譯研究途徑，但由于它過分強調文化對翻譯的影響，使其最終違背了自己的初衷，落入理論僵化、絕對化的窠臼，因而遮蔽并抹煞了譯者的主體作用，把翻譯看成完全由主流規范決定的機械的、簡單的、直線的現象(張齊顏，2005);4)它過分強調兩極，在翻譯策略上僅僅局限于異化和歸化，沒有看到中間環節，即任何譯文都是原文和譯文、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之間的雜合，不存在絕對的異化和歸化翻譯策略，因而導致了其研究方法的僵化與簡單化。這需要我們從社會學視角來解釋譯者違反規范的具體原因，以兼合翻譯系統規范與譯者主體性之間的互動關系。布迪厄文化社會學中的場域和慣習理論可以為我們提供理想模式。

三、文學翻譯場域中的譯者慣習與規范研究

翻譯是一種由規范制約的社會活動，翻譯的選擇、生產、傳播、消費與接受必然與社會整體系統密切相關。從社會學視角來分析影響譯者做出不同決定的原因，探究翻譯活動與社會環境、社會變遷之間的種種聯系，能夠從新的角度為譯者主體性與翻譯規范的聯系做出新的闡釋。早在1972年，翻譯學創始人詹姆斯·霍姆斯就提出翻譯的社會語境化問題，建議“高度重視此類研究，促進翻譯社會學的發展。此言或許不大合適，但準確地講，它應該是翻譯學的一個研究領域，也是社會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因而可稱之為“社會翻譯學”。發展至今，布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可以為翻譯研究提供一個連貫的理論框架，它更加關注譯者，批判性地分析了譯者作為積極參與文化生產與文化再生產的社會文化行為者的角色，其理論中的慣習及場域概念已經愈發引起研究者的關注。

布迪厄的文化社會學理論超越了傳統社會物理學與社會現象學之間的二元對立，從關系的角度來研究社會現象，實現了主觀性與客觀性、結構性與建構性以及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統一。慣習作為其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指“知覺、評價和行動的分類圖示系統，它是持久的可以轉換的性情傾向系統，既來自社會制度，又寄居于身體之中。”它顯示著個人接受教育的社會化過程，濃縮著個體的社會地位及生存狀況，集體的歷史及文化傳統。從慣習內在的生成性而言，它是建構中的結構，下意識地形成人的社會實踐。什么樣的慣習結構就代表著什么樣的思想方式、認知結構和行為模式。從慣習理論考察實踐確立了實踐的歷史性，避免了簡單直接的歷史決定論，是一種個人認知和社會規范視角的二維融合。同時慣習又具有結構化與被結構化的雙重特征，也具有適應環境并反復構建的能力。隨著外部條件及社會結構的變化，慣習會不斷地調整自己以使自身的主體行為與所追求的理論目標相契合。場域是個體所占位置之間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場域中的行動個體對場域關系結構起到建構作用，但其屬性不能簡單地還原為個體屬性。場域中不同的個體憑借不同的資本實力和權力，以競爭沖突的方式來不斷爭取和鞏固自己的位置，造成場域格局的不斷變化。

譯者慣習和場域概念為社會環境制約下的譯者翻譯活動提供了新的解讀方法，一反文化轉向后翻譯研究中外在社會規范因素對譯者的決定性影響，正確地闡釋了翻譯系統規范與譯者主體性之間的關系。在不同的翻譯場域中，因譯者的不同位置及其所擁有的資本不同而形成了不同層次的規范，具體可以分為主導規范、主流規范與支流規范。主導規范是在社會主導政治構架中以制度化方式確定的，它由一定社會統治者倡導傳播。一般說來，主導規范在階級社會里是服從于統治階級的。主流規范是在被多數社會成員接受的程度上進行確認的，它被多數社會成員實際接受并形成強大輿論氛圍和心理傾向，會對主導規范和其他規范造成排斥壓力。支流規范是既沒有得到官方支持，也沒有得到多數社會成員接受的規范，只是為特定的人群服務。在通常情況下，主流規范雖然是事實上的主導規范，但他們之間差別仍然巨大，因為一種規范即使被廣大社會成員所接受而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但是統治者未必在制度層面上接受它，它在政治構架中未必有存在的空間。譯者對翻譯選材和翻譯策略的選擇必然受到其在不同翻譯場域中的慣習影響，如果原文語言文化規范與譯者自身慣習及譯文中相應主流規范一致，其會采取相應的異化策略，盡量保留原文中的一些語言文化因素;如果他們發生沖突，則要從譯者自身慣習角度考慮其到譯語環境中相應規范的遵守與背離及其相應的文化目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兼合了翻譯規范與譯者主體性之間的互動關系，具體如圖1所示:如圖所示，因譯者在原語文化語境或譯語文化語境中所處的位置不同，長久的語言文化形塑作用使其具有持續的慣習系統(基本慣習)，而它直接決定了譯者的原文翻譯選材及其翻譯策略。在翻譯活動中，譯者在面對原語及譯語語言文化規范時，會以自己的基本慣習以基礎來認同或排斥原文中的規范，而在譯文中表現出對不同場域規范的認同和排斥，因而在語言、政治、宗教、倫理等不同的場域會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即他們分別屬于譯語場域中不同層次的規范。如果譯者的翻譯選材與翻譯策略認同的是譯語中主流或支流規范，其會為譯語語言文化帶來變革，如果是順應其主導規范，則會多采用歸化策略，進一步鞏固原有規范的地位，而這也直接決定了譯語讀者的反應。總體來說，譯者的慣習結構并不是均衡一致的，而是在各場域中表現出很大的差異，這與其長久的性情傾向系統相符。

(一)譯者慣習與翻譯選材

在翻譯文本的選擇上必然涉及到譯者的翻譯動機與目的，目的的多樣性與復雜性使得翻譯的過程遠非語言形式的轉換那樣簡單，它制約了翻譯的文本、策略的選擇。不同時代社會環境中，因譯語外在規范因素強弱及譯者慣習結構互動，而在翻譯選材上表現出層次不一的標準。在歷史動蕩或社會大變革時期，翻譯家們往往出于政治的動機，把翻譯當作實現其政治理想或抱負的手段，因此，他們在選擇翻譯的作品時，特別注重其思想性，如梁啟超、胡適、魯迅、巴金等人的選擇都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而在社會環境穩定的時期，翻譯家們則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作品的文化內涵、審美價值和藝術性。但不容否認的是，即使在譯語規范很強的環境中，譯者有時也采取支流規范來試圖顛覆主導或主流規范。譯者對主導規范及主流規范的順應也并非僅僅是受到強壓而采取的被迫行為，有時是他們的自發行為，表現了其持續的慣習影響力。

新中國建國后的很長時間(1949－1978)，強大的外在社會規范壓力造成了這一階段譯者在翻譯選材、文化身份意識及翻譯過程中主觀能動性的削弱，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譯者都無一例外地順應譯語社會的主流或主導規范，優秀譯者仍然在翻譯策略方面表現出了很強的主體性。譯者楊憲益對于出版社強加的翻譯選材感到別扭，認為譯自己不想譯的東西是在浪費時間，但《水滸傳》譯者沙博理卻并不在意，張友松雖然在意，卻逐步適應并且喜歡上了。譯者主體性遭到削弱有時也表現在譯者被迫放棄第一次選擇，轉而在那些為政治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認同的作家作品里做第二次選擇，如查良錚、卞之琳等;或接受毫無準備的翻譯任務，如錢鐘書、冰心等(王友貴，2004)。不管外在的規范力有多強，有的譯者會堅持自己的選擇標準，如屠岸先生所言“我選擇作品進行翻譯，有自己的標準:一是在文學史上(或在現代、當代輿論上)有定評的第一流詩歌作品;二是我自己特別喜愛的，能打動我心靈的作品。”這表現出了其自身的慣習結構對于翻譯選材的持續影響。

(二)譯者慣習與翻譯策略選擇

外在語言及社會文化規范對譯者的影響是通過譯者慣習對其認同或排斥而體現在譯文中的。譯者對原文內容的處理有異化和歸化兩種策略，當原文各場域中的規范為譯者所認同時，其會采取異化策略，盡量忠實于原文內容;當相互矛盾時，譯者會采取歸化策略，來順應譯語中的主流或主導規范。通過對20世紀初期譯者林紓對《大衛·科波維爾》翻譯策略的具體統計，研究者(姜秋霞，2009)發現其翻譯策略的總體文化價值取向為歸化，比率達85．83%，表現為對傳統主流文化、文學立場及文化心理的堅守，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在政治、宗教及倫理等場域中所采用的翻譯策略并非完全順應譯語中的主流及主導規范，而是表現出了相當的差異性，其在政治方面的異化率為21．43%，表現出了對西方民主、自由平等觀點的引進;宗教8．77%，表現出其強烈反對西方基督教思想;倫理18．37%，顯示出其對傳統思想的維護，但也有表現出一些進步傾向。這可以解釋其思想既有進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進步的一面主要體現在其積極地學習和尊重西方文學，而保守的一面主要體現在其對傳統倫理道德的維護和對徹底推翻清政府統治的反對。這可以解釋譯者慣習結構中因對各場域中規范的認同或排斥而造成了翻譯策略中存在的差異。譯者的慣習對其翻譯策略的宏觀價值取向具有決定性影響，而其在各場域中的不同位置使其在微觀策略的選擇上具有很大差異。在考察某一時期文學翻譯時，我們還得分析譯者的主體作用，因為外在社會政治文化因素必須得到譯者的認同才能產生相關的效果，這樣才可以合理地解釋同一時期出現的翻譯多樣性，也可以解釋在外國文學譯介過程中譯者為何采用了如輯譯、編譯、譯述、選譯、譯意、改譯、譯注、譯評、編述、縮寫、重述等不同的策略。

四、結束語

譯者是翻譯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但在不同的翻譯研究階段，人們對譯者主體性的認識不盡相同。描述翻譯研究及后來翻譯研究文化轉向提升了譯者的主體地位，但同時因側重于外在社會文化規范對譯者的決定作用而間接地貶低了譯者的主體性發揮。本文從文化社會學視角出發，對文學翻譯系統規范與譯者主體性之間的互動關系在翻譯選材和翻譯策略選擇等方面的表現做出了具體的闡釋，以解釋譯者的翻譯活動都是基于其主體認同而做出的合理行為，而非單方面受制于內在語言規范及外在社會文化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