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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林語堂(1895—1976)是世界知名的文人、學者和翻譯家,兼用中英文寫作。其英文作品比中文作品更具影響力,對英語國家尤其是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對英文的精通,足以讓英語為母語的人欽佩汗顏。1940年,紐約艾邁拉大學(ElmiraCollege)校長給林語堂先生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時,稱贊他:“youhavespokentothepeopleoftheEnglishspeakingworldintheirownlanguagewithanartistrythatisatoncetheirenvy,admirationanddespair.”[1](P65)由此可見,林氏英文及漢譯英作品,如MyCountryandMyPeople(《吾國與吾民》),TheImportanceofLiving(《生活的藝術》),SixChaptersofaFloatingLife,byShenFu,RenderedintoEnglishbyLinYutang(《英譯浮生六記》),及TheImportanceofUnderstanding:TranslationsfromtheChinese(《中國古文小品選譯》)等深受美國人的歡迎和追捧是情理之中的。郭著章等在《翻譯名家研究》一書中曾有注釋“《中國古文小品選譯》,1960年美國克利夫蘭世界出版公司出版(指的是陶淵明等人著的古文小品)”[2](P101)。據此,本文分析的林譯《桃花源記》應出自《中國古文小品選譯》。

二、對林譯《桃花源記》“創造性叛逆”的關注

(一)“創造性叛逆”簡介

“創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也稱“創造性背離”。此詞最早出自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爾皮,他在《文學社會學》一書中曾云:“如果愿意承認翻譯始終是一種創造性的背離,那么,那個使人大為惱火的翻譯問題也許就可以解決了。”[3](P136)國內學者謝天振則把“創造性叛逆”定義為:“文學翻譯的創造性表明了譯者以自己的藝術創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現原作的一種主觀努力,那么文學翻譯中的叛逆,就是反映了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了達到某一主觀愿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4](P137)翻譯即創造,翻譯即叛逆。文學翻譯是用另一種語言把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目標語讀者能像讀原作一樣得到啟發、感動和審美的感受。典型的文學語言有其多義性、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這對作為特殊讀者的譯者對作品的理解、賞鑒構成挑戰,同時也給譯者翻譯時的創造提供了契機和空間。所以,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是客觀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二)林譯《桃花源記》的“創造性叛逆”之處

例1: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

TheysaidthattheirancestorshadcomehereasrefugeestoescapefromthetyrannyofTsinShihuang[builderofGreatWall]somesixhundredyearsago,andtheyhadneverlefti.t

根據源語讀者的歷史常識:秦朝末年,秦二世昏庸無能,奸臣當道,朝政腐敗,橫征暴斂,人民疾苦不堪。陳勝、吳廣首先揭竿而起,領導窮苦農民組織起義軍反抗秦二世暴政。接著項羽、劉邦等各路豪強也開始逐鹿中原,進行關中爭霸。混亂的戰爭時期,人民自然是視戰爭為瘟疫,避之而不及了。陶文中的“避秦時亂”描述就是這一情景。看來只有諳熟中國歷史常識才能很好地理解原文中承上啟下的關鍵細節。而譯者林語堂則避重就輕,把“秦時亂”具體為“thetyrannyofTsinShihuang[builderofGreatWall]somesixhundredyearsago”,回譯成漢語則是“六百年前秦始皇(長城的締造者)的殘暴統治”。

表面上看,林氏似乎背離了原文,其實他這樣處理真可謂用心良苦。從他的生活、翻譯經歷來看,他翻譯主要是給不懂中文的英語讀者看的。對于一般英美國家人士,對中國文化常識的了解應該包括中華民族的標志長城的。通過括號里“長城的締造者”的這一注釋,想必譯文讀者會很“感激”他們譯者的“體貼”的。但稍覺遺憾的是林卻把桃源中人到此源中至外人(漁人)闖入之間的時間流逝約六百年直接交代出。試想,源中人幸福地生活,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天天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怎可能有人專門去計算歷法,并銘記他們來此源中度過了多少歲月。由此,林把時間“六百年前”直接放譯文中是欠考慮的不明智之舉。因其非原文所含信息,把其置于括號內作注,或讓讀者通過上下文自己推算時間的跨度應該是更好的選擇。

例2: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TheyhadnotevenheardoftheHanDynasty(twocenturiesbeforetotwocenturiesafterChrist),nottospeakoftheWei(thirdcenturyA.D.)andtheChin(thirdandfourthcenturies).

中國古代的紀年法是很復雜的,即使是中國人不費周折也很難搞清楚。要想試圖讓外國讀者清晰了解朝代的更迭及紀年是件出力不討好的事。對此,林氏很自然地選擇了歸化譯法來處理這一棘手問題。到底何為歸化,歸化的目的又何在?歸化指的是用目標語中有明顯文化內涵的表達方式替代源語中文化內涵豐富的成分。其主要目的是用目標語中讀者熟悉的語言彌合兩種語言文化之間的差距,減輕讀者閱讀理解的負擔。林譯中,括號里的注釋很明顯是針對英語為母語的讀者。英語世界的人們大為基督徒,從小捧讀《圣經》,他們對上帝的兒子耶穌(JesusChrist)是很親切和熟知的,對其生平再熟悉不過。且公歷紀年原本就是以耶穌基督的誕生為界限的。括號里的注釋會無形中拉近與譯文讀者的距離,還會有助于讀者輕而易舉地知悉原文中故事所發生的時代背景,這對他們正確理解體味原文的內容精神是大有裨益的。

(三)林譯創造性叛逆的因由分析

創造性叛逆是客觀必然的,因為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它是翻譯生態環境的產物。所謂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作者、原語文化、譯語文化、譯語讀者、譯者等多個翻譯因素互聯互動的整體”[5](P3)。同時,董明還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如果譯者是一個兼搞文學翻譯的文學家的話,他的詩學意識,即他信奉的翻譯原則、其獨特的藝術追求、他的愛好和藝術特長會自然而然地體現在他的譯作里”[5](P176)。另外,還有這樣一個現象:越是名家翻譯,越容易不忠實于原文的文字。他們的叛逆更多的是有意識地叛逆,以期能更好地處理原作者想傳達的寫作意圖。基于此,筆者將從譯者林語堂的翻譯觀和翻譯目的兩個方面來分析他可能在翻譯中做出創造性叛逆的原因。

1.林語堂的翻譯觀

譯者在長期的翻譯工作中必然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形成了自己的翻譯觀,有自己獨特的追求目標。而在翻譯活動中,翻譯觀就是譯者一切行為的準則,譯者總會受到翻譯觀的左右,從而引起“創造性叛逆”的發生。

翻譯家林語堂既重視翻譯實踐,又有一套相對完整的翻譯思想,這集中體現在他的長篇論文《論翻譯》[6](P417-432)及其散文和譯序、跋中。在其論文中,林氏討論并詳細闡釋了翻譯的三大標準:忠實、通順和美。他認為,忠實的第一要義為“忠實非字字對譯之謂,譯者對于原文有字字了解而無字字譯出之責任”。譯者所要忠實的,是每個字所組成的整體的語意,而非單個字的意義。忠實的第二義,“就是譯者不但須求達意,并且須以傳神為目的”。另外,林還贊同克羅齊(Croce)的觀點———凡真正的藝術作品都是不能譯的,只可重作,譯文即譯者之創造品。這種觀點顯示了譯者在翻譯藝術文時的無奈心理,卻不無道理。林氏向西方讀者翻譯中國的古典散文,難度很大。想必正是受上述翻譯觀的影響,同時為了獲得最大的社會效益:讓更多的英美讀者樂于接觸中國的文學作品,他走了一條著眼于普通英語讀者的大眾化、通俗化的道路———面向目的語文本的策略(target-textorientedstrategy)。于是,就不難理解林譯中的“創造”了,把“秦時亂”譯為具體的“thetyrannyofTsinShihuang[builderofGreatWall]somesixhundredyearsago”。

2.林語堂的翻譯目的

功能派翻譯理論家HansVermeer(1989)曾提出,任何行為都有其目的,翻譯行為也有其目的。他把自己的理論稱為Skopostheorie(目的論)。這個理論的中心思想是,行動皆有目的,行動者參照實際環境選擇一種他認為最合適的方式以求達到預期目標;既然翻譯也是一種行動,所以譯者也會在翻譯目的的指引下,盡量考慮一切可能有關的因素,從而決定最合適的行動方式;基于這種對實際情況的描述,可以得出一條規范性的基本規則———“(翻譯)行動目的決定達到預期目標的策略”[7](P111)。

林語堂所處的時代,大多數西方人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的情況有隔膜,不甚了解,他們頭腦里有關中國的知識,大部分是被歪曲和變形的。為了改變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林氏有目的地選擇了那些宣揚中國文人曠懷達觀、高逸退隱、陶情遣興、滌煩消愁的人生哲學,例如SixChaptersofaFloatingLife,byShenFu,RenderedintoEnglishbyLinYutang(《英譯浮生六記》),Chuangtse,TranslatedbyLinYutang(《英譯莊子》),TheImportanceofUnderstanding:TranslationsformtheChinese(《中國古文小品選譯》)等。這里分析的《桃花源記》譯文最初即出自《中國古文小品選譯》。當時的社會環境影響了林氏的翻譯目的,進而影響了他的翻譯實踐。

林氏順應了社會環境的需要,在譯介中國文化時,為了獲得大多數普通英語讀者的認可,采取了相應的變通手段和歸化策略,盡量減少譯文中的異質成分,以迎合適應西方讀者的文化語境。由此上述的創造性叛逆案例就理所當然地出現了。

三、結語

在描寫譯學的新語境下,我們要客觀地看待譯者的作品,不唯原文本文字是從。同時對原作的叛逆還意味著給原作注入新活力,并可能因此而增加原作的魅力,擴大原作在目標語文化的傳播范圍,使更多的普通讀者受益。但對創造性叛逆的研究并不意味著“忠實”翻譯標準的過時,只是“忠實”的內涵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根據“目的論”,譯者可以決定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忠實的對象是什么。通過分析可見,林語堂比較忠實于目標語文化。由于翻譯目的明確,林語堂在對中西文化的深刻把握和嫻熟扎實的中英文功底的基礎上,對所譯作品吃透原意,靈活采用了歸化、異化、變譯等策略,譯作效果無疑是成功的。想必英語讀者讀罷林氏的譯文,會深深地感受到中國古典文學的別樣魅力。本文希望通過對林氏漢譯英名篇《桃花源記》中“創造性叛逆”的分析,給林氏漢譯英作品的批評提供一種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