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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茅盾是我國的一代文學巨匠，他的長篇小說《子夜》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茅盾的文學之路卻是始于兒童文學及其翻譯。長期以來，對矛盾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有金燕玉的《茅盾的兒童文學翻譯》，用譯本比較的方法介紹了茅盾兒童文學翻譯的特點，因此，對茅盾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本文將借助伽達默爾的這些理論，分析茅盾在兒童文學翻譯之路上的選擇，從而考察出譯者的主觀能動性。

1伽達默爾的闡釋學

二十世紀以后，西方現代解釋學有了新的發展-哲學闡釋學，它否定了對純客觀意義（本意）的追求，認為解釋著在其闡釋過程中會無法避免地發揮主觀能動性，讓自己的解釋有著主觀色彩。哲學闡釋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伽達默爾在其著作《真理與方法》中提出了“視域融合”的哲學解釋學原則。伽達默爾首先強調理解的歷史性，認為理解是以歷史性的方式存在,無論是人還是文本,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在闡釋者面對某一文本之前，他已經有了自己的“先結構”，這種“先結構”的形成是復雜的，與他所處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等相關。當他對某一文本進行理解時，他就會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先結構”帶入文本，用自己所處時代所擁有的知識和方式對原文本進行詮釋。由于這種歷史性是無法避免的，因此不管闡釋者如何希望自己能完全客觀，也不管闡釋者如何努力，他對文本的理解都不可能絕對客觀。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把這種“先結構”稱為“視域”：“視域（Horizont）概念本質上就屬于處境概念。視域就是看視的區域（Gesichtskreis），這個區域囊括和包括了從某個立足之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它與歷史時代相關，指的是理解的角度和可能的視野，包括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原文本包含原文本作者在進行創作時的“初始視域”，而文本的理解者有在自己所處時代形成的“現今視域”。由于兩種視域之間的差距在所難免，理解者所要做的不是消除這種差距而是將原文本所擁有的諸過去視界與他擁有的現在視界疊加融合，即伽達默爾提出的“視界融合”。因此，伽達默爾認為“理解是一個我們卷入其中卻不能支配它的事件;它是一件落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我們從不空著手進入認識的境界,而總是攜帶著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解釋學的理解既包含了我們突然遭遇的陌生的世界,又包含了我們所擁有的那個熟悉的世界。”翻譯包括理解和表達兩個過程。所謂理解就是譯者對原文的理解，所謂表達就是讀者對譯文的理解。因此，把上述視域融合的理論用于翻譯，應該也不為過。每一個譯者都帶著自己熟悉的“信仰和期望”去選擇他所要翻譯的文本，去理解他所選的文本，每一個譯者都是想象著陌生世界（讀者）的“信仰和期望”去表達自己對譯文，以使讀者能夠很好地理解譯文。翻譯的過程就是譯者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使原文作者的視界和自身熟悉的視界以及讀者期待的視界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2茅盾對兒童文學翻譯的選擇

兒童文學在文學的歷史上多處于邊緣地位。而茅盾選擇兒童文學翻譯開始自己文學之路，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當時社會的因素。首先，茅盾有自己的“視域”。1916年，茅盾從北京大學預科畢業后,由于家庭經濟的窘迫，無法繼續升學，由人介紹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幫助老編輯孫毓修一起編寫兒童讀物《童話》一刊。從此，茅盾開始為兒童文學事業而筆耕，翻譯了許多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

其次，當時社會激發的讀者的期待“視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正是新文化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1919年，《新青年》刊登了一條征求“婦女問題”和“兒童問題”的啟事,掀起了一股“兒童熱”。在民主和平等的思潮引領下，原來沒有絲毫社會地位的兒童被納入“人的發現與改造”的潮流中，在這股潮流的推動下，原本位于文學邊緣地位的兒童文學暫時性占據了文學的中心地位。讀者希望讀到更多的關于“把兒童當做人“”把兒童當做兒童”的作品。由于兩種視域的一致，茅盾走上兒童文學翻譯之路也在情理之中。

3茅盾對兒童文學翻譯的原文本選擇

根據伽達默爾的“視域融合”理論，譯者在進行文本選擇時，最好選擇那些與自己的視域相近的作品進行翻譯，以便兩個視域能更好地融合在一起。茅盾的兒童文學翻譯譯作主要有：科幻小說《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兩月中之建筑壇》、《理工學生在校記》；俄國和弱小民族的兒童小說：契訶夫《萬卡》、瑞典《羅本舅舅》、波蘭《禁食節》、匈牙利《馬額的羽飾》、荷蘭《改變》、蘇聯《團的兒子》以及智利和西班牙的兒童劇《爸爸和媽媽》、西班牙《太子的旅行》。從國籍來看，茅盾對原文本的選擇以蘇聯和弱小民族國家的為主。茅盾生活在一個動蕩的年代，一直積極從事社會革命活動，造就了他的愛國情懷。辛亥革命爆發時，作為中學生的茅盾熱情地迎接革命的到來，并做起了革命的義務宣傳員。1921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加入了黨組織，從此為中國的革命事業鞠躬盡瘁。作為一個革命文學家，茅盾選取同樣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俄國作家的作品來翻譯，《團的兒子》寫的是小萬尼亞在德國人入侵自己國家的時候，歷盡苦難,終于投入了蘇聯紅軍,成為“團的兒子”，他勇敢、機靈、倔強地與敵人斗爭,成了個出色的小英雄。除此之外，他還翻譯了很多弱小國家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主要是描述兒童的貧苦生活，通過翻譯這些與中國環境類似的弱小國家的作品，表達了進行社會變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樣的譯作無疑是受愛國情懷驅使的結果，旨在鼓舞同樣處于水深火熱的中國的少年兒童。從題材來看，茅盾對原文本的選擇以小說為主。茅盾生于清末民初，由于當時的封建思想殘余，小說被稱為誨淫誨盜的的“閑書”。但是茅盾的父親沈永錫是具有開明思想的維新派人物，頗重視新學，除自然科學外，很喜歡傳播進步思潮的社會科學著作，母親陳愛珠，是一位通文理、有遠見的婦女。開明的家庭使茅盾從小便得以接觸當時不準孩子們看的優秀小說《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等。中學時代，“書不讀秦漢以下，駢文是文章之正宗，詩要學建安七子；……氣度要清華疏曠”(《我的中學時代及其后》)，整個學校的學習空氣是陳舊的，茅盾幾乎把課余時間都消磨在看小說上。大量閱讀古典小說不但提高了他的文學修養，也進一步啟迪了他的文思，培養了他對小說極大的熱情。自1902年梁啟超發起小說界革命后，小說作為通俗文學，處在文學最下層的地位得以提高，小說啟迪民智的社會功能得以強調，許多作家開始正視這種文學形式。個人對小說的熱愛和歷史時代造就的這些因素都構成了茅盾的“小說”視域，給了他選取兒童小說翻譯的有力理由。因此，這些原文文本的視域與茅盾的小說視域和愛國情懷是一致的，作為譯者，他可以更充分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將兩者融合在一起，從而提高譯文的質量。

結論

伽達默爾的“視域融合”理論運用在翻譯過程里強調了原文、譯者和預期讀者的視域的融合。茅盾從自己的“視域”出發，結合原文和預期讀者的視域最終走上兒童文學翻譯之路并主要選擇了弱小民族國家的兒童小說進行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