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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譯誤讀：歷史性前見的文化困惑

文學翻譯中的誤讀現象，多是由于譯者的歷史性前見所致。前見就是一種判斷，是在一切對于事情有決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給予的。翻譯者在翻譯文學作品之前就已形成了文化自我的文化基礎，翻譯作品時難免受其影響。這種前見意識可能訴諸于“傳統”或“權威”，也可能來源于超自信的“輕率心理”。翻譯者面對的文本畢竟不是生產于自己的文化環境，文本的真實性常常建構在自我前意識之外，如果沒有深入文本語境之中，勢必無從建構理解的思維框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前見規約著我們對異域文本的認識，前見總是游移于傳統與自我創新之間，無論是傳統的文化積淀對我們造成的影響，還是自我創新性認識使得我們對文本的開拓，都與文本真實具有一定距離。我們一貫的想當然地認為，置身于文本語境可能會靠近文本真實，這無疑是在說我們修正自己的文化環境，脫胎換骨地成為一個異域人，只能說是一種不現實的想法。伽達默爾曾指出，“個人的前見比起個人的判斷來說，更是個人存在的歷史實在”。翻譯者可以選擇自己的判斷，但他的前見根本無法規避。也就是說，翻譯誤讀在翻譯者前見意識左右下無法規避，以至于我們常常指責翻譯者的文化誤讀。

對于文本真實的認識，我們常常面對以上的困惑，這種困惑在翻譯者筆下常常成為一個個笑談。比如，漢學家翟理思（HerbertA.Giles）曾將《古詩十九首》詩句“空床難獨守”譯為“He’llfindsomedayfhebirdhasflown”，他把婦女譯成“小鳥”，顯然是西方觀念。再如，杜甫《絕句》“門泊東吳萬里船”中的“萬里船”被翟理思譯為“ocean-boundvessel”。這兩條誤讀顯然受前見意識的影響，不過是取決于兩種前見，一則是西方文化觀念的浸染，一則是自我創新性認識。當然，我們在翻譯評論里會提到譯者不懂中國文化，沒有真正領會或理解中國文化，但這又無法規避，由于前見本身就固有于翻譯者的文化思維之中。前見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本土傳統文化的影響，傳統文化是歷史性的，但又是不斷創新發展的，這又取決于一定的學識休養。西方翻譯者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難免從字面上來理解文本，字面上的釋義可能并不準確。一如我們常常取笑中國式英語一樣，取笑西方翻譯者將中國意象詞匯“長亭”、“南浦”譯成“pa-vilion”、“nanpu”，西方翻譯者當然不會體會中國人水陸送行的情態。這種翻譯誤讀顯然與譯者文化前見相關，但是淺層的誤讀，畢竟字面上的理解總是譯者常犯的錯誤。真正的前見影響卻是異域生活中形成的歷史性前見，比如前文提到西方文化里的“小鳥”，實為女性的代名詞，從西方人接受角度來說當然沒有問題，但卻違背了中國傳統禮法約束下的女性情態。前見導致的翻譯困惑是顯而易見的，正由此有些論者才想到如何使翻譯者擺脫前見影響，實際上這又違背了闡釋學視域下翻譯的基本準則。伽達默爾認為，“一切詮釋學條件中最首要的條件總是前理解，……正是這種前理解規定了什么可以作為統一的意義被實現，并從而規定了對完全性的先把握的應用。”

由此看來前見對于翻譯者來說還不可少，沒有前見，翻譯者也無法全面把握文本，這可能又會犯以偏蓋全的錯誤。文本翻譯的重要性是對文本整體意義的把握，如不能做到這些無疑會事半功倍。對文本如何把握，當然會受到傳統本土文化的影響，但卻會開發翻譯者理解文本的主動性，打好翻譯文本的知識基礎顯然對文本翻譯有益無害。究竟如何實現規避文學翻譯的誤讀現象，這似乎還取決于翻譯者自我對異域文化的認同。

二、傳統換位：闡釋學視域下的自我認同

前見意識是文學翻譯誤讀現象的根源，但又不可或缺，我們只有弄清楚前見積極的一面，才是我們規避誤讀的癥結所在。伽達默爾指出，“傳統的有效性不需要任何根據，而且理所當然地制約著我們。”可見，要規避前見意識里傳統的影響似乎并不現實，傳統影響我們對異域文化的認知是客觀存在的。翻譯者要突破傳統的影響而構造新的積極的前見意識已成泡影，這使得他們常常游移于權威與過分輕率之間而沒有方向。權威是傳統文化里毫無爭議的認知方向，而過分輕率是積極創新者的歧途，但兩者都是前見意識里重要的內容，又是兩個極端。很顯然，我們要突破傳統對前見的影響，斷不可偏執向自由創新的一個方面，也不用蔑視權威對前見意識的專斷。翻譯者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環境時，必然受到本土傳統文化的浸染，從自身角度來理解文本并沒有什么過錯。“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認為是一種主體性的行為，而要被認為是一種置身于傳統過程中的行動。”既然如此，理解文本就不可與傳統本土文化為敵。傳統本土文化概念非但不能被理解為阻礙翻譯的桎梏，還要借助傳統文化基礎來構造理解的途徑。異域文本本身就蘊含著異域文化思維，這與翻譯者自身的文化思維不同，翻譯者要真正認知異域文本就必須學會換位思考，置身于異域文化世界里，并結合自身的文化基礎對文本進行全新解構。對于翻譯者來說，作為“他者”的文本究竟蘊含何義，需要“自我”對文本的認同。認同不是簡單地了解，而是深入的理解，舍身于文本語境之中，舍身于文本文化環境之中，但又要從文本釋義中走出來，通過自我的文化認知翻譯文本。所謂翻譯界常常提到的“視域融合”，當與文化學里自我與他者的碰撞與交流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文學作品本身就是文化的載體，在翻譯者將其“轉化”成自我本土語言之時，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碰撞就在所難免。但文學作品與民族文化不同，翻譯者翻譯文學作品時并不是拿“自我”來同化“他者”，而是通過“自我”來描述“他者”，這樣一來，翻譯者首要條件就是對文本認同，再將這種認同帶來的認知轉化為本土語言表達方式。實際上，這樣的工作并不容易，需要傳統換位和理性認知。

文學翻譯的誤讀在翻譯界是常犯的錯誤，原因多是偏離了文本主題，對于翻譯文學作品來說，不僅是釋義，而且還要做到韻腳嚴謹，這樣的要求對于翻譯者來說近乎苛刻，也正因此，多數翻譯者的誤讀常常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關注到了韻腳丟棄到了主題，一是關照到了主題失去意境。比如，漢學家弗萊徹（W.J.B.Fletcher）翻譯李白《靜夜思》：Seeingthemoonbeforemycouchsobright,Ithoughthoarfrosthadfallenfromthenight,Onherdearfacegazewithliftedeyes,ThenhidethemfullofYouth''''ssweetmemories.[3]194第二行的三個頭韻詞“frosthadfallenfrom”頗具詩意，后兩行中“memories”與“eyes”韻腳固然優美，但“herclearface”與“Youth''''ssweetmemories”則完全背離了思鄉的主題。再如漢學家奧巴塔（TR.S.Obata）對這首詩的翻譯：Isawthemoonlightbeforemycouch，AndwonderedifitwerenotthefrostOntheground．IraisedmyheadandlookedoutOnthemountainmoon，IbowedmyheadandthoughtOfmyfar-offhome.該詩基本上照應了主題，韻腳也照顧到，但缺乏對月光意境的書寫，整首詩翻譯得過于呆板。我們從這兩首詩的翻譯不難看出，翻譯者都期許對文本的主觀認同，也著實在翻譯中體現了這種認同，遺憾的是兩篇翻譯作品都存硬傷或漏洞。由此看來，文學翻譯中對文本解讀重要的還是對前見意識的合理構劃，不僅要做到傳統換位，舍身到語境中解讀文本，還要合理運用本土語言來構造意境。翻譯工作是瑣碎又繁雜的工作，歸根到底是文化認同上的困惑所致，想要突破文本限定的語義，翻譯者必須打通本土與異域文化的界線，具體來說，既要深入詞匯含義深處構造意境，又要關照文本整體的結構美感以及文本主題。

三、理性避誤：從個別到整體的循環往復

理性翻譯是規避誤讀現象的重要舉措，但卻又是一個空洞的理念。翻譯者受前見影響下即使考慮到對文本的先行認同，還要規避本土文化對異域文化認同的困擾，于是乎，對理性工作的訴求便被提上日程。在闡釋學概念里，“輕率是使用理性而造成錯誤的根源”。就因為翻譯者過分偏向理性，而對傳統的影響持堅決抵制的態度，以至于理性常常演變為輕率的代名詞。真正理性者不可能不知道理性認知是建立在傳統價值之上，脫離傳統去創新必然要重新經歷傳統的試錯之路。所以說，翻譯者的理性避誤不是建構全新的前見意識，而是要建立在傳統文化基礎上深入解構文本，只有這樣才能夠把握文本的主題，當然這里所謂的傳統文化是文本形成的文化背景。

在翻譯文學作品之中，翻譯者理性的訴求是隱身于前見意識之中，但不是指輕率的創新意識，而是指理解文本的方法策略。文學作品的特征多體現在內容、修辭、主題思想幾個方面，翻譯者要把握好對這幾個方面的理解并非易事。內容中可能涉及到異域文化中的俚語、方位詞或典故，準確翻譯這些內容，勢必要翻譯者對文本產地傳統文化的認同。修辭方法中體現著文本整體的美感，翻譯者如何把握文本的修辭，同樣要對文本深入理解。主題思想可能對翻譯者來說尤為重要，由于翻譯者跨文化來理解這些常常受所處本土文化的制約。總之，翻譯者在面對文本時，既要局部把握文本的諸層面，又要全面審視文本的主題，翻譯之前的前見意識里便需構劃好翻譯的策略。

比如，在翻譯局部內容時，翻譯者把握文本轉化語義并不見得都能準確。弗萊徹在譯孟郊《古別離》“莫向臨邛去”時譯為“Butthatanotherstealyourheartaway”，并沒有糾結于方位詞“臨邛”的字面意思，而是把握住文本整體的意義。但他在翻譯金昌緒《春怨》“不得到遼西”句時卻譯為“Myloversmiledtome”，顯然只照顧到了韻腳，卻丟棄了文本真正含義，令人啼笑皆非。然而，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許淵沖先生，在翻譯“不得到遼西”句時，卻譯為“Faroffonthefrontier”，顯然局部把握住了文本的要義，這也是翻譯研究者們津津樂道的典故之一。原因很簡單，中國人對自己的文本涵義具有優先的認同感，對漢語文字的內涵也善于把握，在翻譯作品時便不會失去局部內容的原義，但這并不能遮蔽對文本整體美感的把握。比如，中國譯者徐忠杰翻譯《靜夜思》：Idescrybrightmoonlightinfrontofmybed．Isuspectittobehoaryfrostonthefloor．Iwatchthebrightmoon，asItiltbackmyhead.Iyearn，whilestooping，formyhomelandmore.這篇譯文用詞上不夠準確，“descry”用法不當，整篇譯文都首用“I”，使文本顯得單調，破壞了整體節奏感，完全失去整體的美感。可見，翻譯中的措辭十分重要，如何把握好文本局部涵義，措辭要得當。另外，嫻熟運用本土詞匯來描述異域文本也需要措辭的傳神。修辭手法的體現主要就體現在對詞匯的靈活運用，同樣的詞匯放置不同的語境下表達的效果不盡相同，所謂傳神就是詞匯的延伸義得以實現。這對于翻譯者來說意義非同尋常，因為文學作品本身的價值就在藝術性和思想性兩個方面，翻譯者必須做到的首要工作是不破壞作品的藝術性，這樣才能保留文本的本來面貌。此外，文學作品的修辭又關系到文本整體的美感，韻味即是通過修辭來實現，文本結構上體現節奏感也是修辭用詞的功用。伽達默爾曾說：“一切翻譯就已經是解釋，我們甚而可以說，翻譯始終是解釋的過程，是翻譯者對先給予他的詞語所進行的解釋過程。”就文學翻譯來說，文本的個別（局部）與整體都關系到修辭用語，顯然個別與整體的概念是我們必須把握的。

另外，翻譯作品的主題也是通過個別語句得以體現，弗萊徹之所以能轉化“臨邛”的語義，而通過全新的書寫方式表達主題，原因即時把握住了個別到整體的關系，徐忠杰句首貫用“I”恰恰因為個別的整齊合一而破壞了整體美感。由此亦見，文學翻譯中要想規避文化誤讀現象，重要的原則是在前見意識里，策劃好從個別到整體循環往復的翻譯方法。

四、結語

文學翻譯的困惑所在即是前見意識的影響，翻譯者如何突破前見中本土傳統文化的束縛，又是如何建構前見意識里的翻譯思想方法，關系到文學翻譯與文本真實性的距離。傳統概念里文化誤讀現象多是因為前見意識的影響而使翻譯者錯誤地理解了文本，以至于翻譯文本有時和文本本身的涵義大相徑庭，有時文本本身的修辭美感完全被破壞，有時翻譯文本完全是翻譯者一廂情愿的再創造。翻譯者只有正確認識前見意識才能理性翻譯文學作品，翻譯者也只有實現自我與文本的文化認同才能夠正確轉化文本語義為本土語言。總的來說，文學翻譯并不是一廂情愿的事，文學翻譯只有在翻譯者理性認知下才能保留文本的本來含義。闡釋學視域下文學翻譯的具體手段是對文本內容的再解釋，這種再解釋既要靜態地關注到文本個別與整體的關系，又要動態的認識到從個別到整體把握文本的重要性。

作者：陳婷婷單位：合肥師范學院大學英語教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