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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麗的《理解文學性》一文把文學寫作分為三個層次:經驗寫作、體驗寫作、超驗寫作，認為超驗寫作更接近文學性，而在另一種意義上，形式才是文學性的恒定面［3］。趙玉琦認為，文學性的界定通常從語言的形式層面以及內容的虛構角度來闡述，然而多角度的選擇本身就說明了文學性涵義的豐富，其論文《審美特質與階層代言———關于文學性的兩種視角》即是從審美和階層兩個視角去透視文學性的［4］。陳伯海通過對“雜文學”、“純文學”、“大文學”三個遞進演化的文學觀念的梳理和辨析，引申出的結論是:古代傳統的“雜文學”體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純文學”的要害在于割裂了文學與相關事象之間的聯系，限制了文學史家的眼界，造成了殘缺不全的文學史景觀;“大文學”觀則以“文學性”在前二者的兩難境地之間尋求合理的折中與結合。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沉思瀚藻”和“緣情綺靡”二說足以構成中國文學“文學性”的質素。可見，挖掘傳統文論中的精華與西方文化展開對話與交流可獲得新的時代內涵［5］。董馨認為，“文學性”紛披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無論是普遍主義意義上的“文學性”還是歷史主義觀念中的“文學性”，不僅學術理論、媒體信息等領域所彌漫的“文學性”，而且文學中的“文學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識形態功能，這主要體現在:審美效果遮蔽現實矛盾、本質追問預設普遍法則、文學慣例彰顯統治地位［6，7］。南帆在《文學性:歷史與形而上學》一文中認為，“文學不是形而上學的，先驗的;文學是歷史的，經驗的，文學研究者作為歷史語境的組成因素決定了———另一些時候也改變了———他們的文學。”同時作者高揚“文學話語”的旗幟，認為“想象、虛構、不懈的創新追求”是現今的文學所匱乏的，同時又是現今的歷史語境所渴求的。這正是作者認定的“文學性”的組成部分［8］。姚文放的《“文學性“問題與文學本質再認識———以兩種“文學性”為例》是一篇帶有總結性的論文。作者認為，目前文論界對“文學性”問題的考量存在歧見，俄國形式主義者在20世紀一頭一尾先后提出“文學性”問題，前者用“文學性”概念廓清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旨在抗拒非文學對文學的吞并，后者借“文學性”概念打破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旨在倡導文學對于非文學的擴張，這就有了兩種“文學性”，雖然二者均主張“文學性”是文學研究的對象，但終究繞不過“什么是文學?”這一問題。作者在綜合諸家觀點之后提出:“文學是一種關系概念而非屬性概念，是一種復合性概念而非單一性概念。”［9］吳炫認為，目前對“文學性”的討論存在三個誤區:一是將“不穩定的文學”與“穩定的文學性”混淆;二是將“文學性”作“本質”和“對象”去理解;三是以“二元對立”來尋找“文學性”［10］。

邊界之爭:文學性統治與文學性消解

在目前關于文學前途或命運的思考上，有幾種不同的聲音:有的學者認為在后現代狀態下文學已經終結(邊緣化)，但“文學性”研究將統治學界，故主張擴容，以余虹、陳曉明等為代表;有的學者則認為“文學性”已經迷失(消解)，文學的獨立性，合法性面臨被解構的命運，要求堅守“純文學”，以王岳川、吳子林等為代表;還有的學者尋求跨越，要在文學與文本之間建立一種“互通”，以蔡志誠、馮黎明等為代表。余虹在《文學的終結與文學性統治》一文中認為，“逃離文學”近年來愈演愈烈，“文學研究”的合法性已受到根本威脅，當代文學終結論乃是對后現代條件下文學邊緣化的詩意表達，“文學”的終結意味著“文學性”的統治，二者共存于后現代的歷史語境中，“文學性”統治體現在四個方面:思想學術、消費社會、媒體信息、公共表演。他進一步指出，當前文學研究的危機乃“研究對象”的危機，重建文學研究的對象要完成兩個重心的轉向:一要從“文學”研究轉向“文學性”研究;二要從脫離后現代處境的文學研究轉向后現代處境中的文學研究，尤其是對邊緣化的文學之不可替代性的研究［11］。陳曉明在《文學的消失或幽靈化?》一文中認為，一方面“文學”作為一個藝術門類或一門強大學科的存在正走向消失，文學的魂靈已經不在;但另一方面，文學之魂在其他的文化類型中顯靈，文學依然是從來就是這些文化類型的根基。他特別指出，“這種根基，不只是作為原材料的資源，而是文學的思維和表現手法，一直就滲透進這些文化類型中去。所有的其他文化類型都不過是文學的圖像志的翻版。”［12］王岳川在《“文學性”消解的后現代癥侯》一文中認為，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中，“文學”和“文學性”都成了問題，只有在對后現代文學問題各種看法分析的框架中，才能看清后現代文學性問題的癥結所在。在分析了“后現代文學的文學性消散”和“后現代傳媒中文學性逃逸”以及辛普森“后現代文學性統治”的問題后，作者指出:“后現代‘文學統治’事實上并不存在，只是一種辛普森的時代誤讀罷了。后現代時代是一個感性肉身的時代，是一個強調肉身安頓大于精神安頓的時代，是一個圖像取代文字文學的時代，是一個讀圖時代大于讀文時代的圖像學世紀。從‘事情本身’出發，可以看到精英文學和‘文學性’在后現代時代的頹敗和漂散……”［13］賴大仁的《圖像化擴張與“文學性”堅守》一文表現出對圖像化轉向與擴張的焦慮，主張把“文學性”定位在文學的文體與語言形式特征方面，要堅守“文學精神”。作者認為，“真正的文學危機，是‘文學性’的危機，是‘閱讀’的危機。”［14］吳子林《對于“文學性擴張”的質疑》一文認為，“文學”或“文學性”作為一個歷史性概念，它沒有一個無懈可擊的形而上學定義，只有歷史。“文學性”的內涵不論如何開放，仍然有其基本限定，否則它就與“音樂性”、“藝術性”等范疇沒什么差別了。“語言是文學不變的棲居之地，永在的身份標記，它的獨特魅力是其他媒介無法取代、不可置換的。”［15］羅宏的《文學性的迷失與廊清》一文認為，文學性迷失的實質是一種價值迷失，因此，糾正價值偏見、兼顧文學的關系屬性考察與固有屬性考察、強化文學性的共時普遍性與特質性等是文學理論研究所必須進行的學術清理。作者最后提出要尋求一種“新的文學性”，“在新的文學闡釋中，崇高不僅將作為一種分類形態存在于文學領域，還將作為一種價值意識化合于文學機制中，總之，就價值而言，新的文學性將顯現出超越與現實、崇高與世俗之間的張力關系。”［16］蔡志誠《漂移的邊界:從文學性到文本性》一文簡要梳理了從文學性到文本性的流變，并進一步探詢后現代語境中文學性的跨語際流動和互文的文本性，指出流動的文學性正以互文的文本性開創新的文學空間［17］。《流動的文學性》在前文的基礎上對文學性的兩個維度———語言、形式、結構和社會、歷史、意識形態進行了考察，并指出:對文學性的考察，必須還原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進行意識形態價值生產的譜系學深描測繪，沒有一個抽象的、永恒的、客觀的文學性，只有具體的、歷史的、時間中的文學性［18］。馮黎明認為，在文本與歷史的關系問題上，20世紀潛涵著一種歷史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對話，其具體表現為，文學性不僅是文本邊界中的修辭游戲，還是彌散在大地上的某種歷史性意義［19］。

關于文學性與現代性問題

楊春時在《文學性與現代性》一文中針對吳炫《一個非文學性命題》的“否定性文學觀”進行了質疑，認為它具有片面性，忽視了文學的現實層面和文學的肯定性，其現代性、共同性、文體性與文學性無關的結論也是不合理的。因為，文學性有多重含義，既具有審美意義上的超越性、否定性，又具有現實層面的現代性、肯定性，因而文學現代性就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在現實層面上，它打上了現代性的烙印;在審美層面上，它以特殊的方式超越了現代性［20］。張華的《現代性與文學性》一文立足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實際，指出現代性與文學性應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兩重基本尺度，但這兩方面都存在不足，都需要繼續深入。作者認為，現代性研究要獲得更大的突破，尚需加強對中國現代性歷程本身的復雜性，以及諸如現代性與民族性、階級性、革命性之間關系的探討，“文學性”研究方面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一部真正屬于“文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對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也缺乏充分的“文學性”觀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進一步努力的是:既要從宏闊的人類歷史進程出發，強化現代性的研究視野，又要立足于文學本身，堅守文學性的尺度［21］。姚文放的《文學性:百年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追求》認為，俄國形式主義文論以對于文學理論科學化的追求為百年文學理論確立了現代性風標，百年文學理論產生了許多學派，但大多與俄國形式主義有著很深的淵源關系，特別是俄國形式主義提出的“文學性”問題，為各家各派凝定了現代性的魂魄，而百年文學理論的內在理路，也受到俄國形式主義現代性內涵的規定［22］。錢靜的《“五四”新詩語言的現代性反思》是一篇研究具體問題的論文，文章認為，“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及其新詩運動本身就是一個現代性事件，它典型地體現了現代性的時間意識和價值維度，正是借助進化論，新詩運動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依據，進而確立了現代對傳統、白話對文言的話語優先權，并以一種斷裂的方式對文言及其所代表的傳統及文學進行了徹底的否定［23］。

關于文學性與文學理論研究

吳炫認為，理論要關注本體論，文藝理論要想創新，不從哲學原則入手幾乎是不可能的。“文學性批評”不等于文學對現實的批評，它不在于傳達正確、先進的觀點，而在于穿越它們，最后給人以啟發。因為文學性不是講現實“功利”而是講心靈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啟迪性來自于作家對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順從性認同。他認為文學批評想解決的是“好文學”的問題，而不是是否“現代”、是否“貼近生活和時代”這些非文學性命題［24］。董馨認為，文學性不僅已經滲透到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構成了維護后現代狀態的重要因素，而且可以促進文學理論范式的變革，對文學性尤其是跨學科的文學性探究，是文學理論既突破劃地為牢又保持緊貼自身、從而擺脫當下危機的重要選擇［25］。洪進認為，當今文學性研究既不能在單獨的審美維度上展開，更不能在整個文化范疇中充當意識形態的描述報告，而是在本體的審美建構中融入主體的內在精神深度［26］。楊暉認為，米勒提出的“新形態的文學”和“新的文學理論”概念，賦予文學性以新的內涵，為傳統文學及文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新方向的可能［27］。南帆認為，過去幾年里，對“文學性”的考察大致形成了兩個派別的觀點，一派被視為本質主義的，一派被視為非本質主義的，前者處理問題較為簡單，后者卻是將自己置于不盡的問題之流中，文學研究的成果是一種知識，文學研究時常出現從概念定義出發來衡量具體的文學現象，而文學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具體的分析抵制形而上學的理論趣味。他認為可以聯系后殖民理論來分析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如果中國古代文論的概念、命題無法企及現今的理論高度，或者遠遠地游離于現今的歷史語境，那么，這種理論就無法承擔“現代轉換”的使命［28］。曹順慶認為，中西文論家們在對“文學性”的種種領悟和理會中，“形象性”、“情感性”、“審美性”、“符號性”是其中影響最大的幾種，現在重提“文學性”問題，主要目的在于重新審視和考辨這些理論視點和話語方式在現代生活世界背景下的有效性。由于現代生活世界的變化及消費社會的來臨，傳統文學理論對“文學性”的看法業已逐漸喪失其理論有效性，文學理論的悖謬性處境既由之而產生，也將由對它們的克服而得以超越，“重釋文學性，重建文學理論的話語系統，已經成為當代文藝學最為緊迫的理論使命。”［29］邱運華認為，當下的文學現實最顯著的傾向是“文學性泛化顯現”，必須建立以“文學性”為研究主體的文藝學學科理論，因此，“文學性”的確認，就成為一種建構活動，求索“文學性”最終必然求索文本或非文本中的“藝術結構”———巴赫金意義上的“藝術結構”，對“文學性”的求索必然導向“文化詩學”［30］。周維東認為，“文學性”作為一種對文學理解的信念無可厚非，但一進入研究領域其針對的就是文學和文學研究在當前面臨的現實問題，如果將“文學性”討論落實在“文學性”概念本身，不僅不能正面回應這些現實問題，還可能將這一話題引入“偽命題”的危險，“文學性”討論只有回歸到具體問題，才不會成為純情感的吶喊，避免可能的理論風險。例如，如何面對文學在新世紀后的姿態轉變?如何面對日常生活中表現出的文學性?如何面對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的關系以保證文學研究的文學性?他提出，要在現代性框架內理解“文學性”即文學自足性，應該包含兩方面內涵:一是文學具有審美獨立性;二是文學在審美獨立性的前提下可以進入社會公共話題的建構。“文學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是發現和創新，是保持文學研究的有效性———這或許是新世紀文學研究唯一能保持文學學科生命力的持久動力。”［31］

綜上所述，新世紀以來國內學者有關“文學性”問題的探討，既是對以往文學研究的反思，也是對未來文論建設的期待。圍繞“文學性”的諸種論述都反映出論者對于當前文學研究的關切與焦慮，不少文章也的確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但有些論者對文學命運及文學獨立性的過分疑慮，也使“文學性”話題步入非理論性或庸俗化境地。正如周維東指出的，歷史上“文學性”的提出都意味著文學和文學研究的一次危機。筆者認為，“危機”的確存在，但機遇也在顯現，面對“文學性”問題，理論界還是大有作為的。（本文作者：杜茂生單位：呂梁學院離石師范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