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反抗詩學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為20世紀有影響的文學家、思想家,加繆始終致力于呼喚一種作為生活方式的詩學,一種作為苦難見證的精神。在一個嚴峻的時代里如何“做人”,是其系列作品的共同主題。它們以現實為題材、以“我反抗,故我們在”為旗幟,在反思唯美主義與現實主義美學的基礎上,將文學寫作與對生命意義的追問緊緊聯系在一起,不僅回應了“荒誕之后”的價值選擇問題,而且鮮明地張揚著一種“反抗的詩學”。

本文系2010年陜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計劃項目“陜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產業開發研究”和2009年度西安外國語大學教學改革項目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在法國作家加繆的文學世界里,“人”常常呈現出一種與“現實”格格不入的狀態。的確,無論是在他著力塑造的西西弗、默爾索等人物形象身上,還是在他始終念念不忘的愛琴海上的耀眼陽光之中,我們都可以毫不費力地感受到一種人與世界之間頑固而恒久的陌生與疏離。可以說,這種基于作家生命底層的判斷、這種被命名為“荒誕”的人生感受正是加繆值得稱道的思想貢獻。然而,不該被忽略的是,對“荒誕感”的發現遠不是加繆的思想終點。實際上,在短暫的寫作生涯中,他一直執著地將文學的本質認定為永遠糾正現實的“行動”。如果說這里的“糾正”指的是借沉思生存真相來肯定、贊揚和完善生命的話,那么,這種肯定、贊揚與完善,顯然需要一種“轉回身說‘不’”的勇氣與力量。換而言之,加繆以詩學的方式舉起的,其實是一面“反抗”的旗幟。

一

1957年,在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的答謝致辭中,加繆飽含深情地說:“作家的職責,是在于團結大多數的人民。他的藝術不應該和一切的謊言和奴役妥協。因為,不論謊言與奴役在什么地方得勢,都會產生孤寂。不論我們個人的弱點是什么,我們作品的高貴處,永遠是根植在兩項十分難于遵守的誓約中:對于我們明知之事絕不說謊,并且奮力去抵抗壓迫。”[1](P9)這份藝術宣言顯然是作家的夫子自道,因為正是在繼《西西弗神話》之后的第二個系列作品中,加繆開始了自己以“反抗”為標志的寫作之旅,并最終“以明察而熱切的眼光,照亮了我們這時代人類良心的種種問題”[1](P1)。這個系列的作品,包括小說《鼠疫》(1947)、戲劇《正義者》(1949)與理論著作《反抗者》(1951)等。綜合來看,它們以現實為題材,以“反抗”為旨歸,回答了“荒誕之后”的價值選擇問題。可稱之為是從孤獨到團結的進步,從個人意識到集體斗爭的發展。總而言之,在一個嚴峻的時代里,如何生存是這一系列作品的共同主題。

正如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所指出的:荒誕是以人的存在為前提的,離開了人,荒誕也會隨即消失。而所謂“荒誕的人”,是“偉大的享受人生的人”,是既能行動又能靜觀的人。但認識到荒誕只是作出判斷的前提,是思想的出發點,而對這個嚴峻的時代而言,重要的已不再是認識,而是需要采取的態度。或者說,在荒誕的條件下,人該如何行動,是以自殺來結束荒誕的人生狀態,還是以反抗來賦予人生以某種意義?加繆的回答是:“生存,就是使荒誕存活。”使荒誕存活,首先是正視荒誕。與歐律狄刻相反,荒誕只在人們與其疏遠時才死亡。這樣,唯一前后一致的哲學立場就是反抗。所謂反抗,是指“人與其自身的陰暗面永久的對抗”[2](P99)。由此,在維護人的尊嚴的意義上,加繆毫不猶豫地反對自殺——正是在對自殺的否定中,他為“荒誕的人”選擇了肯定人生的“反抗”之途。

既然“反抗”是人的必然姿態,那么,在加繆的概念里,“反抗的人”是個怎樣的形象呢?在不同的場合,加繆曾反復指出:人是唯一拒絕像現在這樣生活的生物,換句話說,“不滿足”是人的真正本性。不過,他又強調指出:這種“不滿足”并非漫無邊際的抗拒。雖說“荒誕的人”不必沉湎于對神的幻想中,因為他不需要某種至上的存在賦予自己生活的意義;但也不必迷失在“自在的自由”之中,因為他不需要某種先驗的東西來“為自己設立柵欄”。人唯一的驕傲是,他發現了自己的自由,唯有如此,他才能窮盡現實;唯有如此,他才稱得上是一個“反抗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旨在獲得自由的反抗,還是旨在擺脫荒誕的反抗,真正的反抗者都是一個有底線的人。加繆說:“何謂反抗者?一個說‘不’的人。然而,他雖然拒絕,卻并不放棄:他也是從一開始行動就說‘是’的人。”[3](P157)這是因為,生存的底線,是反抗者表明自己生命姿態時的前提。這一底線,就是做人的尊嚴感。對尊嚴感的渴望使反抗者在一切行動中,都能堅定地捍衛自我本己的某種意愿,從而形成一種發自本能的價值判斷,在危難時做到不屈與不移。因此,反抗者往往是一個長期沉默的人,他緘默地沉浸于自己心靈的天地,似乎呆若木雞般地被世界所遺忘。“然而,他一旦開口說話,即使是說‘不’,便表明他在判斷與渴求。反抗者,從該詞詞源的意義上來說,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在主人的鞭笞下昂然行進,進行反抗,以自己所贊成的一切對抗自己不贊成的一切。并非一切價值觀念都會引起反抗,但是一切反抗行動都不言而喻地以一種價值觀念為依據。”[3](P158)

在加繆看來,具有一種普遍性,即足以理直氣壯地適用于一切家族、種族或民族的普遍性,是這種能作為“依據”的價值觀念最突出的特點。也就是說,只要是屬于人的價值,只要是人所渴求的權利,都應該在所有人身上得到體現,即使受到損傷的是我們的對手。在這里,加繆充滿激情的表白讓我們領會到一個人道主義者的偉大:“當我們看到自己視為對手的人遭受不公平時,也會產生反抗的情緒。這僅僅是由于有共同的命運。個人所捍衛的價值因而不僅屬于他個人。這種價值是由所有的人所形成的。人在反抗時由于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3](P159)實際上,可以簡單地得出結論:這種能促使人自我超越的力量,就是作為人之本質的對自由的渴望。

的確,正如別爾嘉耶夫曾指出的:“作為主體的存在是個性的生存,是自由,是精神。”[4](P92)只有葆有對自由的渴望,才會有對生命的肯定與贊美;也只有葆有對自由的渴望,才能促使“荒誕的人”抬起“反抗”的眼睛。因此,與奴隸反抗其生存狀況相類似,形而上的反抗者同樣不滿于自身的狀態;但是,他又不止于此。用加繆的話說:“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對其生存狀態與全部創造。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為它否認人與創造的目的。奴隸反抗其生活狀況內部的條件,而形而上的反抗反對的則是作為人的存在狀態。造反的奴隸肯定了他心中有某種東西不能接受其主人對待他的方式,而形而上的反抗則宣稱創世本身便令它失望。”[3](P164)這也意味著,后者在支離破碎的世界上揭竿而起時,要求的其實是一種根本的改變,即希望通過追求自由實現生活的幸福與圓滿。

可見,形而上的反抗是比奴隸的反抗更為深刻而全面的,它不肯接受的是世界本身。從這個角度來看,加繆的思想有著一以貫之的連續性——反抗,與其說是對荒誕的反動,毋寧說是其思想邏輯的正當結果。這同時告訴我們,在加繆的寫作中,并不存在判然有別的由荒誕到反抗的兩個階段,后期出版的《反抗者》也絕非是對《鼠疫》與《西西弗神話》的否定。實際上,這三部在加繆創作中有里程碑性質的作品,只有寫作階段的不同,而沒有思想方向上的差異。正如有研究者曾指出的:“加繆的全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實際上是如何對待荒誕的問題。”[5](P485)通過作為一種思想態度的“反抗”,加繆力圖建立的是一種新的人道主義,一種駐足于理解、博愛、節制與平衡之上的人道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新的人道主義不僅是對維克多•雨果式的人道主義的繼承,更是對古希臘民主精神的描摹與追懷。在一個腥風血雨的時代里,它別具一種發人深省的力量。

二

那么,對于形而上的反抗者而言,他所著力反抗的對象究竟是什么,要實現的目標又是哪些呢?實際上,早在《西西弗神話》中,加繆已經用毫不遲疑的語氣這樣說過:“所謂反抗,是指人與其自身的陰暗面永久的對抗。”[2](P99)如果細致審理這些話語背后的邏輯,尤其是聯想到加繆曾將“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2](P104)判定為“荒誕”的三個結果,那么顯然可以還原出一個值得信賴的分析思路:理智而清醒的現代人認識到自我與世界之間的巨大張力,認識到“自身的陰暗面”之后,他所面臨的必然選擇是:自殺還是反抗?如前所述,加繆在這里旗幟鮮明地選擇了“反抗”而拒絕自殺。而一個選擇反抗的人進一步將“荒誕”推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于是,在“自由”中觸及了生命的激情。毫無疑問,終極的“激情”正是能夠借以揮灑生命的創造。可以認為:只有通過創造,荒誕的人才不僅實踐了對自由的追求,而且真正回答了“如何做人”這個現代性困境中的終極問題。

因此,從廣義上說,加繆回應的是尼采對于“上帝死了”的著名困惑。人在“上帝死了”之后究竟該如何安頓自己,這自然是一個宏大的思想史課題。但正如有學者用簡潔的語言所概括的:“‘上帝死了’的斷言只是要求我們承擔起人類作為‘思想者’所應負的責任,從以往那種‘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神話里解放出來。首當其沖的是‘集體主義’神話。”[6](P42)而作為一個積極的思想者,一個以哲理入詩的文學家,加繆呼喚的恰恰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詩學,一種足以為之生、為之死的作為苦難之見證的信念。正如他在《鼠疫》的終篇里所表白的:“編寫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諱莫如深的人;是提供對鼠疫受害者有利的證詞,使后世至少能記住那些人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是實事求是地告訴大家,在災難中能學到什么,人的內心里值得贊賞的總歸比應該唾棄的東西多。”[7](P242)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他的寫作的終極關懷。

在此基礎上,加繆深刻地反思了在20世紀流傳甚廣的歷史主義觀念。加繆并不否定歷史,這是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的一點。他反對的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對歷史的神化。在《反抗者》的開篇,加繆表達過這樣的看法:“這部論著的意圖是再次接受當前的現實,即邏輯罪惡。確切地研究這種現實的根由:這一努力是為了理解我們的時代”[3](P151),而不容忽視的時代現狀是“高張自由大旗的奴隸集中營,以對人類的愛作為理由進行的屠殺,或者對超人的追求,在某種意義上使人無法對之加以評價。罪惡以清白無辜喬裝打扮,顛倒是非很適合我們時代的性質,此時,清白無辜卻不得不為自己辯護。”[3](P151-152)于是,問題的焦點顯然已不在于“一切皆流”的歷史生活本身,而在于那個在理性、邏輯與體系的名義下制造罪惡的叫做“歷史主義”(歷史進步論)的東西。

的確,在紛繁變動中的20世紀,當進步成為極權的理由,當歷史成為絕對的價值,當人成為歷史的工具時,加繆指出:我們必須展開一場反抗歷史的斗爭。這也意味著,拒絕“歷史主義”的荒誕已成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無可逃避的選擇。具體而言,必須拒絕殺戮、拒絕謊言、拒絕暴力、拒絕戰爭,等等,一句話,拒絕歷史的絕對化。在所有這些拒絕的同時,應該努力使歷史服從于一種更高的價值,這價值不是別的,就是“人”。在這個意義上,加繆贊同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的判斷:“人的使命是同攜帶著死亡的惡的力量斗爭,創造性地準備上帝的國的到來。”[8](P348)

但是,在考察歷史的具體發展現狀時,加繆卻發現歷史的反抗無一不在蛻化成暴力的革命。他用嘲諷的語氣指出:“革命就是要愛一個尚不存在的人。”[3](P214)這正暗示我們:歷史主義之所以能得以理直氣壯地發展,首先源于對特定理論體系的利用,比如,對馬克思主義這一被波普爾稱之為“捕鼠器”的狹隘利用;其次,還源于對像尼采這樣的思想家的惡意曲解。在談到20世紀的人們對尼采的曲解時,加繆悲憤地說:“直到尼采與國家社會主義為止,尚無一種完全由高尚精神與無與倫比的靈魂苦心孤詣地所闡明的思想在世人的眼中被描述為一堆謊言、集中營中一堆可怕的尸體。對超人的宣揚竟導致了精心培養出一批卑劣的人,這個事實當然應該揭露,但也應該加以闡釋。”[3](P200)所以,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加繆對20世紀的思想陣營給予了激烈的批駁,對法西斯主義給予了不留情面的批判。

今天看來,加繆的許多判斷都是頗有見地的,歷史證實了他作為一個文學家的敏感與誠實。他的敏感在于,由人類普遍存在的冷漠與孤獨中,看出了人的危機處境,從而拒絕為了空洞的明天而犧牲幸福的此刻。他的誠實在于:由對歷史主義的批判出發,深刻反思了20世紀的知識分子問題。1952年1月,在回答“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該做什么”的問題時,加繆總結說:知識分子首先要做的是自我克制,是從狂熱的意識形態夢幻中清醒過來。面對彌漫于世界之角角落落的苦難與荒誕,要努力做到“第一,必須承認這種痛苦,并且要予以公開;第二,不能說謊,并且要坦率地承認自己的無知之處;第三,不實施統治;第四,不準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準有任何借口建立專制政權,即使是臨時性的也不行。”[9](P142)換言之,在讓世界擺脫恐怖、讓政治回歸其本來位置的努力中,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這或許是一種更為深沉的現實反抗。

三

在展開論述“反抗的詩學”時,加繆重點考察了一個更為純粹的領域:藝術。由于藝術同反抗一樣,“也是一種既激勵又否定的運動”[2](P123),所以它在拒絕現實世界的同時,創造著想象的未來,并在其中寄寓了人對正義的要求。然而,加繆又敏銳地發現,在革命的批評中,小說卻早已成了一種“有閑者的想象”,一種“逃避”。它所導致的結果是,藝術要么完全脫離了現實,要么完全肯定著現實,最終走向了虛無主義。在《西西弗神話》中,加繆堅定地指出:我們不能把藝術作品看作荒誕的一個避難所,“藝術品本身就是一種荒誕現象,僅僅涉及其描述。給精神痛苦提供不了出路,相反是痛苦的一個征象,回蕩在一個人的全部思想中。然而第一次使精神走出自身,把精神置于他人面前,不是使其迷失方向,而是明確指出走不通的道路。”[2](P123)即使道路暫時無法走通,依然要指示給人看,這就是文學家加繆的執著。他要把矛盾尖銳化,要把困境極端化。采用矯枉過正方式的目的,正是為了使反抗者的生命姿態更為醒目。

顯然,加繆在這里著意強調的,是對現實主義藝術精神的超越,是對個體生命的回歸與肯定。在他看來,藝術和社會、創造和革命必須重獲反抗的源泉。借助這種方式,拒絕和贊同、特殊性和普遍性、個人和歷史才有可能達到最高程度的平衡。因此,與薩特和波伏瓦一樣,加繆同樣激烈地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但是,如果說薩特及其伴侶對“為藝術而藝術”的反對是呼喚文學干預政治與生活,從而體現其存在主義哲學觀點的話,那么,加繆的立足點與最終旨趣卻并不相同。在加繆看來,提倡“介入文學”是要求文學擺脫圖解式的寫作模式,引導現代人擁有生活的勇氣與信心。

可以肯定地說,這首先是加繆本人寫作時的價值選擇。比如,在談到自己的創作時,加繆發表過這樣的見解:“與忍耐派、清醒派等各流派相比,創造派最為有效,也是人類唯一尊嚴的見證,令人震驚:執著地反抗人類自身的狀況,堅持不懈地進行毫無結果的努力。創作要求天天努力,自我控制,準確估量真實的界限,有分有寸,有氣有力。這樣的創作構成一種苦行。這一切都為‘無為’,都為翻來覆去和原地踏步。也許偉大的作品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在于要求人經得起考驗,在于給人提供機會去戰勝自己的幽靈和更接近一點赤裸裸的現實。”[2](P135)“接近一點赤裸裸的現實”的訴求,無疑揭示了一個現代作家面對虛無時的孤獨與無奈,但也足以讓我們讀出飽蘊于筆端的自信與豪情。因為,正如加繆所一再強調的:創作,是最有激情的生存,是最真實的自由,是最勇敢的反抗。

其次,通過對“為藝術而藝術”與“為人生而藝術”的辨析,加繆完成了自己的詩學批判。“為藝術而藝術”這一主張有偏激色彩,是顯而易見的;遭到包括加繆在內的有使命感的文學家的批駁亦屬理所當然。但值得追問的是,這種偏激背后的表達是什么?在話語層面上,“為藝術而藝術”似乎經不起推敲。作為人的精神創造,藝術與生活的聯系是必然而必要的,脫離了具體生活的藝術既無所用也不可能。然而,如果稍稍留意一下這一主張的提出背景(19世紀末),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它所擁有的巨大召喚力量。當藝術的功利性已經泛濫成災,當時代的庸俗氣息充斥著人們的心靈,“為藝術而藝術”呼喚的其實是久違的藝術良心,它的本旨是要“為生命而藝術”。因此,只有將唯美主義的微言大義落實到“生命”的根基上來,才會有偉大的藝術、真正的藝術。

那么,與此相應的另一個口號“為人生而藝術”情況如何呢?與前者相比,“為人生而藝術”似乎已踏實地將藝術的目標楔進了生活的裂縫,從而具有理論上的合法性。然而,藝術史的實踐卻恰恰告訴我們,“為人生而藝術”其實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命題。所謂人生,實在是一個過于宏大的題目。那么,藝術所真正面對的是什么呢?是社會。當“社會”依然顯得空洞時,藝術所服務的對象就只能蛻變為階級、集體、黨派。經過這樣一步步的落實,“為人生而藝術”就不無悲哀地成為集體與黨派的工具,藝術的超驗色彩隨之黯淡無光,藝術的審美之維由此喪失殆盡。這樣說來,當我們見慣了干癟的為人生的“藝術”,當生命的靈性之光已顯得幾近微茫時,又怎能不轉而把目光投向充盈的唯美主義藝術精神呢?在筆者看來,站在21世紀的邊緣,如果說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作家的作品早已失去了美學魅力的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顯然,與薩特等人相比,如果說加繆的“反抗的詩學”未落窠臼,正是因為他沒有駐足于“為藝術而藝術”或現實主義美學的標簽,而是通過對兩者的深刻反思,將文學的旗幟與人的鮮活的生命聯系在了一起。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臺上,加繆尖銳地總結道:“為藝術而藝術的欺騙性就在于,它對這些人類的痛苦擺出一副一無所知的面孔,似乎對此沒有任何責任。現實主義的欺騙性在于,如果它能勇敢地承認眼前眾生的痛苦卻又對這種痛苦加以嚴重的歪曲,并利用它做口實來歌頌美好的未來,那么就沒有人了解實情,從而便把一切事物都蒙上一層神秘色彩”[10](P378),由此可見,這兩種理論“都在欺騙的帳幕下,遠離了現實,取消了藝術”[10](P379)。

總而言之,在“反抗”的旗幟下,加繆要追求的是一種切近真實的藝術,一種體現本然生命的精神。在這個意義上,反抗的人清醒地知道藝術的邊界,也不無悲哀地洞悉自己的宿命。但是,他無怨無悔。這是因為,正如加繆所一再陳述的,反抗業已“證明它就是生命的運動本身,否認它就是放棄生活”[3](P316)。因此,加繆提出“我反抗,故我們在”的口號,要實現的目標就是,使經歷過絕對否定和絕對肯定、卻屢次跌進虛無主義的“反抗”重新回到它的思想源頭。簡單地說,這源頭就在否定與肯定的平衡之中,就在人的現世生活之中,就在個體的生存之中,更在群體的團結與友愛之中。這是加繆的回答,也是我們的啟示。

[參考文獻]

[1](法)卡繆.卡繆致答辭[A].陳映真,主編.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第34卷)[C].中國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1.

[2](法)加繆.西西弗神話[A].沈志明,譯.柳鳴九,沈志明,主編.加繆全集(散文卷Ⅰ)[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法)加繆.反抗者[A].呂永真,譯.柳鳴九,沈志明主編.加繆全集(散文卷Ⅰ)[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俄)別爾嘉耶夫.論人的奴役與自由[M].張百春,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1.

[5]郭宏安.阿爾貝•加繆[A].柳鳴九,編選.薩特研究[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6]徐岱.美學新概念:21世紀的人文思考[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7](法)加繆.鼠疫[A].劉方譯.柳鳴九,沈志明,主編.加繆全集(小說卷)[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俄)別爾嘉耶夫.論人的使命[M].張百春,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

[9](法)加繆.時政評論二集[A].王殿忠,譯.柳鳴九,沈志明,主編.加繆全集(散文卷Ⅱ)[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0](法)加繆.在雅典的演講[A].王殿忠,譯.柳鳴九,沈志明,主編.加繆全集(散文卷Ⅱ)[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