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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對韓愈傳記的處理上,有爭議的地方都被用為尊者之筆法避之,相同內容經過語言層面上的處理將韓愈形象美化起來,形成了一個高大的儒者形象,縱橫捭闔的古文家領袖形象,這樣就確立了韓愈的中心地位。而大量采摭韓文入史則展現出史臣對韓愈史才、議論的認可,在“傳贊”之中呈現了一個全能形象的定評,這些因素燕合起來構成了崇韓的場效應。至此《新唐書》中的崇韓理念被全方位地展現出來,進一步說崇韓的中心是對儒學復興理念的張揚,而在這個張揚的過程中舊資源也就轉換成了新思想。

關鍵詞:《新唐書》;宋祁;傳記文學;崇韓觀念

《新唐書·韓愈傳》顯然是以《舊唐書·韓愈傳》作為參照而完成的,宋祁既接受了本時代尊韓思潮的影響,也在傳記中加入了自己的崇韓觀念,完成了一個具有顛覆性敘事功能的傳記文本。將《新唐書》傳記作者宋祁對韓愈的推崇與韓愈傳記的文本書寫結合起來加以考察,我們就能夠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韓文被采入到相關的傳記文本之中,發揮了獨有的效用;韓愈與“韓門弟子”也被作為一個整體對象集中書寫。這些因素整合起來構成了崇韓的場效應。

一

對于《舊唐書·韓愈傳》的撰寫,許多學者都認為由于五代時期流行駢體文,《舊唐書》史臣多尊駢體而抑古文,對韓愈的評價偏低。《舊唐書》史臣尊駢體文與所處時代有關,他們把與當時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最為相關的文體作為評價中心,最多是注意這些文體體現的藝術意味和應用價值,而并不把我們今天認為的文學文體作為主要的評及對象。如果僅僅從對文體的認可程度來說,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們要探究史臣撰史的指導觀念,因為側重哪一種文體只是從外在表現來看的,而內在的文學觀才是確定文體的主導力量。

《舊唐書》史臣顯然更為注重文學的主體地位。對待“文”則堅持文學、政事相結合之觀念。對詩歌在評價層面上則以是否具有創體意識作為標準,在用詩的層面上則以閑適和唱和之內容作為類別上的敘述重點。雖然“晚唐五代是今體詩文即駢體詩文占壓倒優勢的時代,當時寫古體詩者少,古文派衰落不振”。但是,以駢體撰寫史臣之評語并不能成為絕對依據,就文體之存在來說,古文、駢文在當時都不是新文體,而是舊資源,對舊資源的利用和改造會因文學家的影響力不同而獲得不同的接受效應,駢文之被改造“白燕許大手筆”到“常、楊”再到陸贄已經發生了表達能力上的變化,而元白進一步嘗試,將制誥分為古體和今體,也是帶有復古意識的創新。在時代影響發生作用的前提下,韓愈古文依然能夠得到較高的評價。這是一種自然選擇,《舊唐書》對恢復古意并不否定,在追求出新的理念中,也沒有否認韓愈的努力,只是在他們看來,韓愈未必是一個成功者,因為他的理念發展到五代并沒有被認同,而且,繼承者已經難于找到,古文之衰落成為必然,也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而相比之下,元白顯然是成功者,隨著中晚唐的文學家們對駢文的改造,使得應用性文體融入古文之因素獲得了成功,如陸贄、權德輿、元稹等都是典范。我們來看一下對韓文的選擇觀念問題,是否真的輕視古文。但是（中國論文聯盟整理）,他們對韓愈的評價與尊崇的文體之間不一定具備絕對的因果關系。等到編撰《新唐書》就不一樣了,處在韓愈被尊崇的北宋時期,從對韓愈評價的角度上說,這一時期韓愈被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韓愈的文化觀念成為了北宋詩新運動的理論取向。《新唐書》傳記的書寫著宋祁本人就是一位尊韓的文學家,他對韓愈“自名一家”的古文頗為推崇,《宋景文公筆記》中有兩則材料道出了答案: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

其辭至矣。韓退之《送窮文》、《進學解》、《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柳子厚云:“嬉笑之怒,甚于裂眥;長歌之音,過于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

語。韓退之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于寬閑之野,釣于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

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

宋祁認為“陸機曰:‘謝朝花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中列舉了穆修、尹洙、晏殊、宋庠、宋祁、歐陽修、張載、呂夏卿都曾經校過韓愈集。可見對韓愈的關注是群體性行為。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對韓集的整理以確定新道統觀念。

《新唐書》對韓愈事跡相同內容之敘寫也與《舊唐書》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以書寫差異做比較更能夠看出宋祁的尊韓態度。盧寧認為:“兩書載錄韓愈事跡相異處主要有:(一)《新唐書》對韓愈家事敘述甚詳,意欲抬高其出身,《舊唐書》則略。(二)《新唐書》敘韓愈入王廷湊軍事較《舊唐書》詳盡。(三)《舊唐書》詳敘磨墨事,語含譏貶。《新唐書》只作簡筆,態度模棱。(四)兩唐書對韓愈文學成就的評價高下有別。”這段話從大處概括了兩《唐書》處理韓傳不同的敘述內容,我們不妨深入文本來看看具體的文字書寫差別。

對于人傳人物出身的敘述,與《舊唐書》相比,《新唐書》對大部分入傳人物的處理都是以刪減為主。如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的傳記都是如此,而對待韓愈則是為數不多的一個例外。《舊唐書》僅僅說:“父仲卿,無名位。”而《新唐書》向前追溯,云:“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這就從本質上改變了韓愈的出身,從貧寒之家到王侯之后,差距可謂天壤之別。從無名位到“有美政”也為韓愈的行為找到了親緣依據。對于韓愈的成長過程,《舊唐書》精煉得多,而《新唐書》則詳述之,云: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

《六經》、百家學。

這里寫得更為具體,尤其強調韓愈的儒學修養。值得注意的是《新唐書》刪去了韓愈與獨孤及、梁肅師生關系的論述。其目的有二:一是對獨孤及、梁肅的評價不高,尤其是在宋祁看來,他們都與佛教有關系,思想來源不夠純粹。二是宋祁欲樹立韓愈卓然獨立的大家風范,故而隱去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據《舊唐書》王涯傳之記載,韓愈和王涯等人之所以與梁肅接觸,是為能夠進士及第而奔走。

對于韓愈因進諫而被貶,《舊唐書》云:“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為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為其賓佐。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于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為連州山陽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為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后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為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爽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為國子博士。”從文字表述來看,《舊唐書》對韓愈因“妄論”而得禍頗為關注,《新唐書》本傳則云: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曰,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

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

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后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

厲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

從這段話來看,《新唐書》更為關注韓愈的行事態度及其政績,大有高揚其“雖九死而猶未悔”的執著精神。關于韓愈貶陽山令一段,顯然《新唐書》據《舊唐書》而改寫,但刪去了《舊唐書》所說的韓愈“拙于世務”,對于他任陽山令時的政績也是大加贊頌。在敘及因柳澗事“以愈妄論,復為國子博士”時,《新唐書》依然據《舊唐書》進行改造,采摭《進學解》后的評價態度變化很大,《舊唐書》說:“執政覽其文而憐之”,而《新唐書》改為“執政覽之,奇其才”,這顯然在意思上發生了變化,由對人的同情轉向對文的肯定,進而“奇其才”。到底是覺其可憐而提拔還是其才高難掩而被識,這可是主體認識上的差距。

關于韓愈被改任“太子右庶子”一事,《舊唐書》據實書之,而《新唐書》則為之添加了背景,將韓愈對平淮西的政見結合起來,云:

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又

言:…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

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葉力。元

濟平,遷刑部侍郎。

這樣韓愈就獲得了參政的機會,并且因為平淮西的勝利而成為具有話語權的發言者。而關于《論佛骨表》則《新唐書》敘述得較為簡略,不如《舊唐書》的敘述雖繁細卻有風趣之妙,翔實而生動。因《舊唐書》這段內容都是以韓愈所作實事作為敘述中心,故宋祁只是刪削以突出以傳主行事。此后之事,因《舊唐書》敘述簡略,《新唐書》則增加篇幅,突出傳主之英雄形象,尤其是宣撫田弘正一事,《舊唐書》云:“會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僅僅60字就將事件帶過,而《新唐書》則繪聲繪色地予以增文,云: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

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延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延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

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

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

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

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其聞也。”眾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

又殘其家矣,復何道?”眾蕹曰:“善。”延湊慮眾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

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

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延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

將《舊唐書》60字之情節敘述敷衍成400余字的生動場面描寫,這確實突出了韓愈以儒學而行事,持正義而見風節的一面。增事的來源應是皇甫浞所作《韓文公墓碑》和《韓文公神道碑》兩文。同時,《新唐書》將《舊唐書》所述《平淮西碑》一事從本傳移出。

最后,關于韓愈與李紳的矛盾問題敘述也不一樣,《舊唐書》先說韓愈“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而后言及二人矛盾,“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為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為兵部侍郎”,涉及到對韓愈性格的評價,而《新唐書》則將韓愈轉官的原因與此事聯系起來,云:

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

愈,愈以詔自解。其后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

留,愈亦復為吏部侍耶。

這樣,韓愈形象中的負面效應就在具體的敘述被隨之消解。從上面的比較可以看出,并不存在《舊唐書》的貶韓問題,而存在《新唐書》的崇韓現象,尤其對韓愈的行事和議論的處理上。

宋祁顯然是秉承時代之認同,對韓愈傳記的書寫下了功夫,從任何一個可供著筆的細節中尋找可以尊韓的切入點,在語言層面、家庭出身、緊急事件等多個視角刻畫韓愈形象。由此可見,《新唐書》韓愈傳中頗為注重對韓愈道統觀念之評價,雖然這一評價并沒有超越宋祁之前的研究者和評價者的看法。然而通過官方為之做的一次總結,就可能將既有的舊材料轉化成為當世的思想資源,隨之發揮啟后的作用。韓愈作為舊資源可以在新環境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尤其是對改變五代以來的道德人格缺失發揮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二

采摭韓文入傳實際上對韓愈形象的塑造也發生了重要作用。清代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有“宋子京喜韓柳文”條,說:

宋子京好韓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書》,于《韓傳》載《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祭鱷

魚文》四篇,《藩鎮傳》載《平淮西碑》,《陳京傳》載《稀袷議》,《孝友傳》載《復仇議》,《許遠傳》載《張中

丞傳后序》,《李勃傳》載愈所與書,《張籍傳》載愈答書,《甄濟傳》載愈《答元微之書》,《韋丹、石洪傳》

亦皆取愈墓志也。于柳傳載《與蕭翰林傀》、《許京兆盂容書》、《貞符》、《懲咎賦》四篇,《孝友傳》載《駁

復仇議》、《孝門銘》,《宗室傳》栽《封建論》,《卓行傳》載《與何蕃書》,《段秀實傳》采《逸事狀》增益之,

《趙宏智傳》附矜事,亦采宗元所撰墓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