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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主題”是個十分關鍵的名詞,主題選擇與時代關系聯系緊密。如五四“文學革命”強調的是“啟蒙”與“救亡”的時代主題,17年強調的是“光明”、“歌頌”的主題,新時期初的“傷痕”、“反思”和“改革”強調的是重大的政治反思或經濟主題。新時期市井小說則突破了這類宏大主題的限制,開始從市民的日常生活出發,寫風俗民情,寫人情人性,文學關注的中心從權力政治話語轉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開始探求其中包含的文化和人生的意義,本文旨在探討新時期市井小說的文化主題和文化視角。

一、新時期市井小說的主題轉換

什么是新時期市井小說,這是個很難嚴格定義的概念。陳思和、洪子誠等在提到這一概念時,亦只是簡要概述了相關作家對象和相應作品,并沒有對其具體的精神內涵進行確切的界定。我們在這里大致上接受如下這樣一種界定,即認為新時期市井風俗小說主要是指“以都市或城鎮下層人物為描寫對象的小說……注重獨特風俗民情的描繪,在意趣盎然的‘風俗畫’里,表現豐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和人生底蘊”。具體說,其思想內涵和審美特點可以大致歸結如下:一是描寫對象都是生活在都市或城鎮的普通市井小民;二是描寫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狀態和其所蘊涵的人生底蘊和文化內涵;三是努力挖掘風俗文化特征及其所蘊涵的歷史文化內涵和審美情趣。

首先,在主題選擇上的突出的特點是不再選擇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時代題材,而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在市井社會里默默生存的普通市民的生活狀態。

寫作傾向上,關注世俗人生,以生活在都市和城鎮中的普通市民為描寫對象,敘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狀態。從描寫對象上來看,描寫最普通的生活在社會中下層城市平民、小販等。新時期市井小說寫性格各異的普通市民,真正實現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再者,從描寫內容上來說,市井小說描寫的都是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寫普通人的衣、食、住、行,關注他們的家庭關系、業余生活等。“日常生活是通過對諸如家庭、婚姻、兩性關系、勞動場所、文化娛樂活動、消費方式、社會交往等問題來具體化為人的存在內容的”。市井小說真實地展現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還原了普通人的生活原貌,不攙雜過多的政治色彩,真正關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其次,在主題選擇上的另一特點是市井小說超越政治主題,進入文化主題。

市井小說的作者精細的手筆書寫所熟悉的一方風土,穿插市井風俗文化,傳達民俗韻味。新時期市井小說把文化視角引入當代小說之中,有評論者把新時期市井小說和鄉土小說、尋根小說都歸類到文化小說的行列,認為“正是市井鄉土小說的出現,開拓了新時期文化小說的先河”。

新時期初文學創作的政治傾向化,引起了作家的高度警惕,他們開始認識到必須以新的審美視角來實現新的價值突破,一部分作家遂開始把“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民俗風味”引入文學創作,這在市井小說家中尤為自覺。鄧友梅的一系列市井風俗小說,如《話說陶然亭》、《尋訪“畫兒韓”》、《“四海居”軼話》、《索七的后人》、《煙壺》、《那五》等小說,描寫老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狀態,書寫民風民情,向讀者展示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在某種程度上,他的《煙壺》“為以后的文學脫離政治的意識的干擾,自由地表現民俗世界提供了先例”。陸文夫的《小販世家》、《美食家》、《門鈴》、《井》、《圈套》等市井小說亦以蘇州文化為創作背景,描繪蘇州的風俗習慣、人情世態。蘇州小巷文化,美食文化都盡顯在陸文夫的筆下。馮驥才于80年代中期創作的的《神鞭》、《三寸金蓮》等小說則也開始關注傳統文化和民間習俗。《神鞭》通過對傻二的神奇辮子揭示了其蘊涵的傳統文化,并展示了天津特色的地方風俗文化。

的確,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特色,其特定的地理位置、風味美食、特色建筑、風土人情等無不透露著地域風情。新時期市井小說中的文化因素為文學開拓了新的領域,以文化視角取代以往單一的社會視角,力圖在文化的介入下還原生活的多樣性和人生的豐富性。

二、新時期市井小說主題轉換的緣由

市井小說家們進行這樣的精神“論域”的轉換,除了時代的機緣以外,最主要的還與作家的生活經歷有關。綜觀市井小說家們的生活經歷和創作經歷,有“五七”族作家:鄧友梅、陸文夫等,他們在1957年反右斗爭中遭到錯誤批判,被驅逐出文壇擱筆數十年,政治風云將他們推入社會底層;有新時期崛起的中年作家:劉心武、馮驥才等,他們雖沒有在反右斗爭中受到直接沖擊,但整個社會的動蕩和“”的經歷,也使他們受到磨難和教訓,使他們比一般人更加看清了政治干預文學的危害。

另外,他們之所以選擇超越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還與深藏在民間的超政治的道家文化價值觀有關。一旦時代精神提供一定的觸媒和契機,這一觀念就可能借機要求表達自身。縱觀中國文學,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學的主體精神形態,影響文學的格局,特別是當官方的意識形態觀念十分強烈的時候尤其如此。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生存方式。他們過多地關注社會政治,同政治之間缺乏必要距離,使文學創作失去獨立性和審美性。而道家一開始便是以儒家思想對抗者的立場出現的,反對將人的價值唯一統一在政治等社會價值中。這遂使它們特別多地存在于民間社會,或成為一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式的“退隱”智慧。一句話,市井小說家的確是想在極富生命力的市井社會里尋求自己的另類精神家園,特別是尋找一種遠離政治的另類文化欣趣和文化觀照,以在拓寬自己的精神視野的同時,傳達出別樣的也許是更豐富多彩的存在關懷。

再者,在政治風暴的沖擊下,也讓他們對個體生命有了新的感悟,比一般人更注重個體生命的生存,轉向對普通市民生存狀態以及樸素情懷的關注。在經歷了建國后特別是“”中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后,遂使知識分子從儒家那里學到的經世致用的入世哲學在現實面前被一再擊毀,所以,一旦“新時期”來臨,一些作家選擇關注在民間生存的非政治化的個體,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特別是他們作為市井小民所自由承載著的往往是遠離了官方政治意識形態的獨特價值取向,就可以看作是一種自然的精神轉向。

汪曾祺說“‘市井小說’沒有史詩,所寫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說’里沒有‘英雄’,寫的都是極其平凡的人”。新時期市井小說展現20世紀以來不同時期人物的生存狀態,也展現了形形色色為生存奔波的普通人生。例如,沒落八旗子弟那五的庸庸碌碌、無所用心、悲喜交雜的人生命運(《那五》);一生忙忙碌碌,辛苦奔勞,在寒冷的深夜給人帶來溫暖的小販朱源達(《小販世家》);為吃而生,為吃而活,以吃為樂,講究吃出美味、吃出學問,無論時世如何變遷,始終堅持著自己的人生情趣和人生追求的美食家朱自冶(《美食家》)等等。

陸文夫認為“文學的主要特征是寫人”,他寫的多是“小巷人物”,這與他的生活經歷有關,他說“我只熟悉一般的工人、農民。干部不超過科長,知識分子最多到講師一級,再加上一些做小買賣的”。他的作品從小人物的現狀出發,從“吃”、“住”等方面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馮驥才也表示“作家最關鍵的是他的視野,視野的關鍵是視角的獨特性,而文學的關鍵是視野的果實——人物”,同時他又強調“在干預生活上,任何政治家和政論家的能力都會超過作家;只有在干預人的靈魂上,作家才顯示別人不能替代的才能和職能”。總之,正是因為有了市井小說家這樣的創作實踐和創作理念,市井小說才真正體現了對個體生存狀態的極大關懷,真正體現了小說“載人”的特性。

三、新時期市井小說文化視角的消解批判意義

新時期市井小說在主題的選擇上超越了政治的束縛,把文化引入文學創作,注重對普通人物個體生存的關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新時期市井小說在題材和主題的選擇上對當時的政治敘事起了消解的作用。小說詳細敘述了各地的市井風俗文化,把文化視角引入小說創作,逐漸把小說從依附于政治的狀態中分離開來,對長期以來文學的泛政治化起了十分重要的消解作用。17年文學和“文學”都從屬于政治,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單調、乏味,致使作品有嚴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只有真正有文化底蘊的作品才能產生無窮的魅力。

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大致認為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等。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對于一個民族的發展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新時期市井小說以富有深情的筆調精致描繪了形形色色的市井風俗,挖掘其中所蘊涵的傳統文化底蘊,極大地豐富了小說的內容和深度。小說不再是政治的傳聲筒,它向讀者傳遞了更多的政治以外的信息,如各地的風土人情、風俗習慣和人們的生活方式等等。文化視角進入小說創作,使小說所表現的內容更廣更寬,更加展現了生活的豐富性。

再有,市井小說在書寫市井風俗文化的背景下,寫普通市民的美好的人情人性,表達對普通市民的樸素關懷,淡化了文學“載道”的功能。市井小說注重對普通市民生存狀態的關注,從物質層面到精神狀態,使文學真正成為“人學”。

在動亂的20世紀的中國,特別是50年代以來,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政治迫害時而發生,人性被壓抑,主要人物在文學作品中也成了特定的符號,都被塑造成為高大的英雄形象。

在新時期市井小說里,作家在寫市井風俗的同時,關注了人的生存、人的命運。例如《小販世家》中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在多少個寒冷的深夜擺攤求生存的小販朱源達;《井》中美麗的女工程師一生自強不息,最后被井邊的閑言碎語淹沒的悲慘命運等等。小說也寫了普通市民的人情人性,例如《那五》中勤勞善良、淳樸的云奶奶和正直憨厚的過大夫;《轆轤把胡同9號》里的郝老太炒了十幾年沒吃著的“麻豆腐”,很熱情地邀請街坊四鄰都來品嘗;《煙壺》中聶小軒指點素昧平生的烏世保畫內畫,極度信任地把家傳手藝傳授給他,還有《如意》中善良正直的石義海等等,這些都顯示了普通人性的美好和善良。

其次,新時期市井風俗小說以其獨特的文化視角,展示了其別具風格的審美取向。它以市井風俗文化為背景,描寫普通人的世俗生活,關注其生存狀態,展現人情人性,與當代前27年的文學形成鮮明對比,表現了文學的新的審美情趣。文學不再局限于政治的范圍內,表現的范圍更為寬廣,向文化、人生等更廣闊的空間發展。

正如馮驥才所言:“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是兩個世界的關系,立體的關系。如果把這兩個世界的關系直線化、單項化,受損害的是文學。曾經一二十年,政治赤裸裸的實用主義和淺薄的功利主義,就這樣嚴重地傷害過文學。不但使文學失去自己的世界,甚至致使文學變為非文學……作家眼中的社會問題有別于政治家眼中的社會問題。因為作家關注的是人。即使作家所注目的社會問題,也是作為社會人的心靈世界的問題。但人的心靈不只具有社會屬性,還有人類的屬性,文化屬性,以及人的本性和個性。”這的確是很精到的總結,既是對以往文學政治化傾向的駁斥,也不啻是對市井小說主題和審美選擇之理由的有力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