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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記憶中的浪漫愛

在中國，現代浪漫愛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改變了中國人對社會政治發展的一般見解，同時也改變了中國人對男女感情的看法。基于三從四德、男婚女嫁的中國傳統男女情愛是以實用主義考慮為基礎的，與其說它注重男女感情的相契相合，不如說它更注重男女在婚姻關系中的道德義務、生活責任。而現代浪漫愛則不是如此，它以男女感情的無限契合為目標，追求愛與欲的雙重高峰體驗，生活責任和道德義務反在其次，有的時候這種愛甚至不以結婚為目標。

傳統中國不講浪漫愛。《詩經》時代基于人類早期質樸情欲而產生的美妙詩歌，滲透著自然主義情欲內容，但這不是浪漫愛，正如，馬林諾夫斯基在研究了南太平洋中的特羅布里恩德島民社會之后所說的："原始社會，巫術是無數信仰和活動的基礎……在所有與愛情有關的事物中，它是至關重要的。"1那些如今看起來非常美妙的詩歌在當時可能是部落民為加強自己的性征服力而創作的巫術咒語，葉舒憲在《〈詩經〉的文化闡釋》2中從"美巫術比喻"、"采摘性巫術"等角度分析，認為《詩經》中愛情詩發源于"情咒"，并非全無道理。封建時代，中國社會更是不存在浪漫愛的土壤，"游園驚春"、"花園相會"不過是文人"金鎊提名時、洞房花燭夜"式世俗幻想的序幕，《金萍梅》寫的是男人的性而不是男女雙方的情，《水滸傳》中只有一種感情那就是男人之間的"義"，而沒有男女之間的"愛"。當然，中國古代社會文人們也不吝嗇于一個"情"字，但是，這情到底是何物呢？晚清作家吳趼人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在《恨海》第一回中，他對"情"字有一個議論：

忠孝大節，無不是從情字生出來的。至于那兒女之情，未免把這個情字看得太輕了。并且有許多小說不是在那里寫作情，是在那里寫魔，寫了魔還要說是在寫情，真是筆端罪過。

由此可見，傳統文人的心中，"情"不過是忠孝大節而已，真正的男女情愛常常是被看成"魔"的。但是五四以后這種情況徹底不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了浪漫愛的時代。郁達夫在《沉淪》中直接喊出了一代五四作家的心聲：

"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能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里生出來的同情！

從同情生出來的愛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五四"作家特別鐘愛愛情題材。《小說月報》18卷8號登載署名郎損的文章《評四五六月的創作》，該文統計當年四五六月小說計120余篇，在題材分野上，"屬于男女戀愛關系的，最多，共得70余篇，"一般社會生活（小市民）生活共約20篇（但是寫到一般社會生活的20篇，實際上依然是將戀愛當做中心），描寫家庭生活的9篇（實際也是在描寫男女關系），這樣戀愛小說占了小說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由此，作者得出結論認為"他們（作家）最感興趣的還是戀愛"。"五四"文學中愛情題材之風靡很好理解。蘇冰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的確脫離了舊的軌道，開辟出一條新的路徑。路徑入口處豎立著路標──浪漫愛"，"新文學的前面20年堪稱是中國的浪漫愛主題的文學的黃金時代。有如此多的作者涉足這個領域，使這個主題文學成為新文學最有影響也最有生命力的幾大主題之一。"3

中國文學史上"五四"作家對愛情的描寫是破天荒的，他們對浪漫熾情的熱衷也是破天荒的，其中的浪漫愛意味不言而諭。胡懷琛《第一次的戀愛》和吳江冷的《半小時的癡》均以調侃的口吻講述理性主義者突然間一見鐘情地陷入對女子的癡迷之中"情感之潮的涌發沖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壩"，嘲諷了理性主義的虛弱，肯定了情感的偉大。對此馮沅君的《旅行》中的一段話很能夠說明：

"可是我們又覺得很驕傲，我們不客氣地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他們那些人不盡是舉止粗野，毫不文雅，其中也有很闊氣的，而他們所以仆仆風塵的目的是要完成他們名利的使命，我們的目的卻是要完成愛的使命。"